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长篇历史巨着《瞻对》在文体上极力超越自我，以“非虚构”为艺术追求，是新世纪“非虚构文学”中的力作。“非虚构文学”并不是新生事物，此前的报告文学与新闻特写都有着“非虚构”特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也是古已有之，在中西文学史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比如中国文学叙事中影响深远的“史传”传统即包含着丰富的非虚构特质，而西方文学中作为叙事文学源头的“史诗”也具有较强的非虚构取向。近年来，随着《人民文学》《天涯》《广州文艺》《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杂志报刊陆续开办“非虚构”类作品专栏，以及《人民文学》杂志的“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项目征集活动的展开，中国文坛又涌现出“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潮流，一批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开始走入大众视野，如梁鸿的“梁庄系列”、李娟的“羊道系列”、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乔叶的《拆楼记》与《盖楼记》、阿来的《瞻对：二百年康巴传奇》（以下简称《瞻对》）等等，这些作品使得非虚构写作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一股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

与众多“非虚构”作品胶着于当下现实不同，阿来的《瞻对》转向历史的摹写，将“非虚构”文学的表现场域由现实推向了历史深处，以此“拓宽‘非虚构’写作空间”。这部以瞻对二百余年的历史为核心内容的“非虚构”作品，在历史叙事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据史以书，以小历史写大历史，注重精神实录、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有机结合等等，充分体现了“非虚构”文学的特征和应有的文学价值。

一、据史以书的历史

“据史以书”是大多数史书或历史小说描述历史的重要方式。以“非虚构”为追求的《瞻对》在叙述历史时也体现出了“据史以书”的特征。这部作品所着眼的历史是清政府七次对瞻对用兵的始末以及民国年间川藏双方对此地的归属权的争夺，是瞻对二百多年来的一段历史。与那种“在现场”、体验式的非虚构写作不同，《瞻对》是回望历史的“非虚构”写作，因为无法亲历年代久远的历史，作者“复现”历史的最好方式便是“据史以书”。而从史实到文学，有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历史通常有三种类型：原生态历史（无法重现和客观记忆的历史事实）、遗留态历史（保留至今的古器物等等）、叙述态历史（历史典籍），涉笔历史的作家一般都会通过叙述态历史进行文学上的再创造。阿来就是以丰富的历史典籍资料所凝结而成的“叙述态历史”为主要依据，来创作《瞻对》的。

在《瞻对》中，作者“据史以书”所依据的典籍材料种类繁多，有正史、野史、地方志、富有历史人文内涵的游记、记录在案的口头传说等等，这些典籍资料出自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身份国籍的人之手。其中有清朝年间的《清实录》《清代藏事辑要》《西藏纪游》《清季外交史料》，有民国年间的《瞻化县视察报告》《西藏志》，有建国后新修县志《新龙县志》，甘孜州政协所编《甘孜州文史资料》，以及《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西藏文史资料选辑》《霍尔章谷土司史》；此外，还有台湾学者冯明珠所着《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以及外国人如英国人荣赫鹏所着《印度与西藏》，意大利人毕达克所着《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日本人山口县君所着《西藏通览》等等。在讲述瞻对的历史和重大战事时，作者常常将众多典籍资料交错运用，多管齐下，不仅使得历史事实“有案可稽”，凸显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权威性，而且对事物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观照，将原本孤立的史实记载整合起来，使历史的状貌得到更为立体客观的呈现。读者由此看到的历史不再是单纯的瞻对与清政府对抗碰撞的历史，而是多重纷争的历史，包括土司与土司之间的冲突史、土司与政府军之间、藏军与政府军的交战史，土司与寺院之间、寺院与寺院之间的纷争史等等，其间也有政治史、经济史、民族生活史的错杂交织，使历史的纹理与面貌更显丰富与复杂。

