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以“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为背景，以少数民族用汉语书写的文学理论批评为依据，观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与现代性生成，并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文学理论批评为例，分析少数民族文论逐渐融入现代性主潮的历程。进而概括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演变发展的六个特征，即由传统到现代，由多元到单一，再由单一回归多元；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长期处于追踪状态，同质化特征显著；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文学批评的重心逐渐“向内转”，主体意识渐趋增强；坚守现实主义主体地位，又包容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高等教育是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外，按照现当代文学史通行分期方法，盘点重要的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及其文论所涉及的主要创作与理论问题，继而分析了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态势。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现代性发展

如果宽泛地定义文学批评的话，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始终是如影相随的，自有文学起就有了文学批评。只是在文学发生的早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并没有分化为不同的类别，人们对文学的感受与见解大都隐藏在文学作品或其他文献之中。在随后的发展中，首先是文学自觉意识觉醒，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化门类，然后随着批评意识的觉醒和批评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文学理论批评又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创作并列的门类。当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与发展轨迹及规律不尽相同。就中国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是中国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1917年以来少数民族理论批评家用汉语书写的理论批评文章与著作为依据，以宏观视野观察思考中国现代性浪潮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构建与演化。

一

文学大变革的时代也一定是文学批评大变革的时代。就中国而言，“现代”是文学大转型时代，也是文学批评大转型时代。这个转型的起点需要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向西方找真理的漫漫长路。经过从康有为、严复到陈独秀、胡适等两代知识分子的努力，逐渐构建出一套以西方为模板、以启蒙为宗旨的思想话语。至此，中国知识精英把握了西方“现代性”核心内涵。后来，以这套思想话语为主导，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并派生出一个新的文化系统———中国现代文化。新文学是这套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学理论批评运动。人们通常认为，文学革命的开端不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创作，而是早于它们的理论探索，标志是胡适于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文章中提出了“八不主义”的主张。之后，陈独秀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提出了更具深刻内涵的“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主张，确定了新文学的基本特质和历史走向。同时期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新文学社团也无不具有强烈的文学理论批评意识。此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式，即每一次文学运动或文学的每一次转型，都是理论批评开路。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到抗战文艺运动、解放区工农兵文艺运动到建国后以及新时期的历次文艺运动，文学理论批评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而不是来自中国自身的文学理论批评积淀。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短短几年内，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与理论，如开闸的洪水一般冲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河道，中国文学批评家很快学会并习惯了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思维、视角、词汇、语法、逻辑和方法，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即使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资源的整理与研究中，人们采用的也多是西方的理论视角、思维逻辑和工具方法。当然，西方的理论方法，在被引进中国以及实际运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改变，或曰本土化改造。

当我们把视域由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收缩到少数民族文学范围，情况则显得复杂得多。20世纪50年代认定的中国少数民族，有的散居全国各地，如回族等；有的分布在几个主要区域，如苗族等；有的聚居边疆地区，如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有的长期以来与汉族文化融合程度较深，如满族、壮族、回族等；有的处于中原文化圈的边缘地带，文化的独立性相对较强，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就文学本身而言，有些民族的民间文学一直以来占据着主体地位，书面文学的发展相对较为滞后；有些民族则由于生活在中原文化圈的核心地带，书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较长。一般而言，只有当一个民族书面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该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才有可能获得较大的发展，才可能形成体系较完备的现代形态。

种种复杂的因素，决定了各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的先后与快慢有所差异。苗族、满族由于有了沈从文和老舍这样世界级的作家，其书面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现代发展几乎与汉族同步，达到的高度也并不低于汉族。但即使是这些产生了足以代表中国文学及批评最高成就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民族，我们也应注意其内部的多元性：一部分批评家代表了其民族文学批评发展的先锋状态，同时，更多的具有民族本体性的批评家及其文学批评，则按照本民族文学固有的逻辑发展，并非完全与汉民族文学批评的演进保持相同节奏。因而从把握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特殊性角度而言，那些相对远离中原文化圈核心地带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或许更具有典型意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是把所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实际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小于它们与汉族之间的差异。因而，以某些民族的文学批评发展为典型案例，透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轨迹与特点，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

