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乡愁、土地与女性 壮族作家陶丽群小说作品评析|论文
发布日期：2020-01-19 作者： 杨一 点击数：3923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摘要：围绕乡愁、土地与女性三个关键词，以文学地理和文化深描为主要方法论，分析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广西青年作家陶丽群的小说创作。探究她在同代人中罕见的乡土写作如何延续了京派文学沈从文、汪曾祺的手法与风格。在散文化的表达方式之外，基于壮族女作家的身份自觉扎根民族文化、关怀弱势群体，详细描绘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超越单纯的民族志书写。以广西百色壮乡为原点，走向对族群、地域、传统、现代、女性主义等宏大命题的思考。
关键词：陶丽群;民族文学;文学地理;文化深描;女性主义
出生于1979年的广西壮族青年女作家陶丽群，自2005年步入文坛以来，已成为文学桂军中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她尤以中短篇小说见长，多部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广西文学》《北京文学》等主流文艺期刊，并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入选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级研讨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得到广西2014至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的特别支持。曾荣获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第五届广西青年文学奖。2016年更凭借中篇小说《母亲的岛》，荣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桂冠——第十一届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
由此可见，在小说写作方面，她的努力已得到严肃文学界充分的肯定与接纳。但作为备受期待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有关陶丽群的学术研究成果暂不多见，且主要针对部分篇目，集中讨论叙事技巧与主题内容等。本文将以陶丽群近十年来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为整体研究对象，抽取贯穿女作家文学之旅的三个核心意象:乡愁、土地与女性，并借助文学地理和文化深描为主要方法论，探究陶丽群作为同代人中罕见的乡土作家，如何利用散文化的表达方式延续着京派文学的手法与风格。同时基于壮族女作家的身份自觉扎根民族文化，详细描绘地方性知识。继而超越单纯的民族志书写，关怀性别弱势群体，以百色壮乡为原点，最终走向对族群、地域、传统、现代、女性主义等宏大命题的思考。
一、守望乡土文学
作为一位“泛80后”女作家，在同质化屡见不鲜的当代文学语境中，陶丽群小说的笔法、风格乃至选题，都呈现出与大部分同龄人“格格不入”的特点。在她之前，70后棉棉、卫慧、九丹等引领的身体写作，用自传或半自传的形式，将女性的自我认知建立在私密的感官体验之上，沉醉于内心独白和暧昧的欲望表达。在她之后，张悦然、周嘉宁、春树等80后，合力开辟了青春文学的新类别。主要以校园里的爱情和友情为主题，展现一代人成长过程中戏剧化的浪漫、烦恼和迷惘。
当同辈人把女性身体作为话语之源，或集体奔向抒发青涩年华的爱与痛时，陶丽群与那些前卫、激进的放纵追求，恣意、残酷的青春恋歌，似乎南辕北辙。她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安静地写作”，表示“我喜欢这个走向宁静的过程，更喜欢过程之后的宁静”。
