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学术交流已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以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关联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具体研究机构、特定研究人员访学的经历,一方面可以增进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认识,为学科发展和思想史研究提供相关素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廓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为学科的知识生产与中国人文学术的整体推进积累经验。

　　关键词：哈佛燕京学社;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口头诗学;范式转换

　　作为一家独立的学术机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以下简称“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文化研究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曾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这一段学术史,学界已有张寄谦、陶飞亚、梁元生、张凤、陈滔娜、魏泉、樊书华、刘玲等进行过讨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国内学人对哈佛燕京学社基本情况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其中,以学者为中心考察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推动作用,是上述研究所采取的共同立场。但是,这种以学者为主线的学术史梳理,可能还需要结合学术思想、学术潮流的转换和嬗变来进行分析。

　　正如罗志田所言,我们应该将学术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分析思想产生的具体过程,同时把学术思想放在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相似的研究思路,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相关学者,如何具体而微地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访学契机,将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以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引入中国的过程。

　　一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得益于美国著名铝业大王及发明家霍尔(Charles M.Hall)的遗产基金。不过,设立燕京学社最初其实并不属于“霍尔遗嘱”的资助范围。该遗嘱规定,遗产的三分之一必须用于资助“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教育事业,其中并未提及资助中国乃至中国研究。但是,遗嘱却提及,资金应主要用于上述地区“美国或英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教会大学应在遗产资助的范围内。因此,遗嘱公布后,中国当时的六所教会大学都获得了资助。在得悉霍尔遗产基金的消息后,哈佛商学院院长董纳姆(W.B.Donham)也提出申请,但因其超出遗产资助范围,该申请未获受理。不过,当时霍尔遗嘱规定的遗产委托人美国铝业公司总裁戴维斯(Arthur V.Davis)和克利夫兰律师詹逊(Homer H.Johnson)对遗产拥有最终决定权。而董纳姆与詹逊又有私交,因此哈佛的申请并未被真正拒绝。后经戴维斯和詹逊指点,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进行合作,拟定建立一个联合两个大学名字的新机构。1925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成立“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HarvardPeki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机构名中的“Peking”取自当时燕京大学的英文名“PekingUniversity”,后来燕京大学的英文名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学社也随之改为现在广为人知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当时两校签订的协议规定,哈佛与燕京大学及其他机构展开合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出版、教育等提供支持,优先考虑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及宗教的研究,其共同目的是激发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兴趣,鼓励以“近代批评手段”研究中国问题。1928年1月,哈佛燕京学社正式在美国麻省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同时在燕京大学设立北平办事处,作为其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和联络处。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学术资助的模式,采取哈佛燕京学社接受研究生申请,依照位于北京的燕京研究院制定标准加以审核的做法。录取后由学社提供奖学金,包括学费、食宿、杂费等各项支出。若研究生成绩特别优异,则可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也是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资助体系的最初蓝本。

　　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之间的合作,实为霍尔基金委托人的变通之举,意在使哈佛大学从基金的资助中获益。而选择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合作主题,亦与基金委托人当时所受的传教士影响,以及美国全球视野的提升等个人与时代因素相关。此外,当时中美大学之间的学科设置差异极大,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只有在中国文化这一话题上才有进一步展开合作与对话的可能性。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说,当时其汉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法国,非常希望通过与燕京大学的合作提高其研究水平。因此,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原拟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出任,他婉拒后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担任该职。

　　1934—1956年,哈佛燕京学社在叶理绥的领导下,迎来其机构发展的创始阶段。叶理绥汉学修养深厚,能阅读汉语古籍文献,又融通法语、日语、德语、英语,任期长达22年,为迄今在任时间最长的社长。其任内倡导并建立了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出任首届系主任。1950年代末期哈佛大学接管之前,该系经费一直由哈佛燕京学社供给。此外,叶理绥还于1935年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专论系列丛书,出版与东亚人文、历史、文学、宗教有关的专著。1950年之后,学社开始印发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系列丛书,以论文集的方式发表有关亚洲研究的专业论文。1972年,远东语言系正式更名为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首任系主任。加上1928年学社创立之初建立的哈佛汉和图书馆(1965年更名为燕京图书馆,并于1976年归入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管理、资助、出版、教学、资料等多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已具基本形态。

