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族女性文学是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女性作家以卓然不群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与男性作家共同构筑了藏族文学繁盛的景象。她们的汉语写作关注女性生存空间，探讨女性的生存困境，并将此融入对民族历史及现实的探寻和建构之中；她们以带有民族特征的符号化描写，将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不断地巩固、强化；同时，她们的叙事是一种主体视角下对自我进行审视并带有鲜明民族文化内涵的叙事，其写作既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独特的民族性特征。这些方面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文本，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形成了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独特的话语空间。

关键词：女性文学；话语空间；民族意蕴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藏族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汉语文学创作和藏语文学创作成为藏族文学创作的双翼，丰富着藏族文学的多样化面貌。对于当前活跃在藏族文坛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来说，汉语写作是他们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桥梁，是他们走向更广阔世界也让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媒介，他们用娴熟的汉语创作向外界传达着独特的声音，彰显着民族的气质，也将处于边缘境地的民族诉求引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之中。藏族文学批评家德吉草曾这样评价：这些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以自我和他者合和的双重文化身份，在汉藏文化的交叉边缘地带，建构着民族文化的另一种话语叙事形态。他们笔下的民族文化不再是为迎合客体视角的审美习惯而制造出肤浅的民族符号来满足陌生化期待，他们的叙述与表达，使话语霸权下被遮蔽甚至被歪曲化的‘自我’得到了还原和真实显现的机会。

       而在汉语创作的群体中，女性作家的创作不容小觑，她们以卓尔不群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与男性作家共同承担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构筑了藏族文学繁盛的景象。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央珍、梅卓、格央、白玛娜珍、亮炯·朗萨、尼玛潘多等女性作家逐渐以集体性的力量展现了女性文学的独特魅力。她们的汉语写作关注藏民族女性的生存空间，探讨她们的生存困境，并将此融入对民族历史及现实的探寻和建构之中；她们以带有民族特征的符号化描写，将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不断地巩固、强化；同时，她们的叙事往往是一种对自我进行审视并带有鲜明民族文化内涵的叙事，因此其叙事文本一方面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共同的民族性特征。这些方面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文本，展现了独特的魅力，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独特的话语空间。

       叙事视角的选择往往蕴涵着叙事者的主观价值倾向和审美判断。由于立足点和契入视角的不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叙事者的笔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端倪。当代藏族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去审视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生活，挖掘女性内心隐幽的世界，探索女性的成长之路，“她们以主动性的自我书写建构和完善了民族叙事的形式与内容，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藏族女性书写主体缺席的局面。她们的书写深入到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又以对最广大的藏族女性的书写作为主要内容，从而有别于长期以来的男性占主导的视角。”           她们通过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描写传达着女性独特的诉求，同时，通过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反叛和颠覆，发出女性的呼声，使其创作具有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她们在写作时往往有意识地将女性放置在民族发展的进程中去展现她们坎坷的命运和个体的追求，从而将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与女性的发展相勾连，不仅显现出与男性作家相比毫不逊色的思想深度和叙事探求能力，而且以其独具魅力的女性书写开拓了民族文学表现的新领域。

