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福: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解读I论文 发布日期:2019-09-30   作者: 赵宗福   点击数:37  
  赵宗福: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解读I论文   摘要:河湟流域汉人中广为流行的“南京珠玑巷移民”祖源传说,实为明代朱元璋上元节观灯野史传说和南雄珠玑巷传说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的特殊时期由于汉人族群的文化需要而出现并被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为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之后由于多民族文化的互动,又出现了在汉、藏、土族等多民族中演化互动的现象,从中反映出多民族地区祖源传说生成的机制性特点。   关键词: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河湟汉人;多元文化互动;族群历史记忆   作为民间文学体裁之一的民间传说,正如柳田国男所说的,“是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既是一种叙事文学,更是某一族群的历史叙述。而这种记忆叙事以其“记忆场域的重建”(林继富语)而赋予了浓郁的历史性和可信的传奇性。这“赋予”的过程是颇为复杂而有趣的文化过程,充满了多元的智慧策略,值得去探究。本文以西北河湟地区汉人中流行的“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为个案,从民俗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对其进行一次解读。   一、河湟汉人移民传说概述   历史上所谓的河湟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地域文化单元。“河湟”在汉代以来的文献中大量出现,甚至在唐诗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大体来说,河湟地区包括青海东部的西宁市、海东市全境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这里历来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尤其是青海的湟水流域谷地,素有“汉藏多元文化走廊”之称。在今天的这块土地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族源传说,如藏族的吐蕃将军戍边说、土族的吐谷浑后裔说和白蒙古混合说、回族的西亚亲军说、撒拉族的撒马尔罕移民说、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子孙说、汉族的中原移民说,等等。   而汉人的移民说还颇为复杂,有南京珠玑巷说、南京大柳树巷说、山西大槐树说、山西大柳树庄说以及其他的一些传说。其中以南京珠玑巷说最为流行,也最具有影响力,当地民众动辄自称是“从南京珠玑巷来的”,“从珠玑巷过来的”。无论地方著述记载或民间口头讲述,其故事梗概大同小异。现以民国时丘向鲁的记述为例,看其传说内容:   某年南京人士于上元时节耍花灯的时候,朱子巷居民异想天开,装了一个猴灯倒骑在马上。后被马后所闻,以为开玩笑竟开到马皇后头上来了,一怒之下,把南京朱子巷居民全部充军到了西宁。   顾颉刚先生根据在河湟地区的调查也写道:“河州人相传为南京大柳树巷人,洮州人相传为南京纻丝巷人,俱谓自明初迁去,西宁人亦云然。”上世纪90年代编修的《西宁市城北区志》则是这样记述的:   相传明洪武年间的一个元宵节,南京朱玑巷点花灯、猜灯谜,十分热闹。其中,有盏花灯,上面画一匹骏马,有一贵妇人蹲于马鞍上。众人不解其意,便请教于一位老绅士,他说这是指皇后马娘娘,脚大难踩蹬。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遂下令将老绅士斩首,并将朱玑巷各姓居民举族充发青海。   综观河湟地区的这一历史记忆,大凡不过如此。有的还被写进了族牒家谱,所以《城北区志》还专门补写了一句:“此故事梗概在不少人家的家谱中都有记载。”   唯有不同的是,因为本是民间口头传说,在被转写到书面时,对巷名就有了多种多样的书写,如珠玑巷、竹子巷、竹市巷、苎丝巷、纻丝巷、珠市巷、珠子巷、珠丝巷、竹丝巷、诸市巷、猪市巷、主司巷、诸司巷、朱子巷,等等。   在流传过程中,传说故事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异。对此,有人还作了如下的描述:   传说之一:明太祖洪武年间,珠子巷在元宵节玩花灯,有猴子扮大脚倒骑马的角色,此举有嘲讽马后之嫌。马皇后代称马大脚,至今南京江边石灰岩上仍留有一双她深深的脚印,足有一尺多长。……珠子巷里那点小消息不知怎么让她知道了。老婆的枕边风,胜过别人的大炮筒,于是龙颜大怒,将珠子巷这些刁民统统发往西北边陲。   传说之二:某年元宵节,朱元璋微服出行。到了南京城的聚宝门外,见街上一户人家门口悬挂一只彩灯,上面绘了一个大脚妇人,怀抱一只西瓜而坐。朱元璋站在灯下,当时脸色就变了。据他猜度,“怀”谐音“淮”,西瓜取一个“西”字,合起来就是“淮西”。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一带,统称淮西,即淮河的西边。他觉得这盏灯笼上的画是讥刺马皇后乃“淮西的大脚妇”,不觉勃然大怒。