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珍草: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当代语境下的格萨尔石刻传承及其文化表征 | 论文 发布日期:2020-09-22   作者: 丹珍草   点击数:3026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格萨尔石刻蕴涵了格萨尔史诗艺人说唱以及格萨尔文本、音乐、唐卡、歌舞、藏戏等其他形式所无法承载的民族文化信息。在藏区民间社区,格萨尔石刻已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不但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参与民俗生活事项,并成为社会教化、艺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表征。在现当代语境下,格萨尔石刻的传承正面临如何梳理和反思传统与现代、创新与发展的问题,还在于通过石刻表征意义的探究,挖掘藏文化系统和史诗文化系统建构中所浸润的民族文化元叙事 。

       在中国文化史上,石刻艺术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石刻,顾名思义,就是用雕刻的方法在石质材料上塑造艺术形象。就造型艺术的载体和媒介而言,可以将造型艺术分为硬质性载体造型艺术和软质性载体造型艺术,前者以石刻、壁画为代表,后者以绢本、纸本绘画为代表。石刻所用的石质材料属硬质性载体,其艺术形象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审美价值。在汉文化传承中,石刻艺术大多是陵墓石刻(如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等)和宗教石刻(如佛寺、道观、石窟的壁画等)。
藏族石刻艺术源远流长,可以说是藏文化的一个缩影,这种无处不在的民族文化符号,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既是藏族本土文化无可替代的象征,也是多民族文化多元、互动、交流、融合的结果。早期的藏族石刻,与藏族古老的巨石崇拜一脉相承,经历了从原始的自然图腾崇拜到“岩画”“石堆”的发展时期,体现了藏族先民稚朴的宗教情感。人们最初只是崇拜光滑的白色石头,后来逐渐将一些简单粗放的线条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刻在石头上。苯教时期,那些带有巫术性质的经咒和一些图像也描述性和展示性地出现在石头上,石刻的内涵不断流变。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原始苯教时期,即“以石起坛”,进行祭祀活动。公元7-9世纪,是藏族石刻的兴起和形成时期。藏族石刻艺术的发展时期,应是公元10-13世纪,鼎盛时期是公元14-16世纪。公元17世纪,藏族石刻艺术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格萨尔石刻开始出现。藏族石刻主要包括藏区岩刻、嘛呢石刻、经文石刻、佛教造像、摩崖造像、石窟造像、历代碑文、历史人物造像、格萨尔石刻等等。格萨尔石刻是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故事为主要内容,融藏族古老的石刻艺术和绘画技艺于一体,以独特的雕刻造型艺术再现民间口头史诗的英雄群像。但格萨尔石刻长期沉寂于民间,格萨尔石刻的艺术传承也面临困境,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传承方式,格萨尔石刻的文化价值及其文化表征尚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研究,需要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知、梳理。
一  经文石刻和造像石刻
       在藏人古老的传统观念中,石头是唯一不生锈、不腐烂、不被侵蚀、摧不垮、捣不毁、任凭雨打风吹、象征顽强坚硬永存的物质。藏族人形容牢固不变之心为“如同石上刻的图纹”,认为在石头上留下的痕迹将会保存久远,如格萨尔留下的足印、栓马石印、马蹄印以及某些历史名人的脚印等等。如果将六字真言、佛经、佛像刻在石头上,就意味着佛法永存,不仅不会泯灭,还能世代传承,永不消失。可见,石头、石刻是藏区高原最常见、最普及也是最平凡、深远的存在。藏族石刻一般包括:(1)“藏区岩刻”,内容多为古代藏族先民刻画,有动物、人物和祭祀场面等;(2)“嘛呢堆”“石经墙”,历代碑文(如唐蕃会盟碑);(3)经文石刻,佛像石刻,历史人物造像等。在藏族石刻中,经文石刻即文字石刻比造像石刻产生的时间更早。常见的藏区文字石刻是指六字真言石刻和佛经石刻。六字真言石刻也被称为“嘛呢石刻”或“嘛呢石”,是藏族供奉神灵的一种特有形式。苯教将嘛呢石作为一种崇拜物,一般习俗是将嘛呢石堆放在山口、山顶、路口、垭口和要道处。随着佛教的传入,这一习俗被巧妙利用和改造,人们开始在石头、石板、石崖上凿刻“六字大明咒”、佛教经文和佛像。嘛呢石刻已经成为藏区最为常见的宗教供品,被供奉于山顶、寺院周围,是祈福、避祸、信仰的表征。藏区的很多地方,都存有十分庞大的嘛呢石刻群。嘛呢石刻有:(1)山嘛呢石刻,即山体上的摩崖石刻,叫作“山嘛呢”。(2)水嘛呢石刻,即浸润在涓涓流水之中的石刻,叫作“水嘛呢”。水流经玛尼石,所有水族均得到救拔,龙族欢喜,凡是过往的众生都可以得受加持润泽。(3)草嘛呢石刻,是卧在草丛间的石刻,叫作“草嘛呢”。用佛教经文石刻垒起的“嘛呢墙”“石经城”以及摩崖石刻、洞窟石刻造像等,几乎遍及藏地。
       石刻沉默,造像静穆,但就历史、文化、艺术而言,石刻是丰富的民俗生活事项,是符号象征行为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形象表达。
      1、经文石刻
      经文石刻,一般是指刻写了藏文佛经的嘛呢石刻。“嘛呢”,是藏语六字真言“ༀམཎིཔདྨེཧཱུྃ”(“唵嘛呢叭咪吽”)的简称。嘛呢石刻的母体应该是嘛呢石堆。嘛呢石堆与藏族古老的苯教祭祀文化、神山圣湖崇拜、灵石崇拜、白石崇拜、巨石崇拜等自然崇拜息息相关。嘛呢石刻亦象征天神、山神、战神、守护神。藏地的人们普遍认为,刻嘛呢石犹如造佛像,刻一块嘛呢石,就是建造一个观音菩萨像,观音菩萨就是嘛呢石,以大发心刻嘛呢石,极恶五无间罪都能遣除。藏区高僧华智仁波切曾为嘛呢石专门写下这样的文字:“建造此等能依,能利益无边众生。但土堆与泥像容易被水浸坏,金银铸成的有被盗之险,壁画与唐卡也难挡违缘,若建造经堂,则难以找寻如法供养和管理者,语能依经典书函也易散难持,而只要嘛呢石堆建造以后,夏日无须修顶防漏,冬日不用扫雪御寒,也不必提防鸟巢鼠害,更不要管家和掌灯师。所以,别人的能依建造如同只抓树枝,而我乃如同抓住树根看到了重点,即便是恶敌强盗漫山遍野,也无须担心被人偷盗而可长存于很多世代。”于是,只要进入藏区,就会看到数以亿计的各种嘛呢石供放在几乎每个有道路通过的山口。
嘛呢石刻又被解释为“战神的堡寨”,战神、天神总是住在山顶、高处、天上,护佑众生。“山上的战神格萨尔”,会时刻与各色妖魔战斗,为了给战神助威,藏人路过山口、山顶、险道、垭口时,会向高空抛撒“龙达”,并高喊“神必胜,魔必败!啦嗦——嗦嗦嗦……”藏人经常会在寺庙周围、神山脚下、高僧修行地、村庄、田边、路旁、湖畔、河边、屋顶、佛龛上、天葬台附近供奉嘛呢石,只要是传说中有神祇显现的地方,都会供奉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嘛呢石刻,表达心中的祈愿祝福。藏区著名的嘛呢石刻,主要有青海玉树结古镇的嘛呢石刻、西藏昌都察雅的嘛呢石刻、青海果洛甘德岗龙的嘛呢石刻、四川石渠松格的嘛呢石经城等。
     (1).青海玉树结古镇的嘛呢石刻
        笔者曾三次赴结古镇调研。在距结古镇东3公里的新寨村,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嘛呢石堆,俗称新寨嘉那嘛呢,是由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结古寺第一世嘉那多德桑秋帕旺活佛创建的,据说已有25亿多块嘛呢石刻,全部嘛呢石上刻的经文近200亿字,是举世闻名、规模庞大的嘛呢石刻。“嘉那嘛呢石经堆”,主要由刻有藏文“六字真言”的大小嘛呢经文石刻垒成,号称“世界第一石刻图书馆”,吉尼斯纪录证书被镶在镜框里,醒目地挂在寺庙的大门口。据说,嘉那活佛游历四方,最终定居新寨村,与当地僧俗群众一起刻凿嘛呢石度过余生。活佛圆寂后,当地群众继续在这里堆放、雕刻嘛呢石,并先后建造了一座大转经堂、一座佛堂、10个大转经筒、300多个小转经筒、十几座佛塔等,慢慢形成了如今占地25亩的规模宏大的“嘉那嘛呢石经堆”。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嘉那嘛呢石城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嘉那玛尼石刻经文数量之多、雕刻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已不能单单以“世界之最”来衡量,这是人类多元化文明的延续,也是藏族宗教文化精神的传承。
   
 
结古镇嘛呢石刻   (丹珍草摄,2014年)
        2010年玉树大地震,嘛呢石刻损毁严重。震后,四方僧俗民众自愿修复凿刻,石刻数量迅速增加,越垒越多,越垒越高,蔚为壮观,令人叹为观止。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结古镇的嘛呢石刻已达20多亿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结古镇的嘛呢石刻,已经被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嘛呢石刻”。尤为珍贵的是,其中有几万块刻有藏族律法、历算、艺术论述和各种佛像的嘛呢石精品,有的将整套的佛经完整地刻在很多块石头上,甚至包括封底、封面,组成了一套套完整的“石刻经书”,这些嘛呢石刻,被誉为民间珍藏版“艺术石书”,吸引了海内外诸多藏学家和美术家及相关学者专家前来驻足观摩研究。每年农历十二月十四至十六,来自西藏、四川、云南、新疆、甘肃等地的藏族同胞会在嘛呢石堆旁相聚,或转嘛呢石堆,或供嘛呢石,尔后围绕着嘛呢石堆唱歌跳舞祈福。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买上几块嘛呢石,许上心愿,然后放在嘛呢石墙上。据说,这些许过愿的石头是有灵性的,不能随便拿走。每天都有很多手摇转经筒的藏民围着嘛呢石城转经,每转动一次经筒,就等于念了一次里面的经文。