       女性作家关注长久以来被宗教中心和男权文化所忽视和遮蔽的女性人生，从个体生命感悟出发，感同身受地描写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情感世界中的困境，探索女性内心隐幽的世界。在对当下女性生存境遇的描写中，女性作家往往从家庭婚姻出发，关注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如格央的创作始终关注女性的现实生存状况，在她的一系列散文和小说中描写女性的生存困境，写出了女性所承受的生存之痛。在格央的笔下女性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不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在牧场上，她们都是生产的主力，因此，在农区和牧区有“女人的手磨起了茧子，男人的屁股磨起了茧子”（女人的手因为干活磨出了茧子，而男人却因为整天坐着喝茶屁股磨出了茧子）这样的谚语。女性承担着太多的生活之累，她们无怨无悔地撑起家庭重担，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作者对她们倾注了满腔的同情。在描写女性的现实生存之痛时，女性作家还关注女性的精神处境，在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中描写了备受煎熬的现代女性，写出了她们的孤独、苦闷和精神上的无所适从。《拉萨红尘》中的雅玛，在滚滚红尘中跟随着心灵在游荡，飞蛾扑火般陷入每一段感情，然而最终一切都成虚空。《复活的度母》中琼芨及茜玛两代女性都陷于情感的泥淖中难以自拔，永远追寻不到自己心灵的寄托和灵魂的慰藉。同时，藏族女性作家在刻画女性命运时，注重挖掘女性在历史发展中潜在的活力，将女性个体的发展纳入到民族发展的进程，如梅卓的《月亮营地》和《太阳石》、亮炯·朗萨的《布隆德誓言》中刻画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这些带有群体性特征的女性并不是软弱和无能的代名词，虽然她们大多沉陷在爱欲情仇之中，但她们身上与执着的爱欲相伴随的鲜活的生命力同作品中一些男性自私、萎靡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拼尽全身的气力去追寻理想之爱，在对爱的追寻中勃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与男性在爱情中的功利化的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在女性作家笔下，女性博大的胸怀和宽忍的情怀使她们成为男性力量的源泉，女性也比男性更为坚韧冷静，女性成为民族的精神性象征，以具有女性特质的声音加入了民族重构的征程，这无疑是对藏民族女性在历史进程中地位的一个新的阐释和肯定。央珍《无性别的神》通过贵族小姐央吉卓玛的成长历程，展现了西藏近现代的历史变迁和广阔的社会风貌。在梅卓的《太阳石》和《月亮营地》中，作者抒写女性的爱欲情仇，然而最后将女性与民族生死存亡搁置在一起，凸显了女性在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尼玛潘多的《紫青稞》通过阿妈曲宗家三个女儿波折的命运展现了藏地农村新的时代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在西藏农村是怎样缓慢而有力地发展着。男性主体视角下的历史书写，女性往往是被遮蔽的，或者是一种象征化的存在，而这种基于女性视野下的民族历史书写与男性作家的历史书写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显现了女性发掘主体价值、建构历史的一种新的可能。同时，与内地大部分女性作家的写作不同，藏族女性作家在创作时，往往将女性的发展纳入民族发展的进程，她们不仅关注女性个体生存状况，而且有意识地探讨女性在社会和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将个体的写作融入民族历史的建构之中。

       女性作家的写作关注女性历史境遇和现实生存困境，展现她们敏感而细腻的心灵世界，对其情感遭遇和精神上的煎熬有着感同身受的体认和展现，同时注重挖掘女性身上鲜活的生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描绘女性柔韧的身影，展现她们在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创造力。女性作家以细腻而坚实的写作介入民族历史的重构，在对现实生活和宏阔历史进程的描绘中呈现女性多姿的风采，以女性的视角审视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使她们的叙事呈现出多重的意蕴。

        为了彰显民族身份，民族作家在创作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凸显民族身份，表达民族文化意蕴。藏族女性作家在其汉语写作中充分调动和运用了藏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这些带有标志性特征的文化元素使其作品富含独特的民族文化因子，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由此民族性得以彰显。藏族女性作家在选择用汉语进行书写时，很自然地选择了藏族人的日常生活意象来结构写作。而日常生活的描写往往最能凸显个体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它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和每一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与体现出来。”日常生活空间的描写可以近距离地返回当下，呈现个体自然真实的精神风貌。藏族作家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描写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和展现，也是千百年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通过对这些带有鲜明民族性特征的意象的描写显现了其民族身份和民族精神特质，形成了与汉族作家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