立即命令人将这一家九族三百余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掉,如此仍不解气,还将这条街上的所有居民,全部发配到蛮荒之地充军。这蛮荒之地就是青海。   传说之三:明政府发现珠子巷里有人意图谋反,因查不出肇事者,便将全部居民集合到一大树下。说愿意往西北的站出来,但稀稀落落站出来的是少数人,大部分赖在原地未动,自以为得计。朱洪武说:那站出来的少数人才是良民,留住京城,其余奸宄之徒一律充军,发配到了青海。   看得出来,前两个故事是传说主体部分的异文本,第三个传说实际是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后增加的部分,说明发配到河湟地区的不是全部的珠玑巷人。实际上这一情节在河湟民间传说中流行并不广,或许是个别地方的口头文本。   二、河湟汉人移民历史与“珠玑巷说”   汉民族移民河湟地区的历史,以史籍记载考证,可以溯源到西汉时期。自汉武帝时期起,汉人通过从军、屯垦、移民等途径从内地迁居河湟地区,主要分布在今青海东部农业区一带。   中原王朝行政体系(如西平亭特别是西平郡、西海郡等郡县的设置)在青海东部地区建立后,汉人及其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生根发展。汉文化在这里得到大发展,到汉末出现了一批“河右大族”,有赵姓、郭姓、麴姓、田姓等。东汉末年,河右大族如麴氏、郭氏等以其正统观念,曾与曹魏政权多次发生激烈冲突。其中郭姓影响曹魏政权几十年,其家族中人也大多在魏晋两朝为官,部分郭氏后人仍活跃于北朝时期西北地方政坛。足见这时期汉民族在河湟流域的庞大势力和深远影响。但在后来几百年鲜卑诸民族政权在边地纷争中,汉民族逐渐被同化或东迁而去。   隋唐宋元时期,汉民族数次进出青海,都没有扎下根。如隋炀帝西巡青海东部后,曾发配各地犯人徙居之,但很快便退出了。唐时又多次迁入,“安史之乱”后又东撤,有的则被吐蕃人同化。北宋末一度又从河州招募三万余人到河湟流域屯田,随着宋军撤退,这些人也退回内地。所以自东晋至元代,青海的汉民族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局面。   从明初开始,汉民族大量进入青海湟水谷地,成为青海多民族格局中的重要一支,并且一直繁衍发展到了现在。明朝统一青海后,推行军屯和民屯方略,因之一批从征将士留居青海,如“贵德十屯”汉民,大部分是明代从军留居的。有很多家族还是因功封职,来西宁任职而定居下来的,如陈子明,本为江南山阳人,以功补为西宁卫指挥使,遂率兵居青海,成为土司之一。柴氏、王氏、郭氏、李氏、魏氏等都是以功率家居青海,成为青海的名门大族,并以家谱、墓碑等方式来传承自己的历史,自认为是明代戍边将领的子孙。因此他们并不愿意接受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说法。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名门大族逐渐平民化,甚至淡忘祖上“辉煌的功业”,也有认同南京珠玑巷移民后代的现象。   与此同时,大量调拨内地农户到河湟落户垦田,因此大量汉人入居青海。他们中的大部分家族传承几百年而逐渐淡忘其祖籍,因此他们都基本认同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历史记忆。其实根据考察,明清时入居青海汉人的祖籍,主要有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等地,其中屯边者多来自江浙皖鄂等地。   到清代时,一些来自山陕等地的经商者定居青海,成为青海人。1949年后,汉民族再一次从四面八方大量迁入。汉民族的大量迁入,大大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对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以及现代工业、教育文化的开发起过重要作用,在文化上也对河湟其他民族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以上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河湟汉人在历史上虽然出现得很早,但现在河湟汉人的祖先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明代初年,这就是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历史依据。   但是进一步考察文献就会发现,明确记述河湟汉人移民于南京珠玑巷的地方文献最早也不超过清代中期。我们曾遍查《明史》《明史稿》《明实录》以及部分明人笔记著述,均没有发现有关南京珠玑巷居民因元宵节玩社火获罪被发配到河湟的蛛丝马迹。清代早期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此类记述,即使乾隆时期杨应琚的《西宁府新志》也没有任何记载。该志书被学界一致推崇为佳作名志,是有关青海地方志中资料最详实、史实最可信的一部。在那个时代如有这类资料,博学广识的杨应琚必会提及。根据文献梳理,比较早地明确提及此事的是清代中叶之后的个别地方墓碑文和文人笔记,如民和县峡门乡石家庄碑文《石氏源流》有“石氏祖籍南京主司巷人,洪武年间来西宁……”等语。   至于元宵灯映射马皇后的故事,据我所见,初见于明人徐祯卿的《剪胜野闻》:   太祖尝于上元夜观灯,京师人好为隐语,画于灯,使人相猜,画一妇怀瓜,深触忌犯。帝就视,因喻其旨,甚衔之。明日,令军士大戮居民,空其室。盖太后祖贯淮西,故云。   徐氏生活在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早年屡试不第,中进士后因为貌丑未得重用,33岁便辞世了。