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娟 陈 宁||壮乡女性的守望者——陶丽群创作论
发布日期：2020-04-28 作者： 黄晓娟 陈 宁 点击数：1389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读陶丽群的作品，深沉的土地情结以及浓郁的乡土气息迎面而来，一向习惯于“安静地写作”的她竟“滔滔不绝”了起来：儿时的墙红屯、村庄上空的炊烟、深夜的火车……点点滴滴，串联起她心头间的万般思绪。她曾坦言，女性以及土地将会是她持续不断摸索的写作主题。她的写作不曾离开过这片壮乡大地，在她笔下我们得以认识到那些沉默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身上鲜为人知的处境和遭遇。陶丽群从多维度探寻女性生命体验、记忆、历史之间的关联，她们勇敢直面生活的不堪，努力挣脱生活的枷锁对于精神的束缚，在面对生存困境所表现出乐观、豁达的心态。而作为农民的女儿，面对曾经数次“逃离”的故土，陶丽群在作品中满怀对土地的热忱和眷恋，在守望中流淌着人与土地间的血脉情深。
一、何以为家：内心的隐痛
“岛是真实存在，一座奇特而善于孕育不幸的浮岛。”陶丽群在散文《隐痛围成的孤岛》中谈到，位于这座小岛上的村庄四面环水，对于被拐卖至此的女人来说无形中成为一道牢笼，特殊的地理环境限制了她们的人身自由，也将她们思念亲人及渴望归家的念头束缚在脑海里。“被拐卖的妇女”是陶丽群所关注的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大多数选择承受伤痛，接受新的生活，《寻暖》与《母亲的岛》暴露出她们被拐卖后真实的生存状况：她们不仅无法抗拒被拐卖的遭遇，甚至在人格和自由上都无法获得独立。李寻暖们留在陶丽群内心的隐痛，成为她心底的一道灰色。
逆来顺受在长年累月中慢慢渗透到女性的无意识当中，从而加速了女性被物化的过程。“这些女人从一开始就被打上‘物品’的标签，明码标价，买来后用戒备和棍棒强行抹去她们上半辈子的记忆——出生地、父母兄弟姐妹、家乡习俗、口音，等等，强行给她们灌输新的生存规则和生活状态。”这些被拐卖来的女人在婚姻这场交易中只是实现占有权转移的“物品”。
男性通过婚姻履行对家族提供子嗣、延续香火的责任，女性将婚姻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在封建社会里，父权制将女性禁锢于“家”中，被贴上妻子、母亲、女儿的身份标签，因而在婚姻中，她们不自觉地产生依附于男性的心态，以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作为一生的寄托，女性的价值是为了满足丈夫或家庭的需要而存在。
《一个夜晚》中的丈夫以稳定收入从而确立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依附于丈夫的女主人公毫无经济能力，因丈夫出轨而使婚姻破碎，被赶出家门的她也痛失亲生儿子；而《正午》里的门菇被迫接受父母的安排嫁进城里，饱受丈夫的嫌弃和冷暴力，连生育都无法自主决定；《上邪》中，同是从乡下来到城里打拼的方青，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城市户口，有着体面的稳定工作，但婆婆的蔑视、小姑的刁蛮以及丈夫的误解，让这段婚姻走到终点；胡蝶靠经营粥铺养家，在与丈夫离婚后与公公和儿子相依为命。单一枯燥的生活使落寞的她开始“迷恋”上跳广场舞，这也成为她每天唯一的消遣。公公被查出胃癌晚期，最后离世。而这个老人的骤然离世也仿佛折断了胡蝶的半边翅膀，未来的生活只能靠她一个人支撑。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她不知何时能再次起舞了。
从“女人”到“人”的这一抗争过程中，女性纷纷走出家庭的“象牙塔”，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劳动中，以此来实现自我的个人价值。但女性传统家庭角色和关系的问题依旧存在，如生育、婆媳关系等。胡蝶、方青和门菇都极其渴望从家庭中获得幸福，她们也曾对婚姻倾注最美好的幻想，为了维系家庭的平静而隐忍，但委曲求全并没有能让她们在偌大的城市得以安身立命。
