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乡村振兴的神话资源价值研究——以“双重漫游者”新乡贤为视角

摘  要：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实践，使得神话资源的文化价值受到关注，它与乡土社会的传统融于一体，尤其根植于特定文化空间的乡土记忆被还原式地打开，情感真挚、伦常温馨的神话叙事唤醒了以“神性、诗性、乡性”为中心的多维身份认同。文化乡土的归宿本质也从神话资源的发掘与转化中得以自明。有着城市身份而又执迷于乡村生活的“双重漫游者”，寻访家乡情怀（乡愁乡愿）的神话之根，重拾乡村记忆，重建乡村文化建设主体身份，以既有开放眼界又有本土实践的新乡贤力量，担当起乡村振兴树魂立心的神圣使命。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化主体；双重漫游者；神话资源；价值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的乡土特质经过近两百年的外部冲击与内部革新，整体面貌有了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意义在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从神话学视角出发，讨论乡村振兴路径的一个可行策略，即对家乡神话资源的景观再现、当代阐释和价值发掘。由此出发，以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来观照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讨论新兴文化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路径。

针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史，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乡村振兴的文化主体研究方面。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与当代任务，就其实施主体而言，当然是党和国家政府。就受事主体与责任主体而言，则有多元化的主体因素。传统乡村社会的普通民众，现代转型乡村的地方精英，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亦农亦工亦自由职业的新兴主体，因为他们频繁游移于乡村与乡村之外的空间，也可称之为“漫游者”，与“城归”群体有一定的概念重叠关系。又因其具有身份流动的“蝙蝠效应”，这种“漫游”身份在多个空间中都被确认为“非固定人员”，从而格外显得与乡村之间有着某种“新”的主体关系。常住的直接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普通民众和地方精英利益最相关，相应的，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观念也发挥着主要影响。“内生性秩序力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传统的孝道、家族和睦的伦理仍然是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 稳定的家庭关系慰藉着村民的心灵。孝道驱使年轻世代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出谋划策，帮助在巨变面前手足无措的年老长辈适应变化的环境……‘节约’‘知足’‘安分’‘克己’仍然是被推崇的美德……村庄约定俗成的法则仍然在维系着共同体关系。”而不同主体视角也形成了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地方政府在政策供给、财力配置等资源支持下，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旅游开发公司提供项目建设资金、项目规划设计资源，形成市场支持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市场支持模式）。这两种模式的提炼是在微观村镇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乡村振兴的文化主体未作个性化把握，未区分实施主体与受事主体、传统乡村主体与新兴乡村主体、乡村外主体与乡村内主体等多维关系，因此难以建立深度的乡村振兴主体模型，也难以精准评价乡村振兴的主体作用。哲学意义上的文化主体研究值得借鉴。“当精神主体是处于自在阶段时，它的意识活动具有自发性。当精神主体达到自为阶段时，它的意识活动达到了自觉”。文化主体作为精神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其阶段性成长，正是这种成长和转变，使得文化主体具有了创造力和能动性。以此为理论基点，我们可以明确乡村的文化主体只有从自在走向自觉，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实践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才可能全面提升。利用流动治理来强调文化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方面的积极思考，值得关注。“流动治理路径充分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将线下实体社区治理场域转换到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场域，有助于处于流动状态的村民在身体‘缺场’情形下实现参与乡村振兴的目标。流动治理打破了时空限制，可以将更多对乡村具有强烈情感且愿意服务于乡村振兴但囿于各因素影响暂时无法返回乡村的人员吸纳到乡村振兴中，扩大以行政村为圆心勾勒出的乡村振兴主体同心圆规模。” 流动治理的本质是对乡村流动人口的文化主体地位的重视，具有前瞻意义。

