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标|明朝女英雄瓦氏夫人的历史考察 发布日期:2024-07-07   点击数:157  

要:文章通过实地考察,较为系统地记录了明朝抗倭民族女英雄瓦氏夫人,当年赴江浙沿海御倭的历史,第一次较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瓦氏夫人当年的行军路线、出兵数、出征日期,历次战斗、历史功绩及其影响等,其史料有助于学界对瓦氏夫人的进一步了解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瓦氏夫人;抗倭;历史考察

 

瓦氏夫人是明代广西田州府指挥同知岑猛的妻子,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临危受命出征抗倭,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巾帼英雄。但是,过去鲜有人对这方面进行全面考究。为了系统搜集瓦氏夫人的抗倭历史资料,笔者曾会同原田阳县志办公室、县民委的同仁,赴江浙实地考察,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考察基本上是沿着瓦氏夫人当年出征的路线进行,途经南宁、梧州、广州、杭州、嘉兴、苏州、吴县、南京、南通、上海宝山、松江、金山等县、市、区,历时3个多月,行程3800多公里。在考察中,我们走访了51位专家学者及当地老人,查阅地方史籍179部。同时,还实地踏勘了浙江王江泾;江苏苏州枫桥、得胜港、陆泾坝、南通狼山;上海市松江区华阳桥、金山区金山卫、金山咀,上海漕河泾等古战场遗址笔者现就朝廷征调瓦氏夫人及其参加之诸战斗、诸战斗成功与失败之原因,以及瓦氏夫人在江浙之影响等草就成文,与同仁分享,企盼得到众师长赐教。

一、朝廷征调俍兵的历史背景

自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沿海是富庶之区,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撑点。嘉靖年间,倭寇侵扰劫掠江南,严重威胁了明王朝的财源。本来幽燕自古不缺慷慨之士,为什么南京兵部尚书兼抗倭总督张经舍近求远,到偏僻的广西征调田州俍兵前去抗倭?这不能说其没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一)倭寇猖獗,明军不能打仗,屡战屡败

明中叶,我国防务重北轻南,废弛防守,朝廷的国防政策是:平时募兵,但募来的兵由太监管理,平时不操练;军官平时不掌兵,没有兵权,官兵不相识,军事素质低下。战时募将,这些临时招募来的将军叫游击将军。由于平时士兵不训练,官兵不相识,导致明朝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国家防务空虚。早已觊觎我富庶之江南的日本倭寇,乘机屡屡入侵东南沿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日本倭寇徐海部,陈东、叶麻部,洪东冈、黄侃部联合大举入侵江浙地区,所到之处横冲直撞,明军、江浙、山东兵望风逃遁。嘉兴、崇明、苏州、崇德相继沦陷,东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国难之际,由于奸臣当道,明朝廷却束手无策。奸臣们患起了恐倭症,提出“御倭十难”的奇谈怪论,不敢抵抗,使倭贼倍加猖獗。盘踞在苏州到松江一带的倭贼,不断向北推进,很快就逼近留都南京。在这严峻的形势下,给事中王国祯、贺泾,御史温景葵等官吏,纷纷上疏乞调兵给饷,推举能将。

时任兵部尚书兼抗倭总督的南京大司马半洲张经,深知明兵无能,南方壮族俍兵强悍能战,于是上疏请调广西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地的俍兵御倭。明世宗准旨并征调原贵州总兵白泫、广西都司都指挥邹继芳充任游击将军至江浙御倭。因田州世袭土司岑大寿、岑大禄兄弟俩年仅六七岁尚不能带兵,故曾祖母瓦氏夫人请缨,代重孙挂帅出征。张经准之,授瓦氏女官参将总兵衔,统兵赴江浙抗倭。

(二)田州俍兵的爱国情怀

田州系广西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但素有“忠贞保国”爱国传统,一旦国家遭受外侵,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定会立即出兵赴边关。《田州岑氏源流谱》载,早在明永乐年间,田州府都指挥使岑永通便奉命率田州俍兵万人出征抗交趾。这个时期,从明洪熙元年(1425年)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363年间,田州先后就有土知府岑祥、岑绍,土知州岑懋仁、岑宜栋等4位土官出兵安南御边。在田州有座昭忠祠,就是朝廷为了表彰为国捐躯的田州土官而赐建的。

