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彦青 | 乾嘉时期武将“边功”的文化记忆与诗歌文学想象 | 论文 发布日期:2024-07-03   点击数:147  

  米彦青|乾嘉时期武将“边功”的文化记忆与诗歌文学想象|论文

摘要:清代顺康时期的战争主要是统一和平叛,是对原有版图的巩固;道光之后则是与西方列强的战争,多为败绩;而乾嘉时期的战争对拓宽中华版图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多为胜绩。多民族武将在西南、西北、东北等不同疆域的拓边戍守中建功立业。他们在身临其境中对保土安民的思考迥异于书斋中的文人,国家安定与中华民族一体精神灌注其笔下,他们对王朝疆域稳固叙述与抒情基础上的书写,迥异于中唐以来的边塞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史料对于疆土记录的不足,也反映了清朝武人对于中华共同体建构的努力。乾嘉时期这些饱含家国情怀、盛世自信的创作,在让清朝臣民感知边地之重的同时,也逐渐从文化层面认同彼此,从而产生文化自信。

关键词:乾嘉时期 “边功” 八旗诗人 文化记忆 文化认同

边疆是清王朝空间的边,而时间的边就是新旧交替。清代前期外侵未至,然内部矛盾导致的疆域变化斗争时有发生。武将们在西南、西北、东北、东南等边地保疆安民的同时,用自己的诗笔呈现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空间维度下的差异、展示了康乾盛世的雄姿。这些边疆诗作主题迥异于同时代的书斋文士之作,也有别于其他朝代的边疆诗作。“边功”指在边疆地区创立的功勋,既包括战争中的开疆拓土、保家卫国,也包括和平时期戍守边关、保境安民。清代的这些来自于“边功”创建者们的书写,是他们对王朝军事实力的展示、对时代变迁中边疆风俗的观察,以及与王朝政治的深度绾结。“边功”诗人随着时代发展而日益凝贮的疆域认同与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而从方法论上来说,以空间理论对古代文学诗歌创作的跨界研究,表现出文学研究理论视界的开阔品质。这对清代诗歌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因为乾嘉满蒙八旗武将的母语并非汉语,他们不约而同地进行汉诗创作更能彰显此期的文化认同,故本文拟集中于蒙古八旗“边功”创立者的文学作品来考察乾嘉盛世的文化记忆。

一、“边功”生产的历史空间内涵

春秋以来的“大一统”观历经数朝,在清朝依旧延续。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二日,高宗颁谕,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提出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说法,中华一统不仅体现于王朝政治一统,也体现在疆域一统、文化一统、经济一统中。就疆域而言,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间,开疆戍边,建立“十大武功”。这十大武功分别是: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一次平定回部叛乱,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绥靖台湾,招降缅甸、安南,两次平定廓尔喀。除此而外,乾嘉时期为了巩固西藏、新疆地区,陕甘地区,东北地区,时常有战事发生。战事结束后,绥靖边地也很重要,大大小小的“边功”就此诞生。“边功”的获取者,显然都是武人,但因高宗对汉诗写作的宣导作用,乾嘉以来八旗武人以诗纪事渐成常态。因而,“边功”的成就场域常常也是文学写作的空间,武将在此召唤着历史与记忆,呈现对所写对象鲜明真切的感受与思考。

(一)西南“边功”

始于明朝永乐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在雍正帝时期达到高潮。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西南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到雍正九年(1731)基本完成。撤掉了土司,废除了土司制度,改由朝廷派遣的流官直接管理,土司一律内迁为民,加强了中央对西南的控制。但金川地区直到乾隆时期还是在土司的管治之下。大金川,位于今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的上游,即今阿坝藏羌自治州金川县,因出产金矿而得名。小金川,位于今四川省西北部,发源于邛崃山,向西流到丹巴附近入大金川,沿河产砂金。大、小金川地区近控川边,远扼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因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乾隆十一年(1746),历时29年的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开始。战争从乾隆十二年(1747)持续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前后有两次大的战役。第二次战役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大、小金川进攻邻近土司,与清军交战。乾隆帝下诏二征金川。清廷先派温福统兵进剿,兵败未果,改任阿桂为帅,战事持续5年,最终平定了大、小金川。乾隆朝的两征金川,标志着从明中期开始的“改土归流”政策终于取得了成功,稳固了清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

多年的征战中,作为彼时清军主力的驻防八旗被频繁调动。乾隆三十八年(1773),荆州驻防被调征金川,52岁的白衣保以参军协领的身份随军出征。所谓“平羌水畔三除岁”(《和静庵秋夕见怀元韵次章兼述旧游盖不忘穹庐夜话时也》),正如诗人自注“余癸巳秋从征金川至丙申春凯旋军中,凡三度岁”。三年战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在诗人诗集中也只占一隅,然而,“短衣匹马客天涯,独对东风感岁华。孤馆有时闻塞笛,乱山何处访梅花。不妨藉草沽蛮酒,随意燃炉试蜀茶。珍重匣中三尺剑,壮怀好向故人夸”(《军中作》)的书写,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武者的壮怀激烈,更有诗人的诗情史意。白衣保在《鹤亭诗稿》卷四留下的《军中作》《次韵赠静庵》《军中五日》《秋夜四首》《晓行》《移驻妖树坪即事》《将归与沐静庵夜话》等诗作,使读者更加清晰了解战争中的将官如何忠勇奋战、如何思念家乡,诗笔记载下的三年西南边陲征战生活,其间的家国情怀蕴藉有力。

相比四川,同属西南边陲的贵州虽然僻远,偶有苗民起义,但总体尚属和平,因此用心治理属地,使之富强繁盛就是地方官的“边功”所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国栋赴京陛见高宗,写下“夜郎三载听芦笙,真见当年怀葛情。最是难忘新雨后,雪崖洞口劝农耕”(《丙申仲夏将入觐赋诗志别》),三年西南偏安,古夜郎国所在的贵州百姓淳朴,新雨后劝耕虽然只是地方官偶行的日常事务,但依旧也可以见出这里的边地风貌。

(二)西北“边功”

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疆统一,大一统局面告成。在此前后,高宗或作诗文,“重熙累洽诚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时”(《元旦试笔》其二);或发上谕,“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当与中外臣民共之”,集中表达了他对清朝进入“全盛”时期的判断和对臣工后辈须因循守成这一基本为政方针的要求。