嘛呢石刻
 
        结古镇新寨村有很多石刻艺人,专门刻凿经文石刻,他们在这嘛呢石城脚下,用祖传的手艺虔诚地雕刻,为自己积累善业,也为众生祈福。他们也会按照朝佛转经人的要求,在石头上刻以相应的内容。正是在这种长期的长期的磨炼中,石刻艺人的技艺不断提高,得心应手,技巧娴熟,并形成不同的风格,使嘛呢石刻别具特色。这些石刻也传达了石刻艺人悲天悯人的人生态度,形成了融信仰、象征、隐喻于一体的石刻文化。从技法上讲,嘛呢石刻有线刻、减底阳刻、浅浮雕以及综合技法等等。阳线刻制就是在石头平面上把表示形体的线留出来,突出画面的纹路肌理。阴线刻制是在石面上单线刻出图像和文字。嘛呢石保存时间长久,千年不腐,即使石头腐烂了,嘛呢功德的隐喻象征意义也不会消失。据佛法密续记载,石刻的嘛呢石会救度地球,当地球毁灭的时候,剩下的所有众生哪怕只是碰到嘛呢石粉碎之尘,都能获得最后的解脱,这其中无疑蕴含了一种虔敬的信仰。
     (2).果洛甘德岗龙的嘛呢石刻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东南岗龙乡境内,有一座巨大的嘛呢石刻堆,沿着黄河方向呈南北走向精心排列,长约150米,宽约3到4米,高约3米,是由一块块厚约1-3厘米的嘛呢石板垒起叠加而成。岗龙嘛呢石刻位于东吉乡的多卡寺,因为早期是堆放嘛呢石刻、石碑的地方,所以得名为“多卡”(石堆处),又名“两教兴盛洲”,由著名佛学大师多·钦泽依稀多吉仁波切始建于公元1837年,先后有37代法王金座及18代堪布,为藏传佛教宁玛派、格鲁派“合一而无偏”的教法并存的传统圣地,系果洛藏区八大寺院之一。多卡寺有一部石刻《大藏经》,刻写的质量很高。
       岗龙嘛呢石刻犹如一堵小长城,垒起的石刻顶部,经幡飘扬,每隔2米,能看见石刻堆中会有一个小窗户,是用嘛呢石刻专门隔成的方格,方格上盖着一条条哈达。一块块石板上,刻有藏文的六字真言和各种佛像,再饰以绚丽的色彩。在历史文献中,虽然没有关于甘德县岗龙嘛呢石刻的翔实记载,但这个由成千上万的石板(块)垒成的“小长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嘛呢石刻,没有几百年的日积月累是不可能的。在藏人的民俗生活中,人们一直认为,如果能多刻一个经文字符,多刻一尊佛像,就如同自己多磕一次五体投地的长头、多转一圈经轮、多积一份功德,会给今生今世和来生来世带来平安、吉祥,嘛呢石刻早已与民俗生活融为一体。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和日寺共有4处藏文石经墙,其中两处垒积的是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及一部《大般若经》,共约2亿字。
     (3).西藏昌都察雅的嘛呢石刻、摩崖石刻
        据笔者了解,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昌都地区文物局登记的文物点共有678处,其中石窟寺及石刻243处,有觉隆大型石刻群、芒康县多拉日逐石刻群、察雅县罗荣沟石刻群、类乌齐县杰庆山嘛呢摩崖石刻、左贡县瓦多摩崖石刻、洛隆县秀旺堆藏文石刻群等。察雅县罗荣沟石刻群为其中的珍品,主供佛为十面观世音,其余分别为释迦牟尼佛、大日如来佛、文成公主、唐东杰布等。相传石刻群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些石刻巧妙地利用了不同石头的自然原形,略作雕琢,手法精巧,镌刻细腻,气韵生动,风格独特,灵光弥漫,是康区石刻中少有的精湛之作。
       “仁达摩崖石刻”位于察雅县旺布乡境内的丹玛山,依托丹玛山峭壁岩石,依山雕刻而成,造像分为主供佛大日如来佛、陪衬佛八大随从弟子和两个飞天女神,附加佛护贝龙王,以及殿堂上部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石刻像等。在丹玛山峡谷不到200米的崖壁上,共发现造像38尊,其中最大者高达3.28米,最小者仅20厘米。造像下面有吐蕃时期凿刻的藏文铭刻和数十个汉字。造像右边刻有藏文的《普贤行愿品》经文。摩崖题记铭文准确地记录了这一造像的雕刻年代为公元804年,还记述了刻经兴佛、赞普敕命、僧人参政、唐蕃和好、赞普功业、众生安乐、号召百姓皈依佛法、保护佛法等内容。恰白·次旦彭措认为,这个摩崖造像的雕刻年代应该为赤松德赞时期,比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更早,这些石刻造像对研究吐蕃时期的政治、文化、语言、书法、绘画、石刻技术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4).四川省石渠松格嘛呢石经城、巴格嘛尼墙
       松格嘛呢石经城,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海拔4024米,是离太阳最近的“世界第一高城”,这里古称“太阳部落”。在距石渠县城70公里左右的阿日扎乡境内,有一座长方形的石头城——松格嘛呢石经城,坐北朝南,东西长73米,南北宽47米。石经城外墙高约9米,中心主体经幢部分高14.5米。石经城正面偏西的位置开有一个小门,由此进入石经城,里面是一圈圈的嘛呢墙,中间有狭窄的通道。堆砌而成的石板块上刻有六字真言、藏文和梵文的佛经,还有佛像等,由于石刻垒得太久、太高,地面已不堪重负而下沉,据考证,地面上的部分有多高,陷入地下的部分就有多深。隐入地下的石刻以及地面可以见到的全部石刻上,都刻有古印度梵文的字体。这座石头城并没有任何框架支撑,更没有使用什么粘合剂,完全是一块块石刻堆砌而成的,虽历经千年却岿然不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奇观。
       巴格嘛呢石经墙位于四川石渠县的长沙贡马乡,距县城53公里,全长1.7公里,宽2-3米,高2.5-3.5米,长1.6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呢墙,墙体全部用嘛呢石片垒砌而成。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佛塔相连,并且墙的两边还有大大小小的许多“窗口”,“窗口”里摆放着一个或几个石刻佛像,有彩绘佛像,也有石料原色的佛像。墙体的左面是雄伟的扎家庞秀神山,前面是奔腾不息的雅砻江。巴格嘛呢石经墙始建于公元1640年,由第一世巴格喇嘛桑美彭措主持修建。墙体内有石刻佛像3000多尊,刻有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各两部、《贤劫经》1000部、《解脱经》5000余部,还有数以亿计的大大小小的嘛呢石,人们说,这是藏族人民的一座信仰的长城,是石刻艺术的长廊,也是太阳部落历史发展的见证。关于嘛呢墙、石经城的来历,有关的文献、传说、故事很多,像风一样在巴格嘛呢墙、松格石经城中间萦绕,比如“善墙”和“恶墙”的故事。传说300年前,扎溪卡草原上有一对男女相爱,却因女家富男家穷、经济地位悬殊而遭到家庭的阻挠,两人决定私奔。姑娘在渡过雅砻江时不幸被激流卷走,悲伤的小伙子准备投江殉情,却被在此修行的巴格活佛所救,并在活佛的劝谕下皈依了佛门。后来,小伙子将姑娘留下的财宝赠予活佛,活佛请工匠雕刻嘛呢石,砌成了一段“善墙”。另有一个故事说,两个朋友结伴远行,其中一人起了邪念,贪图钱财,害死了朋友,却被巴格活佛巧遇,活佛劝其弃恶从善,那人跟随活佛苦修,终成正果,他将劫得的财物全部交出,活佛用以修了一段“恶墙”。善、恶两墙相连,慢慢地,前往朝觐的信众越来越多,并将嘛呢墙越砌越长……嘛呢石经墙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像是草原上筑起的长堤,又像是一座绵延起伏的石墙。墙身最高处3米左右,宽2-3米,长1.6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呢石经墙,墙体全部用嘛呢石片垒砌而成。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座佛塔相连,墙的两边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窗口”,“窗口”里摆放着一个或几个石刻佛像,有的石像还施加彩绘。嘛呢墙边上是长长的转经筒墙、八宝白塔和经幡塔群等,整座建筑群就像扎溪卡草原上的一条巨龙。2006年5月25日,松格嘛呢石经城作为明至清时期的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巴格嘛呢石刻 
     (5).阿里嘛呢石刻
       李翎在《藏族石刻艺术概述》一文中对阿里嘛呢石刻做了如下的描述:“阿里地区出现的大宗卵石材嘛呢石刻,是十分突出的一个现象。首先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这里东部有那布沟,沟东侧有无数泉眼,西部有努日笼沟。总之,这里河谷丰富,平缓的谷底是无数卵石构就的河滩。其次是古格故城丰富的遗存:佛殿、经堂、供佛洞、塔、塔墙以及嘛呢墙,其中嘛呢墙有三道。所谓嘛呢墙是指镶嵌有大量嘛呢石的夯土或土坯砌的墙,这三道嘛呢墙一处在IX区北部,一处在II区东北部,一处在II区西北部。三处嘛呢墙均在故城北部的外围缓坡地带,占据着外围防守的有利地形,所以它不仅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精神防线,同样也应是具有实际军事防卫作用的设施,像这样的嘛呢墙在藏族其他地方也十分罕见。IX区北部的嘛呢墙上面的玛尼石已全部塌在墙两侧的地面上,现存嘛呢石374块,石刻题材为佛、菩萨、度母、高僧、法王、供养人、藏文经咒等。11区东北部的玛尼墙呈曲尺形,总长260米,分东、西、南三段。玛尼石还有少量镶嵌于墙体上,大多落于墙脚,东西两段现存嘛呢石918块,题材有佛、菩萨、高僧、佛塔、藏文经咒等。南段墙上及周围堆积有2332块嘛呢石,内容多为藏文经咒,只有4块造像石。II区西北部嘛呢墙堆积和散落的嘛呢石计565块,除3块有造像外,其余全部为藏文经咒。从这些嘛呢石刻的题材上可以看出,早期佛教石刻的一个基本规律,即经咒多于造像,这与同为藏传佛教艺术独有的另一种类——擦擦的造型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2、造像石刻
