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学术研讨会体现着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样态，其特征呈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在各领域宏观和微观层面稳步深入；民族文学理论制度创新与经典研究等整体性研究得到了有效拓展。宏观与微观视角相互推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成为民族文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同时关注学科边界及独立的本体意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媒介与民族文学的融合成为新研究对象及理论生长点。此外，在对材料的理论分析、学科的理论创新、提炼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

关键词：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跨学科；学科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23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在2023年10月28日的开幕式上，李晓峰教授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要自觉肩负起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崇高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不断提升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原创能力。希望大家珍惜这次交流机会，通过思想碰撞和思想融合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朝戈金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需要引入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其中蕴含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能为文体论、工具论等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他结合自身经验指出专家和学者们要树立整体观，立足国家特色，丰富研究方向，拓宽研究范围，不断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一、开拓与展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制度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起初与当代文学整体理论研究过程相似，呈现受现代性思潮和启蒙主义的影响，后又回归各民族文学批评，近年倾向对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研究进行理论探索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各民族文学、各民族文论丰富，学术价值高但关注度较低，民族文学批评理论工具多为西方理论等问题也时有出现。针对如何解决民族文学研究材料丰富而理论创新不足的学术短板，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为钦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以不同的形式出台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规定和规则，客观地讲，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具有思想性的品格。整理和研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政策，具有思想史、学术史的意义。”张英通过梳理《民族文学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历程发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治史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立场，逸出书面文学的书写法则、线性的时间观、实证主义的历史观、以文学性或者说审美性为旨归的文学观、以语词文本为基础的文本观，回归民众的生活，立足口头世界的法则来对治史作出更具学理性的思考。”樊义红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总结出民族文学创作书写的4种路径：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表现爱国主义主题；倡导民族文学创作的“多边叙事”；共建作为公共语言的汉字；建构身份认同中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邓永江强调少数民族文艺起源传说具有在历史逻辑上延伸我们对文艺起源的探索，在存在形态上拓展中国文论的多样性，“古老与活态并存”的跨学科本位等传承价值。这对中国诗学的当下发展和建设具有启迪性意义，也为中国民族诗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根据。王飒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着对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由此呈现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龚举善认为新中国多民族诗学共同体的价值，彰显中华民族诗学融合创新的新形象，拓展了中华民族诗学阐释新境界，并可望据此优化中华民族诗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陈祖君认为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不能忽视，是多民族国家文学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献。李翠芳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土化问题的3个重点：第一，尊重国家总体文学的话语模式；第二，厘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对接的限度和程度；第三，在多民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关系性联结中确立集民族性和普遍性于一体的“中国经验”。罗文敏通过梳理口头理论的重要学者弗里晚年著作，明晰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论方向。

二、贯彻与落实：推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最具时代价值的学术工作主线，研究民族文学三“交”的目的是聚焦“共同性”，挖掘中华民族文明与民族精神，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本次年会的学者们将此工作重点一以贯之。黄晓娟和杨彬都关注到少数民族文学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和学术意义，从文艺作品、生成语境、生产机制等方面切入，重新挖掘少数民族红色文学经典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及意义。邱婧从文学创作现场总结出新时代以来，在少数民族文学数量、质量上均有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其文学创作话语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转向，即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逐年增加、社会历史题材作品书写中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元素增加、对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等题材的关注度增加、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增加。“一带一路”建设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古代丝绸之路是多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韩春萍研究当代民族作家的丝绸之路书写与其作为文化纽带对小说带来的潜在影响，更好地分析丝绸之路沿线的多民族小说的交融。丁琪关注到，蒙古族跨族婚恋小说是对历史上中华多民族间文化亲缘关系的一种性别化、情感化的重构。向柏松考证，巴人后裔土家族继承了廪君巴人的白虎图腾文化，后白虎图腾逐渐成为土家族人民生活中吉祥的象征，并由此发展成为现代形态的中华文化认同的载体。王淑英指出李宓本主形象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符号，反映了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与共”的愿望与要求。

