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学科理论着手讨论了蒙古文学学科史的几点问题，即学科概念、蒙古文学学科的古代形态“明处”与现代形态“学科”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等，并提出蒙古文学学科属于国际性的知识体系，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科内部信息闭塞、交流不畅通。

　　关键词：蒙古文学；学科；形态

　　所谓学科，是指分类知识、生产知识和规范知识的一种组织系统。《汉蒙词典》（1964）中，有“学科”这一词条。汉语的“学科”一词，从辞源学角度说，与拉丁文的disciplina、德语的disziplin、法语的discipline、英语的discipline相对应。这些词，在其文化语境中有“知识种类”“修业门类”或者“知识与权力”之意。毋庸置疑，现代学科这一概念及其规训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有关分类知识的方法。据相关论述，早在明朝时期，欧洲传教士为东方的国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和教育理念。明朝天启三年（1623），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以汉文出版发行了《职方外纪》《西学凡》两部著作，为明朝民众系统地介绍了欧洲的知识分类法则和教育体系。

　　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语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译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而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而加，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

　　--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

　　据艾儒略介绍，在小学利用十年左右时间学习文科知识（Rhetorice——修辞学，指社会科学类知识），在中学利用三年时间学习理科知识（Rhilosophia——哲学，指自然科学类知识），包括逻辑学（Logic）、物理学（Physica）、形而上学（Metaphysica）、数学（Mathmatica）等学科。大学有四种专业，即医学（Medicina）、法律学（Leges）、宗教学（Cananis）、神学（Theologia），学习若干年。由此看出，中国的现代学科概念与大洋彼岸——欧洲的知识分类法则和教育体系有着密切关联。

　　一、古代的形态——明处

　　西方的学科观念尚未传入蒙古地区之前，蒙古族喇嘛僧侣们早已接受从雪域圣地传入的佛教知识分类法则——五明学说。佛教有五明学说，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统称佛教十明，或十明处。即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为大五明；辞修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历算学为小五明。十明处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知识种类，并且形成了体系，因而佛教传到之处皆十明学说传播开来，进而逐渐融入当地文化环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知识体系。

　　蒙古族喇嘛札雅班第达罗桑普仁莱（1642—1715）、松巴堪布耶喜班觉（1704—1788）、热绛巴阿旺吐丹（18世纪末—19世纪初）、阿拉善热绛巴阿旺丹达（1759—1840）、江隆班第达阿旺罗桑丹碧坚赞（1770—1845）等对佛教明处进行系统研究，对其属性、归类、内在关系、功能作用加以阐述。他们基于十明处基本内涵，将其归纳为平常明处与非常明处、外在明处与内在明处、共同明处与非同明处等类别。如札雅班第达罗桑普仁莱认为“皆闻思通达修行者五明，平常明处及非常明处二者，因明和声明二者，工巧明及医方明二者”为平常明处，内明纳入非常明处。松巴堪布耶喜班觉曰：“谓之佛典续论，平常与非常之分，先大小而论”，可见平常明处为“声明、因明二者。工巧明、医方明共四者”及辞修、术语、编纂、易术、历算，且将内明纳入非常明处。平常明处为佛教各学派共同研习修业的知识系统，非常明处为佛教各学派各自尊崇专修的知识体系。蒙古喇嘛僧侣们把文学学科设定为声明、工巧明、辞修学、辞藻学范畴，且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辞藻的缀辑，关乎于诸多明处。正如阿旺丹达所说：“夫文章而言，系内外之明，更有甚者，印度西藏经典亦文章所承而善，贤达者须笃学潜修矣。”有的佛教经书，如《律藏》将当时的知识种类更加精细区分为十八明处，即式叉论，明六十四种之能法；毗加论，释诸无常之法；柯刺波论，释诸天仙上古以来之因缘名字；坚低沙论，释天文、地理、算数等之法；阐陀论，释作首庐迦之法；尼鹿多论，释一切物之名之因缘；肩亡婆论，简释诸法之是非；那邪毗莎多论，明诸法之道理；伊底迦婆论，明传记宿世之事；僧法论，明二十五谛之义；课伽论，明摄心之事；陀菟论，释用兵杖之法；犍闼婆论，释音乐之法；阿输陀，释医方；耶柔吠陀，即祠祀吠陀；黎俱吠陀，即禳灾明论；阿达婆吠陀，即赞颂明论；娑摩吠陀，即歌咏明论等十八个种类。

