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合目前有关考古成果，《穆天子传》《山海经》《逸周书》《国语·周语》《左传》等有关西行的材料，证实《穆天子传》中所述“西行”事件具有一定可能性，说明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前即已存在一条“前丝绸之路”。从夏代开始，这条路上既有彩陶文化、玉石文化的交流，也有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周人与西行沿途各邦国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与西王母之邦的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了西周以来中原与西域各民族在文化与文学方面的相互认同与融合。这一盛况，为汉代以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基本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与奠基作用。

　　关键词：“前丝绸之路”、《穆天子传》、文化交流

　　学术界把西汉时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打通的由长安经河西走廊和西域，最终到达遥远的中亚和欧洲的贸易和文化传播之路称之为“丝绸之路”。其实，据《穆天子传》《山海经》《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和晚近以来考古学者的发掘和研究，在西汉以前，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初年，这条通道即已存在，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前丝绸之路”。本文拟从上述文献考辨入手，对“前丝绸之路”文化及文学交流情况做一简要的梳理。

　　一、“前丝绸之路”与周人“西游”的现实可能性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经指出：“西北的地理位置在亚洲史前史上非常重要，这里不但是东西古文化之间的走廊，沟通中原与中亚的文化史；同时也是南北古文化之间的走廊，沟通着草原与西南的文化史。西北地区在东西文化交通史上的地位是学者熟悉的，但它在南北文化交通史上地位则常为人们所忽略。中原文化自东而西传入西北，时代愈远，地域愈西，则变化愈大。换言之，这个程序不但是中原文化的输入，而且是中原文化的‘西北化’。”其中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第一波中原文化向西传播，造就了以马家窑彩陶文化的鼎盛与西传为标志的“彩陶之路”。韩建业曾指出：“‘彩陶之路’是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也包括顺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渗透。”“‘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在此期间，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后半期的中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浪潮，则造就了以齐家文化西传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西进为标志的“玉石之路”。专家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早期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彩陶之路”和“玉石之路”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彩陶艺术”与“玉石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观念、审美观念。

　　上述趋势在殷商和西周时代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殷商民族起于东方，但甲骨卜辞中多见“羌方”，《诗经·商颂·殷武》亦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殷商文化已经为“方国”之一的西北羌人所接纳。

　　周人本来起于西北，与戎族及羌人等西北地区部族世为联盟。《尚书·牧誓》中协助周人克商的盟军中，就有羌人的身影。《汲冢周书》卷七《王会》记载周成王时朝见诸侯及四方蛮夷的场面，说到西方禺氏献，大夏献兹白牛，犬戎献文马，渠搜献犬，匈奴献狡犬，康民献桴苡。这说明周初已和西域各族有密切的往来。随着物质上的交流，周人创造的“礼乐文明”也逐步向西传播，并发生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另外，最为典型的具体印证就是《穆天子传》等文献中所记载的“前丝绸之路”上的礼乐文化西渐与东西方文学交流现象的出现。

　　《穆天子传》原称《周王游行记》，是西晋初年在汲冢出土的古书之一种，即所谓“汲冢书”。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冬十月戊寅，“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太康年间，当时知名学者荀勖、束皙等人对此进行了校理。《晋书·束皙传》曰：“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晋书》卷五一《束皙传》，第5册，第1432—1433页)《穆天子传》既然是晋武帝时汲郡（战国时魏国地名）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公元前318—前295年在位）墓，从中发现的一批竹简小篆古书中的一种，可知其至迟在公元前295年已经传世。战国时代的魏国是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此地学者及王室都重视史籍著述。这从汲冢所出的简册有《纪年》这类的史著及《师春》《穆天子传》这样的记录口碑之作即可看出。著名历史学家杨宽据此认为《穆天子传》一书是魏国史官根据河宗氏长期流传的祖先柏夭引导周穆王西游的口头传说写成的，书中所载的柏夭的史事传说虽然带有战国时代的色彩，但人物、事迹大体是真实的。例如其中记述毛班，不见于传世典籍，而见于西周铜器《班簋铭》；还有《穆天子传》讲到“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虞）太伯于东吴（虞）”也符合“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之史实。这些都可见《穆天子传》所记大事的真实性。周穆王西征之事又见于《国语·周语》，据此，似乎《穆天子传》所载穆王巡游至西王母之国的事应当有真实的史实为依据，因此才成为战国时代人所共知之事。