　　叶理绥之后,哈佛燕京学社历经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裴泽(John Pelzel)、克雷格(Albert Craig)、韩南(Patrick Hanan)、杜维明(Tu Weiming)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领导,逐步奠定其在东西文化与学术交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哈佛燕京学社已支持一千多名亚洲地区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并有超过三百名的博士研究生接受过资助。目前,该学社在亚洲范围内的合作机构有五十多家,中国范围内共有二十六家机构名列其中。

　　二

　　哈佛燕京学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接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来看,其近代国学教育和研究明显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和推动,一批既有传统文化修养又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完成了在新教育体制下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例如,洪业(William Hung)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主张以现代学术规范培养学生、尝试设立学位制度的举措,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例强证。学者方面,后来在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佛学、语言学等学科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批关键人物,如陈荣捷、林耀华、齐思和、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杨联陞、邓嗣禹、郑德坤、陈观胜等,也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赴美求学。这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所引入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为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后世学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峰。

　　在美国,成长于欧洲汉学传统的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在任期间按照欧洲汉学的模板创立了哈佛远东系:一方面不断邀请中国和法国的汉学家前来哈佛讲学、访问,将其打造为在美的中国研究重镇;另一方面,选派美国学生赴中国交流深造,并由此培养出美国汉学研究的第一代中坚力量。到了第二代社长赖世和上任时,哈佛的东亚研究已有长足发展并颇具规模,在这一领域内部也有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赖世和是美国培养的第一代东方学家,他也标志着美国依赖外籍学者研究东方学的历史已经过去。此后,随着1950年代后期美国内部对于中国古代研究兴趣的减退以及对于新中国的关注,在费正清等学者的推动下,19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已基本成形。有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传统已为美国学术新兴潮流所取代。

　　因为历史原因,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在20世纪50—80年代中断,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项目也随之停滞。80年代以后,哈佛燕京学社重新开始在中国招收学生,并在其合作机构之中选拨访问学者。当时,中美学术交流主要是一种单向的流动过程,即中国学者赴美学习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已经逐渐从原来的单向流动转为双向互动。中国学者不仅向美国同行学习先进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并从美国学术界获取最新的理论动向,同时也将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逆向输向美国。

　　哈佛燕京学社的遴选制度是确保中美学术交流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项目采用单位推荐的方式进行遴选,不接受个人提出的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在教学、科研及出版等方面居于领先水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这其实沿袭了燕京大学时期国学研究所设立标准、学社负责选拔的先例,但是在遴选的标准和可操作性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改为由研究和教学资质较高机构负责举荐。这种做法首先确保了申请者的研究水平和基本层次,接着还有竞争性更强的统一选拔。申请者在学科上没有限制,凡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均可,不过申请课题的内容必须具有原创性。申请者在年龄上一般没有硬性规定,但出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前景的考虑,在同等条件下往往年轻人更有优势。

　　哈佛燕京学社对于中美学术交流的支持,原来主要以访问学者和访问博士研究生这两个核心项目为主,分别创立于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现在,随着学社支持的范围从中国研究扩展为亚洲研究,其资助体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地区发展高级培训项目”(Advanced Training Programs for Field Development)、“中国-印度研究项目”(China-India Studies Program)、“协作研究项目”(Coordinate Research Program)、“哈佛燕京与地区研究—东亚研究硕士生培养项目”(HYI and Regional Studies—East Ssia A.M.Fellowship Program)、“联合项目”(Associate Program)、“哈佛燕京图书馆研究资助”(HarvardYenching Library Research Grant)等新计划。