乾隆五十五年(1790),和瑛由四川按察使调陕西布政使。乾隆癸丑(1793)冬,和瑛被授予副都统衔,充西藏办事大臣。在他就任前夕,乾隆十大武功中的最后一件完成,清廷平定了廓尔喀两次侵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入侵后藏,洗劫扎什伦布寺,清廷派福康安、海兰察平叛。次年(1792)三月,福康安大军抵达后藏,八月叛乱最终平定。和瑛在前往西藏路上听闻消息,写下五律《喜闻廓尔喀投诚大将军班师纪事》六首,就是对这一史事的记载。其一其二赞扬王朝劲旅一年平叛;其三赞扬军队作战勇敢;其四在对大清军队勇武赞赏的同时,也申明西藏是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五补史之缺,末句诗下自注:“红教喇嘛沙玛尔巴抅衅伏诛。其寺在阳巴井,事定后毁其寺迁其徒众。”将正史中没有详载的叛乱中发生的小事,以诗歌形式记录下来。而早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瑛写下《嘉平月护送参赞海公统军赴藏四首》记录他在属地护送海兰察大军过境,也表达自己对于海兰察率军由青海入藏平叛的喜悦之情。

和瑛是清史上有名的边疆重臣。科举入仕为宦凡五十年,其间在藏八年,先后驻节新疆七年,任职边疆的十五年在他的整个仕宦生涯中为时最长,其政绩彰著于边陲,他虽然没有亲自统兵作战,但新疆、西藏在乾嘉时期摩擦不断,作为负有绥靖使命的封疆大吏,他的“边功”更多体现在日常事务中。如:“护理陕西巡抚、布政使和宁奏,前因进剿廓尔喀,往来文报紧要。陕省地方安设正腰各站,添派员弁,多备马匹。现军务已竣,文报渐稀,先经将各站减彻一半……得旨嘉奖。”“谕军机大臣等,据和宁奏,唐古忒番民刃毙廓尔喀商民,审明正法一折。所办甚是。”战事频繁时,军需装备往来调动需要跟上,战争结束又需要及时裁汰,唯此才能保证边疆日常生活的安宁。当然,边地民风剽悍,处理大小边民冲突也是边疆大吏的工作职责。和瑛的“边功”不似其祖先,并非是在战场上获得的,他常常在战争之外,然而其旨归与战争之内一样,都是保境安民。《清史稿》称他“久任边职,有惠政”,显然对他的“边功”是认可的。

和瑛子壁昌在西北的足迹较之父亲更为广远。道光七年(1827),壁昌从那彦成赴回疆前往喀什噶尔办理善后事宜。道光九年(1829),擢头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壁昌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月,为第一任叶尔羌参赞大臣。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署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充乌什办事大臣;九月,调任凉州副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调任阿克苏办事大臣。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任察哈尔都统;十二月,任伊犁参赞大臣。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任陕西巡抚离开新疆。在新疆二十余年,任职南疆在壁昌的仕宦生涯中为时最长。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在南疆叛乱,清廷命伊犁将军长龄与陕甘总督杨遇春等领兵平叛,收复叛军占领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一年后张格尔兵败被擒杀。壁昌写于道光七年(1827)的《出嘉峪关口占其初出也》就是对这一事件的记录。所谓“去春三帅天戈启,克复四城轻弹指。只因遁走元恶回,封章告捷君不喜。悬爵待赏授方略,先声不战追贼魄。生擒首逆张格尔,佳哉效顺伊萨克”,称颂将士们的忠勇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平定叛乱、国家恢复安定统一的喜悦。而“孰云西域多劳苦,自古公侯出于此”,则表达了自己不辞劳苦安边定邦之决心与封侯西域之愿景。次年,对边庭已有了解的壁昌,在重阳佳节登高写下七律《戊子重九登徕城最高亭》,张格尔叛乱在这年得到彻底平定,诗人意兴高昂,以豪壮之笔盛赞“虎士功成”。诗作意境浑融,意象鲜明,无论是白云、雪山、塞雁、寒鸭这样的自然景物,还是虎士、天马、龙沙、出猎这样的边庭人文景观,乃至匝地戎羌这样的民族用语,久安长策这样的政治术语,都能在诗歌中被恰如其分的运用。

西北地区不只是新疆、西藏的疆域稳定维系着清朝的国土安危,青海也是其间密不可分的组成,所以海兰察入藏从青海进入,而和瑛此后在西藏、新疆渡过的十五年,也从经青海数趟。在他之后到来的蒙古族“边功”记录者就是文孚了。“终南塞天地,历遍马蹄间”(《奉使西晋喜逢方葆岩中丞》),嘉庆四年(1799),35岁的文孚,从那彦成赴陕西治军需。在这首诗后,他自注:“乙未岁,余偕中丞随释堂大司空剿陕匪,戎马驱驰终南诸山中入阅月”,乾嘉时期虽然尚有盛世余音,但陕甘之乱平定后,跟着又有川楚之乱。八旗士子则依旧在戎马倥偬中记述“边功”。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文孚充西宁办事大臣,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青海的肃杀广袤与文孚的蒙古血脉相结合,使得此时文孚的很多诗作都在吟咏战功,怀古诗也多在歌颂名将,如《周将军遇吉》《秦良玉》等,但他心里依然明白安定天下还是需要文治,“九重若访安边策,循吏由来胜甲兵”(《观青海图作两首》),“守险莫如德,古贤有遗铭”(《青海塞上作》)。据《清史稿》载,文孚疏言:“青海蒙番,重利轻命。自来命盗诸案,一经罚服,怨仇消释。若必按律惩办,不第犯事之家仇隙相寻,被害者心反觖望,相习成风,不可化诲。溯蒙、番内附以来,雍正十一年(1733)大学士鄂尔泰等议纂番例颁行,声明俟五年后始依内地律例办理。乾隆年间叠经展限,兹复奉命详议。臣以为番、民纠结滋扰,或情同叛逆,或关系边陲大局,自应从严惩办。若其自相残杀及盗窃之案,向以罚服完结,相安已久。必绳以内地法律,转恐愚昧野番,群疑滋惧,非绥服边氓之道。”绥靖边地亦是盛世和平时期“边功”创立者的主要事务。在政务之余,文孚任西宁办事大臣时写下了《丹噶尔行馆》《宿东科尔寺》《过日月山》《观青海图作两首》《晚到哈尔海图》《青海二首》《青海塞上作》《塞上遇润圃二侄却赠》。尤其是其《青海塞上作》,从历史的时空中叙述青海的地理位置及战略重要性,写出青海目下的安宁,及德政的重要性。三年湟中岁月后,文孚被召,离别时写下“筹边自愧无长策,敢道离家岁月深”(《余承乏湟中三载兹蒙召还遂成四律志别》其一),可见西北边备在“边功”创立者心中之重,在清朝疆域之重。

