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此，国家适时启动了“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以当代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品译介为载体，向世界展示海纳百川的中国形象，多元共荣的中国价值，和谐共生的中国理念。中国作家协会跟进打造“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资助和确保“海外推广计划”顺利实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跨出实质性第一步，这固然是吸引海外读者的重要举措；但至关重要的第二步——如何在译入国“走进去”“扎下根”却并非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把弱势文化、边缘文化、少数族裔文化向强势文化译介的综合战略，少数民族文学在海外译介、传播与接受现状，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直接关乎中国形象在海外的形成和构建。目前，国内学界受文献资料和数据制掣，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多拘囿于梳理名家名作的个案译介与传播，如黄立《葛浩文译本中的藏族叙 事——从〈尘埃落定〉到〈红罂粟〉》、汪壁辉《沈从文海外译介与研究》、周永涛《论吉狄马加诗歌外译对彝族文化的传播》、谢淼《〈骆驼祥子〉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等，注重微观细部深描，视野相对狭仄；能够宏观呈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传播的论文凤毛麟角，恕笔者陋见，仅有黄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海外出版的现状与思考》、魏清光和曾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成效与不足》等寥寥几篇，主要着眼于英语世界的译介勾勒分析。概而言之，对少数民族文学海外译介研究不管是微观个案，还是宏观概览，均对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故虽冠有“海外”“对外”之名，但研究视野和内容难言名副其实。

德国是世界第一翻译出版大国，每年出版的图书约百分之七十为译本。就译介中国图书而言，德国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十年来“接受资助出版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几乎全部都有德文译作出版”。国内学者对此重要译介阵地日渐重视，具有代表性的总体研究有：谢淼《学院与民间：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两种译介渠道》，孙国亮、李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及《德国〈东亚文学杂志〉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阐释》，崔涛涛《中国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困境》，范劲《民主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系统论视角》，等等。上述研究或有零星文字关涉个别少数民族作家的德语译介与研究，但整体看来，信息稀疏零散，难以形成概观。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译研究几乎仍是空白。

本文以波鸿鲁尔大学卫礼贤翻译中心、德国国家图书馆数据信息及德语国家主流报纸杂志等文献为依据，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的译介与评述情况，力图勾勒其接受全 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涉“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由茅盾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率先提出，由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正式确立，但两人并未对此概念加以明确界定。究竟何谓少数民族文学，学界至今尚存争论，何其芳、玛拉沁夫、吴重阳等作家、学者普遍将作家的民族出身视为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范围的根本因素。至于汉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的创作，只能当作“一种十分可喜的民族团结的征兆”， 不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据此标准，笔者着力挖掘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老舍、沈从文、阿来、吉狄马加、扎西达娃，以及王小妮、王朔等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概况。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始于1947年，德国译者蕾娜·弗伦德（Lena Frender）将满族作家老舍《骆驼祥子》英译本转译成德文，通过瑞士狄安娜出版社在德语国家发行。《骆驼祥子》让老舍在“西方文学界声名鹊起”，但在随后的三十余年间，老舍仅有两个短篇作品译介到德语地区：《月牙儿》先后收录在德国汉学家维尔纳·贝汀（Werner Bettin）等主编《三月雪花：中国小说集》（1959）和安德里亚斯·多纳特（Andreas Donath）主编《中国讲述：八篇小说》（1964）中；《开市大吉》被汉学家威廉·约翰·弗朗西斯· 詹纳（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主编的《近数十年间的中国小说家》（1973）收录。如果考虑到整个 50 年代西方意识形态对新生中国的敌视态度，“1960—1970 年代的 20 年间，德译中国文学著作年均不足2部，译文年均1篇，译介数量持续走低”的窘况，也就释然了。