        藏族的造像石刻艺术源于印度、尼泊尔。印度向来擅长雕刻艺术,尤其以石刻、象牙刻见长,其技术之精到,令人叹为观止,如著名的凯拉萨神庙(约756~775年)、林伽罗加神庙(约1090~1104年)以及那烂陀出土的11世纪的佛教石刻造像,技艺精美,仿佛放大了的象牙雕刻。印度僧人大量入藏,藏僧不断进入印度、尼泊尔求法,必然将印度、尼泊尔的审美趣味、造像量度与仪轨以至雕刻技法引入藏地。早在苯教时代,藏地祈神镇魔之祭祀仪式就已经开始了“以石起坛”,只是当时的石刻线条粗放、刻雕技艺极其简陋而已。六字真言石刻和佛教经文石刻,多以浅浮雕形式出现,而神佛造像石刻多以高浮雕的形式表现。众所周知,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日益兴盛,与佛教内容密切相关的各种石刻如影相随,始终伴随着宗教的兴衰而跌宕起伏。除了堆积如山的嘛呢石刻,造像石刻大量增加,无论是石窟、摩崖、佛像,还是可移动的板块体石刻,以宗教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石刻艺术兴盛起来。神祇造像石一般要求是清一色的,如白色、红色、浅褐色、黄色、黑色等,这种石头必须是光滑而没有沙层的,或埋于土中,或长期被水冲刷,或在树荫下未经阳光曝晒,或是来自圣地。这些石头还要有合适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只有这类石头才值得收集,而佛像的刻凿,对造像的姿态、量度、手印、标识等都有十分严格的标准。造像石刻主要是释迦牟尼佛、大日如来佛、无量寿佛、药师佛、佛母、护法神、吉祥天母等神佛的形象,也有藏族著名历史人物如松赞干布、唐东杰布、莲花生大师、米拉日巴、八思巴、宗喀巴等。至此,藏地的造像石刻已到了构图严谨、线条流畅、造型独特、内容丰富的辉煌时期。
        炳灵寺石刻造像,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传说“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因在途中等待大臣(伦布)噶尔,而在岩石上刻了这尊弥勒像(炳灵寺弥勒大佛像)……” “炳灵”的名称源于藏语 “འབུམ་གླིང་། ”(bum gling)。“炳”,藏语汉译为“堆积”或“十万佛”;“灵”汉译为“洲”或“庙”,合称为“汇集十万佛的庙宇”。炳灵寺历来以其石刻佛像而闻名于世,炳灵寺及周围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石刻佛像,神奇而壮观。“每至孟夏季、冬八日,远近番族男妇来游之古迹也,明御史立碑云,天下第一奇观也。” 特别是炳灵寺的密宗造像和一些摩崖石刻中的佛塔造型,富丽堂皇,形神兼备,充分显示了藏族石刻造像艺术的魅力。
       青海玉树结古镇东32公里处,通天河西岸的群山间,有一处著名的“勒巴沟摩崖石刻”。摩崖一词常与“石刻”连用,“摩崖石刻”意为“在山崖上刮摩,在石头上刻画”,即在山崖上刮摩,在石头上刻画符号、图案、文字等,就是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岩画、造像记事的石刻。不同年代、不同民族的摩崖石刻,或富于天然意趣,或体量巨大、气势恢宏,或为名家手笔,为秀美的自然风景增加了深厚的人文内涵。青海“勒巴沟摩崖石刻”,历史久远,距今约1300年历史。沟内有十多处岩画。勒巴沟岩画主要以佛像、菩萨、香客、瑞兽等为主,较为著名的有《藏王与公主礼佛图》《天龙八部图》。整个石刻造型凝重、雕刻细腻、形象生动。传说文成公主、金成公主进藏,都曾经穿过这条沟,向西南而去。勒巴沟内至今还清晰地留有当年文成公主命人刻下的岩画。山崖前挂着串串经幡和哈达,铁栏杆围拢的是一幅摩崖线刻《公主礼佛图》,佛像左下方,戴高帽着藏装的藏王松赞干布和梳高髻着唐装的文成公主捧花拜佛。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手法雕刻而成。浑厚深沉,粗放豪迈,简练传神。勒巴沟谷深处的唐代摩崖还有线刻《佛诞生图》和浅浮雕《大日如来佛》等等,《大日如来佛》的画面下方有古藏文“马年刻凿”的题记,为造像石刻的年代考证提供了重要信息。勒巴沟摩崖是汉、藏友好往来的历史实物见证,尤其是《公主礼佛图》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富有传奇性、感召力的事迹刻石铭记,永世传颂。全国仅此一处,弥足珍贵。另外,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和日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和日村,也因为“石刻”而享有盛名,有“石刻艺术之乡”和“高原石刻第一村”的美誉。
       据近年考古学者的统计,仅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摩崖石刻便有30余处,数万尊造像,内容包括佛、菩萨、罗汉、护法神、高僧、弟子、法王、动物等。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要数拉萨药王山。
       西藏拉萨药王山的摩崖石刻,是藏族石刻文化的又一重要象征。笔者曾多次倾心仰目。这面巨大的摩崖石刻,又称“千佛崖”。药王山位于拉萨市布达拉宫右侧,山背面的悬崖绝壁上,刻满了大小佛像五千多尊,为西藏之最。药王山摩崖石刻群,以金刚不动佛为主供,向四周扩展。在宽三十米、高近十五米的崖壁上共凿刻有近五千尊大大小小的佛像。据说,药王山摩崖石刻群,由十四世纪的拉萨大贵族多仁·班智达出资凿刻。药王山是西藏著名的圣山之一,是藏医的发源地。海拔3725米,藏名夹波日,意为“山角之山”。
       药王山与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互为犄角,药王山为金刚手的道场,红山则是观世音的道场,它们如同两扇石门,扼住进入拉萨的大道。药王山的南缘有一线陡壁,正适合摩崖石刻。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迁都拉萨,看见拉萨河对岸岩石显出六字真言和佛像,于是命尼泊尔工匠凿刻成形,这是药王山摩崖造像的最早记录。药王山上的五千多尊佛像,大的有几层楼房的高度,小的只有一个巴掌大。药王山东侧有个洞窟式的小庙宇,是一座造型奇特的石窟寺庙,坐落在药王山东麓陡峭的山腰上,叫查拉鲁普。石窟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27平方米,洞口有一中心柱,中心柱与洞壁之间是狭窄的转经廊道,岩壁上有69尊石刻造像,道两边排列66尊石刻神像,北面石壁上有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尺尊公主以及重臣吞米桑布扎、禄东赞的石刻造像。在拉萨市民中,遇到家境贫寒的人家有人过世,如果请不起度亡的唐卡,就可以买一点儿颜料,到药王山把摩崖石刻佛像刷新一遍,便可起到与度亡唐卡佛像同样的功德,这种习俗至今仍在延续。
       药王山摩崖石刻,刻功成熟,刀法精湛,人体比例协调匀称,精工细刻,造像衣纹深浅一致,有条不紊。时至今日,药王山下,每日仍有石刻匠人夜以继日、叮叮当当的手工刻凿声。年长日久,由成千上万块石板、刻经版堆砌而成的石刻藏文《甘珠尔》、石刻佛塔,已名传天下,这是经过无数石刻工匠敲击的心灵之作。恢宏的大藏经《甘珠尔》、佛塔伫立于此,朝圣者更是络绎不绝。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的摩崖造像也是闻名藏地,成为藏族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和藏族石刻文化的重要载体。
二   格萨尔石刻传承
        “格萨尔石刻”首先出现在格萨尔史诗说唱广泛的康区,以及宁玛派传承流布的区域。宁玛派僧人和百姓中有石刻技艺的人,开始以石刻的方式将格萨尔史诗故事、人物造型、某些史诗场景呈现出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石渠县、色达县等地以格萨尔史诗为主题的石刻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丹巴县莫斯卡格萨尔石刻群作为格萨尔史诗文化的主要载体,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从目前格萨尔学界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可知,现存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色达、石渠三县境内的多处格萨尔石刻,其出现的年限,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7世纪。公元17世纪,也是藏族石刻艺术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如动物石刻就是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经过三个多世纪的传承延续,格萨尔石刻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刻制工艺体系,以及相应的传承标准。至此,格萨尔石刻在种类、技巧、内容、风格、造型、色彩、数量等各个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1、格萨尔石刻