维吾尔族文学批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维吾尔族现代文学批评是在苏联尤其是苏联中亚地区突厥语族诸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多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后，伴随着新文学创作的高歌猛进，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形态的文学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聚居在新疆的维吾尔族虽然远离新文学运动中心，但李大钊、翟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仍然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新疆，对维吾尔族现代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新文学对中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整合，更多的是经由文化、教育等渠道实现的，那么，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颇具影响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实现了文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文学生产、传播、教育的国家化，使得各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速度，也使各民族文学与理论批评的交流、交融与整合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从20世纪50年代起，维吾尔族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与机遇，批评家和批评文章日益增多。不过，由于批评家理论素养不足等原因，它们大都未能触及维吾尔文学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大多是浅层次的批评，文学的自身规律受到冷落，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得到强化，在特殊时期甚至偏离了正常的文学批评的轨道，无论对文学创作还是对文学批评本身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对各民族文学强大的统合能力。

维吾尔族文学批评的复苏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到了80年代，维吾尔族文学批评的总体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批评家的主体意识日益苏醒，理论素养和理论思考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倾向于将审美原则置于最高位置，文学批评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升，对文学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大为增强。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虽处于上升阶段，但也还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突出表现在文学批评的专业化水平不足、评论家们与理论前沿距离还较远、对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的把握能力不够、文学批评涉及的领域还比较狭窄等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维吾尔族批评家队伍的结构逐渐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评论家崛起，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些评论家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做出了比较全面也更有深度的审美反应。文学批评水平的提高，使得作家们对文学批评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一批关于维吾尔族当代文学的批评专著或评论集相继出版。文学批评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跨越和突破，逐渐摆脱了传统教科书模式，批评的言说方式更加自如和多样化，文学批评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面对文学创作的创新与变革，批评家们力求从更广的维度上思考文学的价值、审美、功能等重大问题，从而使文学批评在文学观念、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等方面均实现重要的转型。

哈萨克族文学批评也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哈萨克族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在中国哈萨克族文学发展史上，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文学批评以口头形态为主，之后则是口头和书面形式并存。哈萨克族文学先驱阿布·纳斯尔·阿尔·法拉比和阿拜·库南巴耶夫等人，在书面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做出了奠基性贡献。20世纪40年代，哈萨克族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获得了新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习惯于从传统民族文学汲取营养的哈萨克族作家们，文学视野得到拓展，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和世界文学都成为他们艺术借鉴的源泉，开始创作出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的文学作品。

哈萨克族文学创作的新发展，带动了文学批评的新发展。从历时性角度观察，1949年到1966年，是新中国哈萨克族文学批评初步形成和初步繁荣的阶段。被称为中国哈萨克文学之家的《曙光》杂志的创刊，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重要园地。这一时期我国哈萨克族文学批评规模尚未形成，学术积淀还较为薄弱，年轻的批评家们一边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学批评，一边开拓自己的道路。进入新时期以来，哈萨克族文学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文学批评家队伍进一步壮大，新生代批评家们从主流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批评理论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对哈萨克族文学现状与走向的把握更加具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阿吾里汗·哈里等人的批评论著，对哈萨克族文学创作或微观分析，或宏观把握，既充分发挥了本民族批评家熟悉本民族文学的优势，又努力跳出本民族文学，以当代性文学视角观照本民族文学发展。中青年文学批评家表现出较强的探索精神，追求视界的拓展和观念的突破，成为新时期哈萨克族文学批评的一个亮点。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哈萨克族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空前活跃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一批实力派批评家和代表性作品。年轻的批评家们的理论思考与文学观察，已超越本民族文学的范围，积极参与各种文学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思路和见解。比如，夏里甫汗·阿布达里的《哈萨克族文学创作突破论》，就是当代哈萨克族文学批评的一部力作。如何实现哈萨克族文学整体突破，是这部著作理论思考的焦点。在对待本民族文化问题上，他反对过分强调民族性，反对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学与保持民族性对立起来。他不仅把新疆哈萨克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而且力求把它们放在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和透视。他关注文学的发展，更关注时代与社会的变革，总是在文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相互联系的思考中，把握文学的脉动，梳理文学的脉络。在观察哈萨克族文学时，善于寻找外在的立足点，以其他民族文学作为参照系，努力克服内在视点的盲区和局限性，以求达到对本民族文学超然、客观、透辟的认知。进入新时期以来，哈萨克族文学中的学术争鸣日益增多，各类期刊对批评文章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也大为增强，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哈萨克族文学批评走向繁荣的趋势。