       为了能够真实地刻画藏族的生活，也为了能在多元文化中张扬自己的民族性特征，在藏族作家的笔下，出现了大量的具有民族性特征的符号化描写。如雪山、圣湖、玛尼石、经幡、白塔、佛堂、磕长头、转经、捻佛珠等等，这些意象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汉族作家的文本形成对比，有效地彰显了藏族作家独特的民族身份。即使在诗歌这样精炼的文学形式中，也带有鲜明的藏民族意象，如白玛娜珍的诗歌《噩梦》：“这一季/树上还挂着两只苹果/再多的雨水也没能将它们穿透/像前世我造下的业/醒目不落/这时法鼓和诵经声/还有十万次扑地长磕/也赎不清今生的我/太阳刚升起/我却要再回昨日的噩梦/在轮回中遭遇地狱/在苦海中翻涌自心。”作家将藏族人的情感及生活方式进行了内蕴化的提炼。轮回、法鼓、诵经、长磕，赎罪等这些词汇的使用不再是简单的修辞方式，而是带有藏族人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模式。再如《我在月光中看到了你》：“我只想和你/每一个晚上/牵手在转经的路上/赤裸的心神圣沐浴/无始无终圆满我们的缘起/不要尘世间的欲火焚心/只要长磕着五体投地/只要你颂祷光明的声音/和明月一起/溶入我的身口意。”转经、圣浴、缘起、长磕、身口意，这种杂糅浓郁宗教色彩的爱情书写方式与汉族女性作家的爱情书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范。再如德乾旺姆的诗歌《紫檀佛珠》中这样写道：“布达拉的三十九级台阶，拾级/而上的尊严。众心所属的殿中/之宝殿。我是你渺小的拜谒者/九座神山，一世的恒心/三滴洁净之水，一颗向上的心灵/神湖里显现出轮回的身影。”通过“布达拉”“宝殿”“神山”“神湖”等神圣意象的渲染，使其诗作具有浓厚的民族宗教色彩。通过这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意象的抒写，女性作家一次次强化自己的民族情感，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讲述故事时，女性作家也有意识地运用带有鲜明藏民族文化特征的要素来建构民族审美特征，展现藏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如作家往往借用宗教典故、神话传说、民间信仰等来组织故事。如在《布隆德誓言》中，亮炯·朗萨有意识地在每一章节的开头，用历史典籍、古老传说、民歌、民谣等作为引言，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蕴。此外，如《寻找康巴汉子》以传承久远的格萨尔故事作为背景，将骁勇果敢、昂扬奋进的格萨尔精神作为整部作品的精神内蕴来展开叙事，登巴老人对村里的年轻人说：“记住啦，你们可是格萨尔和他的大将的子孙，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每到藏历初三，村里人几乎都是举家上山升起崭新的经幡，祭奠英雄的祖先，许下美好的愿望，祈祷先祖和神灵保佑家园幸福。山顶那座雄伟的石刻经塔就有几百年的历史，老人们口口相传，古老的岁月里，为祭奠英雄格萨尔……”英雄史诗《格萨尔》在康巴大地广为流传，格萨尔王英勇卓越，征战南北，降妖伏魔，在他身上彰显的是一种不畏强暴、敢爱敢恨、慷慨高歌的气质。作品中一直在强化着一种英雄精神，这样一种杂糅民间文化立场的叙事，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此外，梅卓在其作品《太阳石》《月亮营地》中对天葬、活佛转世、寻找灵童等藏民族带有宗教色彩的生活仪轨的描写，为我们呈现了带有文化符号特征的藏民族生活面貌。再如在央珍小说《无性别的神》中，对观圣湖来预测人的命运、叔父去世后的宗教程序及寺庙中尼姑生活的描写都带有文化符号呈现的特征，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藏民族本真生活的呈现，另一方面又具有极强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通过这样一些带有民族特征的符号化描写，将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不断地巩固、强化。

       藏民族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心理往往成为作家创作的丰富资源。藏族女性作家在创作时，不仅以藏族文化符号来传达和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以充满民族内蕴的书写来显现自己的民族特征。“在文本中将藏民族的思维模式渗透进去，则使得她们的文本呈现出一种藏汉杂糅的多语互文本，从而呈现出一种巴赫金所认为的对话式话语模式。这种对话式话语一方面将诉求于更广大的读者阅读面，另一方面，则需要借助藏族思维深处的文化代码来对其进行解读。”

       藏民族独特的宗教观念使得她们对生死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认识，这些方面都自然地呈现在作者的文本中。在《复活的度母》中，白玛娜珍以茜玛之口描写生命降生和死生的轮回：

      “琼芨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怀上了我。惊恐不安中，琼芨只想把胎儿送回死亡和往生之间，中阴那漫长的迷途中。她就要斩断我与这个世界可能相联的脐脉了——她的胎水像湿漉漉陈旧的牛皮绳，把我缠绕在前世黑色的狎昵里。我蜷缩着，紧闭双眼，沦陷在回忆的路上。但突然，我听到外面的太阳在哗哗流响，我多么向往那个闪着光的世界啊!”

       再如在曲桑姆弥留之际，丹竹活佛为她超度及她死后天葬的描写：

       丹竹仁波切微笑道，“要有信心，你很有福报，现在，该是你放下今生的一切的时候了，再不要牵挂和贪恋什么，你的肉身好比是住过的一所房子，现在房子腐朽了，你需要搬一次家。”

       天葬师刚要弯下腰，几只急不可待的秃鹫伸展着翅羽突然冲过来，只听“蹦”的一声，秃鹫铁钩似的嘴喙破了她的腹腔，腹中的肠胃被叼出来，血水拖满一地……曲桑姆见状，不由想到自己一生受用过的那些生灵，但现在终于可以以自己的血肉施鸟来偿还了；只是她的心，一时受到了惊吓，一时间，无可依附的识性狂奔如马，又似被风吹起的羽毛四处纷落。……惊惶失措的曲桑姆不禁奔回去想再拥有自己的肉身，但她纵然九次以上想要进入躯体亦属枉然，因为转瞬之间，上百的秃鹫已将她的肉身喙食得干干净净，并已飞往云层之上的天空。她的心，再也找不到栖息之所了——