2023年10月12日，国家民委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委属高校办学治校全过程”专题部署会。可见完善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次研讨会上，钟进文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外部动态（政策导向）与内部动态（学科前沿）的角度贡献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相关经验，也从民族文学传承的角度谈论文化融合与古代民族生成的相关问题。毛巧晖梳理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将其总结为3个阶段，即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民间文学兴起之初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民间文学纳入国家工作政策阶段与1978年至今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多元化阶段。她认为从新中国初期对民间文学的概括性讨论开始随着时代的发生而变化，多元取向和学科本位是其中最重要的象征。其他学者也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及民族文学人才培养方面交流心得。于敏、黄淑慧、马程浩等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进校园活动探究云南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吴纯指出少数民族大禹传说表述着共有记忆、尊崇着共有祖先、联结着共有家园，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情感经验，是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土壤和生动素材。民族文学教育离不开各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活态的民俗传承，李从英、苏熊娟、李瑛、李金晶、王益琴、杨燕英、蒋明珠、李云舒等从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傈僳族“石月亮传说”、苗族“三月三”、文学社团等方面贡献了学术观点。

三、传统与新变：口头诗学结合民间文学的研究策略

朝戈金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需要处理文学研究中大量的新问题，尤其是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深入田野后发现，如史诗内容的活态变化、悼亡词与祭祀仪式无法从文学接受方面进行回应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现有的文学理论去进行回应，极大地考验了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理论创新功力。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又呈现许多新的特征，神话研究、口头传统、史诗、民族戏剧等研究也在不断对当下文学现场进行回应，但民间文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将民间文学研究与作家文学研究切割、过度依赖西方的理论路径、无法真正挖掘本土民间文学的价值与魅力等。李长中指出，急需还原少数民族文学的民间文学资源，注重民间口头文论遗产的当代“打捞”，构成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逻辑。其实，在众多文学实践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相互转化和促进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重要文学现象，也是具有独特性和价值的研究对象。冯文开从宋元说话艺人的话本切入，归纳出口头文学对文人创作的音声化、文人创作对口头文学的案头化、口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回环式转化三种“口头—作家”相互转化的路径。

口头诗学、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为中国史诗学研究注入了强劲的理论内力，推动中国史诗研究持续发展了近30年，但也不可避免研究范式‘程式化’的弊病。“史诗研究始终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史诗研究也回应着表演的场域、受众的情况、媒介的影响等新变化。在整体性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王艳认为在新世俗场域中，文本具有新生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歌手的主要任务是承续、创编和表演文化文本，受众亦参与到意义的生成和传递中。陈芳以身体作为口头诗歌的逻辑起点，进而在高度信任和情感交流的互动中，歌师与在场受众达成一种内在性的欢会神契。阿不都外力采用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对史诗传播进行新阐释，提出无论是口头形态、文字书面形态、书籍形态，还是录音、录像形态，每一种形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不同的媒介促进了史诗的传播，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和关注。多模态阐释还对《玛纳斯》史诗的传承、保护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阿地里·居玛土尔地、高荷红、阿依江·别力克等关注到了民间演艺背后人的活动，探究玛纳斯奇史诗歌手的学艺路径、赫哲族“伊玛堪”歌手传承路线与《玛纳斯》史诗文本记录者之一乔坎·瓦利汗诺夫。同时，研究者们对各民族史诗的经典文本的研究也在继续聚焦人物形象、句法程式。例如，王红《话语、实践与文化：布洛陀经诗句法程式研究》、徐美恒《中华传统文明的地方化符号：格萨尔王形象》、敖敦胡《彼·西·帕拉斯的田野调查及蒙古史诗文献探究》、秋喜《布里亚特〈格斯尔〉版本人物论析》和娜敏《鄂温克族英雄史诗〈纽恩古尔莫克祖母和她的子孙们〉探析》等。

神话面向当下，在游戏、IP、影视、旅游、非遗传承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神话主义理论的思考，也推动了神话研究的发展，但2022年以来，随着“警惕理论”的泛化，回归研究本体也是神话学推进的一个方面。张多提出警惕泛图腾主义以及西方图腾理论的侵蚀，针对本土的图腾研究应根据田野调查具体分析。杨杰宏回归神话本体研究，提出在仪式演述语境中，神话文本呈现变动性、多元性、多模态性等文本特征。东巴神话文本类型发生变动的情形主要有3种：同一个文本在不同仪式中进行演述时发生变动，同一文本在不同演述者中进行演述时发生变动，同一文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进行演述时发生变动。