(三)东北“边功”

东北是清朝龙兴之地,乾嘉年间的这里,较之西北、西南地区,显得和平很多。因此,乾嘉文武之才来到这里处理的政务,与战事并无关联。

松筠是清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曾于乾隆五十年(1785)往库伦治俄罗斯贸易事,事历八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道光二年(1822),两次出任吉林将军。还曾任盛京将军、热河都统,其间又在驻藏办事大臣任上供职五年。从嘉庆五年(1800)至十八年(1813),先后三次任伊犁将军,在此度过九个春秋。此外,还历任察哈尔都统,两广总督之职。其宦海生涯五十二年,一半以上时间都在边疆。故《清史稿》称他:“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松筠的诗作主要有《西招纪行诗》一卷,《丁巳秋阅吟》一卷,及《绥服纪略图诗》都是记录他的西北“边功”的,而他在东北地区任职时间也不短,“边功”亦可见于同时代人之诗作。

乾隆五十九年(1794),文孚随松筠来吉林处理事务,多年后他写下《乾隆甲寅余随湘浦参知谳案吉林草木蒙茸之区尚多道光戊子使车再来满目牛山矣又闻伯都讷围场近已招垦惟三姓等处四场尚存乃服前人用意深远》,在赞美辽东风俗淳朴、兵农本不分的古制对于清朝政权形成中所起作用的同时,也对东北拓垦、流民日多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并在诗末提出为官需要常守筹国计。“边功”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告诫后世的史识。

吉林作为八旗根基之所,民风崇武,正如诗人所述:“不耐学书识姓名,六钧弓力尚嫌轻。一声霹雳惊空谷,长白山前射虎行”(《吉林健儿吟》其二),游猎起家的吉林健儿,身手矫健,“一骑骅骝飞草上,不歼麋鹿不回头”(《吉林健儿吟》其一)。在京师的八旗子弟与都邑驻防中的八旗子弟都以参加科举为荣,崇文风尚盛行的乾嘉时期,吉林健儿依旧守护武人本色,这是“边功”写作者不曾想过的问题,但显然,诗人也以功成名就的将业为不世之业,所以文孚在东北一再写下的“网散霜鳞集小市,猎还山雉满征鞍”类的诗作,字里行间闪烁的是他内心对于祖业的敬意。《国朝龙兴东土名将如云二百年来英才辈出今行辽阳道中遥瞻昔贤故里敬成一律》《伯都讷道中》《齐齐哈尔偶成》都表达了这样的情愫。

清代武将多好诗文的文学氛围对蒙八旗儒将白衣保、国栋、文孚、松筠、和瑛、壁昌等人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们虽然是少数民族将领,但从小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使用汉语,写作汉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阅读他们创作的古近体诗,除了可以看出其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外,诗歌大都出语豪迈,格调刚健,深合“儒将”本色,尽显国威,可知乾嘉八旗边将确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和鉴赏能力。

有清一代,边塞战争接连不断,涌现了很多的神勇名将,而乾嘉时期不同边疆空间迁转的这批“边功”记录者,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他们处于清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之上,也亲手推动着盛世王朝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他们创造并记录了清朝最后的鼎盛繁华。他们的大大小小的“边功”记录及文学创作改变了中国古代史上盛唐之后边塞诗的创作风貌,彰显了八旗将士与军幕文士的诗歌气象与人生轨迹。

在历史的时空中谈论“边功”诗作,边塞诗自然是不可规避的话题,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他们的写作都会被纳入边塞诗中。乾嘉诗坛创作边塞诗者颇多,包括乾嘉时期的大家吴兆骞、纪昀、洪亮吉、王昶等,都有边塞诗传世,但大量的军功创立者加入创作队伍而呈现出边塞诗的繁荣,这一特点是迥异于历代边塞诗的。故而就创作主体而言,清代边塞诗的作者有八旗将士、军幕文士和一般诗人的不同,因此对于战争的认识,诗歌的表现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在边塞诗最为繁荣的盛唐就屡见不鲜。作为盛唐时期的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入幕哥舒翰,岑参入幕封常清,高适和岑参都曾是军幕文士,他们的诗作都是战争状态和军幕生活的真实记录,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非军幕文士写作的边塞诗则以泛咏边塞与战争见长,他们的诗作因为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故而诗作中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和对政策的批判,这些状况在历代的边塞诗中都存在,乾嘉时期也不例外,但有所不同的是,乾嘉的“边功”写作者,都是文武兼备之才,故而他们并不仅仅作为军幕文士而存在,他们的边塞情结与过往的边塞诗人或者与彼时的边塞诗人在程度和趋向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考察乾嘉时期稳定新疆,平叛西藏,大、小金川战争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前后,从诗坛“边功”书写者书写背后的历史意识,可以发现乾嘉时期这类“边功”创立者们,如同汉代的李广、苏武,唐代的哥舒翰、封常清们一样,他们在旧史记忆和现实政治之间,显示出强烈的政治隐喻和现实观照,但汉唐将领的悲剧结局使他们的诗歌艺术感染力与乾嘉“边功”成就者的书写大为不同,展现出历史对照模式下的文学张力。乾嘉边事不断,以岳钟琪、任举为代表的汉人将领,以国栋、文孚父子,和瑛、壁昌父子,松筠、白衣保为代表的八旗将领的边将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也影响了边塞诗的发展方向。白衣保先人从龙有功,世授云骑尉。白衣保在乾隆元年(1736)年15岁时入国子监学,27岁由京城镶黄旗蒙古印务章京升授荆州镶黄旗蒙古佐领,次年(1749)至荆州就任,在乾隆癸巳至乙未(17731775)年间随军参加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他是典型的战时武将。乾隆七年(1742),21岁的国栋考中进士。历任四川潼川蓬溪县知县、四川重庆府涪州知州,贵州按察使、布政司、臬司等职,于西南边陲任职十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以61岁之龄赴阿克苏任办事大臣,65岁卒于任上。国栋是蒙古八旗中的第一个进士,在武将勋名家族中他以文才特出,而不以战功显赫立身,但乾嘉盛世中的边陲依旧需要有人默默治理“,边功”从来都不是只有战事才能获取。国栋子文孚,由监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历山海关副都统、马兰镇总兵、锦州副都统、军机大臣等。道光年间加太子太保,晋太子太傅,拜东阁大学士后转文渊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赠太保,谥文敬。其间在西北边地近十年,在东北边地三年有余。松筠、和瑛是守卫新疆、西藏的名臣,两人都曾在西北边陲戍守近二十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松筠于19岁时由翻译生员考补理藩院笔帖式踏入仕途,道光十四年(1834),命以都统衔休致,六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曾任职新疆十二年、西藏五年、内外蒙古六年、东北五年,在大清的西北、东北、正北边陲立下无数“边功”。和瑛子壁昌由工部笔帖式保送引见,“起家县令,洊擢监司。三出峪关,经营西域,守孤城,知兵最深。旋镇八闽,开府江左”。在西域近十五年,以其显赫功绩,入清史守疆名臣之列。