　　喇嘛们不仅刻苦钻研由印度传播而来的佛教明学，并且运用其方法规则分类归纳当时的诸多知识类型。例如，1717年由拉希、丹金、阿日毕德呼、阿毕达、僧格、阿日那、色楞、衮都扎布、桑布珠、峻珠、班第、关布、伊德木、苏哈日、道尔吉、宝音图等人对照满文和蒙古文，在北京出版印行了第一部蒙古语辞典。该辞典将“天文、地理、人事、五行、四时、政略、声音、乐曲、兵法、器皿、饮食、禽兽、草木等二百八十余门类”，归类编纂为二十一卷。虽然该部辞书为语言解释辞典，但是从语言角度分类了当时的知识类别。1741—1742年间，衮卜扎布、毕力贡达来、阿毕达等人编纂印行了《甘珠尔》及《丹珠尔》的内容概要——五明的蒙译辞典《智慧之鉴》。该部辞书包含了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诸类。

　　从印度、西藏传播而来的明处理念及其规训是古代蒙古民众所接受的早期学科知识。它虽然与现代传入的西方学科理念、规训及方法论格格不入，但不失为一种归纳知识、传播知识、生产知识的学科体系或学科的古代形态，长期影响着蒙古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二、现代的形态——学科

　　至于现代学科的概念及其含义、名称在何时、以何种途径传播到蒙古地区，实难考证。英文的discipline一词以及与它相关的术语、概念、方法论、知识分类模式，是以汉语为载体传入到蒙古地区的呢？还是以日语或俄语为媒介，传播到蒙古地区的呢？目前虽然尚未得到充分的依据为其佐证，但是还能找到零星证据。

　　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的大学如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纷纷设立蒙古语系，蒙古语言文学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大学生修读的一门学科。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学者奥·米·考瓦列夫斯基（1800—1878）和阿·玛·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两人，其中奥·米·考瓦列夫斯基是第一位为大学生编写蒙古文学教科书的大学教授，他编撰的《蒙古文学精品》于1836年在喀山市出版。阿·玛·波兹德涅耶夫是为大学生系统教授蒙古文学史课程的第一位大学教师。由此不难看出，现代蒙古文学这一学科并不是初步形成于中国高校，而是形成于毗邻的俄罗斯高校。

　　现代蒙古族文人以西方传入的学科理念及其规训来分类知识、归纳著述的记载也有一些。如汪国钧所撰写的《蒙古纪闻》（1918）中记载：

　　光绪二十七年夏，有杭州人陆韬者，承该王之嘱托，草定学堂章程及教授方法。当时有日本人寺田龟之助君，翻译小池万平君，帮同参酌一切章程，于本年十月开办崇正学堂，学生六十名，后增至百二十名。监督汪良辅，汉文教习陆涛、刑宜亭，蒙文教员白文生等。

　　——《崇正学堂之创办》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该王亲到日本观览博览会，临归，请到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君，文学士吉野四郎君，浙江人姚煜为翻译，本年七月开办。挑选附近子弟及府内随侍与马步练军哨官，哨长等二十名为仕官生，又选择马步练军一百名为军队，内分学、术两课；学课则步兵操典、野外要务、射击教范、体操教范、算学、日本语、地理、历史；术课系各个教练、分队教练、小队教练、中队教练、徒手体操、器械体操、野外演习，练习三十年式铳射击法。

　　——《守正武学堂之创办》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于1902年创办的崇正学堂和1904年创办的守正武学堂课程结构及其分类基本上遵循了现代知识归类规训——学科方法论。从守正武学堂课程结构来看，把学堂课程分为学、术两大类，学课又细分为算学、日本语、地理、历史等不同学科课程门类。贡桑诺尔布创办的新式学堂所使用的教材《蒙文读本》（1907）的内容亦遵循现代学科的理念、模式及法则分为修身——行为准则的谏言（涉及伦理学——引者注）、地理——本旗地名志（涉及地理学——引者注）、长歌——诸类辞藻（涉及文学——引者注等。换言之，《蒙文读本》教材业已覆盖伦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现代学科的诸多内容。

　　由此可见，源于西方的现代学科理念及其模式和法则以汉语或日本语为载体，传入到当时的喀喇沁旗，这理所当然与当时的喀喇沁旗新式学堂任教的内地教员和外籍（日本国）教员有关。

　　在喀喇沁旗新式学堂从日本国邀请外教的同时，日本的诸多学校也从中国聘请蒙古语教员。比如罗布桑却丹、韩穆精阿、福隆阿、额尔德木巴特尔等，其中罗布桑却丹是受邀赴日本教授蒙古语的先驱。他于1907—1911年间或1909—1912年间受聘于东京外国语学校及1912—1914年间受聘于京都本原佛学院担任蒙古语教师期间，接受日本国或经日本传播而来的西方学科理念及其模式和法则，从而撰写《蒙古风俗录》一书。学者满都呼、多兰所编写的《罗布桑却丹研究》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

