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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应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当代建构 发布日期:2015-10-10   作者:杨杰宏   点击数:2624   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公众号

 

  2015年9月20日至21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暨2015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隆重举行。本次会议共收到了学术论文186篇,共有15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本次研讨会中,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

  挑战与应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在大会上作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问题”专题报告,对加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的紧迫性,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多重性,口头诗学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新路径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这一专题报告成为本届研讨会热烈讨论的重点,也为研讨会奠定了基调。

  朝戈金认为,随着第三版大百科全书编撰修订工作的启动,如何界定、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边界、概念、对象、范围都是亟待解决的学科问题。如李准,老舍,端木蕻良等作家是放在现当代作家卷,还是放在少数民族文学卷中,一直有争议;跨境民族有着共同文化遗产,其文化边界如何界定?文化身份认同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趋势。在后殖民主义新思潮影响下,对原有的民族文学概念提出了挑战。朝戈金指出必须从理论上高度重视学科建设,深入探索民族文学的深层规律,才能应对这些尖锐的问题。

  朝戈金对民族文学的诗学观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民族文学的诗学观具有整体性,涵盖了古代的,今天的,东方的,西方的,口头的,书面的等几个维度,缺乏任何一个维度,都是片面的。以作家文学理论来欣赏、辨析口头的民间文学是有问题的,对于推动民族文学发展没有多大作用。借鉴中国各民族的文论传统,挖掘民族文学的深层内涵是民族文学研究的必由路径。古典诗学,不全是从书面文学来的,如印藏诗文传统,蒙藏诗文传统,傣族诗文论,彝族诗文论,苗族诗文论等内容,其间讨论了民间叙事传统可变与不变的部分,核心的与可添加的部分,这样一些讨论对诗学会带来冲击力,可以发现文艺理论方面看不到的学术洞见。

  朝戈金从口头诗学的视野对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了比较,作家文学中的读者与作者是分开的,民间文学中创编,演述,流布是同一时空中完成,我说你听,我说完了就完了;作家作品不管刻印了多少本都一模一样,但一个歌手不可能所有的歌曲都是一模一样;作家创作力求新颖,民间故事是讲究传承有序,有来源,有法度的,在限度内变异;从借用别人而言,作家文学为用典、戏仿、改编等,民间文学是聚合、传承、套路,二者的规律不一样;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从来就没有清晰的界限,如我国文学在历史上有吟诵传统,新乐府传统。对这些口头诗学深入思考途径都会产生新的改变。

  视域拓展:新视野、新领域、新观念

  从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总体态势来看,研究视域的拓展、日益增强的学科意识、逐渐拓展的学术眼界、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常态。龚举善认为民族文学视域拓展涉及到新视野、新领域、新观念。新视野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民族身份层面的多民族文学视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大讨论堪称典范;二是文化地理层面的文学空间视野,“中华情怀”与国际眼光是其显着表征;三是切入角度层面的知识视野,该视野带有学科交叉和方法论观照的双重意味。新领域至少包括:少数民族文学谱系的梳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谱系的建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生态文学、非虚构文学的研究等。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观念创新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也在引荐之列。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体系、反理性、反决定论、反本质论的倡导以及关于文本和符号具有无限多样阐释空间的观点, 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在内的我国年轻一代产生了深刻影响。

  罗漫提出了“民族文学”的新定义:“民族文学,即表现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历史、性情与想象的文学及其理论与批评。”当作者中心的惯性表述转换为民族主题亦即作品中心的新型表述之后,定义的边界得以开放与扩展。倘若学术界能够尝试以作品为中心,必将重组并展示出以民族为主题的民族文学的全貌与更多特性。 民族文学史的撰述也将融贯着国内多民族视野甚至国际民族视野。

  王锋认为当下的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落后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边缘化危机。为了解决学科基础理论薄弱与人才断裂的问题,需要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加强智库建设及研究团队建设,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造平台,从而全面推进中国少数民族的学科建设。