　　《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此次西游，从成周启程，渡黄河北上，经太行山西行，经漳水和钘山（今河北井陉东南），又经隃之关隥（即今雁门山）而行，到达河宗氏（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从此由河宗氏首领作引导，长途西行，直到昆仑山（即今甘肃的祁连山）。古时传说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再西行到西王母之邦及其北方一带，行程有一万三千多里(《战国史》，第669页)。《穆天子传》叙述周穆王西行，所经之邦国部落必有牛羊乳酪等物进献，穆天子出于礼仪之需也必有回报赏赐。书中还描写了西经各部的祭祀礼仪、风俗习惯，以及穆天子演奏广乐、歌诗赠答等展示周人礼乐文化的场面。它不仅反映了西周时代中原文化与西北游牧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而且也是最早有关文学交流的记载。其最为典型，在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穆天子与西王母歌诗酬唱的情形。《穆天子传》卷三记载：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

　　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还归丌□。

　　《周礼·春官》载“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大行人掌大宾之礼以亲诸侯”。由上面的记述可知，穆天子与西王母相会于其国，特用“宾”礼，“执白圭玄璧以见”，又“献锦组百纯”于西王母，礼仪之隆重，与经过沿途其他邦国时的“赏赐”等居高临下的方式截然不同，说明“西王母之邦”在周穆王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所载宾主双方吟唱之《穆天子谣》《西王母吟》等用韵及语词有后世痕迹，但这也是其他口传歌谣流传中的常态，其所反映的穆天子与西王母会面时的宾礼及宴会赋诗等，都与西周礼制相合；西王母与穆天子通过歌诗与赋诗互表款诚，表明了西王母之国对中原礼乐文化的认可与接受。此种描述当亦有所据。与《穆天子传》同时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亦载，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并记载了“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的事；主人公周穆王名姬满，昭王之子，为西周王朝的第五代天子，他于公元前976—前922年在位。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到他统治时期已经达到鼎盛，因此放眼天下，探寻并开拓遥远而陌生的“异域”，就具备了现实的和心理的可能性。

　　二、有关穆王西游文献的辨析

　　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周人的礼乐制度大备于他统治时期，综合国力也在他统治时期达于鼎盛。有关这位一代雄主的事迹，尤其是他巡行天下的事迹不仅于他在世时引起了臣子们的议论，甚至到了春秋时代仍是士君子热议的话题。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春秋时代急于与晋争霸的楚灵王欲扩张疆土、臣服邻国，子革等大臣欲谏阻其心，又不能直说，只好采取迂回的办法。于是君臣间曾对周穆王的“肆其心而西游”有一番讨论：“(楚灵）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革）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楚灵）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使楚灵王受到触动，以至寝食不安的，即是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的《祈招》。诗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诗题为“祈招”，究竟何意?杜预注曰：“谋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马，世掌甲兵之职，招其名。祭公方谏游行，故指司马官而言。”愔愔，安和貌。式，杨云“助动词，应该之义”。“式如玉，式如金”，杜预注：“金玉取其坚重。”形，当通“型”，程量之义。形民之力，谓量民之力所能胜任者使之。醉饱之心，谓贪婪过度之心。此篇为祭公谋父谏阻穆王西征所作无疑，然而诗题为何作“祈招”则历来有异说。