事实上，1947—1979年间，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区的译介并不景气，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出版数量更是惨淡，共有译著3部（包括再版）、译文7篇（包括重复收录）。除上述老舍作品译介以外，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草原烽火》德译本由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故事结尾讲述了日本 1940 年左右入侵内蒙古的情况，大草原上的熊熊烈火，象征日本侵略者终将被游击队员打败”。蒙古族作家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以合作社建设为题材，当时很有影响，颇能代表用文学作品为党的路线方针作注解的创作方法”，该作同样收录在《三月雪花：中国小说集》中，此文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出版，反映了六亿人如何在一场席卷一切、终其一生的解放斗争中觉醒，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客观地说， 德语译者和学者对当时中国少数民族作品的理解与评论是恰切的。中国外文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代也推出若干德译文集，旨在通过文学作品向德语国家展现新中国精神面貌，其中《新中国小说集》 （1955）、《夏梦：小说集》（1958）、《〈罗才打虎〉及其他故事》（1963）分别收录李准《不能走那条路》《耕云 记》和《孟广泰老头》。

造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德语国家长达三十年的冷遇，与当时动荡的国际形势不无关系，尤其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在此后近二十年间成为民主德国“一个禁忌的题目”，“民主德国的领导不允许他们的国家介绍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而在意识形态迥异的联邦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退潮以后，“很多汉学家把对中国的研究重心从大陆转向台湾”；加之“60 年代中期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同时也终结了中国外文局的出版活动”，在此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难免陷入低迷。

直至20世纪80年代，处于裂变与革新中的中国重新聚焦德语国家目光，“除了‘中国经济’这个主题，中国的文学也在德语读者中激起了反响”，1980 年代德国涌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高峰，年均50余部/篇的产量实属空前绝后，文学在此扮演着增进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了解交流的重要角色。“由中国作家撰写的文学作品借由自身的感受、想法和视野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为德国读者提供了另 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可能。”沉寂已久的德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借势焕发活力，译介数量陡然攀至顶峰。挖掘梳理卫礼贤翻译中心和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数据信息，1980—1989 年间译入德语国家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共有译著或作家文集16部，译文 24 篇。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译著和个人文集被文坛巨匠老舍和沈从文包揽。老舍是“除鲁迅外，20世纪德语区声名最为显赫且被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家”，迄今共有单行译本14部，个人文集2部，译文20篇。《茶馆》《西望长安》《猫城记》《离婚》《二马》等，均在80年代陆续走进德语读者视野，且存在多个版本、多次再版等现象，例如《骆驼祥子》共有三个德语译本，在瑞士、德国著名出版社先后重复出版四次， 老舍受德语读者和出版界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茶馆》共有两个德语译本，其一由德国汉学家福尔克尔·克略朴士主编、华裔学者刘仁凯等人翻译，1980 年在汉堡莱因贝克罗沃尔特出版 社出版；其二由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的乌苇·克劳特与外文出版社霍勇共同翻译，《茶馆》戏剧西德公演前夕在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为了赢得观众和朋友，做好舆论准备”，这一版本后被德国汉学家贝尔恩德·艾伯施丹（Bernd Eberstein）主编的《中国现代剧作》收录。译者乌苇·克劳特认为：“《茶馆》的故事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的是时代、贫困和家庭的故事，在欧洲很多国家都能找到对应的历史。虽然北京很遥远，但我想欧洲人一定能看得懂。”正是在他的努力促成下，最终实现了 《茶馆》的西欧之旅。《茶馆》在西德和瑞士成功演出十二场，有近两百家西德报纸发表评论文，对剧本评价很高。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院长阿诺尔德·佩特森表示：“《茶馆》的演出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难以忘怀的，首先还是剧本本身。”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认为《茶馆》“不仅是 20 世纪中国成功话剧的最佳范例，由于其完整性与影射性，或许也是中国人在这个世纪所能成功完成的最佳艺术品”。