　　三

　　截止201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共有78人(含访问学者、访问博士生及其他)获得过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在学科分布上,这些学者(含访问博士生及其他)以历史、文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国际关系、民俗学等领域为主,分别来自于中国社科院下属的31个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规模较小,与其他动辄一二百人的大所相比,其固定的人员岗位配置长期维持在五十人以下。但是,民文所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等领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此外,近年来该所的口头传统和民俗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截止2017年,民文所共有7名学者接受过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孟慧英(1991—1992),尹虎彬(1994—1995),朝戈金(1995—1996),谢继胜(1998—1999),巴莫曲布嫫(2000—2002),吴晓东(2003—2004),朱刚(2016—2017)。仅就入选比率而言,民文所与中国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相比并不低,或者还略高。这个现象可能有一定深意。首先,民文所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的选拨中更受青睐,当与这些学者的少数民族身分或者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研究计划有一定关系。但是,哈佛燕京学社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并不仅仅源于西方人对于异文化的热忱。这一点,或可从哈佛燕京学社早期对华中大学的资助上看出端倪。1938年7月,华中大学西迁,本来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了长江中下游历史文化研究的计划,因为不可抗战被迫改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学社获悉此消息后,立即追加拨款支持新计划。1939年,华中大学辗转至云南大理喜洲镇,中文系便展开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研究。其中,傅懋勣以西南地区的方言为研究对象,向学社提交了中国方言研究报告并受到好评。此外,中文系游国恩、包鹭宾等人对滇西历史、文化、语言的研究,包括他们向学社提交的各种论文,也得到美国汉学家的重视,并且在某些话题上还有进一步交流。正是因为华中大学中文系学者的科研成果,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有了了解,反过来也推动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发展。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早在叶理绥时期便进入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也不会简单停留在“猎奇”的层面。

　　第二方面的考察需要借助肖凤霞(Helen Siu)所说的“历史在民族志现实中的呈现”的思路,在现实的考察中反观历史。这要从2017年3月22日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举办主题为“亚洲研究在亚洲”(Asian Studies in Asia)年度圆桌会议说起。当时汪晖提及一个现在看起来饶有兴味的话题。在本世纪初期,他曾担任一项美国资助亚洲研究的课题评审,审核国内的申请项目。申请人来自北京、上海、广西、云南、四川等地,但评审团队似乎更倾向于以少数民族文化为内容的申请。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国内并未就亚洲研究这一相对宽泛的话题达成共识,但是在日本研究、中东研究、南亚研究等以地理区域为划分依据的方向上已有所发展。因此,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学者所提出的以当地少数民族为研究内容的课题申请,因这些省份所分布的少数民族与境外族群有所重合或联系,自然就被视作与课题招标的亚洲研究主旨相契合。原因之二在于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内容的课题申请,相较北京、上海等省份申请者所提交的以中国历史或中国研究为题的研究计划,内容上更加具体,更有利于展示一种以本土的视角呈现亚洲风貌的学术取向。上述细节或许表明一个现象,即在亚洲国家内部的多元性已被学界广泛认可并被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内部多元性的认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进一步成为一种思维范式。因此,从历史与现实互动的视野来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考量中,不仅与其汉学研究的历史一脉相承;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项目可实现其推动亚洲人文研究的基本主旨。同时,以本土视角呈现亚洲文化的民族志方法,也从根本上契合了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主题。

　　此外,从机构和学科的角度看,民文所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选拔中屡获青睐还与该所自建所以来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有很大关系。自其1980年代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及研究一直是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方向。少数民族史诗的抢救和保护,先后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九五”“十五”“十一五”的重点项目,而“中国史诗学”也先后成为所、院两级规划的重点学科建设目标。虽然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可以追溯至18世纪,但只是到了19-20世纪,在尼尔(David Neel)、石泰安(R.A.Stein)等学者的推动下,作为东方学分支的中国史诗才被更多国外学者所注意。中国内部大规模史诗搜集和整理工作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到80年代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在资料和研究方面均有建树的著作。这一时期,民文所的若干学者代表了该学科发展的整体水平,例如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研究、郎樱的《玛纳斯》研究、降边嘉措和杨恩洪的《格萨尔》研究,以及刘亚虎的南方创世史诗研究等。老一代的史诗研究者为民文所在海内外赢得广泛的学术声誉,同时也为后续的学术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正是在早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民文所的第二代史诗学者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访学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力,逐步推动了史诗研究向口头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范式转换,多与西学东渐、外来学说的引入密切相关,例如历史学领域现代科学方法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民俗学三大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及演述理论)的译介活动,也成为推动国内主流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外因。其中,正是肇始于哈佛大学的“口头程式理论”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从书面研究走向口头研究的范式转移。1990—1998年《民族文学研究》刊载了数篇引介口头程式理论及其应用案例的文章或译文,成为国内口头程式理论之滥觞。上述成果引发的燎原之势,在2000年之后更以专刊和译著的形式,全面走向体系化的引介活动。以上述理论动向为先导,民文所代表性学者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人引领的学术团队,在中外学术交流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