因为身份的确立与乾嘉盛世余威,这些“边功”记录者大抵都有比较好的心态。因此,从“安史之乱”后边塞诗中挥之不去的悲壮的怒吼、凄凉的哀怨、迷茫的叹息,因为清朝盛世“边功”将领的写作参与,重新让位给了似盛唐边塞诗所表现出来的宏伟的气魄、高昂的格调、开阔的胸襟、远大的抱负,使得中国边塞诗重新展示了一个高峰。但仅从历史的时空中来看待“边功”诗作,其内涵的昭示尚有重史之处;从文学的层面上,“边功”的文化记忆与诗歌的文学想象才更加凸显。

二、“边功”创作的生命体验与文化认同

蒙古为马背上的民族,其赫赫武功广为人知,乾嘉创建并记录“边功”的蒙古儒将祖上多凭借军功起家。白衣保进身由军职。松筠、和瑛之父祖均担任过武职。文孚、壁昌因祖上军功显赫世代簪缨。这些儒将立有“边功”后,其整体走向大致有二:有的因承平日久逐渐偃武修文,并成为科举世家,和瑛、壁昌家族正是其代表。有的屡立“边功”,多有显宦,且绵延时期更为长久,国栋、文孚家族是其代表。探寻乾嘉时期这些“边功”诗作的创作者,或为边疆大吏,或凭军功立威,均能悠游于翰墨,用传统的诗词文赋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饱含文化记忆与文学想象,也反映了蒙汉民族文化之交融深厚。从这一意义上说,八旗士子因任职边地而写作的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远超他们的试帖诗与交游诗。那么,如何认识这些“边功”创立者们在写就这些诗作时的生命体验,又如何看待其间蕴涵的文化认同呢?

首先在表现内容上,清代蒙古的“边功”文学书写充实,扩大了古代山水、纪行、边塞文学的版图。边疆是可以让这些“边功”创立者们安身立命之地,这里的宦海奔波是给他们带来成就感和意义感的生命活动。在边地的时空迁转中,“边功”创立者们得以饱览边疆风物,体味域外风情,他们的“边功”诗作,也含有大量的公务余暇的山水纪行诗作。这些作品因地制宜,自然与同时代人诗作中以中原风土为主要描摹对象的创作主题不同,格局亦不同。

和瑛科举入仕后抚绥封圻,因“老成勤慎,宣力三朝……予谥简勤”,他的诗作是己身在边地政治宗教间折冲樽俎、山水风土中流连盘桓的体验之作。和瑛在边疆留诗370首,其中西藏210首,新疆66首,东北94首。这些描写边疆风物的诗作中蕴涵着和瑛的“边功”写作特色。和瑛的新疆“边功”诗作《甘州歌》展示了边疆的荒寒和不畏荒寒的“边功”创立者,《巩宁城望博克达山》呈现了边疆的静美和偶尔在静美中休憩的边疆将士,《观回俗贺节》写出了边疆的典型民俗风情及风俗参与者们安享的民族团结之景,《宿库车城》写了库车作为古龟兹国所在地的千佛洞、唐壁经、汉城垒等文物古址。和瑛的西藏“边功”诗作《喜闻廓尔喀投诚大将军班师纪事》描写乾隆年间被驱逐的尼泊尔入侵者推诚服输以象交好的情形,《金本巴瓶签掣呼毕勒汗》描写金瓶掣签选达赖、班禅的情形,《大招寺》《小招寺》《布达拉》描写了这几所藏地著名寺庙建筑的由来与唐代吐蕃松赞干布和汉女文成公主成亲的史实,《木鹿寺经园》通过描述木鹿寺经园中多种文字的佛经,礼赞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和瑛的诗作多具有“补舆图之阙”的价值,而有补史料正是“边功”写作的一大特色。和瑛在西藏任上曾多次会晤班禅并作诗纪事,如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晤班禅额尔德尼》,写于嘉庆元年(1796)的《班禅额尔德尼共饭》《班禅额尔德尼燕毕款留精舍茶话》《留别班禅额尔德尼》等。他在新疆时写的七言古风《题巴里坤南山唐碑》,介绍了古高昌国址和高昌国的134年兴衰历史,描写唐代统治期间新疆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衰以及中央王朝平定反叛、刻碑记功的过程,强调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念更为突出鲜明。《叶尔羌城》《哀叶尔羌阿奇木阿克伯克二首》等也是同类题材。因此,和瑛在其诗作中蕴涵的文化记忆功能,与其文学想象之才性,都凝贮于“边功”诗作中而被存留。和瑛的诗作从多维角度通过对边地政治与宗教、文化与文学的融通描绘,将乾嘉时期多民族融合的人文精神和生命体验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创作出宏阔雄健的诗歌。

松筠是与和瑛一样戍守西藏、新疆多年的封疆大吏。《西招纪行诗》是其乾隆六十年(1795)任驻藏大臣后所作纪行诗。自序云:“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边,自前藏启程,经曲水过巴则、江孜共十日行抵后藏,由札什伦布走刚坚喇嘛寺、彭错岭、拉木洛洛、协噶尔,过定日、通拉大山,共行十一日至聂拉木,又由达尔结岭西转,经过伯孜草地、巩塘拉大山、琼噶尔寺,南转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济咙,仍旋宗喀东北行十日,还至拉孜,入东山,一日至萨迦沟庙,自庙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刚坚寺,还至札什伦布。往复略也。”“自序”中所载松筠巡边所经之地所用时间详实,如果按来时的速度回到拉萨,这次巡边共用了五十余日。可知,“余因抚巡志实,次第为诗,共八十有一韵”的《西招纪行诗》的写作也应是五十日左右。《西招纪行诗》为考察乾嘉时期西藏地理人文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诗中有涉地名诗句“曲水岩疆道”则后注:“曲水地名。自前藏西南行一日宿业党,又行一日宿曲水。曲水者,东西双溜纡回湍激,故名。此地东来之水曰藏江,其源出拉萨东北,西来之水曰罗赫达江,其源出冈底斯雪山,二水汇此,曲折东南,由工布入南海冈底斯,即所谓鹫岭是也。山在藏之西北极边萨喀阿哩布陵境上。”水地记载极其详尽。人文宗教方面记载亦多,如有对藏地佛教僧人的评价,有对年少的七世班禅丹贝尼玛儒家情怀的赞扬等。乾隆六十年(1795)完成的《西藏巡边记》,详载了当时松筠巡边所行路线、山川险要、沿途见闻等,与《西招纪行诗》互为补充。