于是陶丽群以一副老灵魂、一颗赤子心，精心挑选家乡广西百色地区的山水风土、人事百态作为着力表现的关键词，“自古以来人和土地相关的事件层出不穷，演绎尽人间悲欢离合。祖辈为农的我更无法漠视土地……既然有幸得到写作的垂怜，我想很有必要写写那郁结于心的事情，女性以及土地，将是我不断持续深入摸索的写作主题”。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可上溯至1921年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主要作家有废名、沙汀、沈从文、台静农、蹇先艾等。在当代，贾平凹曾不无焦虑地对乡土文学的何去何从表示担忧，认为他们这一批年龄都在六十多岁的作家完成使命之后，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乡土文学的消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记得我十六岁离开村庄后，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因为能远离村庄居住在城市里而感到莫名的兴奋……而如今，我却在城市的家里越来越长久地怀想村庄了，也许村庄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或者我从来都不曾远离过村庄……我是不是己经走过了生命的一半时光，越来越近地走回生命的起点，才在黑夜里不尽地想念村庄?不管怎么样，我愿意走回这个地方，生命的出生之地。”
当我们读到陶丽群的这段心灵独白时，终于可以抚平一些贾平凹式的担心。在逐渐成长为文坛中坚力量的80后新生代作家群内，仍然有人愿意选择坚守乡土文学之传统——一种纯属乡村的，竹篱茅舍、鸡犬桑麻的生活方式；一种反思现代的，原初而鲜活的写作姿态。陶丽群绝大多数的小说作品以桂西山村生活为题材，关注社会底层、经营地域性色彩的同时灵活运用风土人情。无论是《一塘香荷》《乡村系列》这样赞美自然，借抒情的方式歌颂田园牧歌式生活；还是如《寻暖》《漫山遍野的秋天》等刺破黑暗，用启蒙者的眼光揭露乡村伦理运行中那些野蛮、愚昧的传统或陋俗，陶丽群的乡土写作在文化及审美的向度上大多具有明显的写实倾向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尽管不能足够乐观地表示她的存在足以颠覆如今乡土文学惨淡经营的现实命运，但至少延缓了其逐步衰弱的整个过程。
爬梳陶丽群的“师承”关系我们能够发现，她虔诚的望乡之旅，甚至比活跃于80年代的寻根派前辈们走得更远。“乡村抒情注入悲痛，文笔拙质中见出一点妩媚。”清浅单纯，不以纯粹叙事技巧取胜的基调，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悖逆了后现代的种种规范与主张，游离在由西方话语所主导、傲嘈的众声喧哗之外。
英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认为:“我们心满意足地大谈特谈这个诗人和他的先辈，尤其是他的前一辈的不同之处；我们为了欣赏力图找出一种可以孤立起来看的东西。反之，如果我们不抱这种偏见来研究一个诗人，我们将往往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其最优秀的部分，而且其最独特的部分，都可能是己故的诗人，他的先辈们所强烈显示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同理，陶丽群在理论爆炸的当代，对乡愁、土地和女性近乎质朴的诗化表达，亦是京派文学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的风格与手法的某种再现。
沈从文1947年写给张白的信件如是说:“最近则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性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以为这个方法处理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在《边城》《长河》等作品中，他具体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层峦耸翠、幽微飘渺的湘西画卷背后，写实模式与抒情姿态并存，推动着散文与小说合流的趋向。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汪曾祺进一步打破了散文与小说的界限。在他看来，小说与散文之间的分水岭不是绝对意义的铜墙铁壁，而只隔了一道浅浅的篱笆。
当陶丽群进行文学创作时，散文和小说的双重因子也被深深融入了她的乡愁里，散文笔法沉淀于小说世界的底层，甚至很难划分出一条明确的，能够清晰划分出现实情感与虚构叙事之间的界线。
例如一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礼物》，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仅仅只有25处，且多为“多喝水”“回来了”等不超过五个字的短句。大部分笔墨花费在描绘外出打工的乡村女青年小雅，返乡时为男友马克烹制花菇炖鸡和净炒一点红这些广西常见农家菜的整个过程，穿插由小镇上老屋中各类光影声色所唤起的，七年间有关两人情感经历的点滴回忆。