　　四

　　口头程式理论进入中国促成了史诗研究的转型。如果我们寻绎这场学术转型中“具有某种风向标”意义的事件或标志,那么以蒙古史诗歌手冉皮勒为核心的个案研究,在桥接两代学者之间学术转型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学术史意义上从书面走向口头的范式转换。具言之,冉皮勒的口头诗学句法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而围绕该个案所展开的学术批评、反思和学者之间的代际对话,也推动了我国史诗研究方法论的转向。其中,启迪学者针对冉皮勒的口头演述进行民族志研究和程式句法分析的理论源头,与民文所学者从哈佛大学带回来的解析模型———口头程式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相关文献看,民文所学者对口头程式理论的了解,最初源于朝戈金早年与德国史诗学者卡尔·赖希尔的交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位目前在国际史诗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曾一同在新疆对柯尔克孜族的口头史诗进行调查。朝戈金在口头史诗研究方法上受到赖希尔的影响,并从他那里了解到国际史诗学研究的若干新动向,其中就包括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学说,Parry-Lord theory)。从学术史往上追溯,口头程式理论产生的重要内因是西方古典学传统中古老的“荷马问题”,即上溯至亚历山大时期便众说纷纭的关于荷马史诗作者的身分问题。18世纪至20世纪的荷马史诗研究,主要也是接续并延伸了以“荷马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讨论,其中又以“分辨派”(Analysts,即“荷马多人说”)与“统一派”(Unitarians,即“荷马一人说”)之间的分野,以及后来超越两派争辩的“帕里-洛德”学说(口头理论)为其学术史上的高光时刻。其次,帕里提出的口头程式问题,又引申出20世纪下半叶另一场重要的学术讨论,这就是“口头性”(orality)和“书面性”(literacy)之间的关系问题。该问题引发了西方知识界超过半个世纪的大论战,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被卷入。其中,在1962-1963年间,四种不同的学术话语,即麦克鲁汉(M.McLuhan)的《古腾堡星系》、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古迪(Jack Goody)和瓦特(Ian Watt)的《书写的成果》,以及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的《柏拉图导言》,共同将口头文化推至当时的学术前沿。

　　翁(Walter Ong)曾指出,意识到口头性与书面性之间差异的最伟大的觉醒,并未发生于语言学界,而是文学研究的圈子。口头程式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帕里(Milman Parry)于1928年提交的博士论文《荷马中的传统特性修饰语》(L’Epithete traditionelle dans Homere),便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讨论口头性与书面性问题的奠基之作。需要指出的是,帕里关于荷马语言的见解起初并未在美国获得过多关注。后来,帕里赴法国随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学习,其他学者关于口头性与书面性问题的深入见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46-1947年间,帕里的学术观点逐渐被其他学者了解,他的论文也得到了其他许多文章的支持。在《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之后,帕里其人、其说才在哈佛大学得到重视和认可。在此基础上,帕里的学生洛德(Albert Lord)进一步通过巴尔干半岛的田野作业,延伸和发展了帕里的荷马史诗的口头创作理论。洛德于1960年出版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圣经”——《故事的歌手》一书,这也被学界视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出生证”。