　　笔者认为，对《祈招》诗题的解说，杜预、孔颖达以来，历代学者均未得其真意。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于此曰：“《正义》曰：贾逵云：祈，求也；昭，明也。马融以圻为王圻千里。据此则贾逵本作‘祈昭’，马融本作‘圻昭’也。”后之学者以为当作“祈招”为是。《孔子家语·正论》引诗正作“祈招”，明人杨慎《风雅逸篇》卷四、冯惟讷《古诗纪》卷九，清人沈德潜《古诗源》卷一及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六收录并同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曰“‘祈招’何义，马融、王肃以及俞樾《茶香室经说》皆有说，纠葛纷纭”，笔者以为，祈招之“招”，当依贾逵本作“昭”。“祈昭”者，意即祈求昭王也。

　　祭公谋父是周穆王朝的卿士，是一位穆王所倚重的重臣，因为其父与周昭王南征荆楚，同没于汉水。这对周人来说是非常沉痛的教训，说到底其根源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而贸然南征所致。因此，当周穆王欲“肆其心”而西征之时，祭公谋父不得不祈求昭王的在天之灵能阻止此事，以免悲剧重演。《竹书纪年》载：“(穆王）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谋父。”“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二十一年，祭文公薨。”穆王二十一年是公元前955年。《逸周书》中有一篇《祭公》，记录的是祭公临终前与穆王的对话。祭公对穆王说：“昭王之所勖，宅天命。”朱右曾注：“昭王，穆王之父。魂在先王左右，言必死也。勉王安保天命。”《史记·周本纪》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裴骃《集解》引韦昭曰：“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为王卿士。谋父，字也。”大约穆王西巡，最初也带有征伐的意思。杨伯峻引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云：“祭公谋父者，周公之孙。其父武公与昭王同没于汉。谋父，其名也。”(《春秋左传注》，第1341页）杨先生虽然说对“祈招”一语“不必求其确解”，但他提供的佐证却为我们求“祈招”之确切含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虽然祭公谋父以周昭王南征荆楚失败的事实来谏阻穆王西行，但雄心勃勃的周穆王并没有因此而取消他的宏伟的计划。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尝言：

　　周朝的穆王，似乎是一个雄主：他作《臩命》，作《甫刑》，在内政上颇有功绩，又能用兵于犬戎。虽然《国语》上载了祭公谋父一大篇谏辞，下文又说“自是荒服者不至”，似乎他这一次的用兵，无善果而有恶果；然而古人这种迂腐的文字，和事势未必适合。周朝历代，都以犬戎为大患，穆王能用兵征伐，总算难得。又穆王游行的事情，《史记·周本纪》不载，详见于《列子》的《周穆王篇》和《穆天子传》。这两部书，固然未必可信，然而《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载穆王西游的事；又《左传》昭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也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这件事，却不是凭空捏造的；他当时能够西游，就可见得道路平静，犬戎并不猖獗。

　　吕先生所言甚为有理。童书业亦曾指出：“《齐语》载管仲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则昭穆二王为周室‘雄主’，二王盖皆有南征及远巡之事。”遥远的“西方”吸引着这位意欲“周行天下”的雄主，不听劝谏，恰恰体现了他个人的自信，也体现了鼎盛时期的西周王朝统治集团试图了解周边世界的心态。

　　三、考古学与传世文献的内在一致性

　　代表苏贝希文化的新疆鄯善县吐峪沟洋海村一至三号墓地，延续长达一千多年，时代约在公元前12世纪至2世纪。韩建业注意到，一号墓地出土彩陶绘有商周青铜器的斜角云纹图案。这种云纹图案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已经在郑州出现。林梅村推测，这可能和殷商时代的“鬼方”有关。《易·既济·九四》爻辞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爻辞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鬼方”为殷人西北方国，林梅村认为，其中可能包括了大月氏，这是中国文化西传至西域的证据之一。

