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主要是以国家赞助的形式进行，对外译介的主要载体为外文局下属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此时，译介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近现代以降以个体译介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机构译介为主导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1963年改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就将对外翻译中国文学列入对外宣传的重点之一，旨在借文学翻译打破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中国，树立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面貌。然而，这一官方的对外译介行为并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前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对翻译质量的评述，或局限于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争辩和探索，缺少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挖掘，还没有从跨文化交流的层面，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活动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分析和阐释这一对外译介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翻译并非只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把文本翻译成不错的英文，也要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国家传播，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谢天振 2008)，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文学、文化外译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2014:3)。本文从译介学理论视角，将整体考察国家机构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美文化系统中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析其译介效果，旨在揭示这一译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少数民族文学”是作为总体概念由茅盾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率先提出，并由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正式确立。它“一方面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古代、现当代);另一方面包括除汉族以外的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学，和汉族文学相对称”(白崇人 25)。然而，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标准，学界至今尚存争论。一般而言，以作者的少数民族出身作为划分少数民族文学归属的标准在学界占主流，为大多数学者采用;对于“作者无法考察的民间作品，可以在本民族中流传并有民族特色为依据”(何其芳 78)。本研究即基本持这一界定标准。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更多地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是在汉语语境中生长起来的，离开了汉语媒介和构筑它的语境，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将无从谈起。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从根本上说是国家行为。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而言，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期刊等外文局下属出版机构推出的书刊在对外翻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也对外建构和推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而这一对外建构话语的实践显然不会脱离国内的文化语境。有鉴于此，本论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范畴和概念的界定坚持历史建构的观点，所讨论的对外译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一、具有中国少数民族族属的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即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二、国家集中型赞助方式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

国家集中型赞助方式下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活动是通过某些特定国家机构翻译而具体付诸实施，因此本论文讨论的重点即是国家机构翻译。丹尼尔·古瓦德(Daniel Gouadec)认为，机构翻译是指“以机构的名义进行的任何翻译，以及为机构的利益而进行的任何翻译”(Gouadec 3)。布瑞恩·摩梭普(Brian Mossop)在1988年的文章中首次强调了机构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认为翻译机构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缺失的因素”。他认为，翻译机构应包括“公司、政府、报纸、教会、文学出版商”，他所要求的是对翻译过程机制的理解(Mossop 65)。他的这一定义与那些为整个专业翻译活动提供规范和价值观的制度或体系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界定相对更加具体。与摩梭普类似，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也赞成采用一种具体的界定方法。他的框架是基于系统理论，但他坚决反对其“过于抽象而令人却步”(Lefevere 1992:11)。因此，他的赞助人概念是指“能够推动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或改写的具体个人和机构”(15)。他将文学视为根植于社会中的一个系统，并且这一系统拥有自我监管的群体，以实施赞助行为，包括个人、团体、机构等。赞助行为有三种要素组成，即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他指出:“赞助包括两种类型:集中型和分散型，前者指由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个人、团体或机构实施的赞助行为;后者则指由代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实施的赞助行为”(1982:6)。在集中型赞助方式下，“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因素集中于一个人(掌权者)或一个机构(政党)”，其“权力要远大于分散型赞助”(1986:5)。但无论是何种类型，赞助是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监控文学创作或允许进行文学创作。赞助对意识形态最为感兴趣，但是赞助很少直接干预文学系统，而是委派系统内部的专家，如评论者、教师、编撰者和译者来实施，“他们的职责就是确保系统的意识形态与诗学”(Hermans 127)。