　　作为口头程式理论诞生地的哈佛大学,既是美国大学的开山鼻祖,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誉为美国民俗学的摇篮。如果以帕里为核心加以考察,哈佛大学的口头诗歌研究传统由蔡尔德(Francis Child)为领衔的第一代学者;基特里奇(Georgy Kittredge)当为第二代学者;帕里之后(第三代学者),弟子洛德即为第四代学者;再往后,洛德的学生纳吉(Gregory Nagy)和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为五代学者;目前,第六代学者以埃尔默(David Elmer)为中青年学者之代表。从中可以看出,哈佛学派的口头传统研究既有来龙又有去脉,是一个积淀深厚、传承明确的“活形态”学术传统。其中,洛德无疑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在方法论上继承并拓展了帕里关于口头程式及其比较研究的理念,同时也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业绩。洛德之后,其学术思想的继承人纳吉和弗里(John Foley),成为中国口头传统研究接续哈佛传统的重要中介。在某种意义上,借助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与纳吉和弗里的结缘和互动,可视为口头程式理论传播至中国之关键事件。

　　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萌芽、引介、应用和发展四个主要阶段。限于主题,本文主要讨论前两个阶段。在萌芽阶段,朝戈金与赖希尔的合作与互动是主要的动因。此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需要提及,即朝戈金参加1995年第三届“民俗学者组织暑期学校”(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在民俗学领域,这是一个负有盛名的专门性研修项目,每两年在北欧民俗学重镇芬兰境内举办一次。1995届暑校的讲师可谓众星云集,集结了当代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深孚众望的学者如杭柯(Lauri Honko)、鲍曼(Richard Bauman)、弗里、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等。朝戈金参加了由弗里和哈维拉赫提(Lauri Harvilahti)主持的史诗工作坊,集中讨论国际史诗理论的理论动向,特别是口头程式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理论的学术史、概念演进、优长及局限等内容。这恐怕是中国学者参与口头传统研究的国际专业培训之先例。但是,朝戈金芬兰之行最大的收获,可能还不在对口头程式理论更加直观和体系化的认知,而是通过为期三周的深度讨论,与当时国际口头传统研究领军人物———弗里建立起来的学术联系。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交往,此后中美两国同一研究领域的两个学术机构之间,逐步形成了对等合作的学术伙伴关系,并在很多话题上生长出了持久而有效的学术对话。

　　此前,民文所的另一位学者尹虎彬于1994年入选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赴哈佛大学访学,开启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初步译介工作。尹虎彬向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的研究计划,以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的萨满教和口头传统研究为主要内容,旨在解决萨满教与东北少数民族口头叙事起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口头叙事在情节、母题、类型上的异同。尹虎彬的研究对象为满-通古斯民族的神话和故事,即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活形态口头传统。这正好与哈佛大学的口头传统研究高度相关,而哈佛大学古典学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纳吉开设的几门课程自然也引起了他的兴趣。通过旁听纳吉的课程,尹虎彬对于口头程式理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也初步产生了翻译《故事的歌手》这部号称口头理论“圣经”的作品。尹虎彬之后,朝戈金也于次年即1996年成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两位学者虽然先后赶赴波士顿,但在哈佛访学的时光有短暂交叠;加之同为民文所研究人员且学术旨趣相近,自然会有更多学术上的交流和共鸣。当时国内的民族文学研究仍为书面文学概念所统摄。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受旧的研究范式影响,文学一直被视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两位学者有感于内容研究的不足之处,也就对口头程式理论的形式研究方法有了更多理论上的期许。就这样,在共同盘桓哈佛的岁月中,在波士顿“萨村”朝戈金的住所里,二人以当地产的威士忌举念,立志要将口头程式理论引入中国。