“城市太令人乏味了。乡下很轻易得到的东西，在城里竟如凤毛麟角一样难寻。乡下清朗的月色，潺潺流动的河水，四处蛙鸣，八方鸟叫，还有……爱情，在城市里全都变得遥不可及。”文本内部并非靠对话彰显矛盾或推动情节，更多时候是乡间景色、各色风俗的生动描写，在整体气氛时而喧闹时而寂静的多层次过渡中，展现人物心境的逐渐变化，为“逆写时光”的复古文字召唤出强烈的情绪张力。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理论体系支撑下，陶丽群的小说散文化越界，尝试在通常小说写作比较看重的故事情节、角色对白、人物心理之前将营造整体氛围加以优先考量。这种气氛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大多数时候来源于故乡广西的民情风俗、生物茁茂。
二、深描壮族文化
作家东西曾提出:“作家就像植物，他们在不同的土壤、阳光、气候和民风民俗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在抵抗写作同质化，渴望写作差异化的今天，文学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尤其具有意义。”
陶丽群出生与成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是壮民族的发祥地，壮族占总人口的89.7﹪。少女时代她曾在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湿热中穿行过右江河谷，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在城市从事过教师、记者等职业，又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方而的突出成绩，以专业作家的身份重新回到田阳县文联。作为壮家儿女的一员，壮族的历史、民俗与文化，对她来说并非冷冰冰的田野调查数据，抑或书斋里皓首穷经的思辨。那些包括自己祖辈在内，壮民族世世代代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经验，不是逐渐被时光捐弃的过往，而是以丰富具体的意象积淀在记忆中，构成心灵深处的集体潜意识，最终以一种人文精神和原始意象的方式成为作者取之不尽的艺术创作源泉。她的中短篇小说无论枝叶如何肆意延展，根茎都紧握在土壤里，带着无需刻意言说的深情，如不可分割的血脉植入广袤的桂西大地，展示“当地人在文化抒写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文化自觉性”。
尽管陶丽群迄今为此的作品以独立中短篇小说为主，彼此之间的情节和时间线也基本互不干涉，没有特别的逻辑关联。但大部分乡间的遗落世事均发生在一座名为“莫纳”的边境小镇上，由一位唤作小妖的少女穿行跳跃在不同的故事间，作为超越时空限制的统一叙事者，带领读者辗转挪移，见证不同年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人情沧桑。
莫纳镇和竹溪乡，本是不存在于中国地图上的虚拟地点。但在作者详细的描述中:
“莫纳镇是个边陲重镇，有一个国家二级口岸，边贸生意红火，大中型卡车没日没夜从口岸拉越南药材。”
“我们莫纳镇正好坐落在天杀的热带上，这里的四季挺像个近视眼的人，往哪儿看都是一个样儿，尽是葱笼茂密的绿色。”
加之字里行间信手拈来的大叶榕、三角梅、甘蔗田、芒果林、沙田袖、米粉等百越之地的特产风物，使得读者不难发现莫纳镇决不是由作家纵横裨阖的想象力所打造出的架空设定，而是与广西恒有具体密切之关系。其文学地理的空间坐标，能够被精确地定位到百色壮乡大地上。相比文学桂军前辈东西、凡一平等作品中文学地理的确定性，以自己家乡河池市天峨县谷里屯、都安县上岭村等为写作背景，却比较少涉及地方民俗，南方特征并不特别明显的“真实的虚构”。陶丽群以清淡、宁静的散文笔法勾画出具有浓郁地域风情的乡土世界，可谓一种“虚构的真实”。桂西独特的风光与风情给小说家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灵感，同时也赋予了这些作品别样的地方特质。
除了对百色壮乡地理位置、气候特征、自然风光、各类特产的一般性展示。同汪曾祺重视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把风俗看作一首集合了民族集体智慧的抒情诗相类，她用一种近似于解释人类学的方式，尤其着力于壮族风俗文化的深层次描绘。
