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观整部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特色独具，因为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建立并且统一全国的王朝；元代文学也相当集中地体现出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风貌特色。关于元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以降，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前彦时贤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蒙古、色目文人如何汉化的问题，对于元代多民族作家之间交互影响的关注相对不足。近来，读到刘嘉伟所着《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精神为之一震。这部四十余万字的着作，在研究对象之选择，学术视角之切入，以及美学阐释、文献钩沉等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允为元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部佳作。

一、富于价值的研究对象

元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学中诗、文、词、曲、小说等各种文体在元代齐聚文坛，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今，元代文学研究也愈来愈被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但还有一些领域可资耕耘开拓。《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挖掘到了元代文史研究中少有人问津且富于价值的研究对象，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概念由萧启庆提出，他指出：“元朝中期以后，一个人数虽不庞大，却是日益扩张的蒙古、色目士人阶层业已成立。此一异族士人阶层并非孤立于汉族士大夫阶层之外，而是与后者声气相通，紧密接纳，相互之间存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各族间共同的士人群体意识业已超越族群的藩篱，遂形成中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族士人圈。”萧启庆的说法，注意到了元代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延续性与特殊性，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遗憾的是，在文史学界少有人回应。刘嘉伟成功地把“多族士人圈”的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探讨多族士人的文学活动，独辟蹊径，可补元代文学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诸多空白。书中关于元代多族士人网络的展现，多族士人圈的文化认同、发展历程、地域分布等问题的梳理，多发前人所未发；对于元代多族士人间文化、文学活动的考察亦多新见。这些足以证明元代多族士人间文化互动之频繁，形式之多样，情感之深笃。正如查洪德在序中所言：“经过这样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再看‘中华文化是中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这句话，就是那么实在，那么真实，那么有说服力，让人感觉是亲切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谈及元代文学，受“文学代胜观”的影响，学术界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元曲，尤其是元杂剧的研究。但一个不能忽略的文学史事实便是在元代，诗歌并没有销声匿迹；非但没有销声匿迹，而且可以说，元诗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环节，从数量上堪称“泱泱大国”。仅清人顾嗣立所编的《元诗选》，就收诗数万首之多。2013年出版的《全元诗》共收录元代近五千诗人的约十三万两千多首诗。元诗虽然没有唐宋诗歌那样的突出成就和特色，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可以称述的诗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1978年，包根弟出版了《元诗研究》，可称是专门研究元代诗歌的发凡之作。之后，萧丽华《元诗之社会性与艺术性研究》，杨镰《元代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元诗史》，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以及拙着《辽金元诗歌史论》及笔者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各有发明。但研究元代多民族文学交往与诗歌关系的专着，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得见。《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集中考察多族诗文作家之文学活动及诗歌创作，自然为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歌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可以说是该书研究对象的拓新之处。

刘大先曾说：“民族文学作为人民共和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文学共和’，它是价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类的共荣、认同的共有、价值的共享，正可以弥补和丰富政治共和的单向度它生发出来的理念可以扩展与推衍为被政治所汲取的精神资源。”从学理上阐明了民族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以《“三美一同”理念观照下的元代多民族文学活动》作结，同样从学理上证实了中华多民族文学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多元融会，和谐并生。该书追溯元人以文会友，和睦相处的历史，自然而然地为当下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我们的学术研究，一个是要还原，接近历史原貌；一个是要阐释，挖掘其现代价值。《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将二者较为完美和谐地融合到了一起。该书超越了以往元代文学研究中汉族作家研究、少数民族作家研究，雅文学研究、俗文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局面，从“多族士人圈”的活动入手来研究元代文学，探讨“胡风国俗”影响之下，多族士人之互通有无、彼此涵化，这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所得出的结论也更为公允，其衍生出的诸如“文化包容”“民族和谐”等普世价值也自然具有了当代意义。