瓦氏夫人戍边御敌并不是第一次。嘉靖早期,瓦氏夫人就曾率领田州俍兵赴南疆,征剿入征之敌。现今,在左右江一带,民间还流传着瓦氏夫人背小孩打仗的故事。

(三)张经熟知田州俍兵强悍

田州自古为桂西各州之首,田州俍兵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早已驰名远近。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曾有过专论:“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强,南丹次之。田州临大江,地势平坦,沃野方数百里,精兵万人,一呼即应……南丹差小,而兵悍劲敢死。诸司惮之,二酋忠顺不仁。次则东兰、那地,皆有精兵。其他微小,朝贡不绝,非籍中国威令。”

张经熟悉田州俍兵,熟悉瓦氏夫人。《明史》卷三一八《广西土司》载:“四年,提督盛应期,巡抚谢汝议大征猛……部署镆克期进。镆偕总兵官朱麒发兵八万,以都指挥沈希仪、张经等统之,分道并入。”这次进剿田州,张经作为清剿将军之一,亲身体验了田州俍兵确实能打仗。

朝廷用俍兵还有另一番用意。用俍兵不仅因俍兵勇猛,而且节省军饷。用汉兵要付安家粮饷,而用土兵只给行粮,省费一半,每兵一天仅白金一分二厘。所节省的军饷皆为奸臣和权贵中饱私囊。朝廷征调田州俍兵,尽管有形形色色的背景,然而瓦氏夫人“御边保国”是忠贞不贰的。此时的田州正处于困难时期,其爱孙土官岑芝出征海南战死未满一年,曾孙大寿、大禄幼小不能带兵,家族上下反对出兵。但当朝廷诏书来到田州时,瓦氏夫人力排众议,亲自挂帅,坚决出兵,以超出应诏两倍的兵员,至梧州集结候调。

二、田州俍兵出征的时间和人数

(一)行军线路

瓦氏夫人率部离开田州,是否取道梧州下广东的问题,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笔者在江苏南通图书馆,在郑若曾的《江南经略》中找到了答案。郑若曾,江苏昆山县(今昆山市)人,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殄倭方略”密陈胡完宪,得胡赏识任为幕僚。在胡宗宪幕府,郑若曾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抗倭第一手材料,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实际上就出自郑若曾之手,他的《江南经略》,其真实性是可靠的。该书卷八下《调狼兵记》详尽地记述了调狼兵的时间、交兵地点、人数及其沿途过程。其中说:“遣南京车驾司主事阮文中往调,乃甲寅为公元1554年。九月十日也。十一月朔至梧州军门,调取左江之田州归顺州,右江之南丹那地州东兰州,土官土目,各率其旅听用。”可见,瓦氏夫人兵集梧州无疑。

(二)出征时间

此事《田州岑氏源流谱》《江南经略》均阙。《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二载,张经起征广西俍兵的时间,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乙丑。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八下《调狼兵记》云:是年九月十日,南京车驾司主事阮文中受张经之命往梧州接兵,他十一月抵达梧州时,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五州土官土目,各率其旅早已在梧州候调,十一月十九日,广西兵备副使陈绍儒向阮交兵。根据这一记载,瓦氏夫人应于十月中左右离开田州,经水路于十一月初到达梧州。

(三)俍兵应调兵员数

田州等五州俍兵赴江浙御倭,到底去了多少人,过去许多史料均未有清楚的记录,而我们能看到的多数野史中,记载均为“一万多”。其实这个“一万多”,是指瓦氏夫人从田州带到梧州候调的兵员13000多人。到底俍兵去了多少人?笔者在浩瀚的文海中,找到了权威性的数据。《江南经略》卷八下《调狼兵记》载:“初,以一万三应调,兵备不许,止准四千有奇。”文中记载的朝廷准调广西五州俍兵兵员数及将领分别是:田州俍兵4100人,女侍从40余人,战马450匹,将领:瓦氏夫人,麾下战将钟富、黄维等24员;瓦氏曾孙、田州幼主岑大寿、大禄俩兄弟随征。归顺州862人,头目黄虎仁;南丹州550人,头目莫昆、莫从舜;那地州590人,头目罗堂;东兰州750人,头目岑褐,共计6873人。

(四)行军路线及开拔时间

瓦氏夫人率领的田州俍兵,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一月抵达梧州的。广西兵备副使陈绍儒向南京接兵官阮文中呈册交兵后,阮文中于当年十二月中旬从梧州出发,率领广西俍兵浩浩荡荡开赴抗倭前线。其行军路线是:梧州到广东南雄段走水路,先从西江顺水而下至佛山,后逆水北上走北江、浈水河至南雄郡。在南雄上岸走陆路,翻过大庾山行至江西赣州,乘三板船到南昌鄱阳湖。

