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进祥是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中对现代性危机有较多反思的一位回族作家。他的作品多以城乡二元对立为结构模式,从三个方面反思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危机:对城市宰制乡村的现代性发展格局的批判;对城市化变迁过程中乡村日益动荡的现代性处境的焦虑;对传统断裂导致的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反思。

 

关键词：李进祥; 底层叙事; 现代性反思; 乡土文化;

 

        自17世纪以来,现代性( modernity) 成为一个世界性命题。现代性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技术的“现代化”( modernization) 带来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悬置价值理性,引发了价值危机。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 “现代性辉煌无比的成就及其日趋可怕的影响越来越令人有始料不及之感。”近百年来的中国,也深受这把双刃剑的宰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直以高扬现代性的旗帜为主流。然而,少数有着敏锐感觉的文学先行者已自觉不自觉地将对现代性的质疑、反思诉诸笔端。当代宁夏回族作家李进祥的底层叙事就具有明显的反思现代性立场。

         作为中国百年文学中两个彼此牵连的话题,城市与乡村注定成为一对反题。20世纪20年代,乡土派作家笔下的乡村愚昧落后,而城市则成为现代文明的指代。稍后,沈从文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一个善与美的诗意乡土———“湘西”,“折射着古老农业中国在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80年代初,“现代性想象”在乡土叙事中再度蔚然兴起,如在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及路遥的小说《人生》中,乡村一往情深地向往着城市,城市再度成为现代文明的指代。至新世纪,文学书写对现代性的赞美有加无已,而底层叙事成为反思、对抗现代性的一条文学支流。

         底层叙事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主要以农民、民工、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为书写对象,“指涉了时代精神的困顿与社会责任的缺失,指向城乡差距、贫富分化、阶级分层等问题”。李进祥的文学创作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被宰制的乡村处境,具有明显的底层叙事特征。在他笔下,城市雄踞于乡村之上,对乡村形成了实质上的掠夺。当然,这与当代城市规划中城市宰制乡村的发展格局有关,“中国城市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以政策导引下的对农村的严重剥削为前提的。越来越加剧的城乡对立格局中包含了深刻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抑”。

        1. 揭示城乡间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首先,李进祥的底层叙事再现了城乡间剧烈的经济冲突。如小说《梨花醉》中,因连年大旱,村人相继进城打工,导致村子萧瑟破败。城市与乡村,在此处分别对应着富有与贫穷。村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落入城市底层,归根到底是因为乡土贫瘠难以糊口,他们的悲剧性宿命隐喻着城市对农村的掠夺。其次,从权力的角度而言,李进祥笔下的城市强大、权威,乡村则处于弱势甚至失语状态。小说《屠户》中的马万山,在村里受人尊敬,后为生计所迫到城里宰牛,却沦为无名的“屠户”。命名是一种权力,个人一旦失去对自己的冠名权而“被命名”,则标志着个体的失语,马万山的处境变化昭示了城市对乡村的话语剥夺。小说题名“屠户”,表面是指马万山的“屠户”身份,实则隐喻着城市文明的“屠户”内质。

        2. 把乡村塑造为精神栖居地,从价值观上实现对现代性的反抗。李进祥的底层叙事中,城市与乡村具有空间隐喻功能,分别与负、正价值对应。城市与金钱紧密捆绑在一起,体现出人性的贪婪,具有丑、恶的负面价值特征和冷漠的情感特征; 而乡村作为家园的指代,具有美、善的价值特征和温暖的情感特征。当乡下人在城里受到伤害时,有情之故土便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小说《换水》中,“乡村/城市”分别对应着“健康/病态”“洁净/肮脏”两组关系。主人公马清、杨洁夫妇进城前是健康而洁净的,但进城后,丈夫工伤致残,妻子迫于生计卖淫得了性病,身体的遭遇隐喻着城市的不洁、病态。在小说结尾,丈夫对生病的妻子说: “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 咱回家! ”清水河作为乡土的隐喻,成了农民身体回归的家园,而“啥病都能洗好”凸显了乡土作为精神栖居地的终极意义。“去除污垢并不是一项消极活动,而是重组环境的一种积极努力”,“换水”不同于一般的洗澡,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具有宗教意义的仪式行为。身体时刻“带水”,即是保持身心的洁净; 定期地按照宗教仪轨“换水”,则是定期清除物欲世界的污染、回归宗教清洁的一种隐喻。因此,《换水》具有浓厚的回族文化底蕴,凸显了一个回族作家对回族乡村传统的眷恋。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城乡夹缝中的民工、无人守护的乡村留守者、行将消失的农村,都已成为新世纪以来乡土书写的新形象。李进祥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通过书写民工的边缘化及乡村的日渐空壳化,表达了对乡村动荡处境的焦虑。如论者所言,李进祥“虽然写的是偏荒地区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在对这种生活的选取与展示里,却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思索是深的,关怀是大的”。