作为藏地大臣,松筠留心文教农事,祁韵士记载“灌溉新开郑白渠,沃云万顷望中舒”,并自注“伊犁旧无旗屯,嘉庆甲子,松湘浦先生创为疏垦,岁收稻麦甚多”。可见时人对于松筠的“边功”感知深切,后人亦明晰这些“边功”创立者们在生产“边功”的同时,也在创造艺术的生命力。“卫藏自康熙季年设王宫,以大臣镇之,打箭炉外悉设邮站。和泰庵《西藏赋》外,松湘浦相国、颜惺甫尚书有《纪事图》诗,王我师、马若虚诸人,则从事幕府,作为篇什。”《西招纪行诗》云:“后之君子,奉命驻藏者,庶易于观览,且于边防政务,不无小补。”作为“边事”身历者,松筠、和瑛等人在“边功”诗作中,心灵自如流淌,生命体验着溢出儒教规训的诗情史意。

《丁巳秋阅吟》是松筠嘉庆二年(1797)巡边时写就的纪行组诗。“前则综述,后则分论,自注复述其经过,不独明其里程,亦可得知巡边抚恤情况。”诗如《达木观兵》明确反映清朝对西藏武备的看重,《江孜》描述了驻藏部队演习的威武之姿。撰写于道光三年(1823)的《绥服纪略图诗》一卷,是松筠任职边疆的又一诗集。“自序”云:“余既作西招纪行图,缘述北漠库伦所事而兼采西南沿边见闻,复得八十有一韵,名之曰绥服纪略图诗。”程振甲序曰:“疆臣之经理其地者,类皆留意抚循。于山川能说、登高能赋之旨未遑也。我湘浦先生起而修之于伊犁,已有成书,于俄罗斯复得八十一韵。允文允武,渊乎懿哉。是诗之行也,将见习国书者,人写一本进之汗,其汗征言:于国之黄发日,中国有大圣人曷往归之,中国之贤侯大夫美政事能文章,曷往左右之?夫乃知风人之旨与仁人之言感人深也。又岂区区为掌故计哉?”恰如程氏所述,似松筠这样美政事能文章的清朝“边功”创作者,他们在边疆的日常事务中发现了文士遗漏的表达,那些“边事”里的色彩和声音是清朝巩固国土、彰显文化认同的独特存在,是“边功”创立者们才能展示的生命律动。

道光辛卯(1831)十月,壁昌被任命为叶尔羌参赞大臣,驻地自喀什噶尔移驻叶尔羌,写下《辛卯嘉艺城筹边作》。诗云:“从征来异域,秉节守羌戎。洁拟达班雪,雄称戈壁风。恩威万里布,忠信百蛮通。地广资民佃,天高待物丰。久安无善策,生聚有奇功。屯戍兵堪备,何如定远翁。”东汉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平定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东汉的疆域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封定远侯,世称“班定远”。汉后诗人常在诗作中以班超为楷模表达自己建功边庭的情愫,壁昌也不例外。道光二十年(1840),时任阿克苏参赞大臣的壁昌,奉诏离开南疆,《温宿奉召还都》中“满车所载无他物,半是刀矛半是书”,彰显了这位守边重臣书生兼武人的本色。然而,十二月壁昌又授命回到南疆,并接连写下两首和玉门关相关诗作《四出玉门操至五凉复为伊犁参赞》《入玉门志感》。道光丁亥(1827),初次奉使来到西域的诗人,十八载岁月,八次度过玉门关,而刚刚辞别南疆又从家园重返的心境无论如何都是有些苍凉的。所以诗人对着这座象征边塞的关镇,发出沉重的人生喟叹。不过,这样的心绪是暂时的,次年,作为伊犂参赞大臣的壁昌就上奏清廷,“伊犁三道湾续垦地亩,共交三色粮二万四千石”,而这恰是“边功”诗人有别于一般的边塞诗人之处。

壁昌传世别集仅有《星泉吟草》一部,收诗九十八首,另有《题担秋图》《画虎歌》二首。在百首诗歌中,十几首西域诗占比虽然只有十分之一多,但却见证了壁昌生命中重要的年轮。“筹边兼战守,画策寓兵农”(《病中口占》)是其南疆生活之常态。壁昌是一位注重兵备的武将,他根据其亲身体验,著有《叶尔羌守城纪略》《守边辑要》《牧令要诀》《兵武闻见录》等书。其中,在福州将军任上追忆守疆事略写就的《叶尔羌守城纪略》的史料价值尤高。因为其所写不仅是战事,且记载了南疆善后的措施,如叶尔羌屯田等,可与《清宣宗实录》《清史稿》《叶尔羌乡土志》等有关史料相印证。所载史事较《圣武记·回疆善后记》要详备得多。《守边辑要》是道光十一年(1831)所写,内容为玉素甫叛乱时维吾尔人的反应、守御叶尔羌的方法及一些善后主张。当时就誊写分发南八城,供大臣参阅,并曾在西安等地传播,后与《叶尔羌守城纪略》合刊传世。

除和瑛、松筠、壁昌之外,其他蒙古“边功”创立者们同样用诗笔描绘着中华的广袤版图,用汉诗表达文化认同。“边功”创作者在无意识中把清朝历史与民族意识在边疆叠合认知并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延续性。因为或通过武力战事或通过绥靖管控下的边地是清廷化育下的边地,或源出八旗蒙古或源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甚而中原汉族军士,是边地共同的主宰者,是规约边地百姓生活的管理方,所以当面对疆域边地时,管理者一方与被管理者一方,无论民族身份、阶层身份都不是单一的,某种程度上,叠合认知后的这个区块中的管理者们的思想和见地与王朝的政治倾向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在见诸于诗文后不期然地形成了文化认同与疆域认同。