《瞻对》也写到众多历史人物，比如干隆皇帝、道光皇帝、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驻藏大臣琦善等等，他们都和瞻对之事有着某种牵连，虽然“非虚构”历史作品重在表达对历史的理性认知，而不便对人物作主观想象和虚构修饰，但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依然有性格有情感，比如干隆接到瞻对战事的奏报时“愤怒”“忧心忡忡”“不满意”“不放心”，巡抚纪山一面向皇上出谋献策，一面言辞谨慎，“在奏折中还留了后手”。驻藏大臣琦善改任四川总督后，曾经亲征瞻对，为尽快结束战事，他派人与贡布郎加谈判，竟然“只要求对方退回缴获的两门大炮，即承认贡布郎加对瞻对的实际控制。琦善在赐给贡布郎加委任状、官服、顶戴之外，还给了不少绸缎和茶叶作为奖赏”，这与其说是琦善对贡布郎加恩威并施，不如说是对贡布郎加妥协退让、示弱讨好……这些叙写使得僵死作古的历史人物又鲜活了起来，这些历史人物也和众多历史事件一样构成了历史的“血肉”。

阿来在“据史以书”“复现”历史的同时，也在发现着历史。他发现和披露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一些历史事件内幕，譬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亡印度的根由，噶厦政府设立外事局的准确时间，以及霍尔五土司祖先的来历、早期“藏独”意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民国二年的西姆拉会议推出“藏独”主张等等，这些发现不仅有袒露人们看不到的历史“暗角”或辨明历史之意，也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参考。

历史总是和“过去”相联系，但也联系着现实、启示着未来。在阿来笔下，瞻对的历史并不是如化石般仅仅作为历史遗存而存在，历史也映照着现实。阿来一方面以深邃的目光打量着历史，一方面以历史反观现实，这使文本产生强烈的古今对照的张力，作品也因此成为“一部以史为鉴、烛照现实、寄语未来的民族忧思录”。比如在谈到干隆皇帝因顾及政治因素而不愿轻易严惩违反军纪的藏军军官，以免西藏对朝廷产生疏离之心时，阿来曾联系现实感叹道：“今天，常从各级行政机构人员口中听到一句话，西藏无小事，藏区无小事，恐怕这种感觉从干隆朝时就开始了吧”。又如嘉庆年间，一个下级军官去青海境内查办案子，走到德格土司境内竟然不走了，还向上告状说德格土司阻拦他前行，后查明德格土司并无阻拦之事，皆因该军官前来时德格土司未曾远迎，所以军官生气，就捏造事实告状。阿来对此感叹到：“这在今天的藏区，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稍有权力的官员，到一地，到一县，当地官员都要迎到本县与邻县的交界之处……原来这样的官场习气，打大清朝时就开始养成了？”现实和历史两相对照，是何其惊人地相似，似乎历史从未走远，在现实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历史的存在。阿来也发现，历史在不断重演，“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比如始终处在蒙昧穷困状态的瞻对人，没有自我更新的意识愿望，免不了要一直“夹坝”争战；清廷剿抚处置失当、对藏区社会形态不做任何改变，也是瞻对地面始终无法安宁的原因之一。历史的停滞和轮回让人深思。阿来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忧患情怀来走近历史，他披露瞻对曲折回环的历史，“其实是希望通过历史来观照我们当下社会的现状”。阿来笔下这些不断重演的瞻对历史旧事无疑有着现实的警醒作用和历史的借鉴意义，也使作品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达成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思考与批判。

二、以小历史写大历史

阿来在讲述瞻对历史时注重以小历史写大历史。这里所谓小历史，指的是瞻对这个弹丸之地二百多年的发展史，其中包括经济史、纷争史以及族群的生活史等等。大历史指的是清朝以来的国家民族历史。在《瞻对》中，阿来将传统历史性文学作品对大历史的描绘细化为范围更小、更具针对性的小历史，以小历史写大历史，使小历史与大历史相互交织、相互映照，展现了历史运作的机理和作者的历史观，使得历史的形象更显丰满，历史的时空更显开阔。