不仅地处遥远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在现当代经历了发展不断加速的过程，即使那些现代性文学理论批评起步较早的民族，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49年以后进入发展快车道，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繁荣局面。朝鲜族学者赵成日曾指出：“朝鲜族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评论往往只局限于某一作品。这种状况，自新时期开始以来也已得到扭转。广大的朝鲜族文学评论家集中精力对本民族知名作家的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涉及作家的创作道路、创作特色、创作风格和作品的文学价值等各个方面，写出了一本本、一篇篇引人注目之作。”文学创作生态影响文学批评生态，文学创作水平影响文学批评水平，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从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在理论思维与话语范式上由模仿借鉴走向主体意识觉醒等，是每一个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

纵览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总体发展轨迹与全国大体一致，都经过了由传统到现代、由多元到单一、复由单一回归多元、由批评的异化到复归文学本位的曲折历程，所不同的是发展步伐的快慢。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是在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传统建立起来的。大体而言，在1949年之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主要以北京、上海、重庆等文化重镇为中心，向四周扩散，遥远的边疆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但处在新文学强辐射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及理论批评与主流文学基本同步，文学理论批评虽处于初创阶段，但生长的自发性和多样性是显见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同全国文学批评一样，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随着社会思潮越来越极端化，文学批评一度背离了作为作家与读者良师益友的角色。进入新时期，文学和文学批评逐渐恢复常态，它在丧失“文艺法官”权威的同时，审美和引导审美的功能不断强化，从而使它自身获得了应有的丰富性和思想活力。

二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全国主流文学理论批评长期处于追踪状态，同质化现象显著。在文学界和学术界，汉文化中心状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古代社会，这种中心状态主要通过统治集团的文化倡导与附加在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上的文化影响力来维持。进入民国以后，很长时间内国家政治处于四分五裂并时而出现权力真空状态，文学呈现自由生长形态。弥漫全国的革命氛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成为文学与理论批评现代化的催化剂和新文学与理论批评影响力扩散的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相较汉族文学虽然滞后很多，但基本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当然，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转型的节奏不尽相同。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极大地消弭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与差距，由于历史形成的格局和现实政治经济结构，汉文化中心状态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由于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这种中心状态已没有传统上的等级秩序，而只是显示了文学在发展规模与程度上的自然差异。少数民族文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大都以民间文学为主，书面文学和文学批评起步较晚，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基本上是追随内地汉族作家的创作趋势，效法他们的创作途径，甚至有些作家是在模仿中迈步的。”总体上具有现代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受到汉族现代文学深度影响，同质化程度较高。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主要是对汉族文学批评乃至外国文学批评的移植，而对本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发掘、传承、革新、发展重视不够。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系统性的发掘整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全面展开，并逐步形成一个新兴学科。虽然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进步，文学批评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批评家队伍人数尚少，而且基本是亦步亦趋地跟随主流文学思潮，包括文学批评的话题和语法，都与主流文学理论批评无异，缺少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和掌握主导性话语权的自觉与能力，其影响很少超越本民族文学的边界。

三是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有56个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有的属于农耕民族，有的属于游牧民族，有的属于半农耕半渔牧或半农耕半游牧民族。由于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宗教文化、生存环境等差异，各民族文学发展极不平衡。实际上，我们在每一个民族中都能够找到早期文学理论的萌芽，有的民族在历史上某个时期甚至出现过很重要的理论批评文本或著作。比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就出现过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所论已涉及文学的很多根本性命题。之后彝族诗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和概念体系，诸如“主”“题”“骨”“体”“风”“影”“形”等。大约在明代，傣族出现了《论傣族诗歌》，是很有体系的诗学理论。但是，我们又看到，很多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断续性特点，缺乏一个连贯的历史线索。例如傣族文论在明代异军突起后，忽又沉寂下去。维吾尔族、藏族文论在明清时期绽放出耀眼的光彩，但在近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却寂寂无闻。这与汉族文论的发展大为不同。汉族文论不仅在历史上具有清晰连贯的发展线索，在近现代中国现代性转型后，仍然呈现出清晰而连贯的演化轨迹。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一是一些少数民族由于人口较少和文化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使得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较为滞后，历史积淀也较为薄弱，难以形成较强的传统；二是主流文化对他们的辐射与覆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近代以来，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仅受到中原国家主体文化的影响，而且与中原文化一样，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使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双重压力；三是文学教育发展的滞后和文学研究传统的薄弱，使得文论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