二是乡村振兴的乡风文明发展路径研究方面。《乡村振兴战咯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目标的乡村发展战略，主要涉及五大领域，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其发展路径研究也基于这五大领域展开，内容广泛，涉及学科极为庞杂。就乡风文明发展路径而言，其指标体系主要涵盖有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县级文明村、村级义务教育师资本科学历和村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等四个方面，简而言之，即文化传承路径、文化服务路径和教育服务路径。“采取以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教育本土化彰显的双轨道行进，以乡土文化传承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彰显的双引领映照，以乡村教育革新与乡村教育优势彰显的双理路推进的实践路径。”将文化传承、传统价值观培养和乡村教育革新融于一体的实践路径，显示了乡风文明路径的人文主义色彩，突出以乡民为中心的服务理想。当然，乡风文明本质上也与乡村振兴的其他目标密切相关，“乡村更新的长远视角有助于农村的可持续性。相比之下，农村短期期限的更新通常无效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村活力。此外，农村建设用地资源的属性影响着农村建设用地资源的发展乡村更新的可持续性。独特的土地资源禀赋，即区位优势和独特的景观，对可持续的乡村更新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小规模农村复兴。”

三是神话资源转化研究。在国际神话学界，对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研究最有影响的，大约要数美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及其系列著作如《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等。坎贝尔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深刻分析了神话原型如何反复在人类文化中出现及其出现的意义，其对神话内在结构和心理意义的别样解读，对西方文化产业形成巨大影响。神话的现代转化重述，“或为了文化认同，或为了地域形象，或为了教育与文化传承，或为了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甚至是具有以上全部动机和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语言叙事、仪式叙事、景观叙事或者数字多媒体叙事这些形式，神话的现代转化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我们讨论神话转化，首先要从这些叙事形式入手。”著名史学家冯天瑜主持了武汉大禹神话园的策划、论证与指导，强调神话资源转化必须警惕两种倾向，一是对神话资源的过度阐释，一是否定神话资源当代阐释的可能性。神话学家杨利慧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立项，呈现出她的学术团队长期研究神话资源转化实践的重要贡献，为此，《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与项目团队合作，2018-2021年，集中刊发国内外神话资源创造性转化领域的前沿成果，展示当代神话资源转化的探索面貌，突显杨利慧倡导的神话主义理论的拓展能力。总体而言，中西神话学界都积极参与了人类神话资源当代转化现象的研究，充分肯定了神话资源转化的时代价值与社会功能，尤其对转化形态和转化路径作了较为充分讨论。杨利慧和张多联合撰文对中国神话资源转化研究的团队不足作了较全面的分析：“第一，由于研究者的精力被分散到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两个部分,对此两个领域的探索都比较单薄，更无法呈现和涵括神话在当代社会诸多领域中存在的创造性转化现象，对于新媒介及其对神话传统的影响探讨不足；第二，较多流于对现象的描述,理论上的深度开掘阐释不够；第三，缺乏从公共民俗学立场对神话的创造性转化的经验和模式的提炼和总结；第四，对于这些转化为神话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带来的挑战尚缺乏有力的回应。”

上述学术史的回顾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实践问题被发现，即，当代乡村振兴与神话资源转化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精神传统如何从神话资源转化中获取更多的营养？乡村振兴主体的变化对于神话资源转化又有怎样的要求和影响？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神话资源转化可以形成怎样的推动作用？

二、新乡贤身份建构中的“双重漫游者”

新乡贤已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有着坚实的乡村文化认同与生产生活实践经验，不断地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样性所有制形式，有的曾是国家体制人员，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中做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有着不同身份的全新体验与社会实践，形成了新时代的乡贤主体。这个群体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称之为以乡村为根，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双重漫游者”。这些新乡贤本质上有着神话英雄的文化气质，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担当“补天者”与“再创世者”角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呈现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坚忍不拔的文化精英的豪情与力量。就新乡贤的文化个性而言，“一方面，新乡贤具有乡村地理属性，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熟悉乡村事务，有一定的社会威望，与村民有着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场所。另一方面，新乡贤具备城市地理属性，熟悉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能够将乡村与城市有机连接起来，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乡贤除了具有城乡双重地理属性外，还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文化属性，发挥着文化传承和创新作用。”这一分析将地理属性与文化属性融合起来，超越了传统乡贤的历史性单向规定，强调社会发展的空间性变量对于乡贤品格的重新塑造，兼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属性，在文化传承中彰显出创新的时代特征。