就本课题而言，这些国家翻译机构存在于原语文化系统，译介动力也源自原语国家。这些机构主要包括外文局所辖出版机构，如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竭尽全力地在最大限度上赢得国际支持，对外宣传便成为党和政府迫切的任务。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文学对外译介成为我国对外宣传活动的重要部分。这些文学对外译介活动较少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出版行为，大部分属于官方对外译介机构所实施的文学输出计划。一般而言，“‘输出性’的文学译介活动往往是为达到以下目的:确立文化身份，扩大国际影响，输出意识形态，树立民族形象”(江帆 67)。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译介，从一开始“就是现实需要的产物，与国情密不可分，其趋势也受此语境的制约而变迁”(王建开 284)。显然，外文局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行为被赋予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遵循并参与建构彼时1950至1980年代末“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1980年代末及以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话语。这一译介实践基本是在中华民族话语规范之下进行，如《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基本都会将汉族也包括在内，“熊猫丛书”和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也都是和中国文学放在一起。费孝通也曾在艾黎所译《少数民族诗歌选》序言中说道:“在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汉族向其他民族学习如何将艺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因而变为一个各自争相绽放的美丽的花园”(Fei iii)。不过，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并非是机械地迎合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的非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国家机构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属于国家“外推”式文学翻译实践行为，文本生产以及传播与接受均在原语和译语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中进行和完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主要是由外文局组织与翻译出版，通过其下属外文出版社等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来具体实施。《中国文学》杂志于1951年10月正式创刊，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以年刊的形式编译出版第一辑;“熊猫丛书”于1981年由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中国外文局下设的《中国文学》杂志社翻译出版，并向海外发行，旨在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成英、法(另有少量的德、日)两种语言，向世界推出，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至2000年，英文版《中国文学》期刊译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达562篇;至2007年底，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和海豚出版社共推出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76种。介绍了近50多位古今少数民族作家的近400多部作品，以及100多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

图书和期刊是英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两种形式，即外文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推出的英译本和英文版《中国文学》发表的英文译作。不过，英文版《中国文学》期刊毕竟是国家机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综合性期刊，它在流通领域中的表现如何，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它所刊载的少数民族文学译作在流通过程中实际的表现。因此，本文中我们特别选取第一种形式，即外文出版社等推出的英译本作为考察对象。“熊猫丛书”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以及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和海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大体可以归为四类:一、包含英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综合选集;二、英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多人选集;三、英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个人作品或选集;四、英译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或选集。考虑到包含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综合选集中收录几人甚至十数人的小说作品，其接受效果不单单取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因此本研究只选取后三类作品，集中考察这76种英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个人作品或多人选集，以及民间故事选集。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英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种类与数量

下面我们就主要考察这些外文局下属出版机构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传播与接受过程。

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文学传播场域与过程考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传播渠道主要有两种:出版商以及英美的专门图书经销商和英美国家的各类图书馆，这些渠道其实就构成了它们在英美社会和文化系统中的传播场域。接下来本文将主要从这两种途径来考察与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的流通和传播情况，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的传播机构或媒介及其文化资本的生产机构或媒介。

(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的印刷销售情况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图书馆馆藏情况

图书馆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美文化系统中传播的另一个主要文化场域。我们首先考察这些译本全球馆藏总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1951－2007年外文局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馆藏总体情况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译本在英语世界馆藏分布情况，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3:1951－2007年外文局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语世界馆藏分布情况(依分布国家数量降序排列)

如上表所示，这些译本在英语世界馆藏分布情况也不太理想，表中所列译本中在英语世界中6个国家都有图书馆馆藏的只有3种，剩下的大多为5个或4个英语国家有图书馆馆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外文局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中只有少部分译本在上述考察的图书馆中都有馆藏。而根据我们对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译本的借阅记录的调查，它们中极少有被借阅的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只有少量译本顺利通过流通渠道，到达英美国家的各类图书馆，而这些少量译本中大多只摆放在图书馆书架上，其中只有极少的译本曾被读者借阅。

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文学接受场域与过程考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美国家文化系统中的接受渠道主要是各种纸质媒体，如报纸杂志。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刊登这些译本相关的评论、书评以及研究论文，对其进行象征资本生产的英美报刊杂志有《中国文学》(CLEAR)、《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等8种。下面我们将考察这一接受渠道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进行象征资本生产的具体情况。这些译本所获得的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评论情况，如表4所示。具体情况下文将详细分析。

表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评论数量

(一)专业读者评论

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的接受而言，接受渠道与传播渠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传播机构一般不会对这些少数民族文学译本进行象征资本生产，而接受渠道中所涉机构或团体则会对其进行象征资本生产，即增加或减少这些少数民族文学译本在英美文化系统中可能获得的文化资本。就笔者现有资料来看，英美的报刊杂志主要在1980至1990年代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评论，其中报纸类包括《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专业学术期刊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季刊》《亚洲研究月刊》等。发表的评论文章如下表所示:

 表 5: 英美杂志刊载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本的评论文章

在欧美学界，中国文学普遍被当作社会文化读本进行阅读，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情况更是如此。评论者不仅将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视作民族志文化读本，而且往往还从民族政治视角对其进行阐释。这在建国“十七年”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评论者普遍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当作民族志文本进行阅读”，并对其中的“诗学观念，如文学手法、主题等方面进行政治化解读”(夏维红 80)。颜春江(Chun-chiang Yen)指出，《阿诗玛》《朗鲸布》等口头叙事诗大多在1000或2000行左右，主要为爱情故事，通常包含阶级斗争，其中有英雄拯救被暴君强行带走的少女，如线秀和阿诗玛，或者是以神与人的历史为中心的创世史诗、有关婚姻与爱情的古歌。他将训练有素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视为译者，由于他们所持有的“需对搜集来的民间文学进行艺术再加工”的理念，他们会对这些民间文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写，如删除原诗中所包含的粗俗语言等。作者指出，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虽然倾向于“忠实的记录”，但同时提出“适当的修改”原则，反对“逐字转录”。这一改写手段体现了党的文艺政策:党将民间文学视为宣传“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民间文学应为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服务;民间文学是为党的政治服务，完全受制于党的意志，而非任何个人的喜好。不过，文章最后还指出，“尽管党对民俗研究的控制，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调查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容忽视。编纂民间文学史、搜集并出版少数民族口头叙事诗等民间文学体裁，是党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切实成果”(Yen 60)。很显然，民间文学在这里是被当作社会历史文献读本来进行阅读，以了解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党的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

不过，除此之外，评论者同时还专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学与艺术价值，表现出了文学审美的回归。何谷理认为，《正红旗下》代表着老舍“创作生涯达到了顶峰”(Hegel1984b:163)。他指出，“在《正红旗下》中，老舍以极大的幽默叙述了主人公儿时所经历的事情”，并认为作者“在塑造人物和捕捉生活口语的活力方面技巧姻熟，在作品中随处可见”，这里“小说家的幽默讽刺一如他早期的一部小说《猫城记》(1933)一样使人悲痛”(181)。贝思·麦奇洛普(Beth McKillop)则从小说的艺术手法方面，指出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的不足之处。她认为，尽管老舍非常看重这篇小说，但故事中的人物却十分刻板，“并没有像《微神》中所刻画的悲剧性的女主人公形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McKillop 1987:320)。麦奇洛普认为《萧乾小说选》中的作品都是以“日本占领华北这一紧张的政治局势为历史背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生活展开惟妙惟肖的描述”(1986:731)。

在翻译质量方面，何谷理认为老舍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塑造人物和捕捉生活口语的活力方面技巧姻熟。这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尽管译者科恩(DonJ．Cohn)努力创造性地再现原文中老舍的这一风格，但终因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他的译文与原文相比还是显得平淡无趣”(Hegel 1984a:181)。李欧梵指出:“熊猫丛书”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基本为节译本，这正是“熊猫丛书”翻译中国文学实践中的一大问题。无论出于何种缘由，删译都将使读者对原作产生偏误，因为“译者随意删减任何一部长篇作品都将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原文艺术的完整性”(Lee 565)。