在少数民族神话母题及其文本研究之中，众多神话都是多民族文学交流交融的生动案例。杨静从宇宙混沌说、开天辟地模式、化身传说和民族精神分析盘古神话与各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之间的关系。吴晓东从江南地区蚕桑文化、蚕桑业联系到蚕神神话名称，发现马头娘与马鸣菩萨的融合、“蚕花”与“五圣”的融合、嫘祖故事的变异与交融，这些蚕神名称的交互使用，反映了江南地区与华夏大地区域的文化交融。布晖对云南大姚麻街村的金马碧鸡故事进行调研，从中得出神话神圣性的建构现状：一方面是麻街村村民对麻街村是金马碧鸡神话发源地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是当地金马碧鸡神话被故事化、传说化，神话神圣性的转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李斯颖将中国壮族《布伯》和老挝佬族《蛤蟆国王》神话进行比较，同为“求雨”主旨，母题相似、情节重合的活态神话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向，并形成了新的叙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胡馨心发现，慈孝文化是长江流域掘尾龙神话的灵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由此折射出掘尾龙神话在中国龙文化中的影响因素，成为研究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性文本，促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司国庆提出，鄂伦春人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认同普遍存储于民间叙事和社群记忆体系中。鄂伦春民间故事与其他众多民族民间故事中核心母题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既指认着中华各民族密切交流、文化互嵌的事实，也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认同。

民间文学包含着多种文学文体，民间故事、传说、仪式的研究也精彩纷呈。研究仪式词中语言、语音的变化以还原其传播的原始路径和剔除“语言疾病”之后的本来样态是此次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侧面。陆晓芹提出在越南岱族和侬族社会，“末”和“麽”的读音经常混用，“末/Mod”很可能是口承仪式及其执仪者的代称，“麽/Mor”是侗台语族台语支原生宗教传统的书面化称谓。从“末/Mod”到“麽/Mor”，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的宗教仪式传统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的过程。罗庆春和李春霞谈及“晓补”反咒仪式是诺苏彝语高烈度的“存在”，探究在诺苏的存在中，它指示着怎样的生命、宇宙和主体性特质，吟诵着怎样的诗句，以便绕过神话中“那一次初始“（thefirstbeginning）或过去（thepast）”。其余研究还有：包海青的《论蒙古族叙事民歌文本生成、传播及接受的动力机制》、田中元的《拯救世界的童年记忆和想象——<麦德尔娘娘开天辟地>的生态审美意识》、哈顺通拉嘎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阶段性演变及其批评样式》、黄玲的《文学民族志视野下京族民间文学创作崛起与繁荣》等。

此外，戏剧研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开展进一步得到重视，地方戏、民族戏剧在呈现民俗特色与艺术价值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期间形成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研究，如吴电雷的《论西南少数民族戏剧中华传统题材剧本整理与研究》、阳忠艳的《以戏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思路》、陈雅然的《西南诸民族“花文化”体系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等；还有孙丰蕊、陈钰文、林安宁、吴宁华、储倩倩等人的文章涉及采茶戏、北部湾傩书文化表演、广西民间小戏等，并从戏剧语言、创编思维、时代新貌、表演环境及剧本整理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四、深耕与细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延续了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以作品为重点的文本细读和以创作语境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不断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新常态作出批评回应及理论贡献。作家群与文学社团研究、城市文学研究、民族与地域文学关系研究及民族作家创作路径研究成为近两年的研究热点。本届年会中，刘启涛认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体积极地汲取传统文化资源，对本民族的经验、风物人情和生活现实进行诗意化地表现。贾蔓考证了西南联大时期文学社团对民间文学的发掘与创作研究；金红梅总结朝鲜族“70后”小说家的城市景观书写；荆炜琪聚焦广西多民族作家群“出圈”的文学现象，总结出其去标签化的“求同式”创作思维和作品塑造精神原乡的写作路径。

脱贫攻坚是国家一定时期的工作重点，各民族作家书写了极具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反映当下城乡变迁、城镇发展之中的生活样态。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及时发掘民族文学的当代价值，李琴指出广西瑶族作家潘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聚焦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发挥了文学政策的引导作用，为新时代广西瑶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启示作用。文丽提出马金莲的长篇小说《孤独树》描写了乡村生活的困惑和留守问题。作家通过细致的描写，展现了时代变革对普通农村家庭的影响，引起人们对留守问题的深入思考。