  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正是建立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客观实践基础之上的。这种实践,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历史;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三是中华多民族文学交融互动,共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以此为出发点,李晓峰认为当下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以多民族文学观为核心,建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整体架构;重新界定文学的概念和范畴,建立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并重的整体文学观;将各民族传统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纳入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评价体系之中进行考量和整合,进而建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多元评价体系;以各民族文学多元发展历史为复线的既交叉重叠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时间结构。

  对话与融合:跨文化比较研究与书写

  跨文化比较研究与书写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常谈常新的问题。“跨文化”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将研究视野置放于广阔的跨民族、跨语际,乃至跨国际的文化座标中,成为比较诗学的核心内容。

  近年来,很多学者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研究民族民间文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就是他对国内外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成果。林忠亮认为该成果有纵向的历史比较,也有横向的平行研究;在比较中有以同中之异为主。也有以异中之同为先;有微观的一个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也有宏观超越国界的若干故事比较提出有关论题。研究中把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结合,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结合,国内国外的比较结合,灵活而有机地运用多种比较方法,拓展了比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而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科研成果。通过比较研究,探寻到《一千零一夜》中的好些故事与中国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白族及中国古籍中的故事相同的原因,是共同吸收印度故事和阿拉伯故事传入中国等主要原因外,还有中国故事传入阿拉伯的重要原因,这是目前尚无人涉猎的问题。

  另外,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中,多民族文学交流源远流长,新时期以来更是发展迅速。跨文化、跨语境书写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一个经久不衰的现象。吴新锋认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中的“同一”性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跨语际创作上。艾克拜尔•米吉提是当代哈萨克族双语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是在哈萨克草原文化与汉文化双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双语创作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直接产物。

  阿库乌雾既是彝族知名诗人,同时也是知名学者,他们同样跨语际创作。阿库乌雾在小组发言中强调了毕摩经籍文学的重要社会价值以及对当代诗歌的影响,自己创作的两本诗集也都是受了毕摩经籍文学的影响。近年来他的跨文化写作还拓展到欧美文化领域,他不仅用彝语书写印第安文化,其作品在英语世界多有译本,他说:“我用母语跟世界对话。”

  中国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是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同步的,现代性的时代语境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中民族性的表达。何圣伦梳理了这一身份变化的历史过程:从启蒙主义写作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文化暗示,到革命文学写作时代的民族性符号标记,到后现代思潮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与拒斥,作家在创作中都会应时代的变化而选择自己的创作身份和表达自己的民族立场。

  借鉴与创新:建立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跨学科研究成为本次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美学、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的传统跨学科研究范式得到延续的同时,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出后来居上趋势。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论概念较为突出,诸如记忆、族群、身份、建构、表述、书写、民族志等概念名词在民族文学论文中比比皆是,这些外来理论及概念对于来探讨民族文学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揭示深层的少数民族文学多样性特点具有“利器”之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跨学科研究存在着不良倾向,首先是浅尝辄止,套用一些其它学科的理论框架来包装民族文学材料,成为这些学科的提供材料者,由此加剧了自身学科边缘化危机;其次是回避中国的、当下的学科建设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朝戈金指出,那些总结分析西方文艺作品的理论是否适合研究中国本土文学,用好了没有,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李晓峰也强调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重叠的特征、母语文学、双语写作等多语种的特征,对传统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提出了挑战,也为建立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提供了多样而鲜活的案例。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当代建构,刘大先认为国家性和当代性是其突出特征。在他看来,这种宽容包容的现代文化心态,不仅不是对“多元一体”文化生态的拒绝,而且恰恰是对它的补足、完善和发展。他同时强调,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创建,自始至终都以民族团结、和谐相处、共同繁荣为核心话语诉求。

  朝戈金在报告总结中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是个学术富矿,有太多可以作深入研究的东西。我们很幸运,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充满了可能性的领域。当下的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正处于一个形成与转换的过程中。从事民族文学的学者只要多掌握一些理论方法,把学术眼光训练得敏锐一些,就可以写出充满了思想原创性的成果。

  (作者简介:杨杰宏,纳西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