在《瞻对》中，作者将瞻对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娓娓道来：古时的瞻对即今天的四川新龙县，地处甘孜州康巴地区，位于高山密林之中，那里偏僻闭塞，人口稀少，生产力极度低下，长期以来没有什么矿业与商业活动，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辛，社会发展基本上是原地踏步。清朝时期，清廷以封赐土司的形式对这里实行管理，当地的大小事务实际上是由土司具体管辖。瞻对在地图上虽然只是一弹丸之地，但其政治影响不容小觑，因为瞻对的太平与否关系着相邻区域的稳定，也关联着国家的太平与否，瞻对的小事很多时候就演变成了国家的大事。比如干隆九年，在川藏大道上，三十六个换防的清军士兵被康巴“夹坝”（强盗）抢劫了，后四川巡抚查明是瞻对部落之人所为，此事上奏皇帝，引发了清廷对瞻对用兵；嘉庆十九年，中瞻对土司洛布七力在与章谷土司“挟仇争疆”的过程中，将前往调停的清军低级军官邓启龙击伤，清廷又派兵进剿瞻对，之后贡布郎加征服、统一瞻对，不服朝廷封管，道光皇帝又派官军和各路土司征讨瞻对，失败之后，西藏出兵瞻对；民国年间瞻对的白利土司和大金寺又起矛盾冲突……，作品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层面展现了瞻对自清朝干隆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历史。

从瞻对的历史之镜也可窥见特定时期中国的历史镜像。瞻对就像是中国这个大网络的一个核心点，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它和西藏连筋带肉，也牵扯着川陕滇等地的事务，还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作者观照瞻对历史的视野是极为开阔的，常常从瞻对扩展到西藏及边疆，甚至辐射到整个中国。比如清廷出兵征剿瞻对土司班滚，西藏的达赖喇嘛等人曾经致书皇帝请求宽宥班滚；瞻对土司贡布郎加不把西藏噶厦政府和宗教领袖放在眼里，藏军出兵剿灭了贡布郎加，但因清廷财政困难，支付不起藏军军饷，致使藏军不愿退出瞻对，带来新的问题，最终驻瞻对的藏官对百姓横征暴敛引起了瞻对百姓的暴动起义；鸦片战争后，英、俄、法等外国势力介入中国西南、西北等地边疆事务，英国甚至率军攻打西藏，当时的清廷竟无力支持藏军抵御外侮，导致西藏出现亲英印势力，而英国对西藏用兵也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开端”；西藏面临危机，又导致四川不得安宁，又牵扯到瞻对……通过这些历史事实的梳理，阿来把瞻对与西藏、地方与中央、中央与西藏以及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勾连讲得条理分明，也让读者看到，瞻对的历史风雨实际上投射出大清朝自干隆以来国力日衰、政局动荡的历史现状及其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历史演变。

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历史之中，阿来极为关注个体和族群在历史中的命运处境，在讲述瞻对历史的同时他也描绘了这段绵长历史中的康巴人独特的生存境况与民族性格，展现出康巴民族的生活史与精神史，而康巴民族的民族史、精神史也映衬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史与精神史。

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生活在瞻对一带的康巴人强悍野性，极不安分。他们有着剽悍的习性和“夹坝”（意为强盗或“游侠”）习俗，因此被干隆视为“刁顽”，被庆复称为“捍番”、被四川巡抚纪山称为“番蛮”。他们“每以劫夺为生”，时常出没在山高水寒，林深路长之地，劫夺过往客商与百姓，“夹坝”劫盗成为他们重要的一种生活、生存方式。当然，他们作“夹坝”并非天性邪恶，而是事出有因，由于“瞻化地薄，生业凋敝”，以致“其人多为盗劫”，“外出劫掠就成为一种相沿已久的生产方式”。阿来在作品中指出，“处于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纵马夹坝，快意恩仇，自是其文化观念中英雄主义支配之下的自然习惯”，正如那首“康巴游侠歌”所唱：“风翅马骑在我的胯下，穿越大草原我需要它。背挎上五霹雳五冰雹，刺穿仇敌头颅需要它。不沾露水的腰刀挂腰间，割取仇敌头颅需要它。”

贫瘠、野性也造成民族的内斗。为了地盘与人口等实际利益，土司之间的摩擦争斗时有发生。瞻对土司虽然受皇帝册封，但“相互争战时，并不把清朝以封赐土地而划定的势力范围视为天经地义，行事时的思维方式，还是遵照传之久远的丛林法则。为争夺人口与地盘，稍有势力的豪酋间合纵连横，分合不定，血亲之间也从来不吝刀兵相向”，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争夺不休，然而在夺得更多的人口与地盘却并没有想到要作一些什么变革。