        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如同流浪的“行吟诗人”,他们走街串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说唱格萨尔。有的艺人悬挂着格萨尔唐卡说唱,有的看着铜镜说唱,有的看着文本说唱,还有戴帽说唱、掘藏说唱……格萨尔的故事在草原牧区广为流传。许多传奇情节如“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四部降魔史”“地狱救母”和“安定三界”等,许多精彩篇章如“18大宗”“36中宗”“72小宗”等,许多人物故事如格萨尔王、珠姆、晁同、阿达拉姆、30员大将、18位勇士等,人们都十分熟悉,而且家喻户晓,津津乐道。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格萨尔史诗以“石刻”的形式出现,已属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格萨尔石刻,犹如一汪新鲜的活水,为藏族石刻艺术带来了新的创作题材、新的话语形式和新的艺术实践,成为藏族民间雕刻艺术的又一新的门类。由于石刻与藏地百姓的世俗生活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紧密相连,格萨尔石刻因而呈现出鲜明的民间性、宗教性、世俗性、神圣性相互交织的特征。
       在格萨尔石刻中,格萨尔的形象是长方面庞、阔额宽腮、下巴浑厚;他横刀立马,胯下马足踏祥云,扬鬃奋蹄,显得强悍雄健。岭国大将则披甲戴盔,手持长矛,挺拔劲健;王妃珠姆及众嫔妃雍容华贵,姿态优美。格萨尔既是英雄的武士形象,又是威尔玛战神;既是天神下凡、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又是人间的国王、护法的战神。格萨尔的石刻形象,既非纯粹的佛像,又非普通凡人,其造像旨在体现神力、气魄和胆识,张力十足,庄严威武。格萨尔石刻艺人将神圣性与世俗性、神性和人性进行了巧妙完美的融合。而只有深谙格萨尔史诗,了解史诗人物的精神内涵,懂得民众心理的石刻艺人,才能将这些史诗人物的形象雕刻得庄严肃穆、威仪凛然,形象自然,并散发出亲和力和感染力。如在表现其神性时,格萨尔石刻艺人往往会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图案如珊瑚、宝瓶、妙莲、右旋白海螺等符号刻在莲花宝座前;而显示其世俗人性的一面时,石刻艺人在人物造型的四周会刻有草原、雪山、蓝天、祥云等自然景物,给石刻画面增添了鲜活的生命气息。
              
格萨尔王石刻 像(丹珍草摄,2017年 )   
         格萨尔石刻在雕刻手法及造像风格等方面,还有汉藏石刻并存的现象,体现了汉藏文化的融合性和多样性。通过石刻艺术品,人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格萨尔史诗中描绘的藏族文化特色、民俗事项、民族情怀、人文气息、历史内涵,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格萨尔史诗文化,特别是格萨尔英雄人物形象等,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和资料。格萨尔石刻对于格萨尔史诗的文化阐释功能不言而喻。
        可以说,格萨尔石刻的出现,打破了藏族石刻艺术以往主要以宗教的经文石刻和佛像石刻为主流的宗教主题格局。格萨尔石刻使这一时期的藏族石刻艺术,表现出天、地、人、神多面一体的共相融合的艺术特征。但格萨尔石刻不像“嘛呢石刻”那样遍地都有、十分常见。由于格萨尔史诗与宁玛派的密切关系,格萨尔石刻大多分布在宁玛派盛行的地区。格萨尔石刻与经文石刻、佛像石刻的交汇,是民间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一次碰撞,是藏文化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相互抵牾与交融,填补了格萨尔文化在藏族石刻艺术中的空白,成为格萨尔史诗文化丰富类型中又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传承方式。
        格萨尔石刻颂扬了格萨尔史诗中一系列具有英雄气概的勇敢机智、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其实质是以体现人性为基调,折射出古代藏民族的人格行为、文化心理、思维模式。格萨尔石刻的产生和发展与藏族民众生命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体现了藏族人民对自然和生命的认知,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格萨尔石刻分布
        在近三个世纪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格萨尔石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公元17—20初期的格萨尔石刻,可以称之为早期的格萨尔石刻发展时期,其传承主要在四川省丹巴、色达、石渠三县境内,以丹巴莫斯卡格萨尔拉康、金龙寺的格萨尔石刻遗存为主。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可称为中期格萨尔石刻发展时期,主要以色达县和丹巴县的格萨尔石刻为代表。第三个阶段为当代格萨尔石刻,指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格萨尔石刻。改革开放40年以来,藏族民间的格萨尔石刻逐渐复苏,特别是随着我国对民间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使得格萨尔石刻文化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创新时期。而此前,格萨尔石刻仅仅在当地民间为人们所知,并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1).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石刻
        据资料显示,四川省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石刻是2002年才被发现并公之于世的。莫斯卡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西北部。西南民族大学杨嘉铭教授这样记录他第一次看到尘封已久的格萨尔石刻时的情景:“当我们步入格萨尔石刻的经堂——格萨尔拉康——这座殿堂,正中安放的一人多高的大型岭·格萨尔王石刻首先映入眼帘,环顾四周,数以百计大小形状不等的石刻分三层有序地整齐摆放在紧靠墙体的木架上。我迫不及待拍下场景照后,立即在‘拉康’外面的空地上架起脚架,安装好相机,做好拍摄和记录准备。牧民们争先恐后从木架上搬运石刻,大家都紧张而忙碌地工作着。大约花了3个多小时,‘拉康’内的石刻全部拍摄完毕,根据记录,共为109幅。在拍摄过程中,格萨尔史诗中许多我所熟悉的岭国名将的名字都在其中。目睹一幅幅精美的石刻,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和欣慰,回到住处,已是晚霞满天。”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石刻著文或资料都较为丰富,此处不再赘述。
      (2).丹巴县金龙寺格萨尔石刻
       金龙寺是格萨尔石刻在丹巴县的又一存放处,此处的格萨尔石刻已有210多年的历史,一共有40幅,主要包括岭·格萨尔王和王妃珠姆、母亲郭娃拉姆、岭国的30员大将等人物的石刻像,全部存放在大殿的顶层。大殿顶层安放的石刻共有两类,一类是金龙寺建寺初期由寺庙创建人青则益西多吉主持刻制的。当时,寺庙落成后,青则益西多吉将岭·格萨尔王、珠姆、郭萨拉姆等10幅石刻放在大殿顶层,其余30员大将的石刻分别放置于大殿的30根柱子旁,以为保护神。如今,这40幅石刻只剩10幅是完整的。此外还有一些石刻残片存放于大殿顶层,这10幅格萨尔石刻全部系石刻本色,未作彩绘。这是莫斯卡最早的石刻,虽然从艺术效果上看与格萨尔拉康里的石刻有较大差距,但其历史和文物价值却很高,十分珍贵。另一类石刻是1997年补刻的着彩石刻,即格萨尔彩绘石刻,共37幅。
      (3).卡斯甲都“格萨尔塔” 
        在丹巴边耳牧场定居点的卡斯甲都位于莫斯卡之南,顺莫斯卡沟而下,在卡斯甲都牧民定居点的河对面,是金龙寺的一处“日车”。据牧民们讲,藏族著名学者、全国人大代表土登尼玛活佛就属于该寺,他小时候就住在这里学习藏文和佛学经典。远远望去,离佛堂不远处耸立着一座高高的石塔,便是当地牧民所称的“格萨尔塔”。走近“格萨尔塔”,可见塔的四周墙面上均嵌满了格萨尔石刻,正面正中部位镶嵌着比其他石刻大一倍的岭·格萨尔王石刻像,整整占据了两幅石刻的位置,十分醒目。该墙面共嵌有石刻20幅。其余三面墙上均横排3、纵排7整齐地各镶嵌有21幅石刻。整座塔上共镶嵌石刻83幅,除有31幅为佛、菩萨、神、高僧大德石刻像外,其余均为格萨尔石刻。这种用塔存放格萨尔石刻的形式,独此一家,目前在藏区其他地方并未发现。丹巴县莫斯卡牧业行政村,除了上文提到的格萨尔拉康、金龙寺大殿顶层、卡斯甲都的“格萨尔塔”,还有吉尼沟青麦格真神山(这里是依塔建房,将格萨尔石刻分四层堆放,此处有47幅格萨尔石刻,属彩绘石板刻画)、曲登沟巴扎洛热神山(据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调查资料显示,这里共有格萨尔石刻120幅,其中老石刻30多幅,新石刻80余幅。老石刻与格萨尔拉康的石刻应属同一时期)、加拉沟拉勒神山(此处格萨尔石刻约有60余幅。应为1993年以后的新石刻),一共是这6处,分布有格萨尔石刻。
 