新乡贤也具有乡村精英的社会功能：“ 乡村精英有助于重新构建基层的道德教化机制，加强德治作用；能够增强治理主体间的协调作用，培育乡村内源治理能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乡贤的身份属性与自我理解。最基础性的理解就是，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在重新构建基层的道德感、价值观和精神谱系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些以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石的传统乡贤因其价值理念和生产观念的“隔膜”，很难再顺利进入乡村振兴的核心地带，更多的是道德引擎与村落认同的符号。当然，无论传统乡贤和新乡贤，他们都具有“神话英雄”的精英意识，在维护乡村荣誉，建构乡村良好的人文环境方面，都呈现了“精神导师”的乡村文化符号价值。

作为“双重漫游者”的新乡贤，携带着新时代全新的知识系统回到乡村，其引领身份是被当地政府和乡村社会所乐意接纳的。他们一方面对乡村记忆有着坚定的信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根深蒂固的情感支撑着这种信念，也滋养着在外乡发展的游子们心中的乡愁。另一方面，这些新乡贤还有着异乡发展的新面貌，他们远离了自己的乡村，走近不一样的城镇文化空间，因其强烈的改变身份、提升经济水平的愿望，他们很容易就以顽强的生命力融入到异乡生活之中，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资源与生活资源。他们掌握了新的技能与实践工具，以远观者的视角注视自己的家乡，一种振兴家乡传统、开创新家乡的“精英意识”“神性气质”被激活，比之传统乡贤，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开始寻找家乡神话资源来弥补社会变迁带来的精神弱化，借助信息时代的传播力量来规划乡村社会的神圣空间与精神世界，进而获得重建家乡文化传承的新力量。

还有一类新乡贤是乡村教师。“乡村振兴战略期待乡村教师积极担当新乡贤角色。乡村教师要践行这一文化责任，除了需要有知识、有能力、有威望外，还需具备新乡贤角色担当的主观意愿。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师应守望职业信念，厚植乡土情怀，振作公共精神，增强新乡贤角色担当的意愿，积极发挥新乡贤角色的示范引领作用。”他们是知识阶层，也是乡村文化的代言人，他们虽然在创业务工的劳动空间上很少有漫游经历，但他们常常是生活空间中的漫游者，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精神上的“城乡漫游意识”特别显著。如果从他们的视角考察新乡贤的身份归属，自我乡贤意识也是比较浓厚的，因为他们以知识、才能与生活实践经验来思考新乡贤身份。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可以拓展的新的文化主体。