该书主要以明初轶事为内容,对朱元璋颇多诋毁,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现在尚不知徐氏的这段野史有何依据,也许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传说,但是一没有说明朱元璋观灯就是在珠玑巷,二没有说明因此而把这些居民贬到了甘肃青海一带。   近人柴萼的《梵天庐丛录》“明太祖轶事九十二则”中也有京城人因上元张灯影射马后事,被明太祖杀戮、充军的故事:   上元夜,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时民间好以隐语相猜为戏。见一家灯上,画一大足妇人,怀西瓜而坐,众哗然笑。太祖喻其指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甚衔之。明日,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名口,邻里俱发遣充军。盖马后祖贯淮西也。   这条野史比《剪胜野闻》丰富多了,重点是明确了诛杀的具体人数,并说“邻里俱发遣充军”,可也没有指出充军到哪里去了。   有学者认为此书作者柴萼所引资料系亲自抄录于日本神户图书馆所藏明代秘史百余种之抄本,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但尚无具体的文献可以证实。近人编注的《广注纲鉴总论》也有这样的记述:“帝以元宵灯谜画一妇女,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曰:‘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妇马后脚大也,乃大杀京民之不安本分者。”(《广注纲鉴总论·明朝篇·杀京民条》注)仍没有说明发配西北。   而自民国以下,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之说逐渐大量见诸书面资料,在新编方志和地方人士的著述中可谓比比皆是,但这与明初历史相距更为遥远了。   地方文化界对这一传说的解读众说纷纭,主要有:1.珠玑巷是明代的一个官方移民机构;2.珠玑巷是明初移民集散的驿站;3.珠玑巷是一个文化符号;4.从珠玑巷发配边疆是可信的历史。其中第四种说法最为流行,也为很多地方文化精英所接受。2005年4月11—21日,《西海都市报》以“寻访娘家”为专栏,专版讨论青海汉人的祖源问题,两名记者还专程到南京市寻访传说中的故地,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据说报社每天都要接到上百个电话,西宁、平安、湟中、大通、民和、乐都、湟源等县市的读者,普遍呼吁青海人(即河湟汉族)在南京市城市改造中争取保留下自己祖源的记忆标识。一时还引起了很多青海汉人的寻根热议,其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了。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这样说,河湟汉人祖源为明初南京珠玑巷的传说没有真正的历史文献依据。即使在清代后期的个别地方文献中有点滴记载,也已与明初相距四百年左右,其间是靠什么传承下来的?因此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看,该传说仅仅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说而已,也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者看成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中间没有任何价值的以讹传讹。   但是,没有历史文献依据而广泛流行于河湟地区上百万人口中间的一个族群祖源传说难道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集体大误传”?就没有一点文化意义?如果没有一点历史依据和文化价值,怎么又会被河湟地区这么多的人群持久而坚信地讲述着?   三、历史与现实、精英与草根的互动:南京珠玑巷传说的由来   任何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都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也是如此。根据明清两代河湟汉人发展和周边民族关系的大势,这个传说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明代中后期的万历年间。   正如前文所述,现在的河湟汉人最早在明朝初年主要以军屯和民屯形式迁居此地,后来又有戍边者、经商者、逃荒者等不断加入,经百年繁衍生息,明代后期时逐渐形成了河湟儒释道文化圈。根据《西宁府新志》卷十六《田赋·户口》记载,明初洪武年间,西宁卫汉人仅军户人口有一万五千八百多,万历年间时军民户人口将近三万九千,而到清乾隆年间,汉人多达七万多人,可见发展之速度。   而洪武到万历这百年多时间,又正是河湟多民族格局初步形成的时代。此后,河湟各民族一直和睦相处。宋末元代,蒙古族随蒙元大军进入河湟,撒拉族从中亚撒马尔罕迁居于此,回回随蒙古西域亲军来到河湟,定居于此并形成回族,世居此地的西番(吐蕃)人、土(土族)人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民族或族群,汉民族随着官方移民实边的政策大规模进入河湟谷地。六个民族在此碰撞与交融,逐渐形成了多元共处、和睦而居的局面。尤其是在国家话语和汉文化的影响下,这里的少数民族逐渐向汉文化靠拢,甚至成为效力于朝廷的有生力量。