       格萨尔彩绘石刻 (丹珍草摄,2017年)
         截至目前,格萨尔石刻的主要集中地区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色达、石渠三县境内。具体分布为:(1)丹巴县莫斯卡格萨尔石刻群。(2)色达县泥朵乡普吾格萨尔彩绘石刻群、色柯镇洞嘎格萨尔彩绘石刻群、年龙乡年龙寺格萨尔彩绘石刻群、翁达镇雅格格萨尔彩绘石刻群。(3)石渠县巴格嘛呢石经墙格萨尔彩绘石刻、松格嘛呢石经城格萨尔彩绘石刻群。其他县、乡、镇、村也有格萨尔石刻相继被发现。
       (4). 色达县泥朵乡、普吾格萨尔石刻
         “色达”,藏语意为“金色的马”,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接合部,平均海拔4127米,是格萨尔史诗重要的流布区域之一,这里的格萨尔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存底蕴丰厚,有格萨尔艺人说唱、歌舞、彩绘等,是格萨尔藏剧、格萨尔石刻的发祥地,有“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格萨尔博物馆”。色达县“格萨尔广场”上矗立着格萨尔王和著名的13位大将塑像。色达亦享有“格萨尔文化艺术之乡”之称,是格萨尔史诗文化的重要研究基地。笔者曾两次到色达县、石渠县进行格萨尔史诗田野调查,感受到英雄的生命在这里显示着一种尊严和高贵。调查得知,六十多年前,色达有一位闻名遐迩的瑜伽大师玉柯秋央让卓,是拉则寺第九代祖师。这位大师认定雅格山系格萨尔王神山,其岩石中藏有岭国十二部“般若经书”。当时,寺庙每年举行一次格萨尔说唱会。据说玉柯喇嘛是岭国大臣丹玛的化身,他还亲自创作了格萨尔及三十大将的数十种曲调,凡是嗓音好的僧人都要学唱《格萨尔王传》。他的弟子中出了著名的格萨尔掘藏师仲堆·尼玛让夏,他在色达的三年期间撰写了《格萨尔王传》伏藏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如《门岭大战》、《大食财宝宗》、《朱古兵器宗》、《列尺马宗》、《阿扎宝珠宗》、《汝域银宗》、《辛巴和丹玛》、《红岩大鹏宗》等十多部分部本,其中两部由相关部门搜集后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部分手抄本目前尚散存在民间。这位著名艺人在世三十多载,至今无法考证究竟他能写多少部《格萨尔王传》。但从已经发现的九部手抄本来看,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格萨尔掘藏艺人。他的《格萨尔王传》中多处提到色达曾经是岭国居住的地方。伏藏大师仁曾尼玛在格萨尔《诞生篇》中说:“经王臣商定,玛、孜、杜、翁、泥、扎等谷为岭国大将有居住地”。雅格山上还发现了刀法细腻、构图严谨、姿态生动的格萨尔石刻画,据推算,这一石刻画有近百年的历史,默默地诉说着这方土地的人们对格萨尔王的崇敬之情。此地还有格萨尔大王征战朱古兵器国时,在石板上留下的足迹。翁达镇境内还有岭国将士的降妖塔、三十员大将的修行洞,当地人称其为岭葱朱普。资料显示:“色达县7,600 余户,户均有3 本以上格萨尔史诗文本保存,户均有一幅格萨尔幡旗,户均有5盒格萨尔说唱录音带,每座寺庙的护法殿内皆供有格萨尔塑像,各寺庙都有格萨尔祈祷仪式。色达县境内,每座神山圣湖悬挂格萨尔幡旗千幅。”   
       色达县格萨尔石刻存放地是泥朵乡、色柯镇和年龙乡。其中泥朵乡的格萨尔石刻数量最多。泥朵乡位于色达县西北部,海拔4180米,全乡民众对格萨尔石刻情有独钟,不仅对遗存的格萨尔石刻进行了较好的修复还原,并将格萨尔石刻的造型、色彩、刻技与史诗故事融为一体,突出了完整性,表现力大大增强。其中普吾村的格萨尔石刻群在藏族民间工艺中独具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普吾村也被称“格萨尔石刻村”。“由普吾村著名高僧阿亚喇嘛发起组织刻绘,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刀法精细,取材考究,表现了岭•格萨尔王及岭国30员大将、80位勇士的前世。石刻中还有天竺80大成就者和百位文武尊神的形象。无论从人物谱系的完整性,还是从石刻艺人技艺的传承性来看,这一石刻群像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刻绘工艺体系。” 
       根据实地调查,色达县泥朵乡的格萨尔石刻类型一致,主要体现在均为不规则板体石刻,只是在尺寸大小上有差别。题材和内容相同,石刻皆以反映格萨尔史诗世俗文化为主体的全新体系,与全国五省藏区现存的大量的“嘛呢”石刻有着明显的区别。该石刻群的石刻数量达千幅以上,更多的是零散存放的碎片式格萨尔彩绘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数量极少,内容也各有不同,但都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格萨尔史诗文化为创作内容,都是以传统的石刻技艺为基础而创作出来的。就技艺层面讲,大部分类型都是保持一致的。彩绘石刻就单幅而言,可独立成画,单独保存,表现出一位将士或一位王妃的基本面貌;若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此规模和数量的格萨尔石刻群,在藏区从未出现,是泥朵乡本土地域文化空间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在格萨尔石刻中,岭国人物的称谓,十分丰富复杂,诸如鹞、雕、狼、三虎将、七君子、四叔伯兄弟、十三青年将领、福命二兄弟、毅勇二兄弟、持幢四兄弟、俊美三兄弟、调解纠纷二证人等等。格萨尔王第二次出征魔国时的30员大将,发展到后期,有的英雄战死,又补充了新的英雄,人数有所增多,于是又有80员大将之说。在色达泥朵乡格萨尔石刻中,岭国人物的刻石数量达到了100幅以上(不含重复部分)。所以,泥朵乡格萨尔石刻岭国人物谱系,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比较完整地还原和表现了格萨尔史诗岭国人物的基本面貌。
       格萨尔石刻数量较大的还是莫斯卡乡,大约有530尊,已经引来不少格萨尔史诗专家和石刻专家的关注。但普吾村的格萨尔石刻群,目前面临部分石刻已产生不少裂纹,有的边缘已脆化、脱层,出现了空鼓、起甲、脱落等被毁坏的现象。无论是露天堆放、室内存放或者是以龛窟或镶嵌方式自然存放,石刻并非传统民俗观念、表象中所认知的那么坚固与结实,在大自然面前,一切都是脆弱的,仍然需要相应的挽救方法。格萨尔石刻保护迫在眉睫。
     (5).石渠县格萨尔石刻
        四川省最西北端的石渠县,是四川省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和位置最偏远的一个县,这里处于川、青、藏三省区交汇处和雅砻江源头地区,是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属典型的高地草原。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海拔较高又不属交通要道,石渠县的知名度甚低,但石渠县的 “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因格萨尔石刻而著名,前来朝觐者甚多。
       松格嘛呢石经城位于四川甘孜州石渠县的阿日扎乡境内,据传是在公元11世纪格萨尔时代开始形成。石经城南北宽47米,东西长73米,城外墙高10米。“石渠县遗存的格萨尔石刻主要分布在著名的‘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中,数量较少,石刻大约30 幅。”石经城石板上都刻有不同的经文和各种不同的佛像。刻板材料主要来源地是石经城周边山坡,没有固定的取石地。据石渠当地传说,这里曾是格萨尔王时代的古战场,“英雄格萨尔王的军队曾在这一带与敌方部落发生过一场大的战事,许多士兵在战斗中阵亡,为给战死疆场的士兵超度亡灵,将士们在此垒起了一个嘛呢堆。后来当地人民因为缅怀格萨尔王的功绩,纷纷来此朝觐,嘛呢堆越垒越大,最终形成了这座嘛呢石经城”。 据《松格嘛呢城文史》记载:“在格萨尔时代,岭国和霍尔国交战时,岭国总管王之子囊沃玉达和弟弟戎查玛勒死于战场,火葬后出现神奇的舍利子。经岭国上下沟通商议,为了纪念已经战死的勇士,超度他们的亡灵和保佑在世将士生命,修建一座纪念塔存放舍利子。因为格萨尔王的叔叔晁同在霍岭大战中犯下不可饶如之罪,为表忏悔罪孽之意,由他修建了嘛呢塔和白塔。而后,经漫长历史的岁月风霜,只留下了断壁残垣。到了17世纪初,经高僧白玛仁青的发掘,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  这座高约20米,完全由嘛呢石经堆砌而成的巨型建筑,如果曾是格萨尔王时期用以祭奠战场亡灵的祈福之地,那么也在不经意间成为青藏高原千年沧桑变迁的历史见证者。相传,这座由晁同所建,距离石渠县城80公里的石经城,从开始动工到完工,仅仅用了7天。
    
松格嘛呢石经城
        也有观点认为,松格嘛呢石经城开始堆砌于十八世纪,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至今天的规模,是当年佛教借助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影响力寻求发展的产物,折射了经藏传佛教宁玛派改造后的格萨尔信仰。在当地的信仰中,格萨尔是以宁玛派主要护法神的身份出现的,但从民众的信仰心理来看,改造前后的格萨尔信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3、格萨尔石刻工艺