鄱阳湖在江西南昌东北部,位于南昌、九江、景德镇间,赣江、信江、修河、饶河、抚河汇流于此,其北面从湖口县石钟山汇入长江,是长江蓄水湖,具有调节长江水位和涵养水源功能。赣江位于鄱阳湖西南面,俍兵于赣州乘船到达南昌以后,往哪里走过去学界有人认为,广西俍兵自水路进入鄱阳湖后,往东进入浙江直达嘉兴。但是,从地图上看,汇入鄱阳湖的五大河流赣江、信江、修河、饶河、抚河并没有哪一条进入浙江境内,也就是说,从江西南昌往浙江境内没有可通航的河流,唯一的出路只有北上出湖口走长江。

《调狼兵记》载,广西五州俍兵到达南昌后,“易大赣船四百余艘,送至京口”。京口位于南京东部的长江边,长江水在此分流入大运河。由此得出结论,俍兵是北出鄱阳湖下长江到的京口,然后又从京口南下大运河到丹阳的。到丹阳后遇大运河关闸固水,俍兵上岸投宿,可丹阳县尹闭门不许俍兵入城。瓦氏夫人只好率兵步行至奔牛镇,常州知府以民船送俍兵至浙江,经数千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浙江嘉兴御倭统帅部。

(五)瓦氏夫人离开江浙的时间

瓦氏夫人率领俍兵,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抗倭前线。在江浙大地上浴血奋战,为保卫祖国安危立下了不朽战功。后来,由于奸相严嵩把持朝廷大权抢功,陷害抗倭总督张经,将张经押解赴京处死,由赴江浙祭海、与王江泾战役毫无关系的严嵩义子赵文华窃取王江泾大捷之功劳。瓦氏夫人得知张经遇害后,愤而成疾,无心再战,遂向朝廷告病还乡。

关于瓦氏夫人离开江浙的时间问题,《调狼兵记》没有记载,过去学界的说法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三日。这个时间点源于采九德的《倭变事略》卷3所载:“七月初三日,瓦氏兵回田州。”笔者认为,采九德说的瓦氏兵“七月初三日”回田州的根据不足,也不符合逻辑。原因有三:

其一,导致瓦氏夫人收兵回乡的原因,是因为张经被捕忠良遇害。而张经于六月二十四日刚刚被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是小月,从六月二十四到七月初三仅仅9天,此时的瓦氏夫人,正在上海大战漕河泾,血战中的瓦氏夫人,很大程度上还未得知张经被害的消息,怎么可能走?

其二,明朝的官吏和军事调动均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官吏离岗、军队退出前线,都必须报准方可离去,否则要治罪。例如,嘉靖六年(1527年)秋,早已因病退职回乡的明朝原任兵部尚书、新建伯王阳明,受派抱病前来广西调处田州岑猛事件,化解田州危机。后来病情恶化,于次年冬匆匆启程返乡,途中不幸于江西南安辞世。这件事由于王阳明未获朝廷批准便匆匆离岗,人虽已死但差点仍要被明世宗剥夺其爵位。瓦氏夫人深知朝廷规矩,此次到江浙抗倭,她也是经报朝廷准许,才能代重孙挂帅出征,现在要收兵回乡,岂有不报而擅自离岗,说走就走的道理?

其三,明朝首都已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浙江嘉兴到北京路途遥远,信函没有1个月至少也要20天才能到京城,无论如何七月初三不可能成行。瓦氏率兵撤出江浙,是由张经继任者杨宜凑报止征的。《明史记事本末》卷八载,朝廷止征俍土兵的时间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一月,止征后还令两广督臣随行护送瓦氏回乡。

由此得出结论,瓦氏离开抗倭前线的时间是《明史记事本末》所载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一月,而不是采九德所说的七月初三。以行程四个月左右计算,瓦氏回到田州的时间应该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份左右。

 

 

三、瓦氏夫人参加抗倭的历次战斗

瓦氏夫人在江浙抗倭,东起上海,西至浙江嘉兴府,北从江苏昆山,南到金山卫,在方圆数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力战群倭,不到一年的时间打了10余场仗。这些仗有的过去在报章上已披露,有的尚鲜为人知。在此,笔者不妨再赘述一遍。

(一)苏州盛墩之战

嘉靖三十四(1555年)二月二十六日,瓦氏夫人率领五州俍兵刚抵达嘉兴,闻苏州知府林懋举报告倭寇又犯苏州,立即请战。战斗于三月一日打响,主要战场在苏州城外的盛墩县(今属苏州吴江区)。这是瓦氏夫人在江浙抗倭的第一场热身战,也是苏州抗倭以来的第一胜仗,故将盛墩更名为“胜墩”。