　　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至今收藏有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录》的三种手抄体本，即《有关蒙古人的由来及风俗》（封面上写有“蒙古人の由来と風俗に就いて”等日语字样）；《蒙古风俗录略》第一卷、第四卷、第七卷（封面上写有“蒙古風俗志”等日语字样）；《蒙古风俗录》汉文译本等。

　　《蒙古风俗录》汉文手抄体译本的目录如下：

　　蒙古源来第一//衣服居室第二//使用家具第三//饮食茶酒第四//分别种族第五//王公袭爵第六//比丁承职第七//古来习惯第八//王公结婚第九//民间结婚第十//新年礼则第拾一//政署法律第拾二//赏罚刑具第拾三//审判规则第拾四//人民诉讼第拾五//蒙古规矩第拾六//家庭教育第拾七//各种出产第拾八//牧养节气第拾九//山川神社第廿//忌晨祭祀第二一//结婚定礼第二二//贺喜礼物第二三//媒人规条第二四//火葬土葬第二五//分家产例第二六//立国年号第二七//文字书籍第二八//对韵说诗第二九//入喇嘛教第三拾//库伦喇嘛第三一//西藏喇嘛第三二//伟人名仕第三三//新旧唱歌第三四//文学习武第三五//上司纳差第三六//兵丁规条第三七//营业生计第三八//交通贸易第三九//古语传说第四拾//女子手工第四一//行围打猎第四二//盟长旗务第四三//会场摔跤第四四//庙会布札第四五//鄂博跑马第四六//边界地图第四七//山河人名第四八//长生草木第四九//耕地新章第五拾//栽种子量第五一//医生病症第五二//寒暑时候第五三//出荒卖地第五四//内政外属第五五//人民性质第五六//避暑游乐第五七//用度银钱第五八//寿数身量第五九//家庭传授第六拾//密谋来世第六一

　　国内流传的蒙古文版本《蒙古风俗录》，由十卷58则条目组成，内容涉猎诸多学科。从《蒙古风俗录》的丰富内容、细致分类、系统结构看，无可否认罗布桑却丹接受并运用现代学科理念及其模式和规训，对蒙古民俗进行了科学的归类。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我们对古今中外学者专家所推崇的民俗学归类法则与《蒙古风俗录》比较后发现，两者在细节问题上虽存有差异，但大体内容上基本相同，都隶属于民俗学的体系，内容的范畴、归类的准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大正四年，即1915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发行的蒙汉对照词典《蒙古语》（佐藤富江编）中，将常用蒙古语按其学科分为32种类别，同时对每一个蒙汉词条标注了日语音标。

　　《蒙古语》（1915年）的目录如下：

　　數目//月日//干支//方角//時刻//天文//地理//身體//人倫//人//家屋//器具物品//衣服裝飾//四季寒暑//草木//果物//蔬菜//飲食物//金石類//鳥類//獸類//魚類//蟲類//舟車類//馬具//樂器遊具//學事//醫事//藥類//兵器//神佛//修飾語

　　由此不难看出，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学科理念及其模式和法则是以俄语、日语及汉语为传播媒介，通过不同途径传入蒙古地区，并逐渐被接受运用。

　　那么，如今的专家学者如何论述学科这一概念呢？相关论述颇多。比如黑克豪森（Hechhausen）运用经验和事实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学科，认为学科是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的学科研究，以便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知识的一体化以及理论的系统化与再系统化。这一论述包含三个内容：（1）同类的研究对象。隶属同一学科的研究工作围绕同类问题或相同的研究对象而进行展开，解决问题的途径或方法可以不同，但是研究对象必须是相同的。（2）知识的更新。学科是通过对固定对象进行专门研究，进而更新知识体系及其模式和规训的科学系统。因此，学科与学校教育是密不可分的。（3）知识的系统化。学科，更新现有的知识的同时还要明确其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纳入同一个体系。因此，学科具备有统筹归纳零散知识的独特功能。

　　德国学者Guntau和Laitko认为，学科是有具体研究对象的科学工作系统，它具有信息联络共同体、建制的趋势和通过学术教育方式进行自己再生产的特色。这一论述包含四个内容：（1）具体的研究对象。每一个学科的建立都基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假如脱离具体的研究对象，学科就失去立足之本。（2）信息的联合体。一个成熟的学科，不断地联络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充实体系。（3）建制或规训。每一个学科均有属于自己的规训、法则和方法论。（4）学术的培养方式。每一个学科均以学术培养方式来生产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新的规训、新的模式或者不断地培养学科的新生力量——人才，力求完善自我体系。

　　概括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学科概念：

　　（1）学科是满足知识分类需求而产生的具有固定研究对象的科学工作系统。（2）学科是以生产知识、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一种学术秩序。（3）学科是有效完成知识的联络，并具有规训、方法论的信息、文献、人才的组织体系。