        石刻属于雕塑艺术,是运用雕刻技法在坚硬耐久的石质材料上创造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石刻需要石刻艺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才能将石刻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巧妙地结合起来。格萨尔石刻艺人多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技法进行雕刻。首要的是筛选石料,格萨尔石刻一般为就地取材,主要以本土的优质天然板石为材料,刻凿时尽可能保持石材原本的天然形状。虽然是石刻,但必须结合藏族传统的绘画艺术。首先以线描构图布局,根据石料板材的原形状进行线描、勾勒,为刻凿雕琢铺陈准备。初稿画成后,开始正式雕刻,无论是直刻、斜刻,还是凿刻、减地刻、减地加线刻,这个阶段是整个石刻最核心的部分,石刻匠人必须全神贯注、认真细致地在前一个步骤的基础上击凿、走线、刮刻、雕刻。人物形象是否刻凿得准确、自然,就在于这道工序的成功与否。刻凿完成后,在石刻作品上刷一道高原特有的白色矿石颜料为底色,在底色晾干后再着新彩。格萨尔彩绘石刻用色分明,大部分使用红、黄、蓝、白、黑、绿六色,一般不会使用模糊的过渡色、中间色。
       藏区民俗认为,识别石材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慧眼识石,这也是石刻十分重要的环节。早期的藏文文献就有记载,因为类型和地质年代的不同,自然界中的石头各有其“命”,各有自己的年轮,每块石头各有自己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亦有阳性、阴性和中性之别。在进行石刻造像,特别是雕刻神佛像时,必须严格筛选石材。首先,不能是劣质石材,或有污点或存在瑕疵的石头,必须寻到光滑、整洁、材质好、有灵性的上等石料。如果随便刻石或用石不当,则会给石刻人招来不幸或祸事。只有优质的青年石材和中年石材,才可以用于神佛像的雕刻。雕刻主像,必须选择阳性的石头才行。阴性石头一般用于雕刻基座,而中性石头就只能用在最下层的基础部分。藏区石刻常见的石料主要有:玉石、卵石、青石,或选择几经考察的山体崖面等等。由于自然地理、气候温差等诸多条件不同,藏区各地石料也不尽相同,各有特点。西藏阿里地区主要产卵石,而在前藏后藏、昌都地区和西藏的西北部地区多为青石和较次一级的玉石。玉石和优质的可移动板块体,才可以用来雕刻佛经,以及佛、菩萨、神、高僧、度母等。
        藏学的象征学归属于传统的大五明之工巧明中,即用某种具体的物象、色彩来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或者用来表达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在藏族色彩象征学中,“表现为颜色者,为显色之性相,分为二种,谓根本显色及支分显色。根本显色复分为青(蓝)黄赤(红)白四种。支分显色复分为八种,谓云烟晨雾,影光明暗” 。借助色彩媒介,表达某种与之关联的象征、隐喻,所以色彩非常重要,每一种色彩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味和人物忠奸指向,如格萨尔史诗中的30员大将,他们各自都有相对应的颜色以表征其人物形象、性格特征。藏区百姓目视其形、其色及所持器物,便知其为何人,所做何事。最后一道工序是为了保持石刻色泽的鲜亮和持久性,在石刻画面上再涂一层清漆作为保护层。至此,一个完整的格萨尔石刻作品就完成了。
       格萨尔石刻艺术在多种文化的滋养下延续、传承、发展,从未停止。通过独特的选石料、绘画、勾勒线条、雕刻、着色等工艺流程,格萨尔石刻已然具备了地域本土性和民族性。佛教的兴盛,格萨尔史诗的流传,加速了格萨尔石刻这一艺术门类的迅速发展与日趋成熟。
        佛教教义认为,佛有“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格萨尔石刻中,刻凿最多的是人物造像。格萨尔王的母亲郭姆、王妃珠姆、岭国的30员大将以及与格萨尔相关的佛、菩萨、神等都是格萨尔石刻的主要内容。其中以格萨尔王“骑马征战”像为最多。但格萨尔王的石刻造像与佛教造像、历史人物石刻造像均不同。佛菩萨造像极其严谨、精准,点笔勾画,精摹细描,毫厘之间,法相庄严,蕴藏和象征着丰富而深邃的宗教思想,神性十足。格萨尔石刻造像,则形制独特,介于神性与人性之间,严肃、活泼、生动相结合,石刻画面更为自然灵动。格萨尔王集天子、战神、护法、国王、骑士、武士、财神于一身,丰富而多面。一尊格萨尔王造像石刻作品完成后,所摆放的位置必须既有高高在上的神圣感,也要有世俗社会众星捧月的威武之势。人物石刻一般是依照格萨尔艺人的民间说唱形象,或者格萨尔史诗各种文本中所描述的形象。对具体人物的外表气质、面部表情、性格特征、服装佩饰、所骑战马、将领们各自使用的特殊武器等等,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揣摩绘图后,才可进行石刻创作。比如石刻造像中,珠姆王妃的形象与佛像、度母、吉祥天母的形象有相同处更有区别。珠姆是天女、女神,但也是公主、王妃、母亲,她的神圣性似乎已经淡化,经过民间石刻匠人的重新刻画和“创新”后,王妃珠姆的石刻像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空行母,而是更加生活化、世俗化和人性化的形象。
       格萨尔石刻与经文石刻、佛像石刻不同。格萨尔石刻将神圣性与世俗性融为一体,表现了佛教观念、英雄崇拜、情绪物化的融合,是天神民间化、世俗化的艺术形象。石刻匠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天马行空,自由驰骋,借助线刻、敲凿、磨制、涂绘等手法,将天子、战神、王妃、大将、神佛、各路妖魔、神奇动物以及千年古战场的情境,一一雕刻出来。最终,“物化”的石刻,蕴含生命的诗意,充分传达出植根于本土、植根于民族精神土壤的对民族历史和集体记忆的千年追寻。如扎雅上师所言:“如果一个文化群体中的许多人同意将某个标志作为特定精神内容或能量形式的象征标志,那么对他们来讲,这个象征就是有效的,它的效果是建立在记忆、信任和不断重复以强化的力量之上。”
       在藏区民众的心目中,格萨尔石刻因居于崇高精神的神圣地位而被顶礼膜拜。格萨尔王也已经成为民间护法神,神圣不可侵犯。人们看见格萨尔石刻像,或者经过其旁,都会止步,双手合十,低头祷告,这种虔诚行为的动态定格,不仅满足了民众的信仰心理,且在强化民族认同感、传递正能量的价值观、塑造民族精神性格等方面,折射出格萨尔石刻文化的民间影响力。大传统中的小传统文化往往会以“润物细无声”的相对隐形的方式,顽强地保留在民众心理中,成为文化传统的内在属性。
三  格萨尔石刻传承人
       石刻工匠在藏区高原古已有之,石刻艺术的历史与藏民族的历史、宗教、民间文化传统一样漫长、久远。每一件石刻艺术作品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石刻匠人的信仰与心血。石刻匠人可以将任何一块光滑的石头雕刻成图、文、像,为那些隐藏在石头表面之下的声音辩白、诉说,通过注入精神世界的思想与情感来表述文化和历史的象征意义。藏族石刻遍及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甘肃五省区藏区,只要进入藏区,就能看到数以亿计的嘛呢石刻、经文石刻、造像石刻、摩崖石刻、格萨尔石刻……庞大的石刻群,构建了一部厚重的文化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既有千言大观,也有一字之惊,虽然我们不知道石刻的作者是谁。石刻工匠认为,圣洁的佛经、神像,沾不得半点俗世的尘埃,因此从不在石刻上具名题款。嘛呢石刻艺人在不同的藏区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石刻匠人被人们称为“多卡”(rdo-rko)“朵多”“郭卡”、扎西或朵多占堆。早期石刻匠人的传承方式只有两种:有的是父子相传,有的是师徒相传,且只限于男性。自然界一块普通的石头,一旦被石刻匠人、石刻传承人刻上神佛、格萨尔王或高僧大德的图像,便传递出现世人们真诚浓烈的祈愿——对理想、价值、情感、信仰和希望的寄托。
       1、传统的石刻匠人
       藏区传统的石刻匠人一般是寺院僧人或民间的佛教信徒,最早的还有一些所谓的有罪之人。在相对专业的石刻工匠中,民间石刻匠人的人数还是最多的。他们不但是藏族所有艺术门类中人数最多的,也是最辛苦的草根百姓。他们首先是虔诚的佛教徒,不但具备刻石造像的技能,还要有积善行德、一心敬佛的虔诚心和毅力。藏区最早的石刻匠人大部分是从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来的圣徒。有的石刻匠人甚至需要发下誓愿,因为在餐风宿露、烈日严寒中作业,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刻石,实在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脑力与体力并重的劳作。如前文所述,藏族石刻人、石刻作者一般不在石刻作品上署名,也没有人称刻石匠为艺术家,他们自己也并不以为然。藏族石刻匠人把石刻或者石刻制作当成自己积善业、做功德、报恩惠的一种不计回报的“净业”和“善业”。我们在藏区的石刻艺术品上,几乎很难找到石刻艺术家的署名。诚所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用此诗形容藏族石刻传承人倒是最贴切不过。在阿里古格古城遗址,人们发现了一块赞颂早期刻石人扎西伦珠和次仁仲巴的石刻。  
 
     阿里古格记述石刻人的石刻(冯少华摄)
        据说,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块记述刻石人的石刻。石刻汉语译文如下:
        向大悲观音菩萨祈祷。赞颂一千个佛和大王甘丹次旺、大臣乌金和县官堆巴,赞颂兄弟两人,四大洲中最神圣的南赡部洲是由冈底斯和玛旁雍措形成的,在向雪域传教的地方,恒河的右边,扎西伦珠和次仁仲巴,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和消除前世、后世之罪孽,在坚固的石头上刻了两千嘛呢石,为了佛教的弘传,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了不起!扎西(德勒)! 