(二)普通读者评论

普通读者公开发表的阅读评论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进行象征资本生产。我们主要以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亚马逊网站、美国阅读社区“好读”(Good reads)等英语世界较为主流的书评网站上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本所作的评论情况作为考察和分析的对象。以作者或书名作为关键词在这些书评网站上进行搜索，结果发现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以及“熊猫丛书”在这一时期推出的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亚马逊上共有41条读者评论，其中除1条是针对民间文学，其余40条都是关于作家文学;在“好读”上共有32条读者评论，其中5条是关于民间文学，其余27条都是关于作家文学。而且这些受评论的译本中，也仅有溥仪的《从皇帝到公民:我的前半生》、老舍的《老舍短篇小说选》和《正红旗下》、沈从文的《湘西散记》、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萧乾的《萧乾小说选》、郭雪波的《沙狼》、赤烈曲扎的《西藏风土志》、蒲松龄的《聊斋故事选》、金受申的《北京的传说》、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阿凡提故事选》《水牛斗老虎》《青蛙骑手》《长发妹》等15部译本获得读者评论，其中溥仪的《从皇帝到公民:我的前半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老舍的《老舍短篇小说选》和《正红旗下》、萧乾的《萧乾小说选》、赤烈曲扎的《西藏风土志》等6部相对获得较多读者评论。除此之外，所有考察译本中80．3%左右的译本都没有得到读者的阅读反馈和评论。我们摘录其中一些较具代表性的读者评价，做一番分析:

一位匿名的亚马逊用户(Amazon Customer)于2000年8月29日对《湘西散记》发表评论，宣称沈从文是其最喜欢的作家，在高中时代就曾读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虽然有些难懂，但这本散文集却深深地吸引着这位读者。最后，该读者还提到在大学时读了《边城》，坦承那时“就被这篇小说的艺术意境所吸引，迷恋上了书中所描写的如梦如诗般的边疆”。读者巴特尔(V．S．Bartell)于2017年7月12日也发表了对该部小说的评论，他首先毫不吝啬地赞扬沈从文的这本作品集，表示自己非常钟爱这本书，并将其推荐给那些喜欢这一主题的读者。在巴特尔看来，这部作品集非常杰出、引人入胜，“它讲述的是沈从文对湘西民众宗教习俗和迷信活动的亲历以及观察，揭示了迷信、巫师、女巫、祖先崇拜和儒家思想如何在日常生活和新年庆祝活动中得以体现”。

读者塞寥尔·曹(Samuel Cho)则在2017年5月1号的评论中，认为赤烈曲扎的《西藏风土志》反映了作者20年来坚持不懈向外界介绍西藏的努力。书中概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1951年和平解放”的西藏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曹还从西方立场对这本书进行政治化解读，指出作者回避了有关西藏的敏感话题，“尽管他一直试图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但还是稍微偏向‘和平解放’的观点”，并认为“这也许是由于中国出版者审查的原因所致”。很显然，这一政治化解读歪曲了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参与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拓宽了这一批评话语的范式与趋向。

五、问题与启示

综合以上对多种传播与接受渠道数据和资料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整体而言，英译本馆藏图书馆数量少，分布不广。二、“熊猫丛书”以及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海豚出版社等外文局出版机构推出的各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中，仅约20%的英译本通过传播渠道真正到达读者手中，被他们阅读，并获得有效反馈和评价。三、只有进入主流中国文学的少数几位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较好。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传播场域表现不错，不过在接受场域中的表现不佳，未能获得专业读者评论，仅2篇普通读者评论。五、评论者主要为汉学家，发表评论的刊物大多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纯学术性期刊。概述之，这些译本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并不理想，未能达到国家翻译机构最初的译介目的。这说明了国家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一、译介目的:译介行为容易因民族政治外交而受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遵循并参与建构彼时的中华民族话语。不过在“文化外交”的对外政策背景下，这一译介行为仅被视为一种手段，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实践，从建国十七年时期服务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外文局 327)，到1980年代文学审美的回归，再到1990年代对民族身份的强调，主要体现的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而这一国家“外推”式文学翻译实践的文本生产和传播与接受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即推送方文化系统和接受方文化系统内进行，因此接受方对中国民族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方面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一旦发生误读之后，就直接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接受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甚至译介行为会受阻。 

二、译介内容:待译本择取方面，极具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经典文学作品遭到忽视，如民族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戏剧等口头文学经典。在本文所讨论的76种少数民族文学译作中，虽然民间文学占比最多，共计43种，但是其中以民间故事为最，达39种之多，而民间叙事诗、民间戏剧仅分别为2种，民族史诗则根本未能获得译介。此外，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即母语创作的作品也极少能获得译介，仅有的几篇均发表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上。本文所讨论的33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英译本中无一种属于此类，均为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