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陇南至四川有多处叫“二郎坝”、“二郎山”和叫“鸡石坝”、“石鸡坝”的地名，也广泛流传着“二郎神斩蟒”的传说，反映了氐人由仇池山、骆谷一带向南迁徙的踪迹。四川平武县的白马老爷山是仇池山的象征，平武白马人中关于白马老爷山的传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氐人由陇南经文县到平武的经历。文县铁楼石鸡坎等处白马人是氐人南迁中最早留下来的一支，保留着氐人较原始的民俗和生活习惯。
【关键词】  白马人；氐族；仇池山；文县铁楼；二郎神传说；民俗文化
 
       从小就听《二郎爷斩蟒》和《二郎爷赶山》的传说。在我的印象中，似乎知道二郎神的故事比知道孙猴子的故事还要早一些。在我的家乡西和县城北漾水东岸高高的悬崖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缝，大人们说那就是二郎爷斩蟒留下的刀印，而且西和南乡还有一个叫二郎坝的地名。似乎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西和，因此听起来很亲切。《二郎爷赶山》的故事，大意是说二郎神有赶山鞭，有一次要把一座山在鸡叫以前赶到南面一个地方去，鸡一叫山就不能走了，因此，在鸡叫的时候，二郎神用手一指，叫鸡变成石头，不能叫了。长大以后才知道，甘肃、四川其他地方也有叫“二郎坝”、“二郎山”的地方，陇南的成县就有一个“二郎坝”。而且，武都城西 20 里有一个“鸡石坝”，也说是二郎神赶山时怕鸡叫， 让鸡化石而成的；文县有一个“石鸡坝”，其得名之义也应与此有关。尤其据南宋以后文献所载，那二郎神的本庙在四川灌口（故一些笔记、小说中称“灌口二郎神”)。于是，感到民间传说无稽，不过是没有文化的人随口编造的， 指悬崖上裂缝以示其真。但是，后来见到李思纯先生的《灌口氐神考》，认为二郎神为氐族的祖先神，一下让人茅塞顿开。二郎神姓杨，大部分地方称为“杨二郎”。因为氐人在唐代以后大部分融合入汉族，一些融合入藏族，其来历遂为人们所忘却，故人们对二郎神作了种种牵强附会的解说，至今使一些学者费神。氐人在陇南所建仇池国，根据四川大学李祖桓先生《仇池国志》一书所说，“仇池政权(或国家)存在了333年(自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 至梁承圣元年[公元 552 年] )之久，比十六国中任何一个政权都长。如比存在最长(有 77 年)的前凉张氏，还多了 256 年。”[2]而仇池国( 包括后续的武兴国 、阴平国) 即是杨氏氐人所建， 则杨氏在氐人历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氐族的神为三目神，我在《形天神话钩沉与研究》《三目神与氐族渊源》两文中已详细论证过。“马王爷，三只眼”，是全国流行的熟语；天上的四大灵官中，也只有马元帅是三只眼。古代三目神(所谓有“天眼”的神)主要分布于甘肃和四川、陕南一带，这些是白马氐、氐杨活动的范围。这不正说明了三目神同氐杨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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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氐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发祥地在伏羲氏、炎帝族的活动地域之内。73 年以前，先父曾有《形天葬首仇池山说》一文，论及伏羲氏、炎帝、形天的关系，引《帝王世纪》：