如土族东西李土司、蒙古族东西祁土司等几个土司家族逐渐汉化,并出现了一批效命明清疆场的将军和较为有名的进士文人,如东李土司李英以战功赐封会宁伯,西李土司李文以功赐封高阳伯,东祁土司祁秉忠战死辽东而被乾隆皇帝追赐谥号“烈愍”,即使平民出身的土族将领本进忠也以累累战功被乾隆皇帝赐谥号“勤毅”。西宁回族在清代康乾时期就涌现了一批进入正史的高级将领如马进良、高天喜、马彪、马龙等,颇受朝廷倚重。藏族、撒拉族首领则以土司、千户等身份管理民众。汉族自不待说,文化兴盛一时,出现了张问仁、李愈棠、张思宪等文人雅士和柴国柱、张尔奇、王承恩等朝廷高级将领。各民族来往密切,甚至通婚现象比较普遍。所以整体来看,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多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稳定。   但在明代中期,青海出现了“西海(青海湖)蒙古之患”,造成了边疆社会数十年的动荡不安。明初明军进入青海,大部分蒙古贵族北遁,河湟少量蒙古部落归附明朝,这就是后来的东西祁土司。但自明中叶武宗正德四年(1509)之后,北方蒙古屡屡进出青海湖地区,开始了史称的“海寇之患”。特别是从嘉靖十一年(1532)始,东蒙古俺达汗率部占据“环湖”后,其子孙以青海湖为根据地,掠番扰边,西宁卫、河州卫等地“屡遭蹂躏,不可胜计”,明朝廷不得不动用重兵反击。万历十九年(1591),兵部尚书郑洛专程征剿至青海湖一带,焚其政教中心仰华寺。特别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甘肃巡抚田乐、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参将达云等人率河湟汉、番(藏)、土、蒙古、回等民族的将士,多次伏击和出击青海及河西蒙古,连获“湟中三捷”,史称“西陲战功第一”。自此“海寇之患”被基本破除,河湟地区逐渐恢复正常。此后直到明末清初,河湟地区因为易鼎之争才有一些局部战事,而汉人也已彻底形成了新的地域性族群。   我认为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正是在“海寇之患”的岁月中出现的。这时处在多民族包围中的河湟汉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岁无宁日”的生存危机。而这时从四面八方多种渠道迁居河湟的汉人还各自保持着故乡的文化记忆和生活习俗,相互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共同的话语系统,处在一盘散沙、各自为阵的状态,没有形成族群统一体。对周边甚至夹杂着众多少数民族的汉人来说,边陲一旦遇到危乱,便有可能一击而散,明代之前汉民族在青海的历史就是明显的例证。   同时这样的局面也极不利于汉族作为一个族群整体,在这一地区长期发展壮大。河湟地区是黄土高原、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的结合部,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尤其是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边缘性,文化生态极为脆弱。在这个过渡带上,各民族以坚持自己的族源和祖源记忆来强调族群标志,以免被同化或淡化,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竞争。正因为如此,族群的祖源记忆尤其显得重要。但是汉人来自五湖四海,除了一些大家族因其族谱记载而比较清楚自己的祖源外,对大部分汉人家族而言,没有家谱,加之时间的推移,往往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南京”“山西”“河南”之类的传闻。同时,明初因军屯而定居河湟的一些村落往往以“吴屯”“周屯”“王屯”“刘屯”“康屯”“杨屯”“李屯”等地方或姓氏命名,以示区别于其他村落。而这种内部的祖籍之别甚至之争,又往往影响了内部的相互认同和精神统一,这当然不利于汉人整体性地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抗衡,更不利于汉人势力的发展壮大。   于是在汉人精英人物的策划下,一个“南京珠玑巷移民”的传说就应时应需而出现了。上文已述,找不到与此传说的时代相匹配的文献记载。而遍查有关南京的地方志,也找不到有珠玑巷这样一个街名。即使一批青海汉人在本世纪初亲自到南京实地查访,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可见,“南京珠玑巷”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这个师出无名的“南京珠玑巷”是从哪里来的呢?   众所周知,广东的南雄珠玑巷是宋元时期中原和江南士族向岭南移民的聚散地,据说从此南迁的合计有103姓、197族,遍及岭南各地。因此南雄珠玑巷被视为是岭南诸家族的发祥地,影响极大。就是这个“南雄珠玑巷”被一些精英人物巧妙地移花接木,改成了“南京珠玑巷”,并与明代已经出现的元宵灯马大脚皇后故事嫁接在一起,演绎出了这一移民故事,从而把河湟汉人与当年的明朝首都及其皇帝皇后联结在一起。   这一移植的关键是仅仅一字之差且为近音。“南雄、南京”的容易误读,轻而易举地就把广东的南雄搬到了江苏的南京。而这一巧妙误读以及马大脚皇后故事的演绎,更显示出了多重的文化意蕴,为河湟汉人形成族群共同体和长期定居坚守该地给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   首先,河湟汉人不仅来自内地,而且都是来自天子脚下,原本是首都居民,是血脉正宗甚至高贵的汉人,绝不等同于边陲其他人群。即使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汉人,也未必有此祖居地的荣耀。