阿来不仅描写了康巴民族的生活史、族群史，还进一步把历史细化成个人史，比如对瞻对土司班滚、贡布郎加等人的传奇人生的描述就是如此。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体，班滚、贡布郎加是瞻对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存在，历史挟裹着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或推动着历史向前延展。作品告诉我们：早在雍正时期，班滚之父就因“纵容夹坝”而被清军诱杀，到班滚做了土司之后，瞻对夹坝劫掠之风依然如故，又发生了夹坝劫掠清军之事，导致干隆皇帝派兵瞻对进行镇压。大军压境之时，上瞻对土司“献寨投顺”，下瞻对土司班滚却领兵迎敌、负隅顽抗。在大军破寨后，班滚潜逃，战事结束后，又公然回到瞻对过起自在的日子，后来皇帝不得已下令赦免班滚。较之班滚，贡布郎加更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物。这个一出生就被高僧认定是恶魔转世的瞻对土司，十几岁就作“夹坝”，成年以后又用姻亲关系壮大自己的势力，并用强力征服打败上下瞻对土司，成为独霸一方的枭雄，还时常侵扰瞻对相邻地区的土司。当周围的十土司联合围攻讨伐他，他也无所畏惧。贡布郎加不仅野心勃勃，四处征战掠夺，他也不服从于清廷统治，更不理会西藏噶厦政府，甚至还藐视宗教，最终引来清廷围剿，并为藏军所灭。不可否认，班滚、贡布郎加的人生中有肆意妄为、狭隘强横的缺陷，但也有康巴民族骁勇强悍、不受规范约束的精神血性。正是因为有班滚、贡布郎加这样的人存在，使得历史上的瞻对如一块坚固的铁疙瘩，一直与“朝廷”斗争了二百年。作者讲述班滚、贡布郎加等人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康巴豪酋的存在史，实际上也是在以个体的生命史、存在史来诉说大历史。

面对历史和历史中的康巴人的精神性格，阿来既有严肃审视，也有深刻反思。在他看来，瞻对的康巴人既有桀骜不驯的反叛精神，也有目光短浅与愚昧之处，比如他们时常为了地盘与人口等实际利益而进行民族内斗，然而在夺得更多的人口与地盘却并没有想到要作一些什么变革。所以每一次战后，瞻对都没有什么变化，那里依然是野蛮的存在，没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提升，这是造成民族生活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而武力争夺也造成了一种崇拜豪杰、膺服强梁的民风，这种风气驱使民众走上一条家族间结仇、复仇、再结下新仇的不归路，彼此征杀不断。从这些认识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来对民族弱点的反思批判之意。

瞻对的精神秘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中国人的精神秘史”。清朝以来，中国人做着“天朝”大梦，自大而愚蠢，没有自我更新的意识愿望，使得民族精神日渐萎缩，最终在列强的入侵中溃败沉沦，如同那个最终被熔化的“铁疙瘩”——瞻对。

阿来的《瞻对》无疑属于那种“为小地方写大历史，为小人物写大命运”的作品，它将瞻对史、民族史、个人史与国家史紧密交织，反映了历史的多重侧面，体现了其历史叙述的深广度。

三、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融合

“非虚构”作品无论是记录现实也好，追溯历史也罢，在彰显“非虚构”特质的同时必须顾及文学性的问题：毕竟它不是“史贵于文”的史书，也非真实性高于一切的新闻记事，而是文学作品。《瞻对》就是一部以历史叙述为核心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而当“作家走入历史之际，他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要完成一个文学的而不是其外的历史的任务，才能使文学卸去许多额外重负，专注于审美感受的把握，进而避免了让文学沦为非我的命运”，这一点阿来是清楚的。所以为了摆脱“真实性”的制约与羁绊，弥补历史实录带来的文学性匮乏的问题，阿来采取了种种举措，比如采用“说故事”的叙述框架、多角度交替叙述和穿插民间传说等手法，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融合。正因如此，人们阅读这部史料繁复的作品时并不感到枯燥乏味，甚至有人说它“比小说更生动，比历史更传神”。