以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以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为核心理论。格尔茨沿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论点，将文化视为一种由人自己编织的符号系统。强调人类学的文化分析，不是实验科学的寻求规律，而是解释科学的探求意义。著作《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第一章“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中，指出民族志描述的三个特点: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对象是社会性话语流(the flow of social discourse)；这种解释包括尝试将话语流中“曾讲述的”从行将消逝的场合中解救出来，并将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
格尔茨强调以深度描写为方法论，地方性知识为切入角度，如何在“昭示出常态且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需要他们置于自体的日常生活中，溶解掉文化间的不透明度，使他们变得可以被理解”。
如秦红增教授所言:“自格尔茨提出以来，‘地方性知识’便成为人们认识文化的基本范式，也成为人们解读乡村社会、衡量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重要价值准则。”壮族女作家将自己特殊的文学地域背景加以文化深描的方法，帮助文本里的语言和叙事结构在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文化形态的隔阂与自然差异恰恰成为宝贵的文学资源。例如《一塘荷香》《风的方向》《三次相遇》《漫山遍野的秋天》四部作品里大量对壮族丧葬活动的描述片段，整合连缀起来即是一场完整的百色田阳地区壮族葬礼。在描述一个壮家葬礼的整体过程时，此处陶丽群是文学定义中的作家、故事叙述人，也是人类学意义上作为中介的解释者。描述本身具有多重目的，除了小说本身的情节建构需求之外，通过细致入微的文化深描，她尽可能还原壮族地区长期沿袭保留至今的语言、行为、风俗、习惯、信仰等，向阅读者解释他们也许熟悉但大多陌生的壮乡文化。以此种方式把文化转变成一种能够被理解的表述，帮助他们获得对该少数民族群体的基本印象及整体认知。但是这些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在经验透视中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今的丧事，己经不像旧时那么讲究礼俗了。特别是在吃喝上，斋饭其实只是针对家里人，白豆腐煮青菜，外加白米饭。就是一盆白菜豆腐，也做得极为讲究味道。用炖猪肉的汤水来煮。豆腐里也有名堂，不是菜市场里卖的薄片豆腐，而是家里自制的豆腐，故意制成厚约三个手指头的大块豆腐，然后切成许多块火柴盒大小的小三角形，拿小汤勺剜出一个小洞，往里填塞伴了酱油香菜的肉沫，农村叫豆腐样。这豆腐样放进盛了亮汪汪的炖过猪肉的汤水里煮，再拨进半框鲜嫩芥菜，在城里那是倍受欢迎的一道养生农家菜了。这样滑稽的斋饭，也仅限于守丧这两天，出殡下葬后基本上大鱼大肉了。疏远一点的藤蔓枝桠亲戚，干脆都不用吃斋，哪顿饭都有几样油水充足的荤菜堂而皇之摆上，而一碗炖猪脚和放了红糖酱油炯的三角肉是必须有的。假如不是菜桌上的一盆白豆腐块，谁都看不出这是一桌白事饭。
乡土变迁与重塑的过程里，“现代性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损伤”极目可见。陶丽群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探求壮族丧葬文化这一符号系统背后的时代氛围及精神气质，继而对两类知识体系的冲突作出某些解释，由风俗的继承与变异展现区域内政治、社群、宗教与文化的整合及历史变迁。“致力于对地方文化或精神的描述或解释，以期通过文字或作品，形成深度的沟通、交流，进而达到理解与和谐。”
三、聚焦女性议题
与此同时，对村庄及民俗非比寻常的重视，并不意味着陶丽群就一味地沉溺于个人的乡愁，所记录的生活仅仅关乎八桂大地纤骊连绵的诗意想象。即便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她也与其他当代人一样，同样面临权利、宰制、公平、变革等现实命题的叩问。女作家特殊的身份与视域，决定她的乡土文学，亦可称为地方文学，具有明显的女性指征。
陶丽群文学创作的性别特质，除了偶尔氤氲于字里行间精致阴柔的感伤，更多时候她的冲淡恬静是一种有力度的质朴，注重以天怜孤贫的悲悯人道精神阅读女性，践行着埃莱娜·西苏“女人必须写女人”的箴言。更为可贵的是，在女性主义新浪潮的话语空间内，她并非只关注自身或同辈人的命运，以激烈的方式为新世代发声，争做“当代女权代言人”。反而沉下心来，挖掘、重读那些已随时光老去的，底层中老年妇女的生命故事。