(二)金山卫保卫战

金山卫位于江苏浙江交汇处的出海口,兵家称为浙直第一门户,倭寇经常从这里进犯苏杭地区。瓦氏夫人结束苏州之战后,于三月十二日受派进驻金山卫。柘林倭寇闻讯,趁瓦氏立足未稳之机,出动约8000人来围金山卫,誓将瓦氏赶走。瓦氏夫人不畏强敌,率兵击败了倭寇。吃了败仗的倭寇不服气,又分别于四月八、二十一日上门挑战,均被瓦氏夫人击退。战斗中,田州岑家小将岑匡被围,一人杀多寇而壮烈牺牲。

(三)王江泾之战

王江泾位于江苏浙江结合部,其南部为抗倭总督府所在地嘉兴,东为金山、上海,西为杭州,北是苏州,水网四通八达,内河直通金山卫出海口。因此,王江泾自古既为苏杭丝绸商品集散地,亦为兵家必争之地。嘉靖年间,倭寇经常自金山卫入海口沿水路进犯王江泾,烧杀掳掠,如入无人之境。兵部尚书兼抗倭总督张经于四月二十开始亲自部署,在王江泾打一场歼灭战。战斗于五月初打响,瓦氏夫人受命从金山卫出海口尾随进犯王江泾之敌,堵住倭寇退路。这一仗最后在今王江泾镇杜家村倭墩浜屯合围,歼敌1900余人,取得了抗倭以来的第一大捷。战斗中瓦氏夫人表现出色,立了大功,受到嘉靖皇帝的嘉奖。

(四)漕泾之战

漕泾位于金山以东,南临大海,东为倭寇老巢柘林。嘉靖三十四(1555年)四月,奸相严嵩义子、工部侍郎赵文华南来祭海,闻瓦氏夫人在苏州和金山卫打了胜仗,他仗着严嵩义子之名,抓住瓦氏求战心切的心理,越权遣瓦氏率俍兵出击柘林,结果在漕泾遭倭寇埋伏打了败仗。这一仗损失惨重,瓦氏手下二十四战将死了一半,爱将钟富、黄维牺牲。

(五)柘林之战

柘林为侵华倭寇三大主力之一的松浦氏大本营,这里屯兵2万余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初三,赵文华调田州俍兵、湖南土兵,大举进攻柘林,无功而返。

(六)双溪桥之战

双溪桥位于嘉兴府城东6里,是抗倭总督府进出的必经路桥。王江泾战役打响前,张经调田州俍兵400余人,死守双溪桥,与欲进攻总督府的倭寇展开殊死战斗,牢牢守住了咽喉要道双溪桥,保证了总督府的安全。

(七)嘉善战斗

嘉善县属嘉兴府,位于嘉兴以东,是富庶的丝绸之乡。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四月辛巳,倭寇300余人突犯嘉善,火烧民居。俍兵400 余人赶到与敌交战,斩首20余级,倭寇落荒而逃。

(八)松江之战

松江历史上为府,今属上海市,位于上海、苏州、嘉兴之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初一,倭寇500余人侵犯嘉定、苏州、吴江至松江府城。新调来的俍兵不到百人与敌交战,斩敌50余人,最终俍兵以死6人的代价取胜,敌人的尸体埋于今松江区华阳桥乡东市梢沈家太屯农民沈新堂家的菜园里,倭墓和“平倭墓”碑至今仍在原址。

(九)昆山之战

昆山为华东各州县适中之地,倭寇欲据此为巢而累次入侵。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至五月二十五日,昆山被围长达45日,江苏巡按要求俍兵解救。俍兵至,追贼斩杀,解救了昆山。

(十)陆泾坝之战

陆泾坝位于苏州城东10里的跨塘乡。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乙巳,倭船30余艘千余人突犯苏州青村,进犯陆泾坝至苏州城娄门,总兵俞大猷率俍、土兵迎战,斩敌270余人,30条船全焚毁,余贼崩溃。瓦氏率俍兵到江浙,张经遣俞大猷统领田州俍兵,转战于嘉兴、苏州、上海广大地区,陆泾坝一仗为瓦氏兵在俞大猷率领下参战。

(十一)漕河泾血战

漕河泾位于今上海漕河泾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间,瓦氏夫人率俍兵在这里血战倭寇,这是瓦氏夫人抗倭以来最为残酷的一场恶战,双方损兵折将,血染漕河泾。最终,俍兵凭着“可死而不可屈”的精神,打败了敌人,解救了饱受倭患的漕河泾民众,受到上海各界前所未有的拥戴。人们纷纷敲锣打鼓,按壮族饮食习惯,抬着各式各样慰问物品拥进军营,并赠送颂匾,慰问瓦氏夫人及俍兵,称颂瓦氏夫人为“宝髻将军”“石柱女将军”。