从《瞻对》的开篇我们就发现，阿来是以故事家而非历史家的口吻来讲述瞻对的历史的。作品开篇即说：“那时是盛世。康干盛世。干隆九年，公元１７４４年……由四川近西藏的大道上，却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让我们来开讲一个几近三百年的漫长故事”，这一段文字就像是传统白话小说中的楔子或入话，它提示读者做好情绪上的准备，跟随作者去了解瞻对二百多年的故事。作者仿佛是一个“说书人”，由１７４４年的抢劫案说起，将读者引入规定情景以后，进一步展开故事，讲到清政府７次对瞻对开战，以及民国年间川藏双方对此地的归属权的争夺，其间战事的来龙去脉、战情的跌宕起伏、川藏双方的谈谈打打都显得清晰生动。在作品的末尾，为配合开头的故事导入情绪，阿来又唿应般的设置了一种“淡出”故事的氛围场景，作品以收看表现瞻对民风的电视晚会的感慨作结：“看着那些在舞台上大开大阖、舒展雄健的舞姿，看着舞台深处的灯光变幻，我想，这其实已是一个漫长时代遥远的浪漫化的依稀背影了。”这段文字告诉读者，瞻对的历史远去了，作者对瞻对故事的讲述到此结束。这种整体上的讲故事的框架口吻，使得瞻对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以“故事”的形态得到展现，并使读者一直保持阅读期待，由此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文学性。

历史的叙述过程也是艺术的创造性的表现过程，特定的叙述技法、叙述策略的采用会使叙事更为引人入胜。阿来在讲述瞻对的故事时，时常采用多角度交替叙述的方式，让本地人的讲述与学者、喇嘛的书志、外国人的记述以及作者本人的研究发现和议论思考相互对照、相互印证或相互补充，以“补官书之不足”，使得有关瞻对的人与事更为立体多姿。比如清军围剿洛布七力后，参与战事的将领上奏皇帝说“洛布七力焚毙”，“贼体焦烂，无从辨认”，但当地学者所着的文章却说“洛布七力真的没有烧死”，一个老僧人所写的瞻对史事藏文文书中也说，洛布七力没死，他“逃进深山”，而一个当地人在口述中则说，洛布七力“乘夜跳江”，“逃出生天”……这种多角度交替叙述，看似迷乱混杂，却让历史“更接近客观事实”，使历史事件有了丰盈的肌质，而纷繁多姿的叙述也使历史叙述更富趣味性。

传说的点染生发也是强化文学性的一个有力手段。在《瞻对》中，阿来一方面运用档案资料、历史着作、采访手记等密集的资料，试图再现一个历史中的瞻对，另一方面，又穿插了不少传说故事，使得历史枝叶饱满，面貌生动。比如在讲到瞻对土司贡布郎加与清廷的对抗时，穿插了种种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比如“贡布郎加一出生，就被一位高僧目为恶魔降世”，也有高僧说贡布郎加是护法神的化身，有各种法术魔力，还传说他设计暗算曾经指责他偷盗抢劫行为的充翁达吉，并挑拨两大家族相互攻杀。在引入民间传说时，阿来纳入了更多的细节和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事，使作品显示出叙述的力量与灵性。比如传说贡布郎加眼睛发红，身强力壮，喜欢唆使他人舞刀弄棒，遇到强敌，也知隐忍退让，事后再图报复；还传说他故意把敌对土司的名字写成女人的名字以示侮辱；说到贡布郎加残暴时，传说他把婴儿肚子灌满奶汁然后将其摔死，并大笑说人死时也可以不流血而流出雪白的牛奶；还说他狂妄嚣张，不仅不服从于清廷和西藏的囿制，也不敬僧人与佛法，“他常常要那些宣称自己有种种神通的喇嘛当着他的面显示神通，……而他考察僧人有无神通的一种办法，就是要他们制止雅砻江水在这段江流上发出的喧哗”……这些有感性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民间传说比史料记述更加有意思。虽然作者并没将笔触深入贡布郎加的心理世界或直接对人物进行人性解剖，他所呈现的只是他人眼中、口中的贡布郎加，但其实这种艺术处理也是在以另一种的方式浓墨重彩铺写贡布郎加的形象，让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理性判断下的简单化的贡布郎加形象，而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复杂多面的康巴土司形象。