不仅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十分鲜明。到新中国建立时，有的民族已有比较成熟的书面文学，有的民族基本上仍以民间文学为主。即使像回族这样人数较多、文化积淀较厚的民族，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具有自觉民族意识的创作还是寥若晨星。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但在与中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联系方面则差异很大。种种复杂的因素决定了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发展的不平衡性。有的民族由于文学批评发展的起点相对较高，在建国后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迅速崛起，批评家和批评成果由少到多，批评领域由窄到宽，理论探索由浅到深；有的民族由于起点较低，文学资源贫乏，发展相对较为迟缓。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均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虽然整体上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与汉族文学理论批评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整体崛起的速度与幅度，却可能超过了汉族。我们在少数民族理论批评家队伍中，已经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能够置身文学理论批评前沿的著名理论批评家，如满族的孙玉石、关纪新、赵志忠，蒙古族的朝戈金、包明德，彝族的罗庆春、李骞，朝鲜族的尹虎彬，侗族的邓敏文，回族的李鸿然、张承志、沙叶新，苗族的徐新建，壮族的梁庭望，藏族的道吉任钦、次多等。

四是文学批评的重心逐渐“向内转”，理论批评的主体意识渐趋增强。我们看到，在全国少数民族现代性文学理论批评起步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心并不是本民族文学，而是主流文学或外国文学。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以平等和团结为核心的崭新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客观上唤醒了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的文学批评开始更多地关注本民族的文学。不过，不同民族的情况存在某些差异。那些与主流文学和理论批评界交流融合较深的民族，文学批评的目光更多的还是“向外看”，加入全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合唱。部分以母语写作为主的少数民族批评家，目光主要聚焦本民族文学，对主流文学的观照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本民族文学家园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以及他们与主流文学批评界信息和学术资源上的不对称，使他们很难与主流批评家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对话。不过，这也使得他们在倾力研究的本民族文学上形成了主流批评界无法比拟的优势。那些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批评家，他们批评活动的天地更为广阔。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文化环境、文化机制和文化思潮的深刻变化，文学理论批评出现“向内转”的趋势。这种“向内转”最初是由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后来逐渐变为由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转向传统性研究。于是，本民族文学越来越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生态的日趋宽松，文化多元化渐成潮流，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的“民族意识”逐渐崛起，越来越自觉地以少数民族批评家的身份在批评界发言，越来越自觉地从中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双重视角审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本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与独特价值。不过，与西方文化多元主义不同，中国各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既强调多元性，也强调中华文化的一体性。

五是既坚守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同时又包容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几乎是各少数民族批评家的共同追求。如前所述，新中国建立之前，各少数民族现代形态的文学与理论批评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明确的文学主张与有影响的文学思潮还很少见到。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理论批评的自觉性逐渐增强，而现实主义始终是文学发展的主潮。20世纪50—70年代自不必说，进入80—90年代，文学思潮风云激荡，文学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各种西方批评理论竞相引进，各种新潮理念激烈碰撞，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天下。尽管一些思想活跃的批评家也尝试过新的批评理论方法的应用，但也只是对现实主义理论方法的补充而已，所谓“新潮”批评，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始终难成大气候，难有大格局，这种状况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际密不可分。少数民族作家们始终守望着现实主义的家园，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试图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但辽阔苍凉的边陲大地和在这块大地上艰苦奋斗的人民对艺术的呼唤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理论批评总是由创作呼唤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文学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论批评。现实主义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康庄大道，因而也是文学批评的主导理念。在这方面，回族文学理论批评家白崇人具有典型意义。他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和现实主义情怀的理论批评家，他曾说过：“少数民族作家在确定自己时代观念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这是进步的事业，要完成它，必须具备寻找时代与强化时代的最高自觉，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为自己所选择的时代观念形成一个坚定的内核，即：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性，表现出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的思维前冲力和对现代文明的理性感应。”少数民族理论批评家或许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理念最佳守夜人。