其次,“边功”创立者们记录下的史事与诗史是乾嘉武者对诗情史意的追索,他们把边地的文化记忆和文学的想象融通交汇,让事件得到最好的展示。

“模糊一枕还乡梦,慷慨千军出塞歌。”(《秋夜四首》其一)即便激烈的战事中,白衣保也不忘写下看到的异乡异俗。他的七律《移驻妖树坪即事》记载了西南平叛的插曲,不过,更有意味地是诗前小序,叙述了事情的成因。“妖树者,即促浸之风水树也,树在勒乌围之西,朗谷之北,孤邱耸起,一树挺生,贼众岁时祭祀,男女罗并,盖借其荫庇焉。王师至,伐其树,移荆兵驻于此,嗟乎,索诺木以一土司敢于抗拒天朝者,非惟恃其险远,抑亦溺信妖妄,谓风水萃于斯地,天兵不能飞越也,一旦尽其根株,势若拉朽,尚何风水之有哉,目为妖树,谁曰不宜?斯盖凶渠授首之兆欤,志以此,供识者一笑耳。”滋事土司以岁时祭祀巨树,就可以被其荫庇来号召信徒,清廷荆州兵驻扎此地后,伐倒“妖树”,斩截妖术。诗人记叙此事,宣谕王师力量,也让后人看到彼时民间信仰如何行走在巫术边缘。

当西南地区的白衣保斩断“妖树”断绝小金川的滋事土司蛊惑百姓之根时,西北边陲的和瑛写下的《突厥鸡》诗也让读者明了在边疆风物中不同寻常的“边功”隐喻。据说和瑛《突厥鸡》的写作源起,是因为“天聪七年,沙鸡群集辽东,国人曰:辽东向无此鸟,今蒙古雀来,必蒙古归顺之兆。明年,察哈尔来降。乾隆癸酉、甲戌,连年冬月,京师西北一带,此鸟群来万计,次年,准噶尔来降”。即便是像和瑛这样颇有文才的诗人,“边功”依旧是最让他萦怀的。所以此种突厥鸡的神秘性必然会围绕国家安宁、叛军被招降出现。

海登·怀特指出:“多数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戍边诗人的“边功”写作因其生产者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记述大抵与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有关。“事件之于诗史不是研究目的,目的在于探究事件关涉者‘诗人’这一主体的心理感兴,事件诗史本质上是情感史,终极所归仍在于文学性。在事件诗史的研究中如果能够将‘人’和‘事’的情感特质发掘出来,使诗歌的文本特征、艺术美感——更多的是悲剧美和孤独感——得以鲜明呈现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无疑具有探索和实践的价值。”白鹤亭以忠勇称,于公家事竭尽所能,但仕途困顿。《鹤亭诗稿》富谦序云:“癸巳随征金川,又缘兵家事革官,先生乃誓众激以忠义,率三百敢死士由北路冒险直进,身受重创,绕至西路毁巢擒渠,以功复旧任。”《荆州驻防八旗志》载:“乾隆间,金川乱,将军兴肇奉命带兵协剿,保以协领参军务,至刮耳崖,巉岏窄逼,上出云霄,人从怪石中蛇行,稍欹侧,头面触岩,血涔滴,众莫敢进。保率前锋穆克登扪萝越他山,尽得其险隘,绘图呈将军,且陈方略,一鼓平之。”《荆州府志》中的相关记载与此大致相同。而诗人的《予六十初度谭晓墀有诗见赠兼惠酒米依韵奉答并邀小酌是日微雪》之“忆昔从军雪岭西,鸟道微茫通一线”叙述的就是这一史事。

中国古代的边塞诗,自有其审美特质。但没有到过边疆或者没有戍守边疆的文人们写出的非自然状态,不易有天然之色。“边功”创立者写就的边塞诗歌,是从戍边角度出发来观察边疆,以及自己踏勘的疆域万物如何生长的,他们的文字中呈现的是生命体验的世界。因此,当我们透过清代乾嘉“边功”诗歌中呈现的大大小小的边庭事件,挖掘诗歌文本的文学性和情感性,了解创作者的心态与诗歌的艺术特质、诗歌品格,感受武将诗人们从精神到审美如何放逐自己的梦想,获得的不仅仅是他们独步文坛的资源,更有精神的光泽。

 

三、“边功”创作的诗人心态与诗歌品格

我们在清代大多数的文士中看到的去往边地的诗人都是脆弱失败的诗人,尤其是行止在陌生的西域边陲,如“渐惯骑乘病也痊,可知命合戍穷边”,边塞文学版图也因此趋于平面化、单一化。乾嘉的武将诗人们异于当代诗人的部分,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边塞文学创作中的另一种资源。乾嘉时期这一既为武将亦是诗人之群体,他们作为诗人的品质常常令我们在阅读时感到陌生,他们穿越庙堂、行过边地,最终都在笔下的诗作中找到了心灵的安宁之所。阅读这群诗人诗作,我们感到的是自信、勇敢、骄傲和希望。

他们也有偶尔书写痛苦与焦虑的诗作,但更多时候,生活苦痛只在这些诗人的字里行间一闪而过,较少作为诗集主体。这样的他们并非是掩藏了日常的自我,而是因为军旅生涯带给他们战绩和自信。他们常常以士兵的勇敢对待痛苦。他们的诗作具有某种英雄性。他们也似乎在有意识地寻找英雄性。在英雄主义视角下,日常生活的痛苦也变得可以忍受。“随处移居得暂留,异乡土俗亦相投。蔓菁入馔甘于芥,氆氇裁衣暖胜裘。入险岂知今出险,无愁那用酒消愁。青葱一树须臾耳,风水何曾得到头。”(白衣保《秋夜四首》其二)偶尔,他们也会有“晚年学得安心法,不读兵书读道书”(白衣保《雪夜二首次襄亭韵讳明赞》)的喟叹,但这只是生命中的最轻微的叹息。白衣保在《次韵赠静庵》写作中,颈联“英姿飒爽夸秋隼,懒态浮沉笑海鸥”以两种禽鸟入诗,以英姿飒爽的“秋隼”对比懒态浮沉的“海鸥”,一“夸”一“笑”这两个动词,将在边地建功立业的武将风姿与内地随俗俯仰的世人情态鲜活地展示于笔底。