        这段译文是由西藏作家、西藏自治区文联《西藏文艺》(藏文)编辑部次仁多吉翻译的。这段文字的重要意义在于,石刻匠人对扎西伦珠和次仁仲巴这两位刻石人行为的感怀赞叹,虽然他们在石头上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刻了两千嘛呢石的刻石行为,感动了后来的刻石人。他们以同样的刻石方式对刻石人扎西伦珠和次仁仲巴表达了由衷的尊敬和赞颂。古格古城遗址中现存的嘛呢石刻有五千余方,加上周边各县的石刻,数量非常庞大。据考古工作者推测,这里最早的石刻应为12世纪的作品,最晚的是17世纪,其中以13-14世纪前后的石刻造像最多。这块赞颂和记述刻石人的石刻,据推测至少也在16世纪之前,是我们今天研究藏族石刻传承人的珍贵资料。
       石刻艺人们的刻石工具很简单,即一把榔头、几根錾子。刻的内容也很单纯,主要为:嘛呢石刻,六字真言;或将整部经书刻在薄薄的石板或石片上;或者刻画神佛或历史名人的造像。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人人皆知的“六字真言”,擘窠大字,静气凝神。据佛经所言,雪域藏地,原来颇多妖孽为害,无量光佛为了利益众生,化身为美妙如意的观音降临,开示大明心咒,救度众生有情。六字真言在身、语、意三密之中为意密的一种,是佛、菩萨所说秘密语,真实而不虚妄,故谓之“真善”。它以咒语发声的力量与宇宙万物沟通,与众生自我的虔诚内心沟通,便拥有巨大的威力。而以六字真言为内容的石刻,就是把声音的象征转化为图形文字的象征,将其安放在循环的转经道上。当口诵真言缓缓行走的朝圣者与此石刻相遇,音、画、心在刹那间相互辉映,就会产生无以言表的心灵力量。每逢宗教节日转经或转山时,人们必定来到嘛呢堆前,在其上面或旁边点燃艾蒿或柏枝,并虔诚地向其撒糌粑、小麦粒和第一道青稞酒或浓酽的茶水,边撒边祈祷,进行煨桑祭祀,以求众生平安、吉祥圆满!石经书也是石刻艺人常刻的内容之一。据说有的石刻艺人少则一年刻五六部经文,多则能刻十来部,每部经文要刻30天左右,能用掉满满一拖拉机的石板(块)。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石刻的传承方式已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除了传统的师徒相承、家人沿习外,婚嫁传输、政府培训等已成为新的传承方式。多样的传承方式,使得石刻文化在新时期被重新建构。
        2、格萨尔石刻传承人
        藏族先民生存在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思考着有情生命和宇宙万物。他们敬畏自然,崇拜自然,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相信各种自然物皆有灵魂。在格萨尔石刻传承人的眼中,坚硬恒久的石头同样具有灵性,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把信仰和精神之力灌注于一个个石头之中,赋予这些物质实体以朴素的情感和丰富的内涵,并对其膜拜、祈祷。他们希望感动神灵,得到护佑,不受伤害。他们通过自己手中的刻刀和巧思智慧,使格萨尔史诗的人物故事充满了人间气息和世俗生活的韵味,点燃了英雄们流动的生命和飞扬的情绪,并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以及虔诚之心寄托在这些石刻中。
       格萨尔石刻是以表现格萨尔史诗中的英雄、勇士形象为主要内容的,但其中却渗透着浓郁的藏式佛像刻画艺术特色,例如较为多见的格萨尔王骑马征战像——格萨尔石刻像的下方大多雕刻有藏传佛教的吉祥三宝、白海螺等图案。这在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藏族石刻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供奉物,雕刻者都是极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制作石刻品是为积善修功德或赎罪,故在长久以来繁多的石刻艺术精品面前,我们不知道是谁创作了它们。
        当代格萨尔石刻艺术有着较为明显且强烈的地域特征和个人风格。石刻作者有专业匠师、僧人,更有广大的民间工匠和佛教信徒。在当代中国大陆地区,格萨尔石刻传承人主要集中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色达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丹巴县莫斯卡牧民定居点周围,堆放有10处嘛呢石刻。据说这些嘛呢石刻,都是当地石刻艺人多年来日积月累刻成的。当地的一些石刻艺人,多为青年时期就学习石刻技艺,通常是一边放牧,一边学习石刻,牧闲时刻便刻制各种石刻造像。目前已经有一些本地的青年人专门跟随这些石刻艺人学习石刻技艺。
        笔者通过甘孜州《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牛麦青云和色达县文化局夏加提供的“甘孜州各县各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等资料得知,“格萨尔石刻传承人”在全国仅有17位,这个不完全统计,包括国家级传承人、省级传承人、州级传承人。截至目前,格萨尔石刻传承人主要有洛让、尼秋、觉热、克早、扎洛、切邛、青麦多吉等人。笔者曾采访到其中的几位格萨尔石刻传承人。
格萨尔石刻的国家级传承人洛让,男,1959年出生,初中文化程度,自幼喜画,但直到18岁后才开始正式学习藏族绘画。藏族传统绘画非常注重“业缘”,如果不懂佛像度量经的比例尺寸和各种绘制图像的标准法则,以及颜料的配制、画布制作、画墨制作、着色、构图等各种绘画知识,随意增删或者臆造,不但不能获得功果,反而会积累罪孽。所以,只有具备了与绘画的缘分,足够虔诚,接受灌顶,才能开始学习传统绘画的各种技艺。洛让虽然启蒙较晚,但勤奋好学,精益求精。在刻苦学习藏族传统绘画的过程中,他认为自己与格萨尔有某种神秘渊源,格萨尔彩绘石刻更能表达他内心世界的喜悦,满足他的精神追求,并认为自己就是英雄格萨尔王选择的命定传承人。2008年12月,洛让被确定为国家级“格萨尔彩绘石刻传承人”。
       尼秋,男,1964年出生于色达县年龙乡,小学文化程度。尼秋是“嘛呢石”石刻匠人,后来逐渐喜欢格萨尔石刻。尼秋天赋异禀,技艺超群,曾经刻过许多大型的石刻群,为人称道的优秀代表作是泥朵乡著名的格萨尔石刻群。2008年12月,尼秋被授予国家级“格萨尔彩绘石刻传承人”的称号。2008年12月,成为国家级“格萨尔彩绘石刻传承人”的还有石刻匠人克早。出生于牧区的克早,据说从小与石有缘,爱石玩石。克早早期也是以刻“嘛呢石”为主,由于天资聪颖,石刻技艺出类拔萃,机缘巧合之下,他与格萨尔石刻结缘,并师从色达县文化馆著名石刻师傅班玛交,向他学习格萨尔石刻技艺。克早的格萨尔石刻,无论是花纹图像、颜料选色,还是人物形象,无不神态逼真、清晰自然、立体可感、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尤其是在石料选材方面独具慧眼,随手拈来,不仅刀法考究,技艺精湛,而且速度极快 。
       格萨尔石刻传承人青麦多吉,男,1974出生在四川省色达县年龙乡。青麦多吉是目前格萨尔石刻传承人中较为年轻的。青麦多吉任四川朗格萨尔王艺术馆馆长,曾获四川手工艺大师称号和中国甘孜州第九届康巴艺术节格萨尔彩绘石刻创意金奖。青麦多吉的出生地年龙乡,是民间传说中文殊观音金刚手之一的圣妙吉祥之化身地和圣洁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的出生福泽地,也是传说中格萨尔王转世之仁增尼玛仁波切降生之地。青麦多吉从小就十分喜欢斑斓的色彩,极其喜爱在石头上刻画各种图案,除去学校课堂学习以外的时间,他不像其他孩童一样去嬉闹玩耍,而是经常喜欢独自在教室外的地上、操场上、石头上勾画不同的图案,虽然那时年龄小,勾线描画的图案十分稚嫩,但却生动形象,受人夸赞,因为喜欢、执着而乐此不疲,乐在其中。
       少年青麦多吉已经不满足于这些简单的线描刻画,他开始用心观察琢磨每一个石刻上的线条和图像,并仔细探究凿刻的手法。22岁那年,年轻的青麦多吉有幸得到当地著名石刻人土登老喇嘛的系统传承。色达藏区的山野间、小河边的石头上,都留下了不少青麦多吉所凿的石刻图像,他成为一个格萨尔石刻文化的热爱者和守护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青麦多吉的绘图手法、石刻技艺与日增长,对格萨尔史诗文化的理解也更加深入,青麦多吉开始在北京、苏州、上海等地游历交流。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实践,青麦多吉已经将传统的石刻技艺和自己的凿刻手法相互融合,通过石刻技艺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对格萨尔史诗的调查研究思考,他提出了对传统格萨尔彩绘石刻可以进行文化创意修饰的大胆想法,这些创意主要体现在如何进行传统与现代的色彩搭配以及彩绘颜料的选用和刀工刻画等多个方面。
       传统石刻一般取用比较单薄的石头,石块相对较大且不规整,取色比较古朴单一,不注重绚丽鲜艳的色彩。青麦多吉在继承传统石刻技艺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将自己探究多年的凿刻手法以及对格萨尔史诗文化意义的理解融入他的石刻创作中。在选料取石上,兼采规整和不规整的石料,也根据所刻的造像随形取料,随物赋形;色彩运用更为大胆,视觉效果更为舒适,看后令人记忆深刻;青麦多吉并不单一地复刻前人的图像,而是在不改变主体图的情况下,自己设色、着边,让图像更为深刻突出。2014年,青麦多吉在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北路1号开设了“格萨尔石刻展览馆”,2017年在宽窄巷子46号开设了“格萨尔艺术馆”。2018年,青麦多吉与成都绿地集团共建“藏族格萨尔博物馆”,该馆将于2019年落成。目前,青麦多吉正在凿刻一部格萨尔王心咒经文。
       作为格萨尔石刻传承人,青麦多吉曾受邀参加第五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并获荣誉奖。在第九届康巴艺术节上,青麦多吉设计创作的《金刚手菩萨》荣获金奖,被旅游卫视、深圳卫视、成都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相继采访报道。甘孜州文化部门将青麦多吉的格萨尔石刻列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格萨尔艺术馆”授牌“藏族格萨尔彩绘石刻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并展开了格萨尔彩绘石刻的国内外巡回展览。青麦多吉的格萨尔石刻,在北京、香港、澳门、海南、成都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均得到很好的反响。2018年,青麦多吉的格萨尔石刻作品被邀请在四川省美术馆进行了为期15天的展示。