苗族作家沈从文是继老舍之后，德语国家译介最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共有单行译本及个人文集 7 部，译文 18 篇，深受德语读者喜爱。德国汉学家沃尔夫·鲍斯（Wolf Baus）翻译了《往事》《福生》《雨后》 《静》等多篇沈从文的作品，称赞沈从文“不同于其他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他的行文风格不感伤、不紧张、不自负”。顾彬亦称：“沈从文的小说，我看过之后，还想再看。”沈从文名作《边城》共有两个德语译本，分别由德国汉学家拉驰夫妇（Helmut Forster-Latsch, Marie-Luise Latsch）与乌尔苏拉·里希特（Ursula Richter）翻译，后一版本另被沈从文德译文集《〈边城〉及其他小说》收入。两个版本在翻译技巧与策略上存在诸多差异：前者“倾向于精简原文并作概括”，后者“倾向于解释原文并作注解”；前者“使用简短易读的句子结构，与原作相去甚远”；后者忠于原作，“一般使用冗长且复杂，让人难以看懂的句子”。德译文集《沈从文小说集》余仍由乌尔苏拉·里希特翻译，共收录沈从文《萧萧》《菜园》《丈夫》等九个短篇，1985 年出版，1986 年与 1989 年两次再版。乌尔苏拉·里希特的翻译“驯雅出色”，颇受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gvist）认可，彼时马氏“正在认真收集沈作的西方语文译本……所以特别邀他去瑞典一行”。

德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井喷式涌现，同样得益于多本德国汉学期刊创刊。德国汉学家、著名“沈迷”之一鲁普雷希特·迈尔（Rupprecht Mayer）主编的《中国讯刊》（1982）在六年间译介沈从文作品六篇，即《柏子》《生》《福生》《往事》《雨后》《静》，以及老舍作品一篇，即《东西》，他称许沈从文作品“文字鲜活简朴，而余韵不尽”。德籍学者汪珏回忆鲁普雷希特·迈尔翻译《柏子》与《生》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他的笑声，一面向我叙述柏子带着两条泥腿扑倒在女人床上，楼板上的脚印……种种细节，一面连呼：‘妙极了，妙极了！’……此后他还译了《生》，却只有叹息低徊。”《东亚文学杂志》（1983）创刊次年刊登老舍《二马》节译；《袖珍汉学》（1989）创刊号刊登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智者的沉默》，这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在德语国家的初次亮相，扎西达娃“以其特有的审美方式对待和处理涉及西藏的题材，因而在西藏以外也赢得了声誉”。

此外，德国文学艺术与批评杂志《季节女神》1985年第2期刊登老舍《正红旗下（第一章）》，译者福尔克尔·克略朴士根据小说内容将其定名为《出生》。《季节女神》创刊于 1955 年，以德国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8 世纪末创办的同名杂志为典范，“不戴有色眼镜，不为潮流所驱”，在德语文坛举足轻重，亦深具国际影响，伦敦《泰晤士报》称《季节女神》是德国最具判断力的长寿期刊之一。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文得以在德国老牌文学杂志上发表，亦印证其在德语国家的译介热度及其文学价值。