三、乡村记忆的神话资源及其价值认同

中国神话资源蕴藏着丰富的乡村记忆，成为我们思考乡村振兴路径时的思想史依据。事实上，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上分析乡村振兴的战略性目标，都不可否认地要从乡土记忆中寻找乡村根脉。这种根脉，既是土地之上农耕文明的经济之根，也是大地之中乡风文明的精神之根。乡村根脉也就是乡土中国的文明之根。“社会记忆是乡村存在与流变的历程记载，构成其文化的精神脉络和灵魂核心，是乡村在历史嬗变过程中，从村民的共同生活体验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形态，由此形塑了支配村民行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是乡村共同体的黏合剂与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弥散在乡村的各个领域，凝结成一种风气，社会记忆系统不是抽象化合物，而是凝结于信仰习俗、家庭宗族、礼俗人情、乡规村约等制度范畴，存在于乡村的各种仪式与身体实践中，通过影响村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挥维系乡村秩序结构的基础性规则作用。从结构角度看，乡村社会记忆是多面向的动态复合系统，渗透在经济、文化和制度等系统中；从功能角度看，乡村社会记忆具有塑造社会心态、文化规约、社会认同和行为规制等功能意义。”郑杭生对乡村社会记忆的深层次讨论，揭示了乡村记忆的文化史价值，“塑造社会心态、文化规约、社会认同和行为规制”，其丰富形态则“存在于乡村的各种仪式与身体实践中”。乡村仪式与身体实践很密切地联系着神话资源的当代传承、转化和应用，很多场景就是神话仪式的当代实践。这些仪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演变与传承，“是不同时期社会变迁的结果，依靠环境和时点，社会以不同方式再现它的过去”。这些乡村的历史记忆，就是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活跃的过去，能够形成我们的认同。”因此可以说，蕴藏乡村记忆的神话资源对于激活价值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乡土中国作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显著特点，认为其人文价值观念与“匮乏经济”有关：“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与社会关系形态的‘差序格局’相应的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与‘团体格局’下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立在超乎私人关系的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之上不同，在‘差序格局’下，道德是以自己为中心生发出来的，并不存在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知足”“私人的道德”的人文价值观念，深深地印刻在乡村记忆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在此可用来分析乡村记忆所铭刻的人文价值观、神话资源及其精神传统。以“知足”为内核的神话资源非常丰富，其代表文本是中国男耕女织主题的神话传说。被誉为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传说，因其以天象神话和仙道信仰为核心母题，可以纳入整体中国的神话资源来认识。贫穷善良的牛郎早年成了孤儿，受到兄嫂的虐待和排挤，仅有一头老牛作为分家的资产。但善良的牛郎非常知足，与老牛相依为命，贫穷紧张的小日子虽然过得特别艰难，牛郎却也因老牛的陪伴而安心度日。后来在老牛的指引下，得以与织女相遇成婚，过上男耕女织的生活，并育得一双儿女。织女的天神父母派兵将其抓回，可怜的牛郎上天追寻织女时，王母娘娘划簪为河，将牛郎织女生生地隔开，断了夫妻相守的幸福。在两人和一双儿女的求情下，最终天神开恩，赐予天地分隔的一家人每年七月七可以“鹊桥相会”，以续俗世之情。中国人的知足价值观以其底层社会最弱势、最悲苦的孤儿为主体，其与老牛相伴而知足。这种价值观的获得，的确有费孝通所指出的“匮乏经济”的原因，但也有精神传统的影响，“神兽助力”“天地交通”“灵媒向善”“仙道信仰”等古老的神话母题，连接在“兄弟分家”“男耕女织”的乡土社会结构之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具文化象征的神话资源，它必然铭刻在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乡村记忆之中。

如果说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一种神话资源进入中国整体社会的乡村记忆之中，那么，这个经典传说承载的精神传统则必然成为乡村记忆的情感动力，也是其价值所系。由上述分析可知，该传说表达的农耕文明智慧中的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协作生态关系，是中国乡村精神传统的本质关系。信任、爱护生产生活中的动物生产力，成为中国传统生产力的强大能量。基于这种价值观，形成了一种从自然立场出发的“兼爱”生命观。“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一种人类整体之爱、无差别之爱，具体表现为一种爱无差等的伦理精神，而这种爱无差等的伦理精神分别通过‘爱人如己’的人际伦理原则和‘非攻’的社会政治伦理原则得到鲜明表达。”推己及人，由人而物，因物而自然，生命形成与延续的内在规律也得以呈现出来，客观上也就实现了由真而善的朴素价值。

就乡村记忆和身份建构而言，它们都有着神话资源转化的显著影响。文化记忆理论强调文化主体对自我传统的潜意识记忆，通过对包括神话资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探寻相关的认同机制，以利于乡村振兴对神话资源的价值认同。“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核心，对遗产文化符号进行‘神圣化’‘重复化’与‘现时化’的阐释与展示，才能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成文化记忆，‘活态化’传承与传播遗产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由此，神话资源的文化价值受到关注，它与乡土社会的传统融于一体，植根于特定文化空间的乡土记忆被还原式地打开，情感真挚、伦常温馨的神话叙事唤醒了以“神性、诗性、乡性”为中心的多维身份认同。文化乡土的归宿本质也从神话资源的发掘与转化中得以自明。