目前,青麦多吉已经开始免费授徒,参与学习者已近百人。为了让学习者无后顾之忧,青麦多吉用自己并不富裕的财力帮助他们,指导他们学习石刻技艺。他希望后继乏人的格萨尔石刻技艺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希望有更多精湛的格萨尔石刻作品面世。为此,青麦多吉相继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延安管理干部学院、成都社会主义学院、四川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进修学习,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境界。青麦多吉的努力,推动了格萨尔彩绘石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已将格萨尔文化的传承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青麦多吉的彩绘石刻作品被四川博物院、海南文昌博物馆、色达格萨尔博物馆等国内多家博物馆收藏。
       在石渠县松格嘛呢草原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位49岁的石刻艺人冲花正拿着雕刻工具在一块石板上雕刻“六字真言”。在许多老艺人的眼中,雕刻嘛呢石是个修行的过程,与念经、转经一样,并不全是为了赚钱。从古至今,这里的石刻工艺都是源于松格嘛呢石经城的朝拜需要。据了解,阿日扎乡目前从事石刻手工艺的应该有两百多人,年老的上至七八十岁,年轻的十一二岁左右。在这里,对传统的石刻文化的保护并没有断代。石刻艺人冲花身边的工具盒里有20多种大小不一的工具,旁边还摆着各种等待出售的嘛呢石。冲花从小便跟着老艺人学习雕刻,他说自己从不后悔选择干这行,雕刻嘛呢石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信仰,不仅是为自己祈福,也为众生祈福。松格嘛呢石经城四周的牧民定居点,最初就是来石经城朝拜的信徒聚居而慢慢形成的,随后逐年增加的嘛呢石雕刻艺人也在此定居。因为有了石经城,才有了周围的人气,这应该源于藏民心中朴素而虔诚的精神信仰。
       每年夏季的6-8月,是松格嘛呢草原最美的季节,也是外来游客最多的时候。冲花手中雕刻的嘛呢石便是两位前来朝拜的北京游客订制的。雕刻好石经后,需要再上色才算完成。刻制一块嘛呢石经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大部分顾客会把买下的嘛呢石堆放在石经城,也有带回家珍藏的。前往松格嘛呢石经城朝拜的本地民众和外来游客越来越多,对嘛呢石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也带动了该地许多年轻人学习雕刻嘛呢石经的热情。冲花17岁的儿子更登已从事石刻三四年了,并打算“子承父业”。曾几何时,“嘛呢石”还是狩猎的工具、防御的工事、神灵及凡人的路标,如今已经演变成为驱秽辟邪、能给人畜带来平安吉祥的文化象征之物了。
       格萨尔石刻传承人,虽然人数不多,经济收入微薄,但他们依然怀着对本民族母语文化的无限敬畏之心,自觉传承着格萨尔史诗文化。他们是护法神格萨尔王的信仰者,作为英雄后裔、草原之子,他们又是战神格萨尔王英雄主义的精神追随者。同时,他们也是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石刻造型艺术家。石刻艺人大多生活在偏远的县、乡、村和底层民间。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热闹,他们安静地执着于自己热爱的石刻艺术,用最自然原始的手工凿刻创作,追逐渐行渐远的古老文化,为格萨尔英雄史诗的传承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艺术资源。
        格萨尔石刻,从无到有,从粗放简单的线条刻画到精雕细磨的典雅之作,从单一到丰富,从碎片到整体,已然取得了从保护到传承的质的飞跃。这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石刻传承人的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们用石头、用刻刀、用色彩、用真诚的信仰刻下对英雄不渝的追求和热爱。他们驰骋想象,赋予沉默的石头以灵性,将已回归天界的降妖伏魔的天神、战神格萨尔王又请回了繁华而荒芜的人间,请回到现世当代。他们用瑰丽多姿的格萨尔石刻告诫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也不要忘记,一个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崇高精神是需要传承和发展的。
       多少年来,勤劳善良的藏族石刻人雕刻嘛呢石、经文石、佛像、格萨尔英雄群像的心愿和行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他们以虔诚之心和质朴诚挚的劳动,千锤万凿,不停地在石头上雕刻着。他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把日夜默念的六字真言刻写在石头上,石头上的经文、佛语、佛像就会有一种超自然的灵性,就能消除他们一生的罪孽,给他们带来吉祥安乐。与物质生活的贫富相比,石刻艺人更注重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富足和安宁。在传统意义上,艺人对于造像的姿态、量度、手印、标识等方面几乎是十分严格地遵循着,千百年来,哪怕是细小的背景纹样和某些服饰上的些微变化,艺人们都小心翼翼,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唐卡、金铜造像、寺院壁画、塑像上。相对来说,属于民间艺术的石刻创作,其自由度、创造性要大得多,信徒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表现他们心中的神佛。有些目不识丁的“多卡”(rdo-rko)们,也许他们并没有按照严格精准的经典造像模式进行雕刻,实际上有时候,究竟刻的是什么教派的佛或哪一路神,他们或许并不特别清楚。他们在意的是,多刻一块嘛呢石,便多一份神圣、期许和吉祥。与其说嘛呢石上雕刻的是朝圣者敬仰的佛或神灵的图纹,毋宁说是石刻人祈求吉祥的美好心灵的刻画和表现。一块块平凡而坚硬的石头,在“多卡”“朵郭”石刻艺人们的手下被赋予了真情、善意和美好,因而焕发出质朴的生命光彩。
结语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汇中,格萨尔石刻艺术传承面临困境。格萨尔石刻传承人需要思考民族传统艺术与民族现代艺术如何共存于同一时代和同一审美场域并相辅相成。在格萨尔石刻技艺的专业培训与艺术提升中,如何创作出更多的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艺术精品。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藏区城市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格萨尔石刻传承人却面临后继乏人以及凋零与断代的状况。格萨尔石刻的优秀艺人、传承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具有专业水平的国家级格萨尔石刻传承人。以雕刻格萨尔石刻的艺人为例,早在20世纪90 年代,丹巴莫斯卡金龙寺需要修补、凿刻格萨尔石刻,而本村的十多个刻石匠人只会刻嘛呢石、刻经文类,没人会格萨尔石刻,据说还是请了邻近道孚县的石匠艺人来雕刻的。
       民族文化审美场域对于民族艺术活动主体来说太熟悉了,所以,有时会只有审美自娱性,而缺少艺术的心理距离之美。民族现代艺术则需要在互动文化审美场域中,将不同民族的灿烂文化和不同民族的艺术文化视角交织在一起,相互看视,共同审视艺术客体所进行的艺术活动,这是一种能够产生心理距离之美的跨民族文化的艺术认知活动。艺术是文化的表征,任何艺术总会借助自己独有的形式来昭示文化的灵魂。格萨尔石刻艺术以最为直观的形、型、色等表现形式和视觉冲力,将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这本就是藏文化丰富内涵的一体多面。在审美上,格萨尔石刻融神秘、自然、典雅于一体,突破了一些宗教石刻固有的旧程式,而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格萨尔石刻正是通过融古老与创新于一体的造像艺术表达了民族文化心理,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熔铸,满足了审美接受者、民众信仰者对古老史诗与藏族文化的崇敬与期待,从而开拓了格萨尔史诗的审美视域。
       岁月无情,唯石能言。格萨尔石刻作为格萨尔史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传承类型,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某个人物形象的造型以及符号、色彩的展示和说明上。笔者以为,格萨尔石刻蕴涵了格萨尔史诗艺人说唱以及格萨尔文本、音乐、唐卡、歌舞、藏戏等其他传承形式所无法承载的民族文化心理信息。格萨尔石刻的艺术魅力仍在于其历史性、民间性和民族性。格萨尔石刻不仅是藏民族社会教化、文化心理和艺术创新的一种表征方式,还在于通过对石刻表征意义的探究,挖掘藏文化系统和史诗文化系统建构当中所浸润的民族文化元叙事和元语言思维。
 
原文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0期
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
       丹珍草(杨霞),女,藏族,博士,研究员,现就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格萨尔史诗,藏族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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