如何为传统优秀民族经典注入新的活力，第11届茅盾文学奖刘亮程的作品《本巴》为当下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典范。郭芳则以《本巴》为例展现了相似的研究路径，《本巴》在重现史诗英雄的基础上辅以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史实，打造了具有莫比乌斯环样式的叙事结构，将史诗《江格尔》重写为具有当代精神的中国故事。任淑媛关注到阿兹乌火的小说集也对此种创作路径进行了尝试，其《乌蒙神话（阿兹乌火中篇小说选）（精）》，对如何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及对地域、民族文化如何真正认识和书写贡献了思考。

在拓展民族文学研究对象方面，涂鸿注重打捞创作具有先锋特点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指出以刘扬烈、何炬学、藤久明、张远伦、何小竹、杨犁民等为代表的一批重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在重视语言对经验世界传达的复制功能时，更重视其创造意义，建构了新的语言符号系统。

女性视角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少数民族女性形象与女性精神有其独特的特点及风貌，女性形象的研究也呈现多元化、多视角的历史性特征。例如，张淑云通过分析达斡尔、维吾尔、白、纳西、满族等民族文学中女性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品质，提出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垫等，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芊芊借助鬼魅叙事，分析了达斡尔族作家孟晖笔下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女性遭受历史暴力的书写，表达20世纪90年代失落人文精神的追寻与坚守。

此外，文学期刊无疑是作家文学的发源地和见证者，以期刊和书籍为中心的学术资料及阵地研究仍在加深和继续。例如，向吉发的《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以〈民间文学〉（1955-1966）为考察中心》、牛原的《出访制度对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意象的影响——以〈民族文学〉所刊访问诗抄为例》、柳家赫的《〈人民文学〉与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高嘉泽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研究》、吴明刚《民国时期西康文艺创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以《康藏前锋》为线索进行研究。

多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中，本民族代表作家的作品具有经典性文本的价值，对作家的整体性创作归纳也是学界努力的方向。本次会议涉及了藏族、苗族、瑶族、壮族、仫佬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彝族、满族等民族的多样态的民族作家研究。学者们不仅继续深挖各民族的经典作家作品，也打捞民族文学发展中颇具价值的研究对象，提升民族文学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五、传承与传播

少数民族古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学和翻译文学处理着许多复杂的学术概念与问题，如古代民族身份识别、民族语言翻译与语义转化、古代多民族融合问题、民族称谓问题、民族经典归属问题、民族翻译文学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等。此次年会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切入：

第一，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视角。从古代的朝代变迁、民族迁徙及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的角度，发掘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长期性、历史性和多样性的交流案例。古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根植于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社会语境之中，西魏北周在政治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也影响到了文化层面。多洛肯从文治武功：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文质之辩：民族文化交融历程中的文学实践；炎黄支裔：政权正统性建设中的华族认同等三个方面总结出西魏北周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路径。王琼认为，各民族文学文本以“个人叙事—家乡山河—民族情结—家国情怀”“四维一体”的主题贯穿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因此以“山河文化”为依托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属性。任志强通过考证木兰传说流传地的大量碑刻、遗迹、地方文献与口头传说，认为木兰的身上既有着鲜卑人的勇猛刚健和英勇善战的气质，也有着中原汉人的伦理观念和生活方式，她应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不再是专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女英雄形象，而是千古传唱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刘永红认为新发现在潇贺古道“平地瑶”聚居区流传的手抄婚俗诗文，形成于清代。“平地瑶”婚俗诗文是汉族和瑶族婚俗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民族文献。婚俗诗吸收了宋代以来汉族婚礼日用类书的内容，并融入了平地瑶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当地瑶族使用的通俗日用类书书仪。左洪涛提出金代诗歌主题书写与其思想价值表现为传承儒家思想以及礼乐制度的价值取向；家国天下、崇尚正统的传统思想；悲天悯民情怀的现实书写；以及追慕先贤的高远志趣。

其中，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角度，各民族作家在书写主题、人物形象、创作思维中呈现的古代社会以人为主体的文学活动，便可打捞起中华民族共同书写的文明历程中文学的脉络。张海燕探究了清代满族女作家扈斯哈里氏的组诗，发现其多为咏叹英雄人物的咏史诗，呈现了满汉文化交融发展的兴盛状态。廖善维指出张鹏展等壮族文人建平山草堂以踪杜风，撰写《江村竹阁图叙》以阐释崇杜学杜思想，摩《江村》萧闲淡远诗风进行诗歌创作实践，建草堂以崇杜学杜的接受形态尤显独特和鲜见。刘丰斐认为朱秩炅的诗词文具有宁夏地域特征的自然人文意象，探求灵州民族融合问题，又可洞察其生活境遇和人格形象。高娃从松筠的满文著作《百二老人语录》及其对清中期旗人生计问题的反映、松筠为旗人生计谋出路所做的实事与影响等方面探究蒙古旗人生计问题。