　　另一个考古学证据也可证明，在殷商末期，中原文化已经传播到月氏人居住地区。考古学者在月氏故地今新疆兰州湾子、奇台和王家村西拔子、绥远等遗址采集到仅见于中原商周时代的铸造铜器青铜鍑，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到春秋时代。由此可见，早在商代晚期，巴里坤草原的古游牧人已与中原有深入的文化交流。受中原文化影响，他们开始用中原的铸造技术制作青铜鍑。林梅村认为，《穆天子传》卷二、卷三所载“西王母之邦”即是巴里坤，昆仑山“瑶池”即是巴里坤湖，西王母的原型当是大月氏女王。

　　文化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新疆洋海一号墓所代表的大月氏苏贝希文化青铜器物的代表是单乳突环首刀，这种器形最初来自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的环首刀。这类器物也见于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又见于北京延庆军都山第86号墓（约在春秋时期）。这表明，商周时期，来自欧亚草原的苏贝希文化已传至中原地区。

　　据《穆天子传》所载，穆王西行的目的地是西王母之国。西王母既是西方邦国的名称，也是其部落首领的名称。大约在其西行之前，穆王对西王母之国的情况已经有所耳闻。所以这位豪情满怀的雄主，一定要亲历这遥远的神秘之国，把最好的礼乐文化传播到异域。弄清“西王母之邦”的所在，对于深刻体察三千年前这位旅行家的内心感受至关重要。而我们可以依据的，只有穿越时空流传至今日的文献典籍，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西域发现的考古遗迹。

　　据《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海内北经》曰：“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东向立。一曰龟山。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郭璞注：“《河图玉版》亦曰‘西王母居昆仑之山’，《西山经》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传》曰‘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则西王母虽以昆仑之宫，亦自有离宫别窟，游息之处，不专住一山也，故记事者各举所见而言之。”关于西王母方国的具体方位，学者们的认识差别很大。如丁谦认为“西王母之邦”在亚述帝国；顾实则认为“西王母之邦”位于伊朗德黑兰西北部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斯峰；日本学者小川琢治认为“西王母”殆亦“西宛”之缓音；顾颉刚认为《穆天子传》中穆王西征只是到了河西走廊，因此“西王母之邦”也在河西走廊。以往学者们据文献记载对“西王母之邦”位置的考定要么太远，要么太近，都不太符合《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典籍所载的实际情况，也和近年来西北边疆地区考古发掘所得无法印证。王守春从文献所载地名的地理空间的相对位置及自然环境、物产、风俗人文等多方面入手，考定认为“舂山”“瑶池”“西王母之邦”等位于今新疆境内，论证了“舂山”为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瑶池”为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端的赛里木湖，论证认为“西王母之邦”大致可能相当于今伊犁河谷地。这个看法相对其他诸说均较合理。考古学家马雍和王炳华认为：

　　最近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意见，认为先秦文献中的昆仑山可能指阿尔泰山而言。这种意见看来近乎真实。我们结合考古资料来考察《穆天子传》和《山海经》关于昆仑山及其相连的诸山的记载，感到只有把这些山定为阿尔泰山的若干山峰才能相符。《穆天子传》提到昆仑山上有“黄帝之宫”和某种高大的墓葬，山中还有沼泽、泉水，有虎、豹、熊、狼、野马、野牛、山羊、野猪和能够攫食羊、鹿的大雕。其他先秦文献也大多把昆仑描写为一座有神奇的宫殿的仙山。从现代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只有阿尔泰山才有许多古代部落留下的文化遗迹，例如，本文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大型石冢表明当时这里的居民的文明已有很高的水平。在这里有一处宜于畜牧的平原，居住着以垔鸟韩氏为名的部落……旅程由此再往西，经过一个山口，来到了西王母之国；这里有着被神话化的瑶池，可能指斋桑泊而言。