神话资源很容易被忽略，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普遍现象，它影响了现实与传统的关系，也影响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目标。神话资源被忽略有多种因素，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还有传承主体，等等，但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传承人的因素。曾经的神话资源讲述群体或仪式主体因为年龄或求职的原因，离开了家乡，丢弃了对神话资源的讲述职责，久而久之，了解和熟悉神话资源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以至于人们不再了解家乡神话资源，导致在乡村振兴的精神重建过程中缺位。二是观念的因素。经过科学主义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教育，神话资源被消解和边缘化，不再作为神圣符号和乡村符号，而被人们遗忘。“系统深入地整理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文化资源谱系，有利于彰显乡村社会的内源性动力，走出一条本土化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主要涵盖民间文献资源、物质生产生活资源、民间组织资源、信仰庙会资源、民间文艺资源五个系列。”这些资源的发掘本质上是对其价值的发掘，对其文化传统的认同，对当代乡村振兴的一种内源性动力的承继与运用。由此，我们需要重申传承人在神话资源发掘中的独特价值。“物是乡村传统的重要载体与典型标识，人是创造这些物质产品的智慧主体，地方知识的发明者与继承者，他们所凝聚的技艺能力才具有代表性，对非遗传承人的发掘与保护面对物的强调，需要充分意识到重‘物’不重‘人’的危机，让社会回到‘传承人’的根本上来，使他们能够享有国家与地方的法规保护，使非遗保护与传承彰显‘传承人’的本质，让全社会树立对非遗传承人的本质性的保护意识。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表达正是以上述方式呈现的实践过程，他们面对乡村文化传统，以表演、实践和集会的方式来承载乡村文化功能，突出意义象征。信息时代的乡村文化语境中，非遗传承人有着宽阔的文化视野，不拘泥于单一的表达形态，也不受制于传统乡村的空间格局，他们以日常生活的新感知为前提，既注重强化自己的传统身份，又探索建构时代的文化形象。”乡村振兴的神话资源发掘，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诉求，那就是价值认同。应该说，我们在近两百年来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探索中，最大的难题是传统价值的阐释与当代认同。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括对乡村神话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其根本的目标就是唤醒文化认同。今天所开展的乡村振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物质振兴与制度振兴，也激活了精神振兴和文化振兴，后者的关键则是寻找神话资源的现实转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度关联。　

四、结语

中国乡土社会的当代转型正在经历一个深化期，由改革致富、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呈现出制度上的体系性、物质上的流通性、行为上的互动性和精神上的愉悦性，激活了社会多个阶层的乡土记忆和身份重构的人生想象。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课题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上世纪早期，就有很多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乡村的社会改革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乡村建设的现代化命题依然是最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土地承包制和城乡农民工制度的激励下，中国乡村的劳动力资源被激活，勤劳刻苦的中国农民抱着热情的奋斗精神，继承文化传统，一面是对乡土真挚深沉的热爱，一面是对城乡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产力输出有着极强的探索兴趣，他们带着泥土的纯朴做起了“流动的生产力”，根在乡村，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为中国整体社会的现代化、市场化注入了极其巨大的生产能量。而今，现代化进程中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乡村社会重新定位。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发挥了关键作用，城乡二元的差序结构得以缓解，数字时代的新知识经济以开放、务实的网络媒介，将乡村空间的僻远属性完全改写，同步循环在高速运行的信息产业链上。在数字化的生活语境中，如何理解乡土记忆，参与身份重构，成为中国乡土社会基于乡村振兴制度的文化追求。以返归乡村、开展文化建设的“双重漫游者”的视角，发现当代社会中，“传统经验—现代知识—信息素养”三位一体地重构了“新人”，传承了精神原乡情结的中华神话基因，这些有着城市身份而又执迷于乡村生活的“双重漫游者”，寻访家乡情怀（乡愁乡愿）的神话之根，重拾乡村记忆，重建乡村文化建设主体身份，以既有开放眼界又有本土实践的新乡贤力量，担当起乡村振兴树魂立心的神圣使命。

原文刊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6页，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文。

文章推荐：屈永仙 ；图文编辑：陈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