四、瓦氏在抗倭战争中的胜利与失败

瓦氏在江浙抗倭,短短9个月时间就打了11次仗,这些仗互有胜负。作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兵,到千里之外的江浙打赢了倭寇,其取胜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严明的军纪

瓦氏夫人治军严明,这是在各路主客军中是有名的。出征之前,瓦氏夫人就制订了“四不准”的军纪严约兵士:一、不准骚扰百姓,欺压民众;二、不准奸淫掳掠;三、不准马踏禾苗;四、不准违犯军纪。除了这“四不准”,还制订了严厉的战场纪律:一、不如令者斩;二、退缩者斩;三、逃走者斩;四、言恐惑众者斩;五、敌人冲而乱者斩;六、拾敌佯以金帛遗地或争取不追蹑者斩。由于有了这“四不准”和“六斩”,田州俍兵在瓦氏夫人的率领下士气高昂,人人踊跃争先,所向披靡,连连告捷。

(二)独特的看家本领——岑氏兵法

广西田州岑氏土司,是广西桂西一带最大的土司集团,自北宋崇宁初开始,到清光绪改土归流,统治田州近800年,鼎盛时期辖“十六州九县”,是名副其实的桂西土司政治中心。为什么岑氏土司能统治田州那么久?究其原因除了岑氏土司及民众效忠朝廷,得到历朝历代中央王朝的信任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支能征善战、精兵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田州土司兵。岑氏土司在田州的崛起,就是因为土兵军队戍边抵御外侵有功,被封赐为田州世袭土官,世守边关的。所以,自北宋崇宁起,田州岑氏土司兵连年被征诏出征,从南大门广西边关到北方蒙古,从西南高原到东海之滨,驰骋疆场,战功无数,为国尽忠。其中有11位土官被授予将军衔,17位被赐予大夫。这些将军或大夫之所以能在战场上累立战功,靠的3样“传家宝”:一是祖传的岑氏武功;二是祖传的岑氏军纪;三是祖传的岑氏兵法。这3样“传家宝”是岑氏土司几百年征战鲜血凝成的结晶,传到岑猛是13代。瓦氏夫人嫁到田州以后,就跟随丈夫岑猛练就“岑氏武功”,其“双刀法”即为传世武功之一;二熟知“岑氏军纪”;三熟读“岑氏兵法”。“岑氏武功”用于单兵训练;“岑氏军纪”用于治军;“岑氏兵法”用于整体作战排兵布阵,制敌取胜。岑猛死后,瓦氏夫人成为岑猛的传承人,以“三件宝”来治军、练兵,指挥打仗。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上不仅闻名世界的科学技术“四大发明”,同时在军事上也涌现了伟大的军事家和不朽的经典兵法,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长期被朝廷征召南征北战的古田州岑氏土司,也曾经出现过一部壮族自己的兵书《岑氏兵法》。《岑氏兵法》虽谈不上伟大的兵书,不能和著名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相提并论,但其自有特点,可以称得上是壮族的第一部兵书。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田州连年土司战争,田州城几经焚毁,这部弥足珍贵的壮族兵书随之失落,后人再也看不到她的芳容,只留下“七人为伍”排兵布阵法。所谓“七人为伍”,是指以7 个士兵组成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伍”,又以“三伍为队,三队为营”,其阵式“四人专主击刺”为前锋,“三人割首与势”为后卫,负责割敌人首级,防止敌人从后面袭击。田州岑氏土司“七人为伍”阵法,通过战争的实践和锤炼,几百年间从云南、广西、海南、福建到蒙古,数百战胜多负少。这一次瓦氏夫人带着岑氏土司的看家阵法,来到江浙抗倭前线,与倭寇的“蝴蝶阵”对阵,再次经受了检验。

“蝴蝶阵”是嘉靖年间日本倭寇进犯我国沿海地区的看家战法,其特点是大队伍一字排开,由一人站在高处摇着大扇子指挥;又有若干摇白旗的跟着扇子摇旗呐喊,大阵仗扑向对方,场面浩大震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日本大领主大内氏、松浦氏和岛津氏3支主力100多艘舰船,从海上正面压向我国江浙沿海,一下子将明军吓得魂飞魄散,丢盔卸甲,不战而败。瓦氏夫人运用“七人为伍”,“三伍一队,三队一营”的无数个铁三角,正面冲破、分割倭寇的一字阵式,打乱了倭寇的“蝴蝶阵”阵脚,打破了侵华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打破了在此之前抗倭主客军战无兵法,屡战屡败的局面,获得了抗倭高层的高度评价。时任浙江巡按,后任抗倭总督的胡宗宪及其幕僚郑若曾,分别将《岑氏兵法》收入其抗倭述著《筹海图编》和《江南经略》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俍兵此法,可以为用兵者之要诀,不可谓为夷见而不师之也”。