　　他们从中亚地区的考古资料与文献的对应中考定认为，《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之邦”，应在新疆境内阿尔泰山区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这里的古代居民可能是羌人或者斯基泰人。晚近以来，余太山也认为：“《穆天子传》所传西王母居地的位置无从确指，仅知其地爰有‘硕鸟解羽’之旷原。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希罗多德在叙述草原之路时提及的空中充满羽毛的地方。既然希罗多德所述空中充满羽毛的地方无疑位于自西向东往赴阿尔泰山的交通线上，则穆天子会晤西王母而经由的昆仑山也应该是阿尔泰山。”他还指出，《穆天子传》卷三“传文叙说穆天子在斋桑泊附近和西王母会晤后循阿尔泰山南麓东归”。可见穆天子时代周人的礼乐文化与西亚草原文明即已发生接触，也可以从外文典籍中得到印证。

　　然而，对于《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游事迹的真实性，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如童书业认为：“周穆王见‘西王母’一节，以《山海经》等书校之，可决为晋人所造无疑。”刘宗迪也说：“《穆天子传》一书真假参半，即使其中记载的周穆王巡狩西域的故事确属史实，其中的西王母故事却完全是道听途说的神话传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史记·赵世家》和《列子·周穆王》中记载的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就不足以作为证明西王母是西方之人或神的根据了。”其实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从笔者在上文的论述中所列举的诸多证据言之，上古“早期丝绸之路”的存在以及中原文化的西渐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既然如此，那些否认《穆天子传》所述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交流事实的观点自然失掉了根据。

　　四、《穆天子传》所见前丝绸之路文学传播

　　除以上所述外，《穆天子传》中还有多处记载天子巡行中行乐赋诗、作诗抒怀的场面，笔者认为，这也是早期丝绸之路上中原文学传播的重要史料，对此也应当特别予以关注。

　　首先，书中记载了穆天子西行途中于所到之邦国奏广乐、演燕礼的情况，兹依《穆天子传》卷数胪列并解说如下：

　　卷一载穆天子至犬戎之邦奏乐行礼：

　　1.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

　　2．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

　　郭璞注云：“觞者所以进酒，因云觞耳。《史记》云：‘赵简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广乐义见此。”觞，即饮酒礼。本行之于宫室庙堂，然因外出，因地便宜，有所变易。饮酒礼须奏乐，依郭注，“广乐”用万舞，万舞是传自商代的武舞，周人承之。因随行有“七萃之士”，亦便宜行事之举。陈逢衡曰：“《玉篇》：‘广，大也。’盖奏虞夏商周四代之乐，故谓之广乐。”则以为广乐是轮奏四代之乐。又卷二：

　　1．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广乐。赤乌之人丌献好女于天子。女听、女列以为嬖人。

　　2．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

　　以上两处记载周穆王在赤乌和玄池两地奏广乐，第二条所记之“玄池”，顾实、丁谦等均以为在锡尔河流域，王贻梁根据书中所记各地之里程推算，以为即今新疆境内之罗布泊。如其说是，则周人礼乐文化此时已经向西有纵深传播。又《穆天子传》卷三载：

　　己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乃发宪令，诏六师之人□其羽。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硕鸟解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乃奏广乐。

　　此条所载，是举行大飨礼的情形，礼仪上亦奏广乐。演礼之“旷原”，常见“硕鸟解羽”，据学者们考订，其地当在新疆境内阿尔泰山区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穆天子传〉所见东西交通路线》，《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第5—32页）。又《穆天子传》卷四载：

　　仲冬壬辰，至累山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

　　此处“累山”即陕西境内之“三累山”，此处奏广乐已在华夏境内。又《穆天子传》卷五载：

　　1．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饮天子酒，乃歌《昊天》之诗。天子命歌《南山有台》，乃绍宴乐。丁酉，天子作台，以为西居。壬寅，天子东至于雀梁。甲辰，浮于荥水，乃奏广乐。

　　2．季冬甲戌，天子东游，饮于留祈，射于丽虎，读书于黎丘。□献酒于天子，乃奏广乐。天子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