       “常羊”即“仇池”，一音之转；“神农”这里指炎帝族，则炎帝族出于伏羲氏。又引《路史后记》：

       则形天氏属炎帝族。因而文中说：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 ：

       杨所建仇池国虽然后来政治中心有所转移，但总是以“仇池”或“武都”为名，其君主或称“仇池公”，或称“仇池王”，或被封为“武都王”，其实质都是指仇池山一带的那一片地方。四川绵阳今仍有一乡镇名“武都”。由于战争的原因，氐杨逐步南移，而“仇池” 或“武都”、“武”的称呼不变。这同南北朝时代“侨置”的制度有关：西晋灭亡，北部中国基本上为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晋士大夫南迁后，在南方侨设原来北方的郡名，表面上的意思是用以体现收复北方之志，实际上为维持士大夫家族的郡望观念。当然，以旧居之地名命新居之山水都邑，先秦时之楚人即如此。氐杨的做法却更为切实而具有纪念的意义：在后来定居的地方堆起一座山来象征仇池，表现其不忘本源。四川平武白马人聚居的白马乡火溪沟和羊洞河交汇处有一座并不高的“白马老爷山”，上面堆有一些石头。平武白马人同甘肃文县铁楼乡的白马人都不信佛菩萨，而信白马老爷，信山神。当地的传说是：山神白马老爷由甘肃文县向南路过平武，见白马人正遭受恶魔风雪雷电的袭击，房屋倒塌，人畜死伤严重，白马老爷与恶魔搏斗，直至天亮，使白马部落得免灭顶之灾。但天亮之后，错过了神行走的时辰， 因而化为一座山。这个传说同本文开头所讲《二郎爷赶山》的传说应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白马人自己流传的故事反映出了民族迁徙中战争的经历，故事中用风雨雷的剧变象征战斗之激烈，颇同于《山海经》所载《黄帝战蚩尤》的神话，而汉族中所流传的故事则通过二郎神的神通表现了白马氐以仇池山为精神家园的事实。共同的一点是：平武县白马人寨子的这座山是由北方经文县来的。如追溯“白马老爷”这个神灵的源头，它其实就是仇池山的化身。
       平武县的这座“白马老爷山”，是仇池山的象征；白马人以之为神而敬奉它，反映了报本追远的群体记忆。白马老爷山为什么会选定在火溪沟和羊洞河交汇处？因为仇池山是在西汉水与养马河(古骆谷水)的交汇处，这其实就是仇池山地理环境的缩影。
        这里要注意的是：“白马老爷”是经过文县到平武的。这反映了氐杨由仇池向南迁徙的路线。
       通过以上的论述，要说明的是：文县铁楼乡的白马人，为白马氐的后裔。当然，我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融入一些其他民族的因素，无论是血缘的，还是文化的。今日的白马人，不是古代的氐人，只是它的后裔。
       文化本身是发展的，变化的，但发展变化之中，总有一些根本的、不变的东西，它们体现着这个民族文化的特征与个性。而且，即使那些变的东西，也是该民族发展中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与外界影响而渐变形成，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 不是外加的，也不是被别的民族的文化所覆盖而形成的。
       所以，今天我们挖掘、研究铁楼乡、石鸡坝等地白马人的民俗文化，一方面是要揭示出它的独特性，一方面，也借以揭示出隐藏在这种民俗下面的被遗忘的历史：那深邃久远的过去。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先父子贤公《形天葬首仇池山说》一文所提观点的基础上，联系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陇南一带有关民间传说、文化遗存，开始研究甘川之间上古有关神话传说同白马人的关系，力求解决陇南、川北白马人和原在川藏之间的氐人的族源问题( 据清代驻藏大臣入藏日记，西康一带在清代尚有氐人聚居)。当时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取得联系，与该所杨健吾同志多次通信， 得知四川省民委于1978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实地考察，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著名史学家徐中舒、缪钺、赵卫邦、邓子琴等教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熟、白马藏族干部平武县委副书记牛瓦等，认为“白马藏人”是历史上古老氐族的后裔，藏族学者桑木旦认为是藏族，也有个别学者主张是另一民族。1988 年 4 月，杨健吾同志给我寄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据两次讨论会论文编成的《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1986年 11 月，四川省平武县成立了“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并举办了“首次白马人族属问题研讨会”。1988 年 5 月初，我收到该会赠寄的“会刊”和该会所编的《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此后三四年，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 也受到平武县有关机构的邀请， 希望去该县进行学术考察。1989 年 10 月中旬，趁在江油参加第二次全国赋学会议之机到平武， 受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牛瓦、县委宣传部长马华、县统战部长肖犹源等同志和县政协杜主任的热情接待，参观了报恩寺(文管所设此)。文管所向远木所长又拿来《平武县志》， 其卷十三《舆地刊漏》有《宋制御封二郎神碑》一目，云“在玉虚观”，今只存“御笔手诏”四字。肖犹源同志言：“广汉出土汉代墓中有曹盖 。”则可见白马人与广汉三星堆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大家知道，白马人用的“曹盖”( 一种木刻面具，平时挂在门楣正中，在“跳曹盖”舞蹈时作为表演者的面具， 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三目”，只是有的“天眼”被图案化)。
       文馆所所长向远木介绍了白马人的分布情况：甘肃有文县的铁楼、石鸡坝和中寨等，四川有平武县的木皮、木座、白马三个乡和南平县的双河、罗依、马家、勿角、草地五个乡。
       10  月 16 日，由向远木所长和《四川日报》杨记者、《绵阳日报》赵记者陪同到白马藏区，在区委组织了座谈，然后到白马人寨子里，参观了一些人家，找了一些老人个别交谈。向远木同志帮我照了一些照片，其中包括白马人的服饰、居住的木屋、曹盖等。而最有意义的，是以白马老爷山为背景，为我留了一个影。
        本文的开头说到《二郎爷赶山》故事中“二郎”究竟姓什么，是什么神，所赶的是什么山，为什么会形成“二郎爷赶山”这个故事，目的是要说明四川平武、甘肃文县白马人同古代氐族的关系，揭示南北朝以后氐人逐渐南迁的事实， 也同时想说明：在甘 、川汉族中流传的一些传说故事， 实际上也同白马人的祖先有关，只是这些故事随着大部分氐人的被汉化，而融入一般的汉族故事中，人们难以识别而已。这也就可以使我们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的视野放得开一些。
        我以为“武”同形天氏(雕题人)“奇( ji) 股”的习俗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一文中已有论述。最早的武都是以仇池山、骆谷为中心的，后来郡治迁于下辨(今成县西 30 里)，而骆谷改为武都道，三国时复为武都县，西晋后废。东晋时甘肃镇原县有武都城，北魏太延二年(436 年)又在虢县治武都郡( 陕西宝鸡县驻地虢镇)。原治下辨的武都郡在杨难当为刘宋所灭之后，其地遂废，后魏徙置于仙陵(今陇南市武都区附近)。北魏太平真君九年( 448 年)改为石门县，西魏为武州治，隋大业初改武州复置武都郡，治所在今陇南市武都区，其辖境相当于今武都区、文县、康县等地。唐代或曰“武都郡”，或曰“武州”，都不离“武”字。刘宋之时在四川绵竹县西北曾置武都郡，学者们只知是以秦流民置，不知它正反映了氐人南移的实际，要不然何以不名曰“秦州”或“南秦州”，而名之曰“武都”？