       1. 失根的农民工。在中国的农耕传统下,土地就是人的根。当代城市化步伐的加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或者成为“失地农民”,被裹挟进城市化大潮,或者离开故土,涌入城市打工者之列。生计方式的变迁,与家园、传统文化的疏离,使他们就像失根的枝叶一样无所依傍。李进祥底层叙事中的民工就是如此,他们挣扎在城市的底层,孤单、沉默、卑微,生命力逐渐萎缩。漂泊的生存状态是李进祥底层小说中民工失根的主要表现。进城后的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多是建筑、餐饮等临时性服务工作,整个的生活状态是暂时的、流动的; 遗留在乡下的家园也因疏远而产生了距离。这种漂泊在城乡夹缝中的动荡处境,及其无所依归的焦灼感,在小说《天堂一样的家》中表露无遗。主人公马成为了扎根城市,离弃乡下的妻儿,在城里买房落户并组建了装修公司,然而,一个偶然的装修事故使他在城里的一切全盘尽失。意识到在城里的孤苦无依后,他开始怀念乡下的温暖,然而,逃离了城市的漂泊还能寻回乡土之根吗? 答案是沉重的。小说结尾,呼应着开篇那个刚进城的民工对马成的家“像天堂一样”的感慨,回不去家的马成以无限复杂的目光望向故乡,“他知道老家就在五十里外,但都隐在夜幕里,显得很遥远,远得像天堂一样”。城市和乡村,追求的和抛掉的,无论哪个是天堂,似乎都不属于他,属于他的只有难以摆脱的漂泊。

        2. 空壳化的乡村。乡村空壳化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直观表现就是乡村境遇的动荡,一方面,青壮年男子进城务工抽走了农村主要劳动力,导致乡村人口大减、经济萧条; 另一方面,留守家园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无人守护,导致乡村社会秩序动荡。李进祥的底层叙事不乏对乡村空壳化及其导致的乡土动荡的描写,他的部分作品通过“昔日”和“当下”的比较,写出了村庄的萧条和没落。《狗村长》《挂灯》《梨花醉》等作品都是从村庄的角度进入叙事的。《狗村长》中,村庄的今夕历史之比在前村长德成老汉的思绪中浮现,昔日的村庄有着稳定的秩序,今日的村庄则随着青壮男子进城打工而人口稀疏、氛围冷清。缺乏男人庇护的村庄失去了往日的秩序: 小偷明目张胆偷牛,货郎光天化日下侵犯妇女,老弱妇孺居然只能依赖一条叫“狗村长”的狗来护卫。这个故事无疑有着直面现实的惨淡。从乡村文化结构来说,村长即为村庄秩序的管理者与村庄伦理的维护者,但小说中,年迈的德成老汉早已不当村长了,虽然他还在尽力维护村庄的安全,却已有心无力,在他之后,村长位置空缺,维护村庄的职责凌空悬置,代替村长行使维护职责的“狗村长”,因其实际上的虚妄就成了一个辛酸的反讽。李进祥民工题材的作品中,也有对“家”空壳化的书写。男人进城务工,于是,重体力劳动的担子完全落在妇女肩上,加重了她们的生存负荷。在《你想吃豆豆吗》中,丈夫阿丹进城打工,当他难耐相思还乡探妻时,却意外目睹了妻子被无赖纠缠的场景,并得知村里的许多留守女人都有被无赖以帮忙干活为由诱骗“上手”的经历。如果把留守妇女看作乡村家园的象征,那么,妇女的被侵则意味着家园的残破。

        在关于失根民工与农村空壳化的文学描写当中,除了主人公的名字等细节保留了回族特点,我们似乎看不出此类故事的民族特性。这一点也是无须追问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每个民族成员的遭遇都具有相似性,在遭遇现代性、城市化等主题时,民族传统与乡村传统是同样的落难者。

        如前所述,现代性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的积极变化,社会的理性化、效率化; 另一方面是思想精神的消极变化,如传统礼俗与民族文化的破坏”。从消极面来说,现代性对传统的破坏,导致文化的断裂、精神的危机。“五四”时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在引进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对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采取激进的告别姿态,“无视作为价值理性的精神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连续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使物欲泛滥、人性异化、价值迷失等精神弊端渐成蔓延之势,适逢其时的“人文精神”讨论恰是对这种现代性精神断裂的批判与反思。李进祥的作品中存在同构关系的“城乡之比”与“今夕之比”隐喻着“现代/传统”的关系: 昔日、乡村指向的农耕传统虽则美好,当下、城市指向的现代社会虽然冷漠,但过去毕竟已逝去,故乡也已回不去了。处于夹缝中的失根农民,始终有一种精神的焦灼感。