80年代德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合辑作为重要翻译载体，共有7部收录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例如福尔克尔·克略朴士等编《寄望春天：中国现代小说集（第一卷 1919—1949）》收录沈从文《我的教育》、老舍《断魂枪》与《老字号》。顾彬编《百花：中国当代小说集（第二卷 1949—1979）》收录李准《李双双小传》， 编者认为该作“表明婚姻可以作为社会变迁的观念载体……李准叙述技巧娴熟，小说一开始就意味深长地模仿鲁迅的《阿Q正传》，讨论正名的问题……除此之外，幽默的文风也值得关注。很少有其他作者能 够如此自如地描写妇女压迫和解放问题”。德国汉学家伊尔姆特劳德·菲森-亨耶斯（Irmtraud Fessen Henjes）等编《探险：16位中国作家》收录李准《芒果》、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活佛的故事》，该文集旨在通过“十六位中国作家的小说让读者形象地概览4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短篇叙事散文和中国生活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两德统一，前民主德国体制巨变，“处于私有化过程中的出版社和机构无法保证翻译和出版正常进行”，本就不纯粹的文学译介，失去了政治热情和制度保障，汉学家集体“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关切现实的汉学研究领域向传统汉学的转向，这与其说是无奈的退回，毋宁说是文化传统影响的符号化过程中对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的无从判断”。德译中国文学盛极而衰，据统计，德语译文数量从1993年的62 篇断崖式跌至1994年的13篇，持续滑坡至世纪末的1999年仅有2篇。受此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著数量在90年代骤降至4部，却也彰显了经典文学的魅力。老舍《正红旗下》由汉学家西尔维娅·凯特胡特（Silvia Kettelhut）译为《北京城上的雀鹰》，1992年由弗赖堡赫尔德出版社出版。顾彬在“后记”中特别指出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中文标题说明“老舍家族隶属通身穿红的旗人”， 强调其少数民族属性。该作“不仅关涉满族这一少数民族的历史、特征、习俗以及逐渐地失去血性，试图勾勒一幅1900年前后大厦将倾的帝国残卷。对一个即将逝去的世界投去敏锐的目光，细腻的反语，以及由细微处触摸历史大动脉的手笔，这些特点构成了老舍的高超叙述技巧”。老舍“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四世同堂》在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德国“老舍学家”、此前翻译多部老舍作品的伊尔姆特劳德·菲森-亨耶斯译成德文，这部长达1104页的巨著1998年由瑞士苏黎世联合出版社出版。西尔维娅·凯特胡特对该德语译著给予高度评价，美中不足的是，译者未对“中国抗战事件、中国历史人物、中国 人和北京人的生活背景”加以说明，这些“中国读者的文学常识，在德语国家被称作汉学专业知识，（德语）普通读者对此并不十分熟悉”。尽管《四世同堂》篇幅较长且对非汉学专业读者颇具难度，但联合出版社官网显示其业已售罄。沈从文《从文自传》由德国汉学家克里斯托弗·艾登（Christoph Eiden）和克里斯蒂娜·汉莫（Christiane Hammer）共同翻译，译名《城上群塔：中华民国初年自传》，1994 年在德国霍勒曼出版社出版。沃尔夫·鲍斯在书评中写道：“文中没有任何瞬间有刻意讨巧之嫌，比起叙事野心，让人感触更深的是叙述之乐。我推想，沈从文用写作追溯其青年时代，是对自我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清算，他自1992年来到北京，十年来一直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游走，作为‘乡下人’，他感觉受到嘲笑和孤立。尽管其文并不带有挑衅意味，但反知识分子的怨恨情绪犹如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令人欣喜的是，整个90年代德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文逆势小幅提升，达到28篇，并呈现出两个显著变化。首先，新人新作涌现，多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首次在德语国家亮相。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中国当代抒情诗》，收录满族作家王小妮的两首诗歌《有这样一个山村/我感到了阳光》。王小妮颇受顾彬推崇，是其心目中“第一流的诗人……在德国成功得要命，每次朗诵会都挤满了听众”。顾彬主编的汉学杂志《东方向》2001年第2期刊登王小妮《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顾彬、唐晓渡编译文集《一切都善于背叛：中国后朦胧派诗人》亦收入包括王小妮《11 月里的割稻人》在内的八位中国当代诗人诗作，2009年由德国魏德勒出版社出版，“通过顾彬与高红形神兼备的翻译，德国读者首次得以与中国现今最重要的诗人相遇，且对当前诗坛的多样风格与主题有所了解”。

满族作家王朔的作品也在90年代被译介到德语国家，《季节女神》1993年第1期隆重推介其《玩的就是心跳》与《顽主》节选，两部作品全译本分别于1995年与2001年由瑞士第欧根尼出版社出版。但据德国汉学家托马斯·齐默（Thomas Zimmer）所言，“在中国受到喜爱的作家，在德国不见得会受到读者的青睐”，《顽主》单行译本在德国“受到冷遇”。