和瑛在藏地八年,其间走过无数险峻山地,但他面对困境大抵都是乐观的,在“晓渡三坝山,俯仰如桔槔。兀坐篮舆中,冰珠生睫毛”的寒苦之境,当“革橐出腊脯,银瓶倾玉醪”之时,诗人就有“幽人快奇兴,莫当寒虫号”(《小歇松林口》)的心态。在《中渡至西俄洛》时,诗人面对“冰窖”一般的冷冽山水,且“多劫盗”的环境,依旧能够有“粲一笑”的乐观精神。诗人在严寒中依旧对诗歌写作葆有旺盛的精力,“砚冻墨不濡,指直笔攲倒。今夜莫吟诗,吟诗定郊岛。”(《宿头塘》)而其《秋阅行》更写出了带有飒爽英气的诗情史意,对于廓尔喀被打败后使臣的谦恭,以及西藏永在清朝版图中,任何侵略者都不能觊觎的保疆决心一览无余。“方今四海为一家,白霫黄番尽赤子。勃律廓喀不设险,无人敢窥虎落鄙”“我朝山海效灵日,启关不费天戈指。”(《出山海关作长歌》)展示的不仅是和瑛,也是清代的“边功”创获者们共有的“控弦边塞”的豪迈心境。疆域的拓展,引起了诗歌书写的变化。他们以将士的豪情书写内心的诗情,乾隆年间的疆域不只是清朝版图中最辽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之最,行走在自己奋斗得来的土地上,这些“边功”建立者不只有自豪感,更有对于疆土的体认、突破了关隘的限制,他们在诗中展现了边塞的勃勃生机,对清代构建的四海为一家、天下大一统的局面进行歌颂,彰显了清代诗歌的独特之处和耐人寻味的一面,在他们的笔下,家国情怀通过“边功”创立中的怀乡诗得以勾连。

八旗将士在边地保疆,但武人的生活中并非只有战事,在时间的缝隙里,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回望过往,而情感也就在卫国之地的边疆与思乡怀人的故乡间流转。

金川战役中,白衣保曾在《军中五日》里写下在军中渡过“天中节”的景况。天中节是端午节的别称。白衣保随军入金川,不能在家度过端午节,然而家园的记忆是清晰的。所以他在首联明言“又是天中节,军中景物殊”,颈联也呼应了首联,以“夏雪裘为葛,秋霜剑是蒲”说明军中的不同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颔联,“谁萦长命缕,不佩辟兵符”以疑问句式和反语强化了“长命缕”“辟兵符”,这些是萦绕在诗人心中的端午节必佩之物。长命缕,又称“五色缕”,原是一种五色丝绳,由汉代朱索演变而来,为过端午节时的门户饰物。《后汉书·礼仪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后用于缠臂,以示辟邪。《太平御览》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的记载。宗懔《荆楚岁时记》曰:“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也提到荆楚:“以五彩丝系臂,辟兵鬼气,一名长命缕,今百索是也。”白衣保早年从京师来到荆州驻防,从此诗中可以看出,他不但熟悉荆楚风俗,而且引以为故乡风物。作为荆州驻防八旗将领,他的军中故乡纪怀诗作,较之清人“旧内谩悬长命缕,新宫徒贴辟兵符”(吴伟业《宫扇》)的习用,显然更多了真切的怀想。

白衣保用诗笔写下的故乡风物怀想成为文化记忆中的取景框,他让诗歌的想象有了安放诗心的空间。而这空间和时间交织的经纬不期然地打磨出了乾隆年间“武功”中的一帧画图,国之壮怀激烈的悲情与家之长沟流月去无声的安宁既矛盾又和谐地共存其间,让惨烈的武人建功之所有了一霎间的温暖底色。几十年后,行走在东北宦途中的文孚,也曾发出“久客禾耆鸿信,长途倦马蹄。乡关何处是,日落薊门西”(《黑龙江道中》)的慨叹,表达的情感与白衣保殊途同归,都是家、国间的挣扎与守护。

乾嘉时期“边功”卓著的诗人们以追求吟咏性灵、情感真实为其诗学理念,诗歌格调刚健、乐观、质朴。这些诗歌品质的养成与边地和征战杀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戍守边地的经历在乾嘉武将诗人群体的诗歌演进中起了重要作用。

杨钟羲曾这样评价国栋诗歌:“国云浦,博尔济吉特氏,官至安徽布政使,有时斋偶存诗钞,子秋潭相国文孚所刻。李雨村称其‘关心花有恨,革面镜无情’。及《京口晚眺》:‘飞云排铁瓮,怪石控银涛’之句。予谓不如《立春前三日雪》云:‘雪犹当腊得,春已破寒归’为近自然。”铁保《熙朝雅颂集》收国栋诗十五首,转引李调元评价,录之如下:“云浦官蓬溪令,入乡试闱,成都张翯、中江孟邵皆出其门。连捷翰林。幕客孙大濩贺句云:‘南楼风月思前度,西蜀文章迈等伦’,谓此也。其《壮岁》句云:‘关心花有恨,革面镜无情’。《京口晚泊》云:‘飞云排铁瓮,怪石控银涛。’上联见笔力之健,下联见音节之高。”可见国栋身后的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边功”诗作的诗歌艺术特质,这样存在于诗作中的生命律动自然与边疆的勃发生机是分不开的。

白衣保纵情山水,雅好诗文。白衣保《鹤亭诗稿》自识:“所幸于役四方,周览名胜。泛江淮、浮洞庭,探巴蜀汉沔之胜,穷冉马尨邛笮之奥。他如牦牛、徼外,足迹所临,率有记录。岁月既久,笔墨碎多。暇日,汰其繁冗,次其年月,抄写成帖,犹存二百余首。”白衣保身为驻防八旗,随军征战,在山河岁月中辗转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视野,也触发其诗情,他把随手写就的诗歌裁汰整合后留存二百余首传世。友人秦维岳序对白衣保的才华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写出了彼时世人的感受。“白君鹤亭以乐天之才,当景宗之任。家居东北而尽览西南之胜。其为诗清和圆美,令人神恬意悦,有雅歌投壶、翩翩儒将之风,求之于古人而不可多得,而况于后世耶!籍令白君以文人入世,与青衿胄子、学士名儒角逐骚坛。……而后之读者将因诗而求君之韬略,徘徊慷慨,想见其为人,其殆风雅之英雄,即乘风破浪之志。”白衣保论诗主性情,喜好唐音,白衣保的诗学主张在他为孙谔《在原诗集》所作跋文中看得非常清楚:“诗至极真方能极妙,诗之真即性情之真也。诗具性情则诗与人合而为一矣,非诗自诗人自人也。古人之诗多肖其为人,彼李之豪,杜之老,王孟之澹逸,温李之香艳,各肖其性情。”拖克西图为白衣保所作跋中亦有“夫诗以道性情,孔子言诗归本于事父事君,人苟忠孝,性成辞气,必无近鄙倍者”。可惜白衣保作为一名武将,没有有意识地对诗学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他的诗重性情、慕唐音的诗学思想是源于创作,后在法式善那里得到发扬光大,并与乾嘉诗坛主流诗学思潮相统一。《鹤亭诗稿》富谦序有“(白衣保)生平爱慕唐太傅白乐天,故又号香山”之语。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听松庐诗话》句“鹤亭参领佳句颇近唐音”。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十三有“白衣保鹤斋诗无尘坱语,如‘鹤曳孤云至,龙驱急雨来’‘乱水客争渡,夕阳僧独还’‘鸟梦荒林月,牛耕古墓烟’,《芳树窝》云‘:秋深失浓影,叶叶随风堕。山人倦扫除,抱膝树根坐。’皆有辋川余音。”白衣保还写有寄太白之作,如《秋浦怀太白》:“几年梦想江南路,今日孤舟泊秋浦。江边女儿唱吴歌,歌声那似猿声苦。且将斗酒慰吟身,镜里休悲白发新。欲吊谪仙何处是,九华云外碧嶙峋。”白衣保对于唐音的追摹已为时人所共识。白衣保亦有怀陶公之作,表达其志。如《过彭泽有怀陶公》:“昔读陶公诗,今过彭泽县。微官苦拘束,松菊堪留恋。拂衣归衡门,南山正当面。乞食适谁家,饮酒还自劝。高风杳千载,三径何人践。太息林田荒,寒潮排沙岸。”《饮酒作乐》亦此趣。白衣保诗作选用意象大抵清淡圆润,诗歌整体呈现清新恬淡风味。关于白衣保的诗歌创作风格,正如秦维岳序所言“为诗清和圆美,令人神恬意悦,有雅歌投壶,翩翩儒将之风”。