       但无论怎样，仇池一带居民中已没有一点白马民俗的踪影，而四川平武的白马人又是经文县南迁的，现在要研究白马人的民俗文化，实际上也就只能追溯至甘肃文县的铁楼、石鸡坝等地。应该说，这里是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博物馆。
       研究一种民俗，尤其是罕见民俗的文化背景与其系统，对它的历史、它所反映民俗的继承关系应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民俗文化本身的调查与研究，则只能着眼于它存在的状况，力求存真、全面、完整，然后由之推求其较原始的形态。历史的研究虽然是民俗文化研究中释读一些现象的依据， 但就具体研究工作来说， 二者又是两回事。这样，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的研究，文县铁楼、石鸡坝两乡就是十分重要的基地。
       1990年，我申报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西部文化与氐族渊源”，是西北师大第二个被立项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如前所说，1990 年以前我已做了一些工作， 包括到四川平武考察，立项以后又进行了七年研究，完成了五十多万字。1997 年结项，结项时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但时间又过去了12 年，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原因是还想到一些地方再做些实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地方便是文县的铁楼与石鸡坝。2009 年 2 月，首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研讨会在文县召开，正是一个好机会，遗憾的是我因在外地，未能参加这次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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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说，甘肃文县铁楼、石鸡坝等乡的白马人，更接近于白马人自古居住的中心地区，居于四川平武白马人集体记忆中迁徙的路上。每一个民族在发展中都会受到新的环境的影响，文县铁楼、石鸡坝的白马人是较早地在偏僻的山区定居下来的，应该说较多地保持着一些原始的风俗。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保护、调查和进一步研究文县铁楼、石鸡坝等处的白马人风俗，都是有很大意义的。它将帮助我们认识陇南古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奇异瑰丽的文化，对于民族学的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有价值的。为此，我觉得应该培养一些文化骨干，懂得一些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知识，由他们来逐步开展工作，避免在调查中弄错了关系，或将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意见加进去。我以为首先要作好保护和调查工作，收集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研究工作。
       从观念上来说，对一种民俗文化，首先是保护，但只有进行了科学的调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应该保护什么，重点保护哪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是什么。调查既有抢救的性质，也有挖掘的性质。民俗调查一要采用严格的科学手段，二要具有学术的眼光，三要细心，四要勤快。无论是服饰、生活用具、饮食，还是婚葬习俗、节庆、歌舞、宗教仪式、亲友往来，还是语言、民间传说、故事、歌谣、成语、熟语、谚语，还是相关文献、实物，都应原原本本加以记述，不能随意选择，不能走样。各个村寨之间，几代人之间，有些习俗或许会有差异，这既应追本溯源，记载较原始的形态，又要说明一段时间一个地方同其他时间另一地方之间的差异，以便从中寻找其变化的规律。
       关于保护，想起来简单，但其中也有些理论问题，有些要坚守的原则。保护民族风俗，一方面要尽可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保留其特有的风俗；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提倡民俗文化的保护而影响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的发展与改善。哪些是应该保护的、应该维持的，哪些是可以变的，都应认真研究。在保留其文化生态环境方面，应将特殊的民族习俗同落后的生活方式加以区别，要将民族信仰、宗教习俗同完全的迷信活动区别开来，这就不仅是“度”的掌握问题，也有一个正确区分的问题。因为有些习俗作为微观历史学的资料记录下来，保留相关的实物，都是可以的，但要人们依然保存在生活中，不但是不可行的，也是违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政策的。我们可以办民俗博物馆或民俗展览馆。民俗博物馆是凝固了的民俗，它不会再变，而只显示着时间的坐标。办博物馆之类旨在存真，只要不是妨害民族团结的，都无不可。
       关于白马人独特民俗的研究，要揭示其同古代有关民族习俗的关系，及发展中同相关民族习俗的关系，更要研究各种民俗同当地地理状况、气候、生产及经济发展、宗教习俗的关系，揭示它形成与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
       至于对白马人历史的相关问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研究既是建立在以上前三点之上的，也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
       政协陇南市委员会和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所编《首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研讨会论文集》中既有调查报告，也有研究论文，还有宏观规划、设想和建议，都表现出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学风，这是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研究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文章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照原文

作者简介

       赵逵夫，男，汉族，1942年12月生，甘肃省西和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西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带头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业务负责人。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甘肃省文化资源与华夏文明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经学会、中国辞赋学会、《文学遗产》顾问，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编委；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顾问、甘肃省文化发展委员会顾问。

文章推荐：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章编辑：荆炜琪（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