二、守正求新的学术视角

我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不可谓不大，研究的纵深程度却远远不够，很重要的原因，是创新思维的缺乏。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在“ABC”的问题上打转转。而有没有阐释选择的意识和操作能力，是关系到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有重要学术贡献的学者的标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不仅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具有前沿性与探索性，而且该书从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学关系的维度阐释元代诗歌风貌，学术视角上可谓守正求新。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从多民族文学关系入手思考问题，如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注意到了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央民族大学云峰出版了几本专着，分别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研究元代散曲、杂剧与诗歌。笔者也曾指出，“民族文化的角度是辽金元诗歌研究大有新意的重要角色。”《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即从“华夷一体”的理论视域出发，以民族文化的视角解读文学。与以往学者“民”“汉”文化与文学之双向比较不同之处是，其将元代多民族文学放到一个“圈”中来思考，以此观照元代文学，自会拾遗补缺，颇多胜见。诸如该书第四章探讨元代文化的总体样貌时称：“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多元文化、多族士人齐聚中土，在多族士人圈的频繁互动中，多种文化激荡、化合，促成了元代独特的文化精神：含弘正大，贵真尚俗。”第五章探讨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促进了纪行诗的繁荣，推动了叙事诗的发展。诸如此类结论，从民族文化的视域解读元代文学与文化，揭橥了元代少数民族文人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之贡献，或为前人之未发，或对已有研究有所推进和深入。

文学史的建构工程不是空洞、主观臆造的框架，而应是在大量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把握。《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点面结合，上编系统全面的逻辑分析提纲挈领，下编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亦多精彩之处。如探讨虞集对于少数民族“他者”文化的认同，虞阁老的凝聚力与非汉族士人的向风趋雅（第六章）；马祖常主持风气，作为馆阁重臣其色目人身份对于自身审美取向的影响及对于多族士子的引导（第七章）；贯云石诗中“芦花被”意象引发同题集咏的原因探析及贯氏曲中英雄情结的揭橥（第三章及附录一）等等。所举虞集、马祖常、贯云石等人都是元代文史研究者常常论说的重要作家，刘嘉伟却从民族性格、历史文化等视角入手，剖析精微、新见迭出。要之，该书以大量历史文献为依据，客观分析，可谓守正；由于视角的独到，结论不蹈故常，可谓出新，遂难能可贵。

作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元代文人自然深受儒道释思想影响，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元代少数民族士人概莫能外。对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除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研究外，还要广泛涉猎民族学、宗教学等相关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尚友古人，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的文化内涵以及作家的性情襟抱。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术视域上，《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也较为宽广。在不偏离文学本位的前提下，该书广泛采用了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材料和方法阐释文学现象。如第二章第一节中谈到元代多族士人圈中师生关系的新变，即少数民族士子作为老师，传播汉文化，阐释了一个新鲜有趣的民族教育史现象。同章第三节谈到江南多族士人圈的核心人物释来复、释大䜣。元廷尊崇宗教，僧侣地位颇高，遂得到众多文友推重；而释子又广结异族友朋，更是元代宗教文化、文学史值得关注的话题。要之，刘嘉伟从交叉学科的视域考虑问题，尝试以新的视角阐释元代文学；同时，也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见解独特的美学阐释

杨镰于2003年出版的《元诗史》可谓大陆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该着作在文献梳理上贡献颇大，但限于作者的学术兴趣，对于元代诗歌美学特征、艺术特色涉猎颇少。近年来，元代主要诗人、作家多有学人进行研究，但元代诗歌有没有形成独具面貌的特色，如果有，这个特色是什么？这个基本的文学史问题尚值得我们思考。关于此，《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一书也有不同凡响的见解。

元代着名文士欧阳玄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长期以来，我们论说元代，尤其是元中期诗歌，便以“雅正”二字概括其风貌。“雅正”是《诗经》以来儒家诗教一贯追求的目标，其观念要求诗人奉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学教条，使诗人们不能，也不敢真正地抒发心中的激情，所作之诗遂雍容平正，无乖戾之气。能不能把“雅正”作为元代主导性、富于特色的诗风来看待，这确实是值得反思的文学史问题。刘嘉伟在其导师查洪德的引导下，以“清和”取代“雅正”来作为元代不同于唐宋的主导性诗风；于书中论说了文坛宗主虞集对于“清和”诗风的倡导，萨都剌、廼贤等少数民族诗人对于“清和”诗风的践行；并以多族诗人的涵化影响，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作为清和诗风形成的原因。这种说法，揭橥了元代诗歌的独特价值，分析客观、见解独特，对于元代诗歌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都可说是一大贡献。