这是这一族群身份的重要显示。   其次,河湟汉人虽然是被充军来的,但也是奉皇帝之命来戍守西陲边疆的,富有神圣的责任感,大家必须在皇帝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其他势力。   再次,既然是奉皇帝之命来河湟的,就必须遵奉天子之命,坚守到底,不能逃离此地,否则就是有违君命,大逆不道。因为朱元璋没有让大家回去就死了,所以待在河湟流域就成了永远的使命。   又次,更重要的是,既然都是奉皇帝之命从天子脚下的珠玑巷一起来到河湟地区的,那就是一个文化根脉,一个族群整体,因此必须统一风俗礼仪,统一精神面貌,不能我行我素,各行其是。   也正因为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功能,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逐渐被河湟汉人广泛接受,代代口承相传,以至于后来便成了最有影响的祖源传说。因为是口头传说,很长时间内不被文人著述所引述,当然万历年间的精英人物们由于种种原因,也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暴露此事。即使清人杨应琚也拒绝写到他的著作中去,所以在其《西宁府新志》《据鞍录》等著作中不着一字。杨应琚在任期间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对此传说必有所闻,但可能因为缺乏文献印证,所以不采纳。从他在青海的足迹、贡献和著作风格可以看得出来,他博学多识,但对没有文献佐证的民间传说也不敢写。这就是从传说出现到乾隆中期文献中没有出现南京珠玑巷传说的原因。时间再往后,传说逐渐出现在一些家谱、墓碑之上。到清末民国时期,尤其是尊重民间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传说就比较多地出现在书面材料中了。   回过头来再探讨一下,当初究竟是哪些精英文化人物“移植”了这一传说呢?“海寇之患”最严重和明军致命打击的万历二十三年前后,时任职西宁卫的龙膺和罢官在家的张问仁等人最有可能。   龙膺是湖南常德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当时有名的文学家,诗文戏剧皆有成就,又是以耿直慷慨著名的文臣,先后三次任职河湟及河西。尤其是万历二十三年初,因其《谏选宫女书》惹恼明神宗,一贬再贬到西陲边地河湟担任西宁卫监收通判。而这年正是“西海蒙古”最为强势之时,龙膺于是参与到反击的诸战役之中,不仅策划军事,而且为战役后果立下军令状,亲赴前线。战后,兵部尚书石星在给神宗的奏折中说,“龙膺本雍容冠玉之材,负叱咤摧山之气,临阵不辞锋镝,挥戈足扫穹庐”,因此升为西宁卫监收同知。此后多次任职西宁等地,编修成《西宁卫志》,发展教育文化,与地方人物来往密切,创作了数量颇多的诗文,有《湟中集》等传世。   张问仁,西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任职山西、山东、直隶等地,以廉著称。在家期间正值“海寇之患”,遂积极参与军事谋划,亦有贡献。他尤其与龙膺等人交往甚多。龙膺有《湟中张以元藩参招游南园即席赋十六韵》等诗,“以元”是张问仁的字,“藩参”说明张问仁被西宁卫等军政机构以参事之类头衔礼遇之。龙膺称其“午夜文星高北斗,暮年词藻动南楼”。张问仁著有《河右集》《闵子集》等。   明代河湟本土文人学者和外来的著名学者,尤其是聚焦万历二十三年前后的这两类人物,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张问仁和龙膺二人。而且二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有较深的友谊。   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二人都感慨于河湟地区当时的局势和汉人之分散,认为需要拢聚人心,协力卫边。同时他们作为一代学人,对南雄珠玑巷传说都较为谙熟,亦能体会到传说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因而完全有可能形成移花接木的共识,并依靠自己特殊的身份讲述传播,以达到整合河湟汉人文化的目的。但是他们又是严谨的学者,不愿意把这个移植版明确地写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免被精英层同行非议。   而这样的传说又恰恰满足了当时河湟汉人的共同精神需求,于是口口相传,逐渐流行开来,这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文化影响。而在后来广泛的口头传承过程中,又影响到文人的书面记录,这又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文化影响。正是在上下层文化的互动中,这个移植的传说就成为了富有文化内涵和很有影响的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   以上尽管是带有很大主观性的推测,但我认为符合这一传说生成的历史背景。   四、多民族文化互动: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的多元变异   由于多民族的杂居和汉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浸渗,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又慢慢被周边少数民族所接受,并与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混合型历史记忆传说。   