　　第一条记载穆天子至祭公封邑，祭公设宴招待穆天子，席间君臣赋诗言志。郭璞注谓祭公所赋当为《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其用意是劝谏穆王；天子所歌则为《小雅·南山有台》，义取“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后于甲辰在荥水之上奏广乐。第二条所记奏广乐之黎丘，据丁谦等人考证，其地在河南境内。

　　又《穆天子传》卷六亦载穆天子漯水之滨祭漯水，西饮草中而奏广乐的情形：

　　1．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饮于草中。大奏广乐，是曰乐人。

　　2．庚辰，舍于茅尺，于是禋祀除丧，始乐，素服而归，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

　　此卷本与穆天子西行无关，属汲冢“杂书十九篇中之一篇也”。不过此次穆天子在尽兴田猎之后，亦“大奏广乐”，檀萃曰：“大泽之中，故能奏广乐。所谓千人唱，万人和也。谓欢乐万人之丘也。”借此可知前文所述“奏广乐”的情形。

　　所到之处，穆天子通过大飨礼仪与西方邦国之主互通款曲，虽有“六师”而不用武力，体现了以礼相问相交的外交思想。这与《国语·周语》武力征伐的记载截然不同。

　　其次是赋诗言志，除上列卷三穆天子与西王母的赋诗互答外，尚有两次：

　　《穆天子传》卷五载，穆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歕沙，皇人威仪。皇之泽，其马歕玉，皇人受穀。’”此首《黄泽谣》，《古今风谣》、《风雅逸篇》卷二、《古诗纪》卷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三收录。

　　《穆天子传》卷五又载：“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入于启室。……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穆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曰……”此即《黄竹诗》：

　　我徂黄竹，□员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弗忘。

　　我徂黄竹，□员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

　　有皎者鵅，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勿则迁。居乐甚寡，不如迁上，礼乐其民。

　　穆天子所至之“黄室之丘”，前人以为在河南嵩山，当代学者常征据方位及文献所载里程考证其地，认为：“位于黄泽以南之‘黄室’，当在夏邑附近，故《纪年》谓启都夏邑，而《穆天子传》谓启居‘黄室之丘’也。正缘启都此而地近曲沃。”以为在今山西境内。其说大体可信。周穆王至夏启故地，见百姓困于风雪而思保民，因赋《黄竹诗》而抒怀。此诗为工整的四言体，全诗三章，章七句，形式上与《诗经》之诗无异；诗用比兴，抒发忧民之思，有感而发。其风格典雅，不同于“风”体，与《小雅》之诗风比较接近。

　　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多方面来看，西周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连通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彩陶之路”“玉石之路”。这条通道从中原到甘青地区，穿过古羌人居住地区，经蒙古高原，再沿阿尔泰山南北麓至中亚各国。商周时代，这条通道依然存在，殷墟王族大墓中的玉器原料大多来自西域，《国语·周语》《周书·王会》等记载的西方诸国朝贡周天子的情形，即是明证。《穆天子传》一书虽成书在春秋战国之际，但其中托名周穆王，以及所反映的周穆王西行至“西王母之邦”的内容及史实则不容置疑。周穆王西行所至，不仅与沿途各邦国进行了物质文化的交流，而且也有周人神话传说、礼乐文化、文学的向西传播，体现了周人与周边民族以礼相交的外交思想。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由中原地区经西域至欧亚草原的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商品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的交流通道；它不仅在连通中西文化方面具备了空间的广度，而且也在文化交融方面有着相当的深度。这条通道为后来西汉以后的“丝绸之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汉唐及之后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经验：第一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第二是商品贸易为主导，以文化为先导(“以礼相交”“以礼为先”）。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目的虽然是为联合大月氏攻击匈奴，但最终却促成了中原与西域各国的物质与文化交流。西汉以后的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通道的形成，“前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作用功不可没。

　　原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院教授，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学史、陇右文献与西北地方文化、出土文献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代表性论著有《先秦文学编年史》《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诗经分类辨体》《一本书读懂中国文学史》《先秦文学与文献论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