其次，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藏族作家作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德语国家的主要译介对象。德语国家学者普遍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视为当代藏族文学的开端，之前的西藏文学作品仅仅是“汉语‘歌颂文学’的盲目模仿和翻版，缺乏文学价值”。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藏族作家，如扎西达娃、阿来、索朗仁增、吉米平杰、央珍、色波，他们的作品摆脱了环境的束缚，以旧观念和技术革命之间的矛盾及神话与现实的精彩结合作为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达到较高的文学水准。阿丽斯·格林恩菲尔德主编《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三位藏族作家》收入扎西达娃《冥》《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世纪之邀》，阿来《草原的风》《蘑菇》和色波《竹笛·啜泣和梦》《星期三的故事》，该书1997年由苏黎世联合出版社出版，2000 年再版，2016 年复又推出电子版。编者格林恩菲尔德认为：“三位当代作家以非传统的写作手法带有挑衅意味地直面藏族地区，并铺开一幅令人惊叹的、神秘莫测的全景图，它关涉人类、信仰世界与自然力量。”这三位作家当中，阿来最受关注，他被视为当代藏族文学培养出的“一位世界级别的作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被喻为“新式藏族文学的信号”，这部“伟大的成功之作”由卡琳·哈塞尔布莱特译成德语，2004年在苏黎世联合出版社出版，其后三次再版。抑或参照该书英译本译法，德文版同样命名为《红罂粟》，这一译名虽更夺人眼球，但其“所暗示的主题转换为带来鲜血和死亡的罪恶，尘埃落定这一成语所具有的历史内涵也随之消失”。阿来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由德国汉学家马克·赫尔曼 （Marc Hermann）翻译，瑞士苏黎世联合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部作品被德语国家学者视为“对进步思想的微妙抗议”，同时它也是“一部让人做梦的小说，描述了我们对远方、对未知、对他者的向往”。同年，阿来《血脉》、《格拉长大》分别被选入阿丽斯·格林恩菲尔德主编的藏族文集《蝴蝶振翅：藏人叙述》和卡琳·哈塞尔布拉特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集《〈格拉长大〉及其他小说》中，证明阿来作品的代表性与经典性。21世纪初期，除藏族作家作品外，彝族作家吉狄马加诗集《彝人之歌》由汉学家汉斯·皮特·霍夫曼 （Hans Peter Hoffman）译成德文，2007 年通过波鸿项目出版社出版。德国《世界报》（2008年8月23日）将 此书列入“本周袖珍书”诗歌类榜单，赞叹其“文字如画，充满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与萨满文化传统”。王朔《看上去很美》节选刊登在《东亚文学杂志》2003 年第 34 期，译者乌尔里希·考茨（Ulrich Kautz）认为王朔“摒弃了从前的写作风格，力求挖掘主要人物更具深度的心理思想，并从这部作品开始致力于一种更传统且更高雅的语言风格”。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德语译介持续萎靡。据“中国主题图书在主要发达国家出版情况的调研”课题组发布的“德国出版情况概况”的相关权威数据显示：1996—2006 的整个11年间，文学艺术类图书共译介出版了37部，其中纯文学不足10部，尤其是2005年德国从中国总共只引进了 9 种图书，纯文学类为零。更为窘迫的是，“2004 年只有一本中国书被译成德文”。即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和出版市场也提振不大。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图书学系乌苏拉·劳滕堡教授带领团队，通过考察2006—2014年间德国图书出版渠道指出，“65%出版过中文图书德语译本的出版社只出版过一本相关图书”。在此情势下，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亦未见回暖态势，2010至 2019年间， 德语国家共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著6部，其中4部为阿来旧作再版，译文18篇，其中8篇为藏族作家译文再版。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体低迷中，仍有亮点闪现。首先，老舍、沈从文的作品显示了绵长生命力。汉斯·皮特·霍夫曼翻译老舍《阳光》，2017 年在波鸿项目出版社出版于；沈从文《雨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先后刊于《东亚文学杂志》2011年第1期与2014年第1期。其次，奥地利洛克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集《一双泥靴的婚礼：民族文学卷》（施战军主编）德语版。该文集隶属《21 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系列丛书，旨在将优秀中国文学作品推介到海外，收录藏族作家次仁罗布《杀手》、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绿地》、达斡尔族作家萨娜《金色牧场》、蒙古族作家白雪林《霍林河歌谣》、回族作家马金莲《碎媳妇》等九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极大丰富了德语地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多样性。此外，尽管《顽主》在德国遇冷，王朔《我是你爸爸》仍于 2012年由专注出版东亚文化类书籍的德国东亚出版社发行，译者乌尔里希·考茨认为王朔“睿智的消遣中富有思想深度”，他在后记中写道：“我们读到的，是一部别具风格的中国成长小说，它带有强烈的消遣意味，充斥着滑稽场面与言语幽默。它以中国首都居民富有影射与噱头的调侃式语言叙事——典型的王朔式语言风格，也是这位虽未生于北京，但自一 岁起就长在北京的作家的标签。”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呈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数量及其趋势变化，附图表以作说明。