(三)俍兵武艺高强,斗志昂扬

田州俍兵虽然是一支亦兵亦农的地方土司武装组织,但他们的武功在当时的诸路军中是闻名的,这归功于岑氏土司平时对土兵的严格训练。田州岑氏土司根据土兵分散在千村万弄之中的特点,平时强化单兵训练,练就岑氏武功“刀、枪、棍、箭、拳术”,练成田州壮民男子人人会武功,个个多面手,战场上“口衔利箭,手持弯刀”,霸气十足,让敌人不寒而栗。

在单兵训练的基础上,田州岑氏土司还根据土兵居住分散的特点,以自然居住屯为单位,加强训练“七人为伍”阵法,训练进攻与防守的配合。因为平时注重训练,因此田州兵战场上常常打胜仗。

但是,俍兵也不是常胜之旅。瓦氏军在江浙抗倭也吃过败仗,付出血的代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下列几点:

1.瓦氏军面对的倭寇是训练有素的强敌

上海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抗倭史学家谯枢铭先生认为,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15541555年),是日本倭寇侵华的鼎盛时期,入侵我苏松地区的日本强盗,是来自松浦的徐海部,来自萨摩、日向、大隅的陈东、叶麻部,和来自肥后、长门等地的洪东冈、黄侃部。这3支部队是侵华倭寇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日本的地方军,由地方首领豢养,约90%是日本浪人、武士,约10%是中国沿海地区逃到日本去的地痞恶人。他们针对我江浙地区的地形地貌进行训练,然后再派来入侵,旨在掠夺我沿海地区的财富,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早期。而瓦氏军虽有传统的岑氏兵法,单兵素质较好,但他们毕竟是临时从壮民中招来的农民军,平时整体作战训练不足。因此,战场上应变能力较差,打阵地战还称得上能攻善守,而遭遇战、伏击战便乱了方阵,一冲就垮。“金山之战”和“漕泾之战”便是两个典型的战例。

2.高层指挥官的“龙虎斗”铸成失误

张经、赵文华在抗倭问题上冲突甚大,赵文华代表的是奸相严嵩,意在抢夺抗倭大功,故有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他利用了瓦氏的爱国心切,要挟张经强令进兵;张经则讲究稳扎稳打,故以瓦氏初到不识地貌为由,不肯出兵。两人都打“瓦氏牌”相持不让,必然铸成大错,瓦氏则成了“龙虎斗”的牺牲品。《世经堂集》对此有过记载:“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徐阶再答倭情谕云:‘瓦氏兵到,贼初闻甚俱,当事者不能乘锐进剿,且将彼兵分散各处,势力不全,遂致大败。’”

3.各路军忌妒俍兵,歧视少数民族

嘉靖三十四(1555年)年,各路大军数十万,唯有广西壮族妇女瓦氏为将,这就引起了一些有封建传统偏见者的忌妒和歧视。他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少数民族为野蛮之人,俍兵即狼而不可入室;妇女只会服侍男人,不配带兵打仗。由于这些固有的偏见,俍兵数千里跋涉到江浙,常常遭到冷遇和排斥。例如在江苏丹阳,俍兵远道而来,而“县尹避而不见,居民闭门不纳”,疲惫的俍兵无处栖身,只好徒步而去;在苏州城,初来乍到的俍兵刚刚在苏州打了胜仗,苏州知府却以“祖宗旧制”为由,不许俍兵入城,对瓦氏兵防闲如寇。

各路官兵对瓦兵的歧视和妒忌行为,也带到了战场上,俍兵打仗如果遇险,官军多次见死不救,瓦氏夫人不得不处于孤军作战状态。例如三月十二日,瓦氏夫人刚刚来到金山卫。不久,柘林贼八千人来围,瓦氏夫人率俍兵出战,而其他官兵却在城墙上观望不援,导致小将岑匡被围战死。

对于官兵们的歧视和见死不救,瓦氏夫人愤慨无比。张鼐在《吴淞甲乙倭变志》中记述漕泾一战时写道:“群倭围瓦氏数匝,杀其家丁及头目钟富。瓦氏披发舞刀,往来突阵中。所乘马尾鬃,为倭拔几尽,浴血夺关而出。马上大呼曰:‘好将官、好将官’!尽愤。当日,诸将拥甲不前救也。”