作品在讲到西藏噶厦政府派兵征讨贡布郎加时，也穿插了种种传说。比如，说噶厦政府在举兵之前曾卜卦降神，看神意是不是同意讨伐瞻对；还“传说西藏方面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贡布郎加的偶像，立于拉萨城中某寺院，集中了许多擅长密法的喇嘛，对着贡布郎加偶像施咒作法。在密集的诅咒下，那个立着的偶像轰然倒下，这被视为贡布郎加必然败亡的预兆。”这些传说看似似是而非，但作者又将它们与藏文文书和学者着述中记载的寺庙僧众对贡布郎加“念经诅咒”的事实相互印证，不仅使描述显得真实有趣，也体现了藏区的宗教特色，说明藏区在“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异的世界”。

此外，这部作品对民族风情的叙写也极富文学意味。多年来，阿来一直执着于藏族文化的探究与思考，《尘埃落定》《空山》对藏民族的风情多有描绘，新近问世的《瞻对》虽然焦点在于历史，但在观照康巴民族的生活时，也涉及到其习俗文化，比如写到了瞻对康巴人特殊的“夹坝”风习和以糌粑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也写到瞻对地区藏族人的居住习俗，介绍了这里富有特色的住房——碉楼。碉楼一般以石头和木材为主材建成，其形状呈方形，上窄下宽，可用于居住与战争防卫。用于居住的民碉一般有二三层高，上层居住或放粮食，下层为牲畜棚圈，而用于战争的“战碉”则高达七八丈，密布重重枪眼，墙面坚固，班滚、贡布郎加等人就曾依凭建在寨子里或地势险要的山顶、关隘上的大小战碉，负隅顽抗。作品还介绍了过去特定历史时期瞻对藏族人的丧葬习俗：“瞻对旧习，人死后，将其尸体干燥处理后依然留在寨中”，比如下瞻对历代土司的干尸就一直保留着，直到贡布郎加攻占下瞻对，那些干尸才被贡布郎加抛入雅砻江中。藏区宗教色彩浓厚，阿来也写到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习俗活动，比如：人们在野外做饭时，支上三块石头架锅熬茶做饭，茶烧好了，饭做好了，按习俗先在支锅的三块石头上各撒一点茶和食物，表示敬神；人们生病了不是寻医问药，而是按习惯找喇嘛打卦；倾则活佛率兵征讨贡布郎加时，“倾则活佛把袈裟切成小布条分发给士兵，当作护身符”；藏军攻打贡布郎加时，因贡布郎加失去民心，当地民众以隆重的礼俗像迎接菩萨一样“熏烟迎接藏军”……这些让我们看到川属藏族的独特文化风习，显示了这部非虚构历史叙事作品的人文品格，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结语

总之，作为“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在“历史叙述”上不同于“解构历史”、“戏说历史”的新历史小说，与《故乡相处流传》那种天马行空处理历史的新历史小说相比，《瞻对》显得很“实”，它没有“奇情异想”，而是“据史以书”，靠历史材料说话；《瞻对》也不同于《李自成》《曾国藩》那样的历史小说，后者在“进入历史”之后又“跳出历史”，讲究的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而《瞻对》则尽量避免对历史作艺术想象，而强调“实录”和对历史原貌的呈现。当然，《瞻对》也并非是对历史的简单记述，而是将大历史与小历史错综交杂，多维立体地呈现出瞻对二百多年的沧桑巨变。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把“文学性”悬置起来，阿来采用种种叙事手段尽量让历史的叙述声色兼备，这些使《瞻对》在历史文学领域为“非虚构”历史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经验和范例。

（原文刊载于《阿来研究》第二辑，２０１５年５月出版，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曾利君，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出版有《２０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稿》《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马尔克斯在中国》《魔幻叙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等着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４项，主研或参研国家级重大项目、省部级项目５项。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６０余篇。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