对于在异乡漂泊的女性来说，何处是家？作为家庭的牺牲者、奉献者，她们内心的想法和苦楚都无法言说，便凝结成心里的一道伤痕。陶丽群企图走进她们在内心围成的“孤岛”，打破女性在历史话语中长期的“失语”状态，从而使这抹暗色能够暖一些。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女性唯有经济上得到保障，才有拥有思想的自由”，新时代女性的出路应实现思想和经济上的独立。《正午》的结尾中，孑然一身的劳萍搭乘正午的火车再次踏上漫漫打工路；“离家出走”的母亲也许在摸索着回乡寻亲之路。 即使前途未卜，但她们不再沉默隐忍而是直面过去与现实，毅然向命运奋起反抗，在实现自我解放中重建女性独立人格的主体意识。
二、何以得存：“骨头磨成灰”
陶丽群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然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而是放眼到女性以及人类生存的困境中去。陶丽群笔下那些生存于小城镇的女性，不再是只会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她们走出家门，挑起生活的担子，但生活的琐屑和不易让她们的每一步走起来都格外艰难。底层女性在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尊严考验中产生的心理异变反映在长久生活于重压之下所导致的心理重荷的描写，以及这个过程中无法排遣的荒凉。现实总是用它那一道道坎消磨人的意志，使人真切体会到“骨头磨成灰”的绝望。
陶丽群的早期作品《回家的路亮堂堂》通过曹慧的一天，展现女性在生存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苦难成为底层生存的底色。在公婆住进家里后，本就不富裕的日子紧得曹慧连在睡梦中都在计算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她决定自己给自己放一天假。在赌气“罢工”的半天里，除了一块五的早餐和五块钱的快餐，在百货大楼里给一家老小买的东西，竟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在回到以往摆摊的旧街亭才得知，她赖以生存的成衣生意即将因拆迁问题而一下子落空。折腾了一天的她想起小时候累死在田里头的老母牛，想起母亲口里那句“骨头磨成灰”。“那是从心底泛出来的累，从骨头里渗透出来的累，绝望的累。”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感从身体里渗透出来，一寸一寸地啃噬她挫败的心。从胡蝶和曹慧身上所看到的勤俭持家，源自困顿生活的打磨，只有精打细算，才能挨过家庭经济拮据的状况。可见，家庭不再是女性的“主战场”，她们投身社会工作中，用自己的辛勤努力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搁浅于城市的李小渔之死令人震撼，年仅二十岁的她仍怀揣着遥不可及的大学梦。为了供她念书，叶桂省吃俭用；为了让女儿能吃上鱼而任由海鲜店老板轻薄，亲眼看见这不堪的一幕，小渔毅然放弃学业踏入社会。妈妈的不理解和气恼，最终将李小渔推向了深渊。在家境窘迫和迷茫困惑中，她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搁浅的鱼，呼吸困难，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最艰难的日子已经熬过来了，与母亲之间产生的隔阂与误会成为“压死”李小渔的“最后一根稻草”。《白》里患有先天性白化病的孩子上善和妈妈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作为母亲，拉丽没能从心理上正视对于这个“白得瘆人”的孩子而产生的复杂情感；独自拉扯孩子的她因保洁员的繁重工作而无暇顾及上善的心理问题，多半是将上善关在家里，亲情和母爱的缺失让这个孩子习惯沉默而自闭，而成为众人眼中的“异类”。
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母女关系如履薄冰般的脆弱，之于生存与亲情的思考，陶丽群在近期作品《打开一扇窗子》中，以“打开窗子”为线索讲述与母亲之间的和解。时隔三十年因为母亲的病才再度回到这个让“我”无法释怀的城镇。和母亲同时代的人一个个地走了，芳慧的母亲、酒鬼西山……死亡的迫近让“我”想起幼年时期看着死亡迫近而使父亲离去，痛苦就如一扇无法触碰的窗户。亲人一个个的离去，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人生命题，而“我”能做的不过是打开窗户，接受事实，看淡生命的存与逝。一个人的成长，无非是像娇婆婆与姑姑那样，放下已经失去的伤痛，坦然面对至亲一个个离自己远去。