由于瓦氏夫人在抗倭战争中不惧个人荣辱,率领俍兵英勇作战,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战,受到了朝廷的赞赏,嘉靖皇帝先后两次诏赏瓦氏夫人银两和彩缎。特别是王江泾大捷之后,嘉靖皇论功行赏,赏给瓦氏夫人银30 两,彩缎三表里,比时任浙江巡按的胡宗宪还高。

五、瓦氏夫人抗倭壮举之反响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土司的遗孀,瓦氏夫人统率俍兵到江浙抗倭,从姑苏古城到海防前哨金山卫,从抗倭大本营嘉兴到上海的广阔战场上,她大战王江泾,血战漕河泾,打败了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倭寇,解救了深陷水火之中的江南百姓。瓦氏夫人的英雄壮举在江南人民心中反响热烈,人们又是唱歌谣、编戏曲、吟诗作对,又是研习瓦氏武功,传承瓦氏夫人爱国情怀。

(一)《江南感事诗》与瓦氏夫人

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和徐家汇藏书楼,笔者在万历版的《上海县志》中,看到了一首《江南感事诗》,作者是朱察卿和张之象。《江南感事诗》是瓦氏夫人江浙御倭历史的真实写照。

朱察卿、张之象为明朝上海大学士,其家乡正是倭寇时常劫掠的上海漕河泾一带。因为倭寇三天五日就来打劫,人们纷纷背井离乡逃难,路边时常见到逃难饿死的尸骨,十里八乡留下了一座座的空村。作者在《江南感事诗》中这样描述:“江南千里暗妖氛,野哭家家不可闻,落日群狐窥白骨”。为了解救苦难中的江南人民,朝廷“万里迢遥征戍士”,征调广西田州俍兵御倭。瓦氏夫人以花甲之年率俍兵千里急驰江南,在抗倭前线安营扎寨。“帐前竖子金刀簿,阃外将军宝髻斜”这两句诗句,描绘了当年抗倭前线唯一女将瓦氏夫人战斗小憩间的风采,向人们展示了瓦氏夫人不仅是一位冲锋陷阵、威震敌胆的俍兵女统帅,同时也是一位多彩多姿的壮家女性。江南人民对瓦氏无比崇敬,他们根据壮家的生活风俗习惯,战后抬着各式各样的慰问品拥进军营,踊跃慰问瓦氏夫人和俍兵。

(二)以瓦氏夫人为原型创作《雌木兰》

花木兰与瓦氏夫人,这是不同时期两位不同性质的女性。前者是我国戏剧舞台上塑造的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北朝巾帼;后者为明朝嘉靖代重孙出征的广西俍兵统帅、抗倭女英雄。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其实是一个人。舞台上的“花木兰”,其生活原型正是瓦氏夫人。

“花木兰”是明代剧作家徐渭笔下《雌木兰》中的戏剧人物。徐渭,字文长,号“天池”、“青藤”,今浙江绍兴人。徐渭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亲身参加了抗倭战争,多次近距离目睹了瓦氏夫人挥舞双刀冲锋陷阵的战斗场面,非常敬佩这位来自广西少数民族的“妇人将兵”。后来,胡宗宪成为奸相严嵩圈内人,严嵩事败受牵连下狱至死。胡宗宪死后徐渭落魄回乡,他怀着对奸臣痛恨的心情奋笔疾书,以瓦氏夫人为原型,从流传于江浙地区“花瓦兵能杀倭”民谣中“花瓦”的启发,对原本有名无性的“木兰”冠以“花”姓,将北朝乐府《木兰辞》改编成戏曲《雌木兰》。通过剧中木兰自报家门的那句台词“妾身姓花名木兰”,证实了“花木兰”正是瓦氏夫人。北京剧作家李燕曾提出戏曲《雌木兰》中花木兰的生活原型为瓦氏夫人,他1982年与史学家李景屏共同创作剧本《徐青藤》时,就认为徐渭笔下的“花木兰”正是瓦氏夫人。

