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的发展还具有历史的连续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所以，研究纳西文化受藏文化影响的问题，不能不牵涉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在这方面，郭大烈同志的《试论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的关系》一文作了很好的阐述。这里，先略述纳西族和藏族在古文化形态上的某些同源关系。

纳西族和藏族都渊源于我国古代西北的羌人，语言同属藏缅语族，地区相连，互通婚姻，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这种联系，追本溯源，因有共同的古文化形态渊源为基础。首先在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上有其相似之外。藏族先民认为“最初是本无空，由空稍起本有，由有略生洁白之霜，由霜略生似乳之露”，又说“最后一切外器世间与有情世间，由卵而生”。纳西族先民也有类似的认识：“最初上面出响声，下面出气息；声气相变化，出三滴白露；白露做变化，出三个大海；大海做变化，生出人类的祖先。”还有“人类之蛋由天下，人类之蛋由地抱”之说。这种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是把人类的起源归根于声、气、霜、露、海及蛋、卵等自然界的物质，比起那种一切起源都归结为神和上帝所造之说，实在是高明得多。

各地藏族民间，都有“猕猴变人”的神话传说。纳西族东巴经中，也有人类始祖崇仁丽恩之伴侣“在黑白交界之地，与长臂公猴交媾”之记载。在著名的东巴经史诗《崇邦统》（人类迁徙记）中，则记载有：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一母所生之三弟兄，“老大是藏族，住到‘拉萨多肯盘’；老二是纳西，住到‘姐久老来地’；老三是白族，住到‘布鲁知绕买’”。就因为是兄弟之亲，所以纳西族在老人死后，举行隆重之开丧追悼仪式时，祭师东巴所念之《梦咨》（关丧挽歌）经中，就先要谈到藏族：“拉萨多肯盘，藏族死尊者，死在土宅房；藏族儿女们，氆氇搭肩上，宰白脚牦毛，杀牛不心疼，父死最痛心，”并念《拉统贝》（虎的来历），崇虎祭贤。后人要向贤者（死者）求福泽，也要先谈到藏族：“一块斑斓之虎皮，赐给丽恩儿子三弟兄：大儿藏族也能干，骑着骏马疾如飞，驰遍茫茫大草原，贤能之名从此传。”

原始宗教产生较早，是原始社会的产物。纳西族的东巴教巫师象形文写作人坐形，头戴佛冠；读“苯”，又称“苯波”与藏族苯教称谓“苯波”同音。东巴教和苯教信仰的祖师也是同一个人，即丁巴什罗，汉语转写为“祖师兴饶”。占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活动，据东巴经《布耙过书》（求取卜书记）载：最初卜书是取自女神“盘祖萨美”处：“送给彝族烧羊胛卜，……送给藏族解结绳卜，送给白族掷海贝卜，送给纳西卜课三百六十种。”据前人考察，藏族也有类似卜法：“西藏占卜之术不一，……有以青稞挂卦，抽五色毛线而卜者，……或烧羊骨……”各民族古代卜法很多，又相互影响而流行。

天神与祖先合一，也是纳西族和藏族神话的共同点。据范文澜先生研究，藏族“苯教神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天神，最高贵的是父王天神，……吐蕃的始祖即是第六父王天神，因此天神与祖先是合一的”。据东巴经记载，纳西族也有相似的传说：人类始祖“崇仁丽恩”之伴侣，名叫“衬红褒白命”，是天神“祖老阿普”之女；为了怀念父王天神，才有隆重的“祭天”之俗。

古代天文历法也有某种同源和影响，根据东巴经的记载和周汝诚先生的《巴格图说明》（手稿），有的同志经过研究后认为：纳西族确实使用过每年十二月的阴阳历，用十二属相纪日纪年并“从藏族那里学得了以五行配十二属相成的60个数作为纪年的周期”； 藏族“五行”，以铁代金，纳西族也保持了以铁代金的习惯。

二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宝库，也是祖国灿烂古代文化史上的不朽篇章。东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拙文《略论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东巴文化》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根据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东巴文化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那时也正是强大的吐蕃王朝兴起、苯教还在西藏得势之时。从公元680年（唐调露二年）吐蕃在今丽江“塔城”设神川都督府起，到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破铁桥城（即塔城）止共114年，纳西族广大地区直接受着吐蕃的统治和管辖。所以，今日中甸之纳西语地名仍称为“主地”（酋长地），绝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东巴文化深受藏文化影响的政治历史原因。而两个民族有着前述古文化形态的某些同源，则使得文化的相互交流易于接受和自然融合。

东巴教受苯教的影响而发展的问题，除了名称相同、祖师相同、主要法器相同、某些神鬼名号相同、部分经书内容相同等之外再作如下补充：苯教非常信仰和崇敬龙神，据“《兴佛证盟碑》列举的吐蕃土神，有九大神众及龙等。时代稍后，但保存吐蕃古代宗教情况最多的《黑白花十万龙经》，分魔神为三类：即龙神、宁神和地神。龙神住在地面上有水之外，宁神住在空中，地神住在地下”。看来，在东巴教中把龙神、宁神和地神改造合并为“苏”（山神）和“龙”（龙王）并称，所住天上（空中）、地上有水之处和地下，则是相同的。东巴教的山神龙王虽没有“十万”之众，但也不少于数百之多。这也正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的特点。