三

纵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德语国家七十余年的传播历程，整体呈现出文学译介时有活跃、文学批评相对薄弱的特征；而且，文学批评多以报刊书评与译者后记为主，存在概述推介居多、评述对象集中、重个人感悟等现象，导致德语国家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研究难免沾染“异域风情”与“意识形态”的窠臼俗套，但也不乏立足文本的深刻解读与推陈出新的精辟异见。整体看来，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德语国家的评述呈现如下几种倾向：

一是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视作民族志文本。顾彬曾表示，把中国小说当作社会学文献，通过小说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是德国学界评述中国文学的“一个普遍方式”。这一方式在对沈从文作品评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德语国家对沈从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抒情式图景‘永远的湘西’此类惯常形象中”。安克·海涅曼（Anke Heinemann）认为：“作家沈从文与他的故乡——湘西，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苗族之间的地域性及民族志的密切关联，是其许多作品的标签。这种关联赋予其小说一种有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独特印记。”盂沈从文“以民族志的细节装点其虚构故事，借此将民族志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他使苗族浪漫化、理想化，通过这种方式“使苗族社会充当其诉求的投影，尤其是对于恋爱关系的 诉求”。在顾彬看来，《从文自传》不仅是“西方教育小说在中国的变种”，也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譬如 中国的历史诠释很多情况下都是从高度美化的观点来看待辛亥革命。沈从文却展现了一幅兵痞的反面图景”。作为北京这座城市的“编年史作家”，老舍作品是德语读者了解北京风俗风貌的重要途径。在 《骆驼祥子》中，老舍“追述对其故乡北京的确切认识和对北京居民的精确观察，铺开一幅时代渐次落幕的画卷，它丰富多姿且极具地方色彩”；在《茶馆》中，老舍借由北京的一座茶馆——过去“城区日常生活 的中心”——将“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阶段巧妙地连接起来”，让德语读者“领略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人民的生活片断”；在《正红旗下》中，老舍“饱含深情且十分幽默地描写高超的养鸽技艺”，还有他“热情勾勒的冬日蓝天与春日狂风，如今甚至连许多北京居民都难以想象”。可以说，老舍的作品几乎“完全献给了如今正在逝去的老北京”。

二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政治性解读，“直到今天，西方仍然往往戴着‘政治眼镜’阅读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甚至不乏咬文嚼字之举。有德国学者认为，吉狄马加“称自己及其民族为‘彝’，颇令人惊讶。因为‘彝’是倮倮族当前的官方中文称谓。人们猜测，这或许是对中国官方少数民族政策的一种妥协”。德语国家学者在评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时不免带有窥秘心态，甚至对作家的其他身份怀有微妙情绪。顾彬在《彝人之歌》的书评中称“我终于发现了伟大的诗歌”，在对吉狄马加的创作才华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将矛头指向诗人的官员身份：“不幸的是，某些人更愿意将吉狄马加看作政客，并因此向作为诗人的他大献殷勤。在青海的公开出版物上，我始终只能读到对他乏味的吹捧。这种陈词滥调也令人 遗憾地出现在德译本后记中，出自一位我不认识的中国人之手。”顾彬的言辞未免偏激，显然是将文学批评与政治话题混为一谈的偏执。这种“执念”更表现为刻意突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人生经历，如阿来、扎西达娃等人自幼学习汉语、而非藏语的教育背景，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强调“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已经不再说藏语、用藏语写作了”；再如阿来《尘埃落定》最初由于题材敏感而被多家出版社拒绝，成为德语国家媒体评述该作时必然提及的字眼。