陶丽群的《暗疾》聚焦生活在阴暗潮湿、多雨的南方小县城里的人群里，人人都生长着羞于明言的心理“暗疾”。每个人需要承受“暗疾”的苦痛无法掩藏，无论经历多少代都无法逃避，面对代代遗留的创伤，陶丽群巧妙地运用人物之间的关系，将每个人的“暗疾”以及面对不可避免的“暗疾”的表现铺陈开来。而在平凡的生活中，人们只有用“爱”才能缓解“暗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老爹不让杜阿姨离开；老单去世后，妻子与三年前的恋人复合，她的脚也好起来了；母亲与头发黑得扎眼的老头相互依偎，而“我”和跑钱走到了一起，还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一切好像都站在了新生活的起点，未来因为两个人相互依偎带来的温暖充满了希望。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生着和离去。”陶丽群对生活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她笔下的每个小家庭都在小心翼翼地生活，许多看似平静如水的日子却荡漾着涟漪。与生活的苦难、粗粝相比，这些底层女性身上所体现出的美好品质显得弥足珍贵。刀子嘴豆腐心，让我们看到了被生活磨砺得八面玲珑的曹慧。坚强而乐观的她用心里的那道光，为自己照亮回家的路。陶丽群的温情书写，将人性最真诚的一面展现于作品中，使她笔下那些关于底层女性的“小城故事”重新变得亲切、温暖。她们是生活中最普通的女人，经历着生存里的种种磨砺，也在陶丽群的笔下寻找着光，试图寻找走出困境的路。
三、何处为归：空旷的村落
陶丽群始终置身于乡土，细细体味着土地上的人情冷暖，围绕着土地上人们所遭遇的悲欢离合，人与土地分离之后的惶恐不安。
女性常常被比作柔弱娇气的菟丝花，一种盛放得极美的花，可是它的生命却是悲哀的，只能依附于其他物体而活。但在陶丽群的乡土书写中所塑造的农村妇女形象，大多是善良而坚韧的，面对生活艰辛或背井离乡，或默默坚守，如野草般生生不息。《漫山遍野的秋天》里的侏儒女人三彩，虽身体残缺，但她作为一颗女人的心却是完整的。她对孩子的渴望，对黄天发的包容，在面对命运不公时仍对生活保持希望，这份女性力量坚定而伟大；姑姑和清韵“共侍一夫”。而姑姑因为多年来未曾生育，而被迫接受自己丈夫为传宗接代而“纳妾”的事实，她默默隐忍着伤痛。姑丈死后，在与清韵的一次偶遇，“我”才发现原来当年不能生育的人是姑丈。两个女人的缄默，竟将这个秘密守护多年。《夫妇》里的紫玉不离不弃地照顾时日不多的丈夫，豁达而知足的她默默承受着现实，并陪伴着桂七走完人生中的最后一程。
《忧郁的孩子》里，“我”通过拜访留守儿童李小双妈妈时得知：因文化程度受限，村子里的女人在城里找工作时走投无路，只能靠出卖肉体来挣钱。陶丽群在文中表现出对这些女性的同情，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们为了家庭不得不选择以出卖身体的方式挣钱。陶丽群从女性进城谋求生存这一侧面来反映人们纷纷出走土地的真实状况。
“自古以来人和土地相关的事件层出不穷，演绎尽人间悲欢离合。祖辈为农的我更无法漠视土地。”陶丽群在散文《锄记》里以“锄头”串联起人与土地间的羁绊：锄头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工具，在田间耕种劳作同时，也陪着人走过不停播种丰收的四季；锄头和人一样，也有长长短短的一生——“一个庄稼人的一生，靠一把锄头支撑着往前走，走不动了，还要靠一把锄头把他送回土地里。”当人拿起锄头时，仿佛握住一天的光阴；当人再也无法劳作而长眠于这片土地时，锄头的一生也随之终结。人、锄头、土地便是这样而紧密相连。
如同老一辈人所表现出对土地现状的担忧，如今的村庄仿佛是个“空壳”，比冬天收割过的稻田还要空旷的村庄里，只剩下年迈而无法出去挣钱的老人，和一些还无法独立离家打拼的孩子。田里的庄稼大多枯萎了。人们纷纷搬迁到乡镇或者县城，住进人际关系变得相对疏离的楼房里。