据初步了解，东巴经中有专用藏语念的书，已知的约有7本：《星根统昌》（什罗忏悔经）、《窝姆达根》（会罗燃灯经）、《什罗张此》（什罗咒语）、《许忍老姆萨·报巴舞》（迎五方东巴夫人·跳花舞）、《金中次》（建木幡经）、《当使部》（念喇嘛经）、《喇嘛此布》（送喇嘛鬼经）等。这些经书是由纳西东巴用纳西文来记载藏语经咒，研究起来很困难，只有请教藏族学者才能真正弄懂。

东巴文中有藏文借字。东巴经中的藏语借词则更多，除宗教用语外，其他用语也不少，如“达”马、“休”鸡、“吐”奶渣、“准”油罐、“苟畏”铁匠、“葱本”藏商、“普”氆氇、“老畏”粗氆氇、“聪巴”藏衫、“窝左”拉萨（前后藏）等等。甚至发现中甸白地有一本东巴经，名叫《劫仇请尤麻天将》，书中还直接夹写有藏文，底下两字为东巴文，读“根”，意为“胆”；读“可”，意为“栅”。这里，、两字全为假借字，应读“根空尤麻”，即“给课尤麻天将”（护法武神），藏文读音可能与“给课”护法神有关。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通文字、经书，总要通过历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的努力才能实现。如约在11世纪中叶（宋仁宗时代），传说白地纳西人阿明曾到西藏学经。13世纪初年的麦宗，则“旁通吐蕃、白蛮诸家之书”。明以后，纳西族地区会藏文的人逐渐增多，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今丽江五区上桥头路北危岩上，有用汉文、藏文和纳西哥巴文合刻的摩岩诗文。直到现在，丽江各处仍可见到用藏文刻在石头上的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即“唵、嘛、呢、叭、咪、吽”。

东巴经书中有关藏族社会生活的内容记载甚多，如在《什罗统本》（什罗历史）中，有丁巴什罗与三个喇同窗学经和斗法的记载。《多格飒》(迎多格天将)中，有“藏族聪本马帮九弟兄，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露宿打野时，丢失一床白毛毡”的故事。《崇邦统》(人类迁徙记)中则记载的更为详细:“老大藏族呀，住到拉萨多肯盘；藏族和盘族相好，跟盘女盘初联姻，饲养白犏牛和白牦牛，播种白青稞和白麦子，住在白帐篷里头，自己过着自由的生活。老大藏族呀，做面偶来烧天香；打白铜低响，念藏文经书;自己祭自己的神主，自己繁衍自己的后代，藏族的子孙多得像江河中的沙石一样。”

东巴画也受到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如八宝画、五佛冠画，从内容到形式几乎和藏画差不多；神轴画中的神像坐画和护法武神画，不仅有内容（神名）相同的，从形式上看，形态部局和色彩也很相似。独具一格的大型作色布卷画《神路图》（恒丁），卷长10米多，宽0.3米左右；场面宏大，结构复杂人物众多；计有360多个不同的人物、神像、牛头马面以及 70多个奇禽怪兽的形象。造型奇特，形态生动；装饰浓烈，色彩鲜艳，显示出独特的原始艺术的自然美，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但《神路图》也深受佛教的影响，因它是东巴专为死者开丧超荐时用之，所以吸收了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说教，将死者从黑暗的“地狱”（尼畏地）拯救出来送到光明的“佛国善地三十三天”去，因此，《神路图》中的“尼畏”“依达”“哈马亦”“许左”等语词，当是藏语音读。   

东巴舞蹈，是纳西族的古典舞，有用象形文字写下的专书舞谱（蹉姆），引起了我国文化界行家们的重视。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先生曾在1983年4月丽江召开的“东巴、达巴座谈会上，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杨德鋆、和发源同志，最近在《舞蹈论丛》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很好的文章，使人耳目一新。这里只谈--下东巴舞受藏传佛教舞蹈影响的一个侧面。丽江地区喇嘛是红教教派，一般每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庙中举行跳神大典，纳西语称“巴蹉”，头戴各种动物假面具，跳起来非常壮观。而东巴教也有类似头戴各种动物假面具的大型舞蹈。1947年在丽江南山汝纳化什罗灵洞举办的东巴教盛会，举行大规模的东巴跳神大典时，就有头戴虎、牦、鹿、鹤、龙、鹏、狮等假面具舞，很显然是受了藏传佛教舞蹈的影响。