《诗品·序》有言:“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在钟嵘的叙述中,杀气雄边、负戈外戍、骨横朔野,正是戍边之士面临的状况,他们理当诗写郁结之情,因而边塞诗歌中写郁结者代不乏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在研究者看来,诗歌主要用来抒发郁结,而且这样的诗容易写好。然而乾嘉时期的这些蒙古武将诗人们却是一个醒目的反例群体,他们的边塞诗中罕有自己的郁结之情,多把个人品质和个人悲喜与国家的命运绑缚,而且诗学思想也呈现不一样的“边功”诗人特质。

壁昌承和瑛的文学遗传,诗风清新自然。论诗主张“吟咏性灵”,写于道光丁亥(1827)春天的《星泉自序》曾云:“夫诗者,岂易言哉?自《三百篇》删定,兴赋比无体不全,至情至性出于自然,此诗之祖也。后历代乐府,及唐宋诸大家,又无美不备,发泄殆尽。而当代之诗人,吟咏性灵,又不可胜数。似我辈原不必言诗,以不作为高,然而有不得已者。幼年之窗课,壮年之阅历,此中有喜怒哀乐、忧思恐惧,不可无记也。因次第录存一帙,藏诸行箧,独居时偶尔翻阅,可以自鉴,第不堪为外人道耳。”对于“惯写性灵诗,懒赋风月景”(《心中耿》)的诗人来说,以自然之真情真性写自然、人文之景色物象,是凝合儿时窗课和壮年阅历的最好方式。

松筠的诗学思想没有专书记载,松筠《静宜室诗集》“序”曰:“诗之为道,原本性情,亦根底学问,非涉猎剽窃,仅事浮华而已。”其在《西招纪行诗》论诗学观点“:夫诗有六义,一曰赋,盖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显然松筠认为诗当写性情,当笃实问学,看重实事求是,务去浮华。事实上,这些“边功”诗作者们都葆有这样的经世诗学特质。作为封疆大吏,松筠始终能关心黎庶,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述了藏人不堪忍受繁重的徭役赋税,背井离乡为乞丐的凄惨景象。诗人认为对藏地百姓应当视为同胞,“欲久乐升乎,治以同胞与”(《曲水塘》)。“荒番遮道诉,粮赋累为深。昔户今推派,有田无力耘。可怜兵火后,复值暴廷频。”(《还宿邦馨》)兵燹罹祸,民不堪命,大多数背井离乡,少数留下者更是苦难深重。统治者毫不因人口减少而减少徭役赋税,反而把原数摊派在留存者身上,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松筠认为:“安边之策,莫若自治。非独济咙、聂拉木番民应派廉洁营官管理,所有前后藏属各营官第巴,皆能教以廉洁自持,善抚百姓,又何他患邪!”诗人把现实所见如实道来,无疑是对西藏僧俗统治者的鞭挞、控诉。松筠的诗作描述对象虽有民族地区特征,但最终却是传达儒家“诗可以观”的诗学力量和社会意义,观风俗知薄厚,松筠的诗作为清代诗歌史补叙了少数民族地区百姓的生活风貌,用文字书写“边功”。

相较和瑛重在宏大叙事的西藏纪游诗,松筠更着意的是具体而微的描写,但其对儒家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领会、实践更为深厚。无论和瑛还是松筠,他们都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是感知时代的光明、感知时代的豪情的人。

  

乾嘉“边功”武将诗人的汉诗因为有发自内心的昂扬,整体的气韵是敞开的。从诗作的意脉来看,有焦虑、不安的情绪的流溢,但信徒般的使命感有时候消解了那种内在的不安。情感之潮的冲击,我们在阅读时都很难不被裹挟的。这些补充史志的来自记忆的文字印证着生命体验里最为幽微的部分,具有精神自新的可能性。他们在退出文学场域的地方进入了真正的文学地图,不妨说是不在场的在场者,是他处的思者。这些曾经生活在京师的武者,立下了“边功”并写下了边疆的赞颂之歌。

在“边功”书写者那里,所忠于之朝廷与所记录“边功”之文字语言在政治威权与文化同质性上是有机统一体。对支配的热衷和对征服的欲求而实现的伟大与荣耀的渴求,熔铸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满、蒙民族文化或者说八旗文化特性,但当他们用汉语写作这样的方式去记录时,记录中早已将民族文化和共同语言融合在一起,因为记录“边功”的汉诗,作为“边功”创立者们的灵魂纽带和思想的载体,既是他们戎马倥偬中最大乐趣的媒介,也是读者的疆域认知的介质。较之盛唐的边塞诗,这些心灵絮语大多是在一种直觉下完成的,道义承担下的苦楚被朴拙的言说,弥散在诗作的文字周边。他们的作品常常有同质化的结构,情绪的流动极其相似。汉语在这时充当了共同母语的角色,以便让所有读者在其中产生真正的相互理解、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

 

作者介绍

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234期,注释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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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吉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