《冬日暖阳》里老抽看到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已然不复当年农民们势必亲力亲为在田间劳作的景象。从村里的黄元山在外地打工回来，举家迁往县城之后；村里陆续有人进城务工，村子田地上的人渐渐没了。村里的土地多是老人在打理，因能力有限，种不到的田只能租出去，或者闲置着便荒废掉了。老抽看着楼房渐渐取代当初的泥土坯房，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在农村人大多“出走”进城后，像王朝和苗苗这样的新型知识性农民却选择来到农村，走进田间。这是陶丽群的匠心独运之处，她期待着人们对土地的复归。
“离开村庄的人一定要过很多年之后，比如生一场大病，比如异乡的繁华再也无法填补心里日益滋生的空，才记得村庄和村庄里的这座空房子。”从李一锄、黄天发以及老抽，他们对于土地的热爱绝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盼头，更是因为他们始终对这片生养他们一辈子的土地怀着感恩的心，土地是他们的生命，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中，村子变得空旷。但那一片依然在孕育着庄稼的大地，是农民们生命的根基，同时也是外出打工人心里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人与土地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相生的；而人一旦背弃并遗忘了土地，人的心灵无法找到归属。对陶丽群而言，在出走家乡之后，许多埋藏在心里的往事又被渐渐拂去时光的尘埃，令她百感交集的那些回忆，似乎都成为她在异乡的一缕温暖。
结语
传统观念以人丁兴旺为美满姻缘的标志，这一思想将女性束缚于生儿育女的命运当中。姑姑因其“无法生育”而默许地接受家庭的安排，让另一个女人来为自己的丈夫生儿育女；而三彩将她生活的盼头全都寄托于生孩子上。姑姑和三彩同样作为女性个体，被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规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从而失去了女性本身的生存价值，沦为从属地位。而“李寻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家庭的温暖，陶丽群也曾提及：假如她安分守己地留下来生儿育女，是否又是不一样的结局？而后她便推翻，她认为“世道每一次文明进程，无一不是在少数具有反抗精神、追求自由与爱的有识之士缓慢推进的，也许他们最终没有落得好的结果，但他们的精神之光却照亮了前进的正道”。
尽管从陶丽群所塑造的一系列受传统思想深深影响的角色中可以看到，女性若不能清除植根于思想内部的从属依附意识和男权文化的桎梏，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生活中备受压抑的现状。但在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描摹中，陶丽群仍以独到的眼光捕捉来自其身上的闪光点；对置身于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本相和命运出路时，又着意以温情的笔触，给作品带来暖色。针对于此，著名评论家张燕玲女士非常精辟地指出：“女性的生命，总是向暖而生，向阳而长，向善而行。”她们挣扎于生活泥淖中的种种挫折，却又被陶丽群以温暖、细腻的情感发掘他们坚韧和隐忍的善良特质，从而实现心灵的突围。
由于陶丽群的个人生活经历，使她敏感地体会到在城市里漂泊与流离的痛苦，也将无处安放的精神寄托于她所热爱的那片土地上，以至于她总是以平和且带着担忧的复杂情感去关注人与土地的关系，对乡村生存状态进行真实又深刻的挖掘。陶丽群是壮乡女性的守望者，对女性的独特审视以及对土地的虔诚坚守，都将使她在日后的写作中仍牢牢扎根于这片壮乡大地。
原文刊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一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介绍：黄晓娟，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推荐：林安宁（南宁师范大学）
图文编辑：祁泽宇（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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