六是文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力。新中国建立以前，文学高等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少数沿海和内陆经济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高等教育事业落后，加之文学事业不发达，文学理论批评生长的土壤十分贫瘠。1949年以后，伴随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文学高等教育也相应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数量迅速增加，文学专业的开设也越来越多，文学硕士点、博士点，乃至博士后流动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文学专门人才数量和质量同步增长。文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市场的发展，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队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

三

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以文献搜集整理为基础。相较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文献研究工作比较滞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比较重视即时文学评论和基于部分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与阐述，甚至某些研究成果只不过是国外理论方法的操练，现当代文学仅仅充当佐证材料和分析案例的角色。实际上，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一直存在重论著而轻资料的倾向。但是，回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一直重视文献搜集与整理，学科的兴起正是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开始的。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于文献研究工作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学术力量的投入强度，似乎都有减弱之势。直到王佑夫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编纂与研究》的立项，才把处于低迷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依据该项成果搜集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用汉语书写的理论批评文章与著作在各个时期的主要关注点。

第一个时期为1917—1949年。该时期用汉语写作的主要理论批评家有：满族老舍、端木蕻良、程砚秋、舒群、金剑啸、关沫南、李辉英等，壮族陆地、高孤雁、韦绣孟等，白族赵式铭，纳西族李寒谷、和柏香，水族潘一志，苗族沈从文，蒙古族萧乾，回族马宗融等。他们的理论批评涉及幽默艺术、通俗文艺、文学流派、创作自由、文学信仰、创作方法、女权主义、文学传承创新、作家评论、戏剧比较、抗战文学、文学社会功能、创作美学、文学与时代、作家阶级意识、文学本质、人物塑造、艺术形式、文学与艺术关系、诗歌起源与本质、文学的真诚性与永久性、新文学源流、文学史建构、创作个性、作家自我意识、文学的雅与俗等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

第二个时期为1949—1980年。该时期用汉语写作的主要理论批评家有：蒙古族额尔顿·陶克陶、色道尔吉，回族马寅、白崇仁，藏族丹珠昂奔，维吾尔族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克里木·霍加，朝鲜族任范松，满族老舍、富丽，白族张文勋，土族席元麟等。此外，相关文学组织的一些文件也是不可忽视的文献。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涉及文学史理论、民族文学发展综论、民族文学地位、作品评论、区域文学特征、民间文学、民族史诗、民族诗歌、口头文学整理、民族叙事诗、民族文学特点与发展等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

第三个时期为1980—2015年。该时期用汉语写作的主要理论批评家有：藏族扎西东珠、阿来、降边嘉措、丹珍草、道吉任钦、次多、白晓霞，土家族叶梅、向柏松、孙健忠、汪承栋、向云驹，壮族黄绍清、韦其麟、梁庭望、黄伟林，白族张文勋、赵怀仁、晓雪、栗原小荻，傣族刀承军，苗族龙潜、徐新建，回族陈映实、白崇人、张承志、沙叶新、杨继国、郎伟、李佩伦、何克俭、李鸿然、王锋，满族舒乙、孙玉石、关纪新、赵志忠、王科，朝鲜族尹虎彬、赵成日、张春植，蒙古族玛拉沁夫、孟克吉雅、萨仁图雅、扎拉嘎、包明德、朝戈金、牛汉，锡伯族郭基南、傅查新昌，纳西族白庚胜，彝族吉狄马加、罗庆春、李骞、巴莫曲布嫫，维吾尔族买买提·祖农、伊明·艾合买提，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夏里甫汗·阿布达里，侗族邓敏文等。他们的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涉及口传传统、口头程式、母语与文学关系、文学与民俗、叙事方式、小说类型、女性形象、文学与民族心理、民族文学的国家认同、民间传说、文化意识、文学与生态、文学与地方知识、文学的文化多元性、文学空间、文学地理、人物塑造、多民族文学价值、文学母题、民间歌谣、审美多元化、民族文学审美机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学传播、民间戏剧、戏剧与民俗文化、民间叙事文学、民歌的主题、抗战文学、民歌的社会功能、民间故事、文学类型、文学史建构、诗歌本质、诗歌兴衰、文学转型、区域文学、文学比较、艺术审美心理、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文化与审美意识、文学批评史、宗教与文学、电视文艺与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反思、作家文化身份、民族文学的意义、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民族文学的贡献、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文学社团、文学思潮、文学与道德、作家与城市、民族作家的民族观、各民族文学的互动、民族文学源流、民族文学走向、民族文学地位、民族文学分期、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关系、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域外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的文化构成、文学传统、双语创作、文学的文化品格、后现代文学、文学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走向、文学的文化心理、文学出版、文学的民族意识、文学翻译、文学群体特征以及文学发展综论、作家作品评论等重要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

