陈建宪：元故事的构拟与激活——从民间叙事法则到“好莱坞圣经”|论文
“元故事”是一个揭示民间叙事深层结构的原初模型。19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一直在尝试构拟元故事，其中德国的冯·哈恩（1876）、奥地利的奥托·兰克（1909）、英国的拉格兰（1934）、美国的坎贝尔（1949）提出的故事模型较具代表性。1908丹麦的奥尔里克提出建立“系统的叙事科学”，并归纳出13条口头叙事法则，开始尝试建构民间叙事学理论。1928年俄国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1993年，美国剧作家沃格勒将坎贝尔的“千面英雄”故事模型改造为“英雄之旅”模式，成为好莱坞“业界圣经”。当代中国故事研究语境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大规模口传故事资料的收集已完成，二是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民间故事研究必然会从文化研究转向文学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创造性转化的实践。
王菊：由史俗到经述: 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论文
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演进历史中，民族文化的他者表达和被重构的层出不穷。 “狸猫换太子”是中原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源于宋仁宗认生身母亲，自宋以来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尤其是清代说书人石玉昆将故事情节编入《三侠五义》中以来，得到小说家、曲艺家的青睐，被不断加工和传播。巧的是，在云南彝族毕摩经卷中发现的“仁宗的故事”是其变体之一，但在被流变和彝族毕摩再书写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Simon J.Bronner著，龙晓添译：民俗和民间生活研究中的实践理论|论文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就分别以表演和实践这两个关键词而展开。虽然围绕这两个关键词所构建的研究方向有一些共同关照的概念化民俗事象，但是作为一种表达行为，两者的理论差距显而易见。二者为回应社会变动而兴起于20世纪同一时刻，但演绎和归纳有所不同，表演往往代表事物的单一性（突现性）而实践意味着民间行为的总体性（优先性）。21世纪的研究轨迹的表明，实践理论在民俗学和民间生活研究中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特别是如果这些研究面向日常生活的“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展开。尽管可以共享由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推进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践理论，但民俗学的实践思想集中在根植于重复的、多变的行为和框架性活动中的认知和文化惯例上。
驱疫神话三则
大黑天神（白族） 天上的玉皇，听到耳目神的慌奏，认为大理百姓很坏，便命天神下降，叫天神去散布瘟疫符章，让生灵死亡一半。天神奉旨驾云而下，来在湾桥，看见有个妇人，身背七十多岁的老婆婆，……
罗丹 马翀炜：哈尼族迁徙史的灾害叙事研究 | 论文
哈尼族大量以迁徙为主题的民间口述史记载了哈尼人迁徙进程中所经历的自然和社会灾害。逃避及应对灾害是哈尼先民举族迁徙的重要原因。迁徙过程中对“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共享与互竞的实践活动塑造和影响了传统的哈尼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在“建立——失序——重构”的循环过程中不断完善。哈尼族也因此积累了在不同生态位下获取生存资源和发展空间的经验系统，并形成了以协调族际关系、增强族群内聚力、形塑大致统一的文化样态等为内容的灾害应对经验系统。
陈建宪：“大黑天神”简论 | 论文
云南大理的本主神中有个“大黑天神”，其神格为瘟神。这位神灵来自古印度教的湿婆崇拜。瘟神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体系中都存在，是现实中曾出现过的瘟疫灾难的历史记忆。在云南这个烟瘴之地，历史上瘟疫流行，瘟神信仰在抗击瘟疫的过程中曾发挥巨大作用，帮助人们对抗瘟疫流行所带来的心理焦虑。直到今天，瘟神神话仍有心理安慰、族群凝聚和审美等实用价值。
蔡富莲：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疟责哈姆尼》与彝族对瘟疫的认识|论文