       作者将藏族人的生命观，对待生死的态度及死亡的仪式以汉语的方式呈现在主流文化的视野中，只有对藏族人生存状况和精神信仰深有了解的人才能感知这其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魅力。这种凸显民族心理特征、满蕴民族精神风貌的写作与汉语创作拉开了距离，带来陌生的审美效果。再如梅卓的小说《月亮营地》，其中尼罗和阿·格旺之间的情感纠葛及恩怨情仇是贯穿全书的一个线索，作品写尼罗死后灵魂转到阿·格旺家白尾牦牛身上，由此又引起了尼罗的孩子和阿·格旺之间的矛盾冲突，阿·格旺的小女儿也因此而被误杀。这些描写在汉族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对藏族人来说这些都是合乎常理的，因为在藏传佛教里，人是有前世今生的，人是会投胎转世的。再如梅卓的短篇小说《转世》，鲜明地体现了藏族人的生死观。作品写了一对恋人前世今生的轮回转化和情感纠葛：在前世，小伙子曲桑和心爱的姑娘洛洛相爱，曲桑因家人的要求不得不进入寺庙而断送了两人的爱情，分手前洛洛将自己的手腕上家传的念珠送给曲桑；在今生，姑娘曲桑经朋友介绍认识洛洛，两人一见如故在酒醉后结合，天明洛洛就踏上了回乡的归程，姑娘曲桑发现自己爱上了小伙子，就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思念，并附上念珠，但这一封信却被邮差搞丢，两人再无见面的可能。小说以前世和今生两条线索结构，写出了生死轮回和人生无常，无论怎样相爱相思，但宿命的结局却无法改变。前世因为现实的原因不能结合，后世因为难以言明的阴差阳错，即使相遇但却不能再相见，前世今生的爱情都不会完满。小说揭示了藏族人的现世无常、生死轮回的信仰观。马丽华在分析梅卓的这篇作品时说：“前定的命运安排了这一对必然相爱的灵魂在每一世间相遇，相爱，然后去备受佛教所言人生六苦之一的‘爱别离’之苦。并让他俩在每一现世里都寄托于来世，重复地说，‘来世再相见’。而来世无论时代和个人身分如何不同，结局都是一样。”作者将藏族人这样一种生死轮回的信仰观念和对人生的无常之感渗透在小说之中，为我们呈现了独特的灵魂世界。

       这种蕴含着藏族人生命信仰和内在体验的抒写带来了极强的陌生化效应，它将藏族人对生命的理解、对生死轮回的体认进行了富有浓厚情感特征的主体性的书写，这是一种主体视角下对自我进行审视并带有鲜明民族文化内涵的叙事，它不同于汉族作家往往以外在的猎奇角度和高高在上的态度对藏族生活的神秘化渲染，而是一种渗透着藏族人生命观念和信仰追求的文化的自然呈现和自信的文化传达，从而显现了独特的民族性特征。

       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使得藏族女性作家的创作别具魅力。“女性写作从性别遭遇出发,加之对现实、历史世界的想象,将女性的性别体验转换为对民族生存经验的体认,开始了有关民族、信仰、男性、女性、现实、历史等问题的探求,从而有了对民族、女性经验的双重体认,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藏族女性作家正是在多样的文化语境中，在对民族、女性经验的双重体认中，追索着自我身份的建构，张扬着鲜明的文化意识。她们的汉语书写一方面关注女性隐幽的内心世界，显现出女性书写特有的细腻、敏感的特征，展现女性现实生活的困境和精神探求；另一方面在面对民族发展、处理民族历史进程的题材时，女性作家往往将女性个体的生存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相联系，对女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进行了挖掘。她们的书写不仅开拓了对长期以来被宗教中心和男权文化所束缚和遮蔽的女性世界的揭示，还挖掘了女性潜在的生命活力，彰显了她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也显现了女性作家在女性建构和民族建构方面的双重探求。

       原文载于《西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注释请参考原文

个人简介

   徐琴（左），女，陕西汉中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藏族文学。在《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和“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李美萍（右），女，1978年生。陕西河津人，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西藏当代电影。

文章推荐：栗军（西藏民族大学）

图文编辑：吴莲莲（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