“文化中有一个巨大的空白，没有人把年老的女人塑造为女主角”《美丽迷思》(The Beauty Myth)一书的作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政治顾问娜奥米·伍尔夫(Naomi Wolf)如是说。这种年长女性被主流声音边缘化，面临社会与性别双重困境的情形，在东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均屡有呈现。大量文学作品将青春神圣化，有意无意地无视年长女性，或是将她们进行脸谱式处理，简单粗暴地塑造为慈母或老妖妇等形象。
而陶丽群营造的百色壮乡，除了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更有缺乏技术、文化、个人权利与家庭地位的乡村中老年妇女，在坚守传统和时代变迁的罅隙中，种种鲜为人知的处境与遭遇。借她的小说为窗口，从此窗望出去，我们得以认识到那些沉默的，遭人遗忘的女性社会角色，以及她们琐屑、惶惑的生存状态。为成全妹妹终身未嫁，晚年在莫纳镇独自生活，孤苦伶仃导致变态窥视欲的柳姨；因不能生育被迫与她人共侍一夫，表面大度端庄，实则一直无法逃离痛楚压抑的姑姑；为养大痴呆儿芭蕉，以看风水而相谋生，却招致全村人嫌恶的赵巫婆；不甘为残疾的退伍军人丈夫守活寡，与大队长私通后被示众和休弃的豆香……一个个大众公共语境里“消失的中老年女性”，一张张或低眉顺眼、或目光讥俏的面孔，在陶丽群的笔下重新赢得了被表述、被认知甚至被理解的权利。
其中最具现实意义和批判力度的，当属她在《寻暖》及其后续之作，即骏马奖获奖作品《母亲的岛》里对被拐妇女的表现。这些故事所发生演绎的文学地理空间，均被严格限定在百色境内右江河谷流经的一座孤岛上。
“有必要说一说我们这个有趣的村庄。这是个四面环水的村庄，一条叫右的江流着流着，突然在某一段江中心分成两股流水，绕出一块足够建一个上千户人家的肥沃土地，然后又在某一处汇合，重新成为完整的一条江，我们的村庄就应运而生了，村里活着的人谁都不知道这个村庄到底有多少年历史。我们村因此外出和进来都必须渡船。站在连接这条江的大桥上，可以看见我们村庄像一块补丁一样镶嵌在右江里。”
在东西方的文学传统中，岛的意象往往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东晋时渔人曾误入陶渊明“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苏格兰童话《彼得潘》(Peter Pan)里的永无岛远离英国本土，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也长不大，自然亦无需承担成人世界的种种惶惑与忧惧。尤金·奥尼尔(Eugene O' Neill)的悲怆三部曲中，也有这样一座名为幸福岛的岛屿。蔚蓝大海里一片美丽的绿色土地，是世界上最接近堕落前伊甸园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会忘记所有关于争权夺利的污浊梦想。
陶丽群冷静的反桃花源式书写，却抹去了岛屿惯常隐喻的，天堂般纯洁、避世的理想生活。她在文化突围后所观察的真相是:
“岛是真实存在，一座奇特而善于孕育不幸的浮岛。那座岛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当时拐卖妇女成灾的年代里，简直就是一座无须看守的牢房。廉价的外地妇女被拐来给村里娶不起本地媳妇的男人当老婆。”这片寓言式土地，建立在一个与世隔绝，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特权仍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体系之上。无论从客观的地理空间，还是抽象的心灵认知上，都暗喻着妇女们难以挣脱的，被囚禁与被监视的命运，被拐骗至岛上的妇女们“从一开始就被打上‘物品’标签，明码标价，买来后用戒备和棍棒强行抹去她们上半辈子的记忆:出生地，父母兄弟姐妹，家乡风俗，口音，等等；强行给她们灌输新的生存规则和生活状态。”以至于这座与外界隔绝，看似世外仙境的孤岛，终日弥漫着被拐妇女的痛楚和悲伤。
一些反映当代被拐妇女生存困境的文艺作品，如《嫁给大山的女人》《极花》《阿霞》等，不约而同地集中展示这一弱势群体最后如何选择向新环境妥协，“以角色认同作为自我防卫，以‘和解’与退让来换取被拐空间内最基本的生存权，被动接受并适应被拐卖后的生活”。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备明显代际特点和身份自觉的“泛80后”女作家。尽管陶丽群也同样承认:“岛上被拐卖来的女人大多数选择承受伤痛、接受新的生活。”但相对于以往不同程度回避乃至淡化被拐妇女与陌生乡村间激剧矛盾冲突的书写，她勇敢且诚恳地直而伤痕，主动阅听哪些被遗忘或被误读的记忆。