另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德语国家的传播同样也在修正拓展德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得到有效改变。阿来《尘埃落定》所描写的“不加修饰的解放前藏区景象”与西方传统视角中的西藏形象大相径庭，令德语世界耳目一新。德语国家学者不禁感叹藏族土司制度的专制与残暴及其属民所受到的残酷剥削与人身摧残：“阿来已然与备受众多欧洲人欢迎的陈词滥调——这里是邪恶 的中国占领军，那里是灵性的藏族人及其古老文化——彻底决裂。一种残暴的封建制度也随着吞并而被摧毁。土司曾专制地统治着半农奴属民的生活。刑讯和处决用作消遣，神职人员则是统治者的后盾——这不是垂死的傻子所悼念的世界。”同时他们也不禁重新审视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形象：“西藏不一样了。一切狂热的浪漫情调和所有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都需要接受审视。小说《红罂粟》颠覆了烙于我们精神之上的西藏世界观，它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和获奖（茅盾文学奖）使我们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出于政治等复杂原因而长期被“神话化”的西藏形象以及通常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正。

三是回归文学本身，专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学与美学价值，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研究：如阿丽斯·格林恩菲尔德《扎西达娃与当代藏族文学》将扎西达娃的创作历程划分为充满朴素气息、注重文学社会功用的第一阶段（1979至1985年），抑或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充分利用并打破传统时间 与空间界限的第二阶段（1986至1988 年），专注历史题材、试图重建与西藏历史及藏族传统关联的第三阶段（1989 年及以后）；德国作家、哲学家卢德格尔·吕特豪斯赞叹吉狄马加“总能将自己民族的传统根基、中国乃至全球的形势与自身经历结合起来，灵感也随之涌现”；奥地利诗人赫尔 穆特·A·聂德乐（Helmut A. Niederle）认为吉狄马加对待彝族文化、汉族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态度是“中庸的”，“于近中见远,又于远中窥见与自身所属文化的联系”。

“回归文学本身”还包括深入的文本研究：如顾彬透过抒情式图景的表象，关注沈从文作品的后现代性，“特别是在描画非人事件时所透射出来的简洁语调，远远超出了现代，它实际上是伴随后现代开始在文学中落脚的，即当艺术和道德最终无可挽回地开始分离时”；再如托马斯·齐默《异者书写：老舍与巴金早期作品中的异域性尝试》指出《二马》并非旨在弘扬爱国主义，也非揭露社会与政治弊端，“这部只是形似轻快、实则严肃且悲观的小说，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在异国的死亡与毁灭主题，它以变换的形式贯穿作品始终”；又如德国作家布里吉特·赫尔普玲（Brigitte Helbling）认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不傻，他彷佛是“单纯的傻瓜帕西法尔和宫廷弄臣捣蛋鬼提尔的结合体……在他对世界的感知中，孩童般的天真和一种颇为深刻的、预兆式的概观不相上下”，而作家有意“利用这样一种变化多端的声音，以期与传统决裂并打开新视角。作为主人公和叙述者的傻子具有令人难以捉摸的玩家天性——这种不同寻 常的组合方式赋予小说浓墨重彩，叙述者表面的局限性与其睿智的灵光乍现形成鲜明对比”。

综之，1947 年《骆驼祥子》德译本问世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进德语国家的滥觞，在经历三十余年低潮后，德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迎来译介高峰，其后译介数量虽有明显回落，但译介视域愈发广阔，满族、苗族、蒙古族、藏族、彝族等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德语世界广为传播。德语读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虽抱有猎奇心理，也存在将其当作社会历史学文献看待或审视的现象， 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并未被刻意忽略。同时，在少数民族文学域外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中国的某些“刻板印象”亦有所改善，西方视阈下的中国形象得到修正与拓展。因此，少数民族文学译介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理应得到学界全面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