一是在一些汉藏或者汉土民族杂居的村落或地方,这一传说被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但又有不同解释来区别于汉人,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历史记忆。如湟中县拦隆口镇西拉科村藏族中传说:   藏民和汉民本来是兄弟,但汉富藏穷。过小年了,善于做生意的汉民哥哥有酒有肉地祭灶过小年,喜气洋洋。但是只知道读书的藏民弟弟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好等到第二天上街卖掉几张字画,换点东西才回家补着祭灶,过了小年。从此,汉民祭灶的时间是腊月二十三晚上,藏民祭灶的时间是腊月二十四晚上。至今这个风俗没变。   这个在藏族中流传的传说显然借用了“兄弟型”故事叙事模式,认同与汉人的兄弟血缘关系,同时又因为在村落中人数较少、生活一般而又心有不甘,所以把一些汉人过上好生活归结于善于做生意,多少有些对为富不仁的否定;而认为自己过苦日子是因为死读书,多少还有些自我表彰。但其关键还是对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历史记忆认同。   二是模糊各民族祖源的不同,却又以调侃的口吻在一定程度上认知甚至认同汉人的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共同来记忆这一历史。如湟中县共和镇南村汉藏民族传说:   过了几年,朱元璋派人来查看人犯的生活状况。视察的人来到大通娘娘山的六月六会场上,看到有人喝醉了酒在唱歌,有人背着手在浪会场,回去后便向皇上报告说:“发配去的人都还活着,没有饿死,还种着庄稼。至今绑的绑着哩,哭的哭着哩。”   所谓“大通娘娘山的六月六会场”,实际上是以大通县老爷山为中心的六月六花儿会,也是河湟地区规模最大的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六前后三天举行,人数多达二十余万。当地汉、藏、土、蒙古、回等民族齐聚一起,相互对歌,饮酒狂欢。这个传说以这一大型民俗活动中的一些场景来形成故事,说朱元璋把南京珠玑巷的汉人发配到了河湟地区,过了一些年头,他派人来查看这些汉人的情况。结果来人来到老爷山、娘娘山的花儿会会场,看到很多人在尽情地唱着悠扬哀伤的花儿,以为还在为当年发配到青海的事伤心地哭着呢;而看到很多人背着手在悠闲地观赏风景,以为还如同当年一样被背捆着行走着。来人就回去向朱元璋报告去了。其实他哪里知道这些人不仅仅是汉人,还有藏、土、回、蒙古等民族,他们在共同歌唱着花儿和悠闲地享受着生活。故事表面上是在嘲笑朱元璋使臣的无知,却在一定意义上认知甚至模糊化地认同了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所以这个历史记忆故事在当地汉族中也有流传。   三是部分少数民族既认同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又认同本民族的祖源传说,甚至巧妙地认同更多的祖源传说,形成了新的多元祖源历史记忆。如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乡索布沟土族传说:   我们的祖先最早住在黑龙江,后来跟着成吉思汗打仗打到了南京,就住在了南京珠玑巷。朱洪武当了皇帝,因为不高兴耍社火的时候讽刺他的老婆马皇后,就把大家贬到索布沟来了。   这是河湟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索布沟村民讲述的土族祖源传说,显然是村落中一些知识精英重构的土族历史记忆。关于土族的来源,学界历来有多种说法,但在土族内部学者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以土族学者吕建福为代表,根据历史文献认为他们是鲜卑吐谷浑的后代。唐高宗时青海的吐谷浑国被吐蕃所攻灭,吐谷浑王向内地迁移,而大部分民众则留在青海成了吐蕃子民,因众多的人聚族而居,便慢慢形成了新的土族这一民族。二是以土族学者李克郁为代表,认为土族与吐谷浑基本无关,主要是由宋元时期迁到青海的白蒙古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的新的民族。“吐谷浑说”和“白蒙古说”数十年争论不休,土族群众实际上无所适从,甚至听起来莫名其妙。而一些读过书的地方精英们则采取兼容两说的策略,甚至还兼容了周边汉人的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从而形成了这个颇有故事性还颇为曲折的历史记忆。所谓“黑龙江”实际是对吐谷浑起源于东北(辽东)的认同记忆,因为对他们来说,“辽东”是个搞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等同于“东北”。从地图上看,最东北边就是黑龙江,所以把最早的祖居地放置在黑龙江是再也合理不过的办法。而“跟着成吉思汗打仗”实际上又是对“白蒙古说”的认同。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最有名的英雄,所以跟随英雄祖先征杀,一直打到南方,把明朝的首都南京占领了,还定居了下来。而这定居的地方偏偏又是“珠玑巷”,这就和珠玑巷人发配青海的汉人历史记忆又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甚至等同了起来。由此可见,这些土族内部的地方文化精英们根据自己在学校或者历史书上学到的大致的历史朝代顺序,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周边最流行的祖源传说作合理的历史化嫁接,创编出了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祖源历史。