《疟责哈姆尼》 (食猴经) 是凉山彝族毕摩驱咒猴瘟仪式中使用的一本专用经书，内容主要包括引言、召唤并祭祀神灵、报经书名、祈求真理、追溯猴瘟、驱遣绝嗣债、颂毕、神灵会师、掠取猴瘟、围猎猴瘟、击碎猴瘟、斩断猴瘟、封锁猴瘟等章节。猴瘟不仅使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社区)成员、牲畜等全部死亡，甚至连庄稼也颗粒无收。该经书与仪式相结合，形象逼真地展示了一幅通过集体行动和集体力量战胜生命危机的生动画面。
蔡富莲：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疟责哈姆尼》与彝族对瘟疫的认识|论文
《疟责哈姆尼》 (食猴经) 是凉山彝族毕摩驱咒猴瘟仪式中使用的一本专用经书，内容主要包括引言、召唤并祭祀神灵、报经书名、祈求真理、追溯猴瘟、驱遣绝嗣债、颂毕、神灵会师、掠取猴瘟、围猎猴瘟、击碎猴瘟、斩断猴瘟、封锁猴瘟等章节。猴瘟不仅使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社区)成员、牲畜等全部死亡，甚至连庄稼也颗粒无收。该经书与仪式相结合，形象逼真地展示了一幅通过集体行动和集体力量战胜生命危机的生动画面。
蔡富莲：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疟责哈姆尼》与彝族对瘟疫的认识|论文
《疟责哈姆尼》 (食猴经) 是凉山彝族毕摩驱咒猴瘟仪式中使用的一本专用经书，内容主要包括引言、召唤并祭祀神灵、报经书名、祈求真理、追溯猴瘟、驱遣绝嗣债、颂毕、神灵会师、掠取猴瘟、围猎猴瘟、击碎猴瘟、斩断猴瘟、封锁猴瘟等章节。猴瘟不仅使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社区)成员、牲畜等全部死亡，甚至连庄稼也颗粒无收。该经书与仪式相结合，形象逼真地展示了一幅通过集体行动和集体力量战胜生命危机的生动画面。
和颖、李例芬：纳西族的驱瘟疫鬼仪式调查|论文
仪式研究一直是纳西族东巴教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东巴仪式繁多而复杂，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祭神与祭祖、超度、驱鬼。驱瘟疫鬼仪式是驱鬼仪式中较独特的一种。本文在实地调查及采访纳西族祭司——东巴的基础上，对驱瘟疫鬼仪式的过程作详细的描述。
樱井龙彦：关于在环东海地域使用船的“送瘟神”民俗|论文
"送瘟神”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它起源于瘟疫发生的原因无法用医学来解释的年代，人们把瘟神的横行看作是精灵、鬼怪、瘟神等的作为，于是就产生了通过巫术把视为病因的鬼怪和瘟神等送走来消灭瘟疫的习俗。在送走鬼怪和瘟神之际，马和船被假定为鬼怪和瘟神乘坐的工具，所以在施术的时候，把代表瘟神的偶人放在马和船上，运到村边境的河边或海边，让其漂走或把其烧毁。“送瘟神”，虽然也有作为个人的祈祷行为而进行的，但瘟疫的流行关系到共同体的生存，所以一般来说大多作为村落等共同体的仪式而举行。关于此类的瘟疫观与瘟神的咒术，中国、韩国、日本等环东海地城里存在共通点。本文主要例举以中国、韩国的为中心的事例，考察“送瘟船”民俗与东亚稻作文化的关系。
巴莫曲布嫫||以口头传统作为方法：中国史诗学七十年及其实践进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诗研究逐步发展成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学。文章以“机构—学科”为视角，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该领域的知识生产和学术治理为主线，同时结合世纪之交的学术反思、文本观念的革新、理论方法论的拓展，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勾勒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大致轨辙和学科建设的若干相面。而超越对史诗本身的研究，探讨“以口头传统为方法”的学科化发展进程，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深拓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学术空间，也当成为清理中国史诗学70年总体格局及其走向口头诗学的内在理路。
诺布旺丹||《格萨尔》史诗的个体记忆形态及其建构
《格萨尔》个体记忆形态是作为其文本的传承方式或传承载体形式出现的，具有多类型特征。个体记忆在其演述形态上，除了具有史诗集体记忆时代的共享性特征外，还具有集体记忆的重构性特点。《格萨尔》个体记忆的形成始缘起于佛教化，但其产生与远古人类文明（文字社会之前）普遍演进规律相一致，即从集体记忆逐渐过渡到个体记忆时代。之后《格萨尔》记忆形态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都在这样的框架内完成。如果说《格萨尔》集体记忆强调的是大众化的共享性记忆，突出的是情感、伦理及价值观的话，而其个体性记忆则强调的是差异化的记忆，彰显演述者个体的经验、感悟及主体性审美。