　　此后,尹虎彬开始筹备翻译《故事的歌手》一书。纳吉对于该想法十分赞同,在尹虎彬结束访学返回中国的几年后,还特意将新出版的《故事的歌手》(第二版)邮寄至中国,供其使用。与此同时,朝戈金也开始着手翻译弗里的口头理论学术史《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一书。当时朝戈金提交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计划为蒙古史诗研究和一般史诗理论研究,他的访学目标比较明确:研读资料和翻译作品。因此,他一方面跟随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科斯莫(Nicola Di Cosmo)等人进行学习和交流,另一方面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精读和翻译经典著作的工作之中。朝戈金的计划是,选择口头程式理论一两本重要的代表作,翻译并引入中国学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正是该计划的成果之一。留美期间,朝戈金与弗里有过两个阶段深入的交流。其一是弗里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做资料研究期间,两人曾在哈佛大学的教员俱乐部(Faculty Club)有过数次长谈;其二是朝戈金应邀赴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访问,两人深入讨论了《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一书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此外,在互联网技术的助力下,二人经由频密的电子邮件往来,也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在朝戈金结束哈佛访学之后,弗里于1997年来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朝戈金和尹虎彬回国之后,分别于1997年和2000年投入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门下。1998年,巴莫曲布嫫成为钟敬文的及门弟子,并于2000—2002年之间,被哈佛燕京学社选为访问博士生,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三人之中,巴莫曲布嫫在美国学习的时间最长,也是唯一具有哈佛大学学生身分的学者,其导师正是洛德的弟子纳吉。共处同一研究机构(民文所),又共入同一导师(钟敬文)门下,巴莫曲布嫫自然十分了解前述两位学者所重视的新学说,她向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的研究计划也已明确指向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学习。其研究计划名为“彝族史诗传统的民俗学视角:口头性与书面性之间的厚语料”,主要从自己沉浸多年的彝族经籍文学和口头史诗田野作业出发,结合国外相关民俗学、口头传统研究方法,讨论彝族口头史诗传统中的仪式化与文本化问题。相比前两位学者,巴莫曲布嫫的研究计划已经明确指出了其个案研究与哈佛大学口头诗学传统即口头程式理论的关联,并兼顾了哈佛大学“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的比较研究价值,同时还将学术视野扩及当代美国民俗学的其他两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范式:演述理论和民族志诗学。因此,其研究计划中,采用以演述为中心考察彝族口头史诗的类型和故事范型,以及使用民俗学方法阐释彝族口头叙事的理论探索,或许已经预示着口头程式理论引入中国后,应用于口头史诗传统研究的巨大潜力。此外,由于得到了纳吉教授的亲自指导,巴莫曲布嫫对其在口头程式理论上的拓展领会尤为深切。纳吉在帕里和洛德提出的口头史诗创编中的“创编”(composition)、“演述”(performance)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了“流布”(diffusion)的维度。他指出,荷马史诗确是在演述中得以创作的,但荷马史诗的演述传统对其文本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文本形态的演进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可能性和形态。纳吉曾列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门下,研习历史语言学和印欧比较语言学。而巴莫曲布嫫在硕士阶段在国内语言学泰斗马学良先生处所接受的语言学训练,自然也使得她在理解和翻译纳吉的学术思想上,能够融通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表述差异,较为精准地传达纳吉对帕里和洛德开创的口头理论诸学说的发展。

　　在上述民文所学者的推动下,口头程式理论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思想,逐渐通过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工作被引入中国学界。回顾学术史,民文所相关学者访学哈佛的经历,直接推动了《故事的歌手》《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荷马诸问题》三部译著,以及数量庞大的引介性文章和专业论文在中国的面世。根据郭翠潇的统计,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分别以27篇、24篇、10篇文章,成为口头程式理论译介和应用的核心学者。如果从1990年朝戈金的译文算起,截止2015年,中国知网上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的相关文章已达693篇。

　　在上述学者开辟的良好局面下,民文所学者继续在哈佛大学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其中,吴晓东于2003-2004年成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以苗族活形态神话研究为主题。因为前面几位学者已在口头诗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吴晓东转而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另辟蹊径,阐释分析了中国传统神话和少数民族活态神话的生成机制。其实,从认知角度研究口头传统,也可视作口头程式理论模型的一种延伸,进而成为口头诗学研究的基本面相之一。回国之后,吴晓东发表了《神话研究的认知视角》《盘古神话:开天辟地还是三皇起源》《蝴蝶与蚩尤——苗族神话的新构建及反思》等与上述主题相关的文章,其中《史诗范畴与南方史诗的非典型性》一文与其他民文所学者的学术思考展开了更直接的对话。2016-2017年,朱刚成为现社长裴宜理上任后首位赴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年轻学者。在硕士阶段,朱刚已尝试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核心概念“演述中的创编”对白族民歌即白曲的传承机制加以研究。裴宜理上任后对哈佛燕京学社的访学项目进行了改革,每位入选的学者和博士生都会指定一位哈佛的老师进行指导,建立正式的学术关系。借助这样的新体制,朱刚也与纳吉建立了“学生—导师”的工作关系。纳吉曾经讨论并演证了荷马史诗文本的演进模型,对荷马史诗在泛雅典娜赛会中“接力”(rely)式的史诗演述传统、雅典节日传统与诗歌传统以及柏拉图的相关“证言”等问题及其相互关联做过深入讨论。朱刚从“交流的诗学”(the poetics of communication)这一角度对白族石宝山歌会进行考察的研究计划,引起了纳吉的关注;他认为该个案具有与古希腊诗人萨福(Sappho)及其背后的诗歌传统进一步比较的潜在空间。此外,民文所的李斯颖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作为访问学者于2012-2013年赴哈佛大学古典学系随埃尔默学习,并将壮族史诗研究的相关成果介绍给了美国同行。至此,前辈学者在哈佛大学口头诗学传统与中国口头传统研究之间发展起来的学术联系,也在逐步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学术共同体内部学者之间的代际传承。