三

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藏语古称“绛域”，又称“萨当”（三赕、三甸），在历史上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藏族与内地联系的重要通津。因此，藏王赞普弃都松（器弩悉弄）于公元703年征乌蛮、白蛮途中死于丽江。元代，云南建立行省之后，丽江木氏土知府受到元、明中央王朝的支持，其统治势力及影响，已横跨滇、川、藏交界十多个县， 纳、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加深入。木氏土司大力吸收藏族文化，从明代万历年起到清代乾隆年间，先后有西藏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两人次）和四宝法王来过丽江。于是，丽江也成为滇西北红教喇嘛教派的中心，先后建有五大喇嘛寺以及名闻藏区的文笔峰灵洞静坐堂。土司木增（藏族民间称“萨当汗”——木方天王）还捐资德格地区刻印藏经；并捐赠珠印《大藏经》给拉萨大昭寺。这样，纳西族中也就产生了不少精通藏文的“活佛”和“都巴”，如前滇西北十三大寺总管兼静坐堂开顶大师“呼图克图”圣露活佛，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在经济生活方面，纳西族中也产生了以“磋本余”李荫孙为代表的专门到拉萨做生意的“藏客”,丽江大研镇的“阿迎唱”，也成为专门接待藏族商人马帮的村落。基于以上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密切联系，两族人民在其他文化艺术方面的联系和影响，也更加广泛而深刻。

在绘画艺术方面，著名的明代丽江壁画，深受藏画的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知，并有藏族“画工古昌”参加绘制。

音乐舞蹈方面特别是民间歌舞，也深受藏族的影响。如宁蒗县永宁地区的民歌“阿哈巴老”调，中甸县白地及丽江县大具流行的民歌“阿卡八拉”调，就很有藏族民歌的韵味。又如全国著名的《北京有个金太阳》这首藏族民歌，首先是由丽江师范学校音乐教师禾雨（白族）创作改编、由丽江专区歌舞团演出，先流行于纳西族地区的。藏族著名的民间舞蹈跳锅庄和弦子舞，在纳西族地区也很盛行。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流行于丽江塔城、巨甸一带的“勒巴舞”更为壮观。跳的人数多达二三十人，男女全穿藏装，配以藏语唱词，以弦子和藏式货郎鼓配音，显得十分热烈而豪放。

在纳西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中，有关藏族的内容也有很多反映。如著名的民歌大调（长诗）《公鲁》（赶马调），就有唱述到藏区赶马帮、买氆氇的内容。长诗《蜂花相会》有一种唱法，“蜂”和“花”就出在“拉萨藏经楼”。纳、藏两族人民的历史联系，都离不开铃响山间的马帮，上述《赶马调》从文学方面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侧面；这种生动的例子很多，如一首《渡口由妹管》的民歌是这样唱的：“从上往下来，北方藏商哥；藏哥赶千驮，要过千驮呀。阿喜渡江口，渡口由妹管；客家那百驮，先不要放行；藏哥这千驮，请先来过江！”两族人民在历史上就互通婚姻，今天仍如是。有一首传统民歌《蚕儿吐金丝》唱道：“蚕儿吐金丝，彩丝第一根，引向上北方；拉萨织氆妹，织氆姑娘前。织氆姑娘呀，五彩金丝线，愿织心否？”

四

纳西族自古以来分布于三江流域（雅砻江、金沙江和澜沧江），人口不多（近三十万），西、北与藏族相连，东、南与汉族和白族相连，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既以保有悠久独特的古老文化而称著，又以善于吸收汉、藏文化而闻名，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成为纳西族历史发展的显著特点。如古老的洞经音乐，在内地汉族民间几乎失传，而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仍然焕发着它艺术的春天。忽必烈留下的“元人遗音”通过纳西古乐“白沙细乐”，仍然保持其艺术生命。藏族的许多古老文化艺术，则融合在纳西族文化宝库之中而得到继承和发展。如上述东巴经、东巴画、东巴舞、东巴文学、丽江壁画和勒巴舞等等，无不渗透着藏族古代文化艺术的精华。所以人们说丽江是藏族文化的后院，这个形容并不过分。文化艺术上的这种水乳交融，正是两族人民历史上的兄弟之亲和血肉之情的反映。

在当代，纳西族和藏族的关系更以崭新的面貌推动着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更加团结和进步。众所周知，民主革命时期，边纵七支队中有一支著名的藏族骑兵队。这支队伍是由地下党丽江县委组织，于1949年5月在丽江成立的。开始的40多名战士中，有纳西族战士12人；他们活跃在滇西北高原上，不断发展壮大为解放云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9年7月1日，在丽江民主广场（今体育场）庄严宣告丽江解放的数万人大会中，就有当时西康巴塘地区“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的藏族代表参加，谱写了两族人民战斗友谊的篇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族人民相互支援，团结战斗；在党政、文教、国防等各条战线上，也有不少纳西族的儿女30年如一日，长期坚持在兄弟之乡，受到藏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我们衷心祝愿纳西族、藏族和各族人民之间兄弟团结更加巩固和发展，经济联系更加增强和繁荣，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和昌盛。

原文刊载于《和志武纳西学论集》，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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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和霁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