可以预料,未来很有可能这又是一个多元历史记忆传说。   四是一些民族既明确自己的祖源历史,又认同汉人政权的权威性(即所谓的国家认同),于是又有了与“南京珠玑巷”形式不同但本质相似的历史记忆。如乐都县瞿昙寺及其周边家族的来源传说:   相传,朱元璋登基不久,想请一位供应上师,就下令卦师占卜。卦师禀告说:“西方边陲的一个寂静山沟里有一位修行大师,如果请他进宫最好。”太宗马上派使者前往西北寻找。使者到了一个石崖陡峭、古树参天的幽静去处,发现有一个香烟缭绕的山洞,洞中有一位喇嘛打坐静修。使者感到十分惊奇,便呈报皇帝,立马差遣金字使者前往迎接。三罗喇嘛答应进京。使者问:“启程事宜如何打理?”三罗说:“不必张罗,到约定的时候,我便赴京进宫。”   到了约定的时间,果然看见一位身穿法衣的比丘乘白象从天而降。此时天空出现彩虹,降下花雨,显出种种吉兆。太祖龙颜大悦,亲赐御酒设宴款待。三罗喇嘛接过酒杯洒向天空,满朝文武都十分吃惊,认为三罗喇嘛无理取闹。三罗喇嘛从容地说:“比丘是不饮酒的,适逢某地发生火灾,我便洒洒酒或许对灭火有用处。”果然不久有人报告,说某城失火,正当烈火冲腾无法扑救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降下一场散发着酒味的暴雨,烈火顷刻间熄灭。报告的人所说的时间与三罗喇嘛洒酒的时间完全一致。从那以后,太祖对三罗喇嘛更加敬重,并拜为上师。后来皇帝派太监修建了瞿昙寺。   其实这个传说在当地是十分流行的。瞿昙寺由被称为“白象大师”的三罗喇嘛于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创建,后经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大规模扩建,局部建筑具有皇家规格。有关寺院的传说很多,这是其中之一。藏族民众对这座藏传佛教寺院的起源作了双重的记忆,就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和寺院创建者三罗喇嘛。作为当地藏族,他们对自己的祖源记忆一直是清晰的,这就是西藏。但是根据明王朝极为重视的皇宫式建筑的寺院,他们又很智慧地与朱元璋挂上了钩,不仅把寺院提升到了皇家寺院的地位,也与当地汉人祖源为南京的传说暗暗相合。这还可以从当地部分汉人家族的历史记忆得到验证。   当地杨氏、盛氏、刚氏和徐氏等四家族谱上都记载了他们的祖先扈驾明朝皇帝到瞿昙寺的“历史”。如《杨氏宗谱》载:“明洪武八年,祖刚忠公招入内廷,后扈游瞿昙寺,起籍西宁卫碾伯所千户。”《盛氏家谱》载:“祖籍同杨家,始祖二子,长子杨刚忠、次子盛乐登,兄弟二人系一母同胞,永乐年间扈驾瞿昙。杨盛一姓,不能联姻。”《徐氏家谱》载:“吾里徐氏,……自明朝建文皇帝由金陵驾临瞿昙……”诸如此类记述,实际就是把自己的祖先与瞿昙寺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扈驾”永乐皇帝到瞿昙寺,该寺因此而成为与皇家有关的藏传佛教寺院。为了进一步证明其真实性,过去在约离瞿昙寺1公里处立有一块功德石碑,叫“下马碑”,用来纪念和表彰杨氏先祖扈驾之功。传言他人到此必须下马步行,唯有杨家人可以不下马,还有寺院执事僧人前来迎接。“下马碑”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这些家族扈驾到瞿昙寺的族谱记载内容,在瞿昙周边地区民众中也广泛流传。民谣云:“瞿昙寺,瞿昙寺,永乐皇帝起痰死。”“瞿昙寺,瞿昙寺,把永乐皇帝欺踏死。”其中乐都方言中“瞿昙”跟“起痰”同音,而“欺踏”是受尽折磨的意思。但是,历史上永乐皇帝并没有到过瞿昙寺,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是讹传,应该是“建文皇帝”,并作了很多考证,迄今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永乐皇帝、建文皇帝,在这些传说中都是当地与瞿昙寺关系密切的大家族对来源于“南京珠玑巷”的另一种祖源解释。因为当地的其他一些家族较一般的汉人则一直认为“我们是从南京珠玑巷过来的”,等于说是被发配来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出身是差的,所以不能成为有实力的大家族。而有实力的大家族则通过另一种历史记忆说明他们是“扈驾”而来的功臣,奉命守卫皇家寺院,当然不同于一般家庭的汉人。   这些传说通过变异和多元的方式形成了以南京珠玑巷为核心的多民族历史记忆丛。   五、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的基本特点   通过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及其与周边民族互动中的历史记忆,可以看出关于祖源传说生成、传承的一些机制性特点。   首先,这类历史记忆往往是由多元人群形成族群的过程中因时因地的需要而生成的,在其特定的时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功能。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逐渐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汉人凝聚在“南京珠玑巷”这一祖居地,从而整合了从各地带来的日常民俗文化,形成了族群文化共同体即河湟汉人儒释道文化圈,极大地增强了汉人的集体凝聚力。这对于生存于多元文化过渡带上的汉人及其文化来讲,无疑凝结成了极为重要的文化竞争力,从而才能在这一特殊的“汉藏多元文化走廊”地区发展壮大,从传说圈升值为汉文化圈,成为代表中原文化的文化软实力。   