　　余 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口头程式理论的译介活动所引发的中国史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世界范围内、由哈佛学者开启的关于口头性与书面性的思想论战具有内在的联系,也或可视作其在理论上的延伸及影响。其次,口头程式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给其他学科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促使古典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针对既有的文本乃至文学概念本身展开了世界性的反思,部分揭示了“人类在漫长文明演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口头艺术奥秘的谜底”,为人类文化的基本问题给出了特定学科的解答。同样,口头程式理论所带来的中国史诗研究的范式转换,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等相关学科的范式转换。

　　虽然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有一点仍需明确,即上述学者对于口头诗学研究方法的译介和引进,不单是一种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继承,更体现了在西方思潮影响下,我国学者在既有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和田野作业基础上,通过充分的学术反思所形成的本土实践和学术自觉。例如,朝戈金对史诗句法分析模型的创用,以及对既有文本之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尹虎彬利用口头传统方法,重新审视古代经典并加以全新的解读和阐释,同时利用古典学的方法和成就反观活形态口头传统演述的学术史意义;巴莫曲布嫫反思民间文学文本制作中的“格式化”问题及其弊端,进而提出田野研究中“五个在场”的学术预设和田野研究操作框架。在他们的推动下,我国相关学术领域以书面诗学规则观照口头创作或具有口头属性之文本的固有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全新的矫正。或许,在最小的意义上看,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领域,将活态口头史诗如“玛纳斯”“格萨(斯)尔”“江格尔”等同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看法,已显得不合时宜。在上述学者的推动下,将口头传统当做一种动态的民俗事象,或者更进一步视作人类的言语行为、表达文化、叙事传统的学术理路,已逐渐在中国学界取得广泛共识。

　　此外,口头传统学术思想在中国引发的影响或后果,是从其核心阵地即哈佛大学,通过哈佛燕京学社的访学项目,以中外学者之间“手递手”式的传承,经过团队合作、精心策划、渐次深进等复杂的过程才逐渐形成。具体说,民文所学者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所得之口头程式理论的真传,基础是民文所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实践,契机是哈佛燕京学社的访学项目,中介是洛德的亲传弟子纳吉、弗里等先行者。在上述意义上,或许他们的引介已经超越了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范畴,而是一种学科发展的经验,其中集合了对于学术共同体、通识教育、人文传统、学科建设等制约现代学术发展之重要因素的深度反思。

　　口头传统与口头诗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虽然以上述民文所的学者为先导,但其并不是前后相继的单兵作战行为,而是具有良好互动与协作精神的学术团体的整体推进。其一,民文所的学术团队始终以学术共同体的姿态协同运作、共同筹划并衔接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相关的各个环节。其二,以钟敬文为精神领袖的中国民俗学传统的凝聚力,以及钟门弟子在目标统一且分工明确的学科布局中所表现出的学术能力。基于上述原因,该理论被引入中国并加以创造性地应用之后,其影响力业已超出民俗学范畴,影响旁及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成为当下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颇具理论张力的话题。

　　

　　朱刚，男，白族，1980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博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现为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师；历任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洛德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等。研究领域包括民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口头传统、民族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