第二，聚焦翻译文学的基本问题，即译本、译文、翻译史、接受与传播等。各民族都有灿烂的语言文化，而在文明演进的历程中，语言逐步融合、交流产生新变。翻译在其中承担文化桥梁的作用，也借此生成了新的文学文本及多民族语言写作的生动语言形式。吴刚发现满文拼写达斡尔语的现象，清代达斡尔族文人敖拉·昌兴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著成“三国”乌钦，而后满译本《三国演义》在达斡尔族当中以书面、口传与民间信仰三结合的形式传播。圆圆将哈斯宝蒙译本《今古奇观》与汉文原著诸版本进行详细比勘得知，哈斯宝蒙译本《今古奇观》的底本并非单一的版本，而是参考了吴郡宝翰楼刊本和经文堂刊本两种版本进行翻译的结论。此类研究还有李勋的《翻译传播学视角下的叶梅作品的英译研究——以〈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为例》、特日格乐的《仁钦浩日劳翻译与创作互文性关系研究》、赵晶晶的《法国文学的当代蒙译史研究》、于淑敏的《接受美学文论视域下的诗歌翻译——以维吾尔诗歌〈喀什噶尔之夜〉的汉译为例》。

第三，古代民族文学研究其他视角与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比如民俗起源、原始信仰及民间文学的生产问题。例如，陈金文的《民间传说与壮族吃“黑糯饭”习俗的缘起》、唐星的《北周礼乐建制及其宗庙歌辞生产》、白俊奎的《道光〈綦县县志〉和民国〈合川县志〉中的地名和婚俗浅探》、郭恒的《安多藏区“斯巴歌”中体现的原始信仰探赜》、朱合伟的《清江水流域民族文学歌本价值研究——基于抱塘村〈三国〉〈凤姣李旦〉〈洛阳桥〉歌本的考察》。此外，还有从典籍、奖项、文物研究、语言转化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开掘古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富矿。杨彩荷从回族古籍文献进入回族文学的多元交融研究，如政史类的李贽的《藏书》和《史纲评要》、马文升的《马端肃奏议》和天文历法的著作《天文书》《回回历法》《七政推步》等。

六、现场与前沿：技术时代的多民族文学研究

ChatGPT、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技术时代的新变不断改造着世界，民族文学研究者对此学术前沿积极关注并根据其对文学界创作生态的影响进行研究，警惕着新技术对学术研究的塑造。新媒介带来的短视频时代和表演场域的变化，口头文学中强调的“在场”被解构。学者们在其中探索理论的新变。意娜提出技术时代改变了口头传统的生成语境，数字化和互联网塑造了技术本身多样化，不同的技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影响各不相同，技术应用到文化领域有双重的滞后性，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移动化接入、数据驱动等的技术集群对口头传统的影响。王威强调新媒体中，故事讲述主体延伸了互动的时间、空间、文化语境等多个维度，讲述人与受众可以随时在视频评论区进行互动，互动时间被“无限”延长；互动中受众把自己的文学话语注入故事讲述中，使传统在新媒体中呈现多元的文化特征。