        1. 乡土社会秩序瓦解导致的认同危机。传统乡土社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二者相互依存,赋予乡土社会稳定的秩序。在以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社会,民工背井离乡进城谋生,对他们来说,离开土地也就意味着疏离了熟悉的生活情境,失去了乡土社会所提供的信任、依靠,一言以蔽之,失去了稳定的乡土秩序。对于城市来说,民工只是城市底层的临时服务者,被排斥在城市之外。这种失序的状态必然引起他们的认同焦虑。

        李进祥的底层叙事中,民工在城里几乎都以形单影只的个体形象出现,城市呈现给他们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外形与陌生的面孔; 他们的内心不再自足,而是代之以孤单、忧郁、凄惶等现代性心理症候; 他们的认同产生了困惑,既急于摆脱农村人的身份标识,又留恋乡村的温暖,既渴慕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又鄙薄城里人的自私势利。如《天堂一样的家》中,马成前后对“天堂”自相矛盾的理解,表露了他内心深处的认同危机。刚进城时,他艳羡城里人的家“像天堂一样”,流露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强烈认同; 抛妻弃子拔掉乡土之根后,他终于在城里奋斗出了“天堂一样的家”,但在遭遇危难之时,城市还是将他拒于门外。于是,“天堂”在他这里发生了逆转,转向了被他抛弃的传统乡土认同,然而,故乡的、传统的“天堂”似乎已没有他的位置,悬置于城乡之间的处境,剥夺了“马成”们的安全感,认同危机带来的惶惑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日日夜夜。

        2. 反思传统价值观断裂导致的价值危机。李进祥对乡土价值的评价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当他将乡土放置在城乡、今夕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时,相对于城市的欲望化比拟,昔日的乡土在回忆中成为情感与精神的载体,担负了精神家园的责任; 另一方面,当他将乡土单独拎出来直面现实的时候,金钱作为现代性的另一个比拟,却在无孔不入地异化着厚德仁善的传统乡土人情,传统价值观的断裂凸显了乡土的精神困境。

        小说《遍地毒蝎》中对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彼此算计的现代人际关系的表现,以及对“他人即地狱”的绝望感的把握,使得该作品对现代乡土价值危机的揭示令人触目惊心。小说讲述了乡村青年尔利奋斗发家却终难突围的孤独境遇。发生在尔利身上的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模式: 在尔利自己发家的同时,他还给村人带来挣钱机会或实惠; 村里人不但不知恩图报,还嫉妒陷害他。由此解析,文本的主角实质上有两个: 一个是尔利,指向个人生存; 另一个是由村人构建的他者世界,指向乡村人文环境。父慈子孝、夫妇相亲、邻里和睦本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追求,在回族传统文化中,也极为重视集体主义伦理。而在《遍地毒蝎》中,传统价值观规约下的伦理图景已然崩塌: 尔利父亲不顾儿子的疾患,一味地开口要钱,不能如愿即破口大骂,可谓父不慈子难孝; 尔利妻子自私拜金,并在丈夫残疾后与人私通,夫妇形同陌路; 村人一看到尔利赚钱就眼红使坏,邻里暗藏杀机。小说中的毒蝎象征了人性之恶,“尔利也感到每个人的眼光都像蝎子,都要从他身上蛰出个啥来”。《遍地毒蝎》是李进祥底层叙事中语调最悲怆的一篇,可以说是一曲现代性围剿下的乡土挽歌。

       如何解决这一精神危机? 以何种有益的价值观来支撑坍塌的精神? 这是人类社会当下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李进祥稍后的乡土题材小说跳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底层叙事模式,开始着意于寻找乡土价值。的确,既然现代性变迁无可避免,那么,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在变迁后的语境中找到建立新平衡点的精神支撑。小说《挦脸》中,乡村挦脸师傅兰花在给二婚的菊花挦脸时想割破菊花的脸,以报复对方年轻时对自己的横刀夺爱,但最终兰花却没有割下去,紧张的气氛在兰花的泪流满面中松弛下来。再联系兰花对菊花处境的怜悯,以及当年兰花妈给初嫁的菊花挦脸时的隐忍,母女二人共有的宽容品格,既体现了传统乡土社会中儒家的“仁”“恕”精神,也表达了回族文化中的仁慈、忍耐等宗教精神。小说《羞怯的心》中,李进祥则把回族乡土精神的支撑点落实到了伊斯兰传统上。回族残疾老人马木合穿了件打了补丁的破袍子,村人们觉得他影响本村颜面,对他很是不满,但后来老汉为信仰所做的一系列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使村人生出羞怯之心,这实质上就是村人的价值观由世俗功利向神圣信仰的转变。这里,伊斯兰教作为回族社会的传统精神内核发挥了矫正世俗价值观的作用。

 

（本文原刊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马梅萍，女，回族，宁夏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学研究、回族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文章推荐：马金龙（伊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