当然,这种历史记忆不一定是历史学者眼中的历史真实,但一定是在这一族群实实在在的文化需求中出现的,是他们心目中最真实的历史,是族群集体的心灵和文化的真实。需要从其意义和价值来考察这样的历史记忆,而不可以用传统历史学的标准去评价其真伪,或者因其不符合历史文献记载而一票否决,或者简单地把传说一定要考证为真实的历史。在河湟汉人的历史记忆中,“南京珠玑巷”不过是一个象征文化中心和神圣性的文化符号而已。   其次,一个来源复杂的族群共享的一个历史记忆,往往是在上下层文化的互动中生成、传承的。河湟汉人实际上来自五湖四海,各自携带着自己故乡的文化展示方式和历史记忆叙事,这种现实就很难形成一个一致的历史记忆,但生存困境中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记忆。由于民间记忆的模糊性和地方精英的话语权威性,也许往往由精英们重构出一个供给大家享用的历史传说,然后利用其话语权推广开来,逐渐形成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记忆。“南雄珠玑巷”被移植为“南京珠玑巷”,这显然是具有话语权威的精英们的智慧策略,用文学的方式讲述历史,使之更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但这个阶段往往以口头传说的方式逐渐推广和传承,精英们则隐藏在后面,以显示其并非他们个人的创作。而众多人们的口头传说又使这样的历史记忆被固定下来,写进家谱或者墓碑之上,同时逐渐被后来的地方文人所认知甚至认同,转写到书面上,变成了草根和精英共同传承的祖源历史记忆。而在文人的书面化过程中,文人以其书面知识而往往加以细化或者更加合理化,使得这种历史记忆不仅更加情节化、形象化甚至曲折化,还往往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献典籍来证明其真实性。如土族从黑龙江跟随成吉思汗打仗到南京,再迁移到河湟山村的重构记忆。这种丰富了的祖源传说又传播到民众当中,更加坚定了大家对这一历史记忆的相信。综观河湟汉人祖源于南京珠玑巷的传说,就是在这样的上下层文化相互影响中生成、传承和扩布开来的。   再次,尽管这种族群集体历史记忆的主体部分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在多元化的地方文化体系中,由于不同人群精神需求和祖源记忆的差异性,往往会形成一些异文本。一是族群内部的变异,如瞿昙寺周边的杨、盛、刚、徐几个大的家族把自己的祖先定位为“扈驾”永乐皇帝或建文皇帝,以区别于被“发配”来的其他汉人。二是与汉人相邻而且关系较融洽的其他民族,如西拉科村的藏族,把自己看作是汉人的弟弟,但又从习俗上区别于汉人;互助土族把自己既说成是来自与汉人一样的南京珠玑巷,又不同于汉人,以更早的祖源说成是鲜卑人和蒙古人的后代。瞿昙寺的藏族保持自己来自西藏的历史记忆,但也认同朱元璋与瞿昙寺的关系,从而使自己与朝廷、首都联系了起来。三是由于不同地方文化阶层对历史记忆的态度,也会出现传说的异文本。如珠玑巷部分汉人由于在审查中“原地不动”而被发配到边疆的传说。正是因为有多元的人群,就出现了有差异性的祖源历史记忆,多种异文本既相互影响,又独立存在,从而使这种历史记忆更加丰富多姿,而不是单一不变。   又次,这种族群祖源传说往往在记忆场域的重建中被稳定下来。这个记忆场域一般由具有纪念物性质的地名、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名人和人文景观、民俗活动以及族谱等构成。“南京珠玑巷”就是一个象征文化中心的具象化的地名,而朱元璋、马皇后以及永乐皇帝、建文皇帝、瞿昙寺附近的家族等历史上真实的具体人物,“娘娘山六月六会”等民俗活动,瞿昙寺等人文建筑,还有“米柜”“主袄”等方言词语,都被用来证明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历史真实性。而作为神圣性的家谱族牒更赋予了“历史记载”的权威性。正如赵世瑜教授所言:“作为家族历史留传,族谱这样的书面文本又成为口述传说的载体,共同夯实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尤其是随着这一历史记忆的普及和家谱的重修新编,祖源传说被更多的家谱所采用,具有了不可更改的神圣历史性。从民国时期开始,河湟汉人中就大量地出现了记述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族谱,而一些地方文人又拿着这些族谱记载来落实传说的真实存在,“于是把当地祖辈传下来的传说,千方百计地往历史上去靠”,写进了地方志和个人著述中,“又构成了一段新的历史”。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关于边地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不仅仅流传于河湟地区,云南部分地方也有类似传说,但当地学者同样没有查阅到相关的历史文献。那么和河湟地区汉人传说一样的祖源记忆,又是怎么生成的呢?仅仅是一种偶然巧合,还是在具有相同机制的祖源记忆方式下形成的,还有待于继续研究。但至少说明,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其生成、传承机制有一定的规律性。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赵宗福,男,青海湟中人,博士,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民俗学家、“花儿”学家、昆仑文化研究专家。   文章推荐:戚晓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图文编辑:邓永江(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