(三)“瓦氏双刀”得到传承

瓦氏自幼习武,婚后又师从夫君岑猛,得到田州岑氏武功“双刀法”真传。在江浙抗倭战场上,她以双刀迎敌,往往单兵匹马冲锋陷阵,杀得敌人横尸遍野。从此“瓦氏双刀”让敌人闻风丧胆,风靡江南武术界。自幼有“天都侠少”之称的安徽歙县武术大师项元池,在抗倭战场上目睹了瓦氏双刀独战群倭的英姿,崇拜至极,拜师学艺,得到了瓦氏双刀真传。项元池又把“瓦氏双刀”授予爱徒吴殳。吴殳为江苏娄县人,自幼酷爱武术,一生崇拜武术大家。他听说正在浙江湖州绕翠堂授艺的“天都侠少”项元池,抗倭战争期间曾拜广西俍兵统帅瓦氏为师,学到了“瓦氏双刀”真谛时,立即登门拜师,讨教“瓦氏双刀”,切身感受到了“瓦氏双刀”功法的精湛和力量,体验到瓦氏夫人战场上运用短双刀打败敌人长兵器的威力,有感而发写下了《短降长说》和《双刀歌》,收进他的抗倭专著《手臂录》,世代传承。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看到了《手臂录》,拜读了《双刀歌》。《双刀歌》为七言体,共38句,现抄录如下:

岛夷缘海作三窟,十万官军皆暴骨;

石柱瓦氏女将军,数千战士援吴越;

纪律可比戚重熙,勇气虚江同奋发;

女将亲战挥双刀,成团雪片初圆月;

麾下健儿二十四,雁翎五十齐翕忽;

岛夷杀尽江海清,南纪至今推战伐;

天都侠少项元池,刀法女将手授之;

乙亥春秒遇湖上,霜髯伟干珠恢奇;

谓余长矛疏远利,彼已慎密须短器;

绕翠堂中说秘传,朔风六月生双臂;

侠士不久归天都,余手精熟如鼓枹;

犹意左右用如一,每当碓斗多龌龊;

眼前两臂相缭绕,殊觉神思非清虚;

后于渔阳得孤剑,双手独运捷于电;

唯过拍拉已入门,颇恨不如双器便;

乃知昔刀未全可,左右并用故琐琐;

今以剑法用右刀,得过拍位乃用左;

手眼清快身脚轻,出峡流泉风撼火;

始恨我不见古人,亦恨古人不见我。

(四)《岑氏兵法》在明朝抗倭大军中的传承

瓦氏夫人率俍兵在江浙抗倭,第一次运用《岑氏兵法》与倭寇打仗,结束了当年抗倭明军“战无兵法”的历史,第一次打败了倭寇,引起抗倭高层的重视。很快,俍兵的这个排兵布阵法得到了推广。因阵法的传承人是瓦氏夫人,后人称之为“瓦氏阵法”。

戚继光为瓦氏之后的抗倭名将,原本是山东登州的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后来调任浙江都司,充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一带海防。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瓦氏夫人去世的那年,戚继光上任都司后首次发起对倭作战,结果首战告败而被革职戴罪办倭。这一败仗使他意识到之所以失败,皆因兵士缺乏训练,战无兵法。他在曾经统帅过瓦氏兵的俞大猷指导下,招募3000义乌兵,教以击刺法和“鸳鸯阵”。“鸳鸯阵”阵法以10人为单位,5人双行纵队,在交战中变阵成“三才阵”,呈“品”字形,这与瓦氏阵法“七人为伍”前四后三,变阵后变成前三后四,呈“品”字相似。笔者认为,戚家军的“鸳鸯阵”是戚继光继承、发展了“瓦氏阵法”的结果。

“鸳鸯阵”由“瓦氏阵法”“七人为伍”发展、演变而来,这与俞大猷有很大关系。戚继光与瓦氏并未谋面,但是他的顶头上司俞大猷,一年前正是瓦氏的长官。瓦氏夫人来到江浙配属俞大猷,俞大猷目睹了瓦氏夫人运用她的“七人为伍”阵法,一次次地打败了曾经所向披靡、猖狂至极的倭寇。作为瓦氏夫人直接上司的俞大猷,更清楚瓦氏“七人为伍”的推广价值。在机缘巧合之下,不排除俞大猷将“七人为伍”阵法授以戚继光,并在“七人为伍”的基础上,发展成“十人阵法”。“七人为伍”与“十人阵法”相比较,其共同点均为进攻与防卫的布阵及变阵,都是典型的“鸳鸯连阵”。

瓦氏在江浙整整奋战了9 个月之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一月,朝廷止征俍兵。瓦氏夫人拂去战争的尘埃,告别江浙抗倭前线,在两广督臣的护送下,于次年(1556年)初回到田州。不久,一代抗倭民族女英雄、壮族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瓦氏夫人,终因积劳成疾,于当年夏在田州走完了她光辉而又坎坷的一生。其墓葬于田州城东婆地,原田州镇隆平村那豆故屯北,今百色市田阳区田州镇布洛陀大道东。瓦氏夫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得到人们的传颂与弘扬!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原文刊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21年第34期,第76-84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推荐:李斯颖

图文编辑:和霁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