　　三、发展阶段——蒙古文学学科

　　德国文物考古队于1902—1914年从吐鲁番发现的回鹘蒙古文文献表明蒙古文学研究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叶，与搠思吉斡节儿著作有关。搠思吉斡节儿，别名为佛经之光，元代著名经师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和诗人，其生平不详，零星记载散见于《黄金史》（蒙古文）、《益希班觉佛教史》（藏文）和《元史》等蒙、藏、汉文文献。他精通蒙、藏、畏兀儿文，著述颇丰，大部散佚。流传至今的有《佛祖释迦牟尼十二行》、《入菩萨行径》（蒙译）、《入菩萨行径释》、《圣五主尊大乘经》（蒙译，其译者有异议）、《〈圣五主尊大乘经〉拔诗》、《摩诃噶剌神颂》等，其文学创作和研究影响深远。如《佛祖释迦牟尼十二行》给活佛高僧传记文学提供书写样板，《摩诃噶剌神颂》被称为蒙古族14世纪颂赞诗歌的经典之作等。其中《入菩萨行径释》被学界誉为高僧喇嘛撰写释文、以诗评诗的源头，是蒙古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入菩萨行径释》创作完成于1299年，1312年在大都以木刻出版。

　　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古文学研究曾经受到印藏诗学、汉族诗学和西方文学理论影响，逐渐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一门学科，即蒙古文学从古代佛学的明处范畴发展成现代科学的学科领域。蒙古文学从古代形态——明处到现代形态——学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萌芽阶段——13世纪末14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从1299编撰、1312年出版发行的《入菩萨行径释》至1895年俄罗斯学者阿·玛·波兹德涅耶夫在彼得堡大学讲授蒙古文学课程为蒙古文学学科史的萌芽阶段。学科的萌芽期是学科形成的准备期，以自发的、零散的文本研究为主。诸多学科术语或者学科基本范畴，如好来宝、乌力格尔、诗、歌、祝词、赞词、文章、文学等术语大量出现于此阶段。因此，萌芽阶段是学科内在知识谱系初步形成的阶段。

　　（二）创建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1895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国家如中国、蒙古国、日本、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形成蒙古文学方向的“学士——硕士——博士”三个级别的学位体系，此为蒙古文学学科史的创建阶段。创建阶段是学科的诞生期或学科的形成期。其特点为文学研究开始进入组织化、机构化运作系统，文学教育开始进入学校课堂，成为独立自主的知识系统。因此，创建阶段是学科组织管理体制逐步形成的阶段。

　　（三）发展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为蒙古文学学科史的发展阶段。发展阶段是学科的提升期或完整期。其特点为学科合法地位的提升（如学科目录的颁布、高学历教育的出现）、影响力的扩散、研究领域的拓展、国家权力的介入等。因此，发展阶段是学科外在权力系统逐步拓展的阶段。德国学者Guntau和Laitko曾提出成熟学科的三个标志，即学科内的沟通、学科再生产、学科建制等。由此不难看出，蒙古文学学科虽然进入发展阶段，但尚未趋于成熟。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科内部的沟通、信息交流不畅通。即国内的专家学者尚不熟悉国外蒙古文学研究和教学情况，并且不善于利用国外资料和前沿信息，同样国外的专家学者也不熟悉国内蒙古文学研究和教学情况，不善于利用国内资料和前沿信息等。

　　结语

　　综上，关于蒙古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蒙古文学学科属于国际性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在语言跨度上，包括蒙古语（含回鹘式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和基里尔蒙古文）、汉语、藏语、满语、日语、英语、俄语、德语等8种语言10种文字资料；在空间跨度上，涉及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等）、日本、美国、德国、瑞典、英国、匈牙利、芬兰等十多个国家。蒙古文学学科从古代文人的零散论述转向现代学者的系统性研究，从古代的形态——明处转向现代的形态——学科，从境内学者的研究转向境外学者的研究，从知识分类、梳理转向知识生产、人才培养，这一过程经历了七百多年。

　　二、蒙古文学学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科内部交流不畅通、信息闭塞。即境内的专家学者不熟悉境外蒙古文学研究状况及前沿信息，不擅长利用境外资料，同样，境外的专家学者也不熟悉境内蒙古文学研究状况及前沿信息，不擅长利用境内资料等。

　　三、蒙古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创立学科体系，而是通过学科——这一现代知识体系及其规训，达到蒙古文学研究的四项目的，即引领文学创作，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建立思想传统，只有积累沉淀才能形成传统，方可长存于历史长河；参与人类的文明对话；服务于构建宇宙秩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蒙古文学学科史：资料整理与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4ZDB071）阶段性成果。（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

作者简介

　　满全，蒙古族，1967年生，文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蒙古文学、文艺学、民族文化。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