《寻暖》里的李寻暖和《母亲的岛》中没有名字的母亲，是来到岛上的被拐妇女群体里不愿屈服于现实的极少数特例。为了回到家乡，李寻暖坚持服用草药避孕，不肯为买主生儿育女。计划造木筏偷逃被发现后，她故意与多位男性发展关系，败坏自己的名声。以至于名义上的夫家不得不放她自由，成为岛上唯一一个被主动驱逐的外地媳妇。当她千辛万苦联系上远在贵州的家人后，却更加绝望地发现，自己其实是母亲为了让兄弟们上学娶亲，主动将她卖往异乡的。再也无家可归的李寻暖，留在岛屿附近一座广西县城，靠摆油条摊和当半明半暗的妓女为生，草草离世时享年44岁。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被拐到岛上的妇女，由于村子四面环水的特殊地理位置，她和其他外乡女人一样，老老实实地留下安分生活。然而在母亲50岁那年，她突然决定到村庄隔壁的毛竹岛上独自居住、种菜养鸭。当我们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一时赌气，很快会回到旧有生活秩序时，母亲却把长大的鸭子卖了五千块，在第二天清晨离开了小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我时常会想，假如李寻暖也屈服下来，为丈夫生几个儿女，人生不快乐，但肯定不会吃那么多苦。假如母亲屈服下来，人生不快乐，但肯定不会孤苦伶仃，以致是死是活无人所知。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假如不成立了。世道每一次文明进程，无一不是由少数具有反抗精神、追求自由与爱的有识之士缓慢推进的，也许他们最终没有落得好的结果，但他们的精神之光却照亮了前进的正道。”
《寻暖》的后记里，陶丽群如此写到。能够发现她的地方写作“随着作家的成长和视野的开阔慢慢地放大”，小人物的个体经历与大历史的权威叙述互相补证，直至从地方性中在找到某些人类的共性。她通过深描产生的新文本，发掘出具有决绝的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没有刻意的粉饰或圆满，而是用鞭辟入里的文字，替这些特立独行却被长期遮蔽和曲解的下层弱势女性立传，提供更加细致、全面的信息，从细节根源上弥补在男性精英所主导的历史话语中女性话语的缺失。对传统的、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评估，以文学的方式提出警告。李寻暖和母亲，堪称陶丽群笔下最引人瞩目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再沉默地隐忍，敢于正视过去与现实，打破精神枷锁，摈弃了传统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训，妇女不只是“枯燥乏味/被希望和被设计”的存在。逃离孤岛的过程，也是一次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闪耀着作为权利价值之人性尊严凛冽光芒的娜拉出走之旅。在与命运抗争、索取应得公正的同时，获得正确的自我认知、寻回并重建女性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意识。
1988年，在回答香港女作家施叔青关于散文化小说具有哪些特征时，汪曾祺认为该类别的小说一般不写重大题材，且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思想。近三十年的文学发展衍变后我们可以看到，陶丽群散文化小说写作里的文化符号——乡愁、土地与女性——并非出于单纯的诗意想象之审美目的，或以温柔及温情逃避严酷现实的拷问与质疑。相反，她正是要主动投身与这些宏大命题中，以抒情的基调、深描的方式审视族群、地域、传统、变革、女性主义，以及“特定的民族以特定的方式尝试把一系列事物放在某种可理解的、有意义的系统中”。这种超越地方性书写的“地方性书写”，还能怎样进一步深入，由解读民族个性到寻找普遍人性，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
原刊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杨一(1989~ ),女,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学员。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性别与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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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张 鳕（西藏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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