少数民族人世居边陲，瀚海草原的自然环境锻造了他们雄强刚毅的民族性格，发而为文，自然以粗犷豪放见称。学界在研究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西域等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时，常注意挖掘其阳刚劲健的诗文风格。积之日久，在挖掘异族士子风格特色的同时，也有人云亦云之嫌。刘嘉伟新着也注意到了非汉族士人昂扬遒劲的艺术风貌，可贵之处在于并非概念式套用，如该书第五章中具体分析了萨都剌、贯云石、廼贤等少数民族作家使用“骷髅碗”（“骷髅杯”）的意象，令汉族批评家大出意表；并注意到了民族诗人形容南方山水，“不是用青山如黛或者绿荫如裳等柔美的比喻方式，而是使用了‘剑矛’‘戟’这样的意象，隐然可见尚武的文化基因。”该章节还通过《书史会要》的记载，贯云石书法作品的展现，证实了少数民族士人以壮大为美的审美取向，豪爽劲健的艺术风格，“诗”“书”互证、阐释到位。

我们常说元人“复古”，并多将其归因于汉族士大夫的宣扬。中国文学史上，举凡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有较大规模的复古思潮，且复古旗帜之下，多有开新之处。那么，元人之“复古”，有没有开新、有没有蒙古统治者的倡导和少数民族士子的影响，值得探讨。《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一书注意到了耶律楚材、薛昂夫、马祖常、雅琥、孟昉、余阙、泰不华等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大朴未散、生性耿介，他们都呈现出尚古的文学观念。并通过具体的分析，指出：“少数民族士人有着质朴耿介的民族天性，发而为文，追求质实、古朴，在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中，又与汉族士人相互影响，力矫诗坛‘尖新剽掠’之弊，这也可以说是整部中华文学史上多民族文学交流互动中的亮点。”这些论说，从元代特殊的历史文化出发，以民族文化的视域观照，所做出的美学阐释自是切中肯綮。文学学领域由文献学研究和文学阐释学两大分支构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用力之深厚，还显示在文献资料的丰厚上。该书涉及元人别集文献上百种，正是这些第一手资料做基础，显示了成果不同寻常的扎实与厚重。对于文献之钩沉，此书亦有值得称扬之处。如第十章《金哈剌〈南游寓兴诗集〉与元代多元文学生态》的写作，是建立在域外文献的搜集之上的。茀林人金哈剌是元末着名的散曲家、书法家、诗人，数艺兼备。他的曲作、书法已经散佚，诗集只在日本存有抄本。其人从今天西亚、甚至可能是欧洲一带东迁中土，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并在文学、艺术领域多有建树，这本身就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一个奇迹。刘嘉伟从日本国立公文馆得到金氏别集之影本，对其诗歌的文化内涵、艺术风貌加以阐释，这为元代多民族文学史书写增添了难得的内容。

“中华文学”不能等同于“汉文学”，“中华文学史”也应是一部涵括多民族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活动的文学史。现下，重绘囊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地图”，书写涵盖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之唿声渐趋强烈。刘嘉伟的新着自然也为中华文学史的构建贡献了力量。但由于这一课题本身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该书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如元代多民族文学活动总特点的揭橥，元代文化精神的归纳都有提升的空间。又如，“清和”为元代主导性诗风之说，无疑是一大贡献，但其内涵的提炼，似有继续细化的必要。且全书述多论少，略显平面，思辨的功力尚显不足。瑕不掩瑜，《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选题新颖、视角独特，为元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华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宽阔的研究视域，可说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成果。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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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晶，吉林省四平市人，1955年生，满族。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艺术学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际汉语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并任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北京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