新技术和设备拓展了民间文学的表演场域和形式，甚至因碎片化时代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歌手的表演也受到了电子技术设备的影响。姚慧就在史诗录制的田野实践中发现：史诗传统与其他媒介形成了以口头演述为中心的扩散圆环式关系。长篇著称的史诗叙事文本也因手机和微信的强势介入而呈现碎片化特征和歌手记忆的模糊地带，史诗歌手在个人曲库、认知标准、曲调调用策略、词曲搭配、“大脑文本”等方面生成了认知观念。其间改变的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方式，还变革了人的思维和评价模式。线上田野调查也是数字时代民间文学重要的研究阵地。罗婷深度调研以罗城仫佬族为中心的微信歌圩现场，发现歌者们开展“教歌——对歌——歌会”的空间实践，并持续性地开展嵌入礼俗生活、教育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实践。微信歌圩开展“歌唱之场——关系之场——生活之场”的动态生产，进而重塑歌唱共同体。青年学者则从具体个案的角度，对民族文学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多种形式的变体做出回应：张宝誉聚焦“江格尔TV”，认为短视频核心文本邀请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共浸既有传统池，借助型文本锚定史诗记忆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方位，评论文本制衡其在抖音传播的商业价值。三类文本回应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刘经俏提出在多媒介讲述实践背后，由于传统中的受众消失，以政府官员与研究者为代表的非传统中的受众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讲述变成一种资料输出式的“独白”。李薇运用动态多模态话语研究多民族乡村题材影视文化品格、现代价值以及时代意义，考察其构建文化认同的多重路径。但在数字技术领域，民族文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以后的研究不仅要对不同技术的特点进行分析，也要借助跨学科的理论工具。研究样本整体的代表性、容量、可观测性，个体的容量、可行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挖掘，如何将田野的成果更好地运用到新媒介时代下民族文学的研究之中，可能是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七、接力与奋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新声音

年会本着培养民族研究的后备力量，为年轻学者搭建学术平台的宗旨。参加年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占到总参会人数的五分之一，队伍庞大、学术研究丰富多元。本次硕博论坛整体分为作家文学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两个大组，呈现以下3个特点：

第一，文学成果丰硕的民族作家备受关注，多聚焦经典作家作品。研究者从多视角研究藏族、苗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学。其中沈从文、老舍、万玛才旦、索南才让、阿来、吉狄马加等文学成就较高的作家受关注颇多。例如，郑佳丽的《人与自然：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中的生命共同体意识研究》、张雨的《多重对照下的人物群像展示——万玛才旦〈午后〉解读》、张佳伟的《流动性空间、逃逸想象与现实主义策略——论索南才让小说的“荒原”诗学》。民间文学方面，对彝族经典、傣族民歌多有关注。此外信仰、习俗、故事、民歌与传说也有关注，如李雅洁的《傣族阿銮故事结构形态及其文化内涵研究》、黄菲菲的《广西妈祖35《百色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信仰的在地化与多样性研究》、胡莉的《大凉山彝族毕摩文化与“生态化”保护研究》等。第二，将田野、理论与文本相结合，多样态的研究视角。硕士、博士研究者们对学术的态度很严谨，多采用理论工具、扎实的田野材料去分析并解决问题。多文体、多视域、多民族的论文涉及生态文学、空间叙事、文学地理、口头传统、结构主义等理论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家群、地域、民族、城市、乡村等视角和跨学科的研究。例如，侯智祥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文学的文化价值——以康巴作家群的文学书写为例》、阎翠的《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民族”传说的民族组合形式与特点》、范彦辰的《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尼山萨满〉研究》、仇岳林的《城乡中间带的时代镜像——“70后”回族作家马笑泉的小城书写》、方雨菲的《跨文化视域下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次仁罗布、川端康成小说的比较阅读》等等。第三，研究重点与学校的学术重点、优势和地理位置相关。比如，西北的学者多关注藏族文学、蒙古族文学、回族文学、生态文学研究、史诗研究等，西南地区的学者多关注苗族、瑶族、傣族、彝族等南方民族文学、城乡文学、地域与民族文学结合研究，或民歌、民间故事研究等。

理论观察员张柯欣指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呈现“新、准、韧”的特点，并鼓励大家在学术道路上勇攀高峰。同时，硕博论坛整体研究存在同质化、盲目追逐学术热点的不足。有的文章材料不够充分、牵强附会，难以突破和创新，缺乏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宏观视野。

八、总结

2023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学术研讨会体现了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样态，其特征呈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研究在各领域宏观与微观层面稳步扎实推进；民族文学理论制度创新与经典研究等整体性研究得到了有效拓展；宏观与微观视角相互推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全观诗学、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成为民族文学发展的趋势。同时，关注学科边界及独立的本体意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媒介与民族文学的融合成为新研究对象及理论生长点。在对材料的理论分析、学科的理论创新、提炼本土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

近300名民族文学学者聚集于广西民族大学，探索思考着新时代民族文学的新特点与新方向，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与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原文刊于《百色学院学报》2023年第六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文。

文章推荐：任淑媛；图文编辑：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