不难发现，现代百余年，伴随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迅猛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队伍不断壮大，文学理论批评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还只是不太多的理论批评家在不太深广的领域探索着文学的奥秘，那么，到了第二个特别是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队伍，文学理论批评家们观察的视野在不断拓展，他们思考的深度在不断深化，可以说几乎在文学理论批评的所有领域、在文学理论批评的所有前沿问题的探讨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家都没有缺席。

对比三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状态，可以发现在第一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目光主要聚焦在文学公共性问题上，还没有表现出自觉的民族意识。这是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拓荒期，总体价值取向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移植，人们对普适性命题的重视远超过对特殊性命题的重视。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同时，也同步实现了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的转换。再者，在新文学发生的初期，各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并没有跟上，文学实践没有给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足够的经验和动力。

到了第二个阶段，各民族文学都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有的是在前一个阶段现代性文学构建基础上整体走向成熟的发展，有的是在传统民间文学基础上构建现代作家文学的发展。这一阶段，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强大的统摄整合力量，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意识并没有强烈的表达，阶级认同、国家认同是各民族文学强大的凝聚力。因而，这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即使论及少数民族文学问题，也只是在民族文学遗产整理、民族风俗与生活的表现、民间文学价值的发现等层面，而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意识、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等较复杂的层面。

真正繁荣而多元的局面出现在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曾经中断的对现代性的追求，再一次成为中国前进的目标。同几十年前的“五四”时期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理论，如同开了闸的洪水一般涌入文坛。面对西方文学的冲击，中国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们感到一种复杂的焦虑，有的是为难以从传统文化和东方思维束缚中突围而感到焦虑，而有的则因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导致本土文化的流失与式微而感到焦虑。于是，文化“寻根”热潮骤然兴起，只是寻“命根”与寻“病根”呈现出明显的分野。文化“寻根”客观上唤醒了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意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和重铸民族的灵魂，成为各民族作家的自觉追求。各种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历史文献的发现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热潮的出现，均集中在这个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的快速崛起，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目标逐步被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所取代，向传统文化回归逐渐成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主潮。这一趋势在跨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越来越强劲。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倡导的自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少数民族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在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对于民族文化理解的侧重点或许有所不同。加上外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与理论批评中的民族意识不断被强化，民族文学的特质与规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四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学术资源的积累速度相对较慢，而且由于语言的差异及传播方式的滞后，资料的检索与搜集相对较为困难。80年代以后，人类的知识累积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国家和社会对学术资源的投入不断增加，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新生成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成果都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与传播，而且过去的文献资料也在不断进行数字化转化，学术资源检索与搜集变得更加便利。文献资料的日趋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发展，使得研究工作逐渐由微观走向宏观、由族别的综合研究走向区域的综合研究，再走向对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综合研究。在研究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晰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与中国整体性文学理论批评相同的现代性追求的取向，也可以清晰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多样性的发展节奏以及各自独特的理论贡献。它们与现当代汉族文学理论批评一起构建了一部规模宏大、内涵丰富、一体多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果说，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主旋律和大趋势，那么，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发展规律也在由舶来的现代性走向中国式的现代性。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109-118页，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邱婧；图文编辑：荆炜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