斯钦巴图||《阿尔塔希迪王子传》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及其与《尸语故事》《罗摩衍那》的关系
本文对五世班禅罗桑益西所著《阿尔塔希迪王子传》通过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翻译在蒙古族民间以书面和口头方式流传情况作了梳理，探讨了佛经故事以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传播和以民间故事和史诗两种体裁演述时发生的规律性变化。同时认为，《阿尔塔希迪王子传》在故事来源上与藏族《尸语故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根据其与《罗摩衍那》故事的诸多对应，进而认为《阿尔塔希迪王子传》以及作为其来源的藏族《尸语故事》相关篇章均可能受到了《罗摩衍那》的影响。
容本镇：为文学桂军建档立传|论文
何谓“文学桂军”?2007年12月15日，在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日报综合副刊部联合举办的“2007广西文艺论坛暨《文学桂军论》研讨会”上，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杨一：乡愁、土地与女性 壮族作家陶丽群小说作品评析|论文
围绕乡愁、土地与女性三个关键词，以文学地理和文化深描为主要方法论，分析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广西青年作家陶丽群的小说创作。探究她在同代人中罕见的乡土写作如何延续了京派文学沈从文、汪曾祺的手法与风格。在散文化的表达方式之外，基于壮族女作家的身份自觉扎根民族文化、关怀弱势群体，详细描绘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超越单纯的民族志书写。以广西百色壮乡为原点，走向对族群、地域、传统、现代、女性主义等宏大命题的思考。
欧造杰：桂西北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论文
桂西北的小说创作最能体现广西地域文学的特点。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富有地域性的语言，生动描绘了本土的民俗风物，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悲剧性、充满苦难的乡土人物形象，表现出明显的桂西北地域文化色彩，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文化意义。
朱万曙：董永故事的汉、彝说唱文本 | 论文
彝族唱本《董永记》是对汉族流传久远的董永行孝故事的文本转换。从主要情节的相似度审视,彝族唱本转换的汉族母本当是宣统三年(1911)刊刻的《大孝记》;比较两个文本,彝族唱本较之汉族母本在情节和细节上都有不少的丰富;同时,彝族唱本又在地域风物和信仰传说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董永故事的汉、彝唱本的转换,体现了两个民族在尊敬师长、注重女德,特别是孝敬为先等文化观念的趋同性,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共为一体的生动说明。
陈泳超：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论文
一、学术简历 钟敬文生于1903年,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他天然见证着这一世纪的曲折历程;同时,他又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全程“预流”者。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一般公认是1918年北……
陈泳超：靖江《大圣宝卷》的信仰与文学渊源|论文
作为靖江讲经“圣卷”中最著名者之一的《大圣宝卷》，虽然套用了泗州大圣的信仰名头，其实与知识阶层撰写的关于大圣的通行宣教传记并不相同，它更多来源于民间口耳相传的风物传说以及元明以来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其主人公张长生，应该来源于《西游记》中的“小张太子”，也即僧伽大圣之徒弟木叉的变形。而从地方文献上更可以看出，它与南通狼山上宋代以来的大圣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情节也多取材于南通地方至今流传的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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