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慧|从“瓦氏”到“瓦氏夫人”——瓦氏夫人历史形象的演进与构建探析 发布日期:2024-07-07   点击数:143  

要:明清以来,关于瓦氏夫人抗倭事迹的叙述散见于官修正史、笔记文集及史学著作等各类文本,其称谓及形象经历了多重变化。明代各类文本侧重于书写瓦氏夫人抗倭功绩,其形象特点为英勇善战,治军严明。清代时期,由于个人选择的史料不同,立场不同,因此构建出的“瓦氏夫人”突破了原有的单一的英雄形象。民国时期,瓦氏夫人开始以号召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英雄形象进入大众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瓦氏夫人忠义勇猛、维护国家领土与民族团结的形象更为深入人心。文章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文本的对比,剖析瓦氏夫人形象与社会变迁、时代需求的联系,探索其形象历史变迁的过程及内在逻辑,从而挖掘其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瓦氏夫人;民族英雄;土司

 

 

明王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国力衰减,海防松懈,倭寇日益猖獗。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明朝官兵却士气低落,屡战屡败,因此朝廷不得不征调各地狼兵、土兵,驰援江浙御倭。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瓦氏夫人应诏率田州狼兵赶赴沙场。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瓦氏夫人的叙述散见于历代官修正史、笔记文集及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瓦氏夫人”这一称谓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见于各类文本,在此之前多称其为“瓦氏”。称谓的变化,往往反映出形象的变化。既往研究已对相关的明清史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分析,但是对于各时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瓦氏夫人形象的书写与变化,关注较少。因此,笔者将结合民国时期的图书、报刊等文献,梳理明清以来各时期对于瓦氏夫人的书写与诠释,探究其“民族英雄”形象的演进过程与构建逻辑。

一、明朝时期的瓦氏夫人形象

明朝时期,关于瓦氏夫人的叙述主要集中于嘉靖(1522-1566年)及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史料文献,如官修正史《世宗嘉靖实录》《神宗万历实录》、杂史《倭变事略》《皇明驭倭录》《峤南琐记》《吴淞甲乙倭变志》、军事著作《江南经略》等。这些著作多出自江浙学人之手,而江浙一带为瓦氏夫人抗倭的主战场,书中不少内容即为当时当地人讲述当时事,记录的史料较为鲜活具体,因此成为后世论述或演绎瓦氏夫人抗倭事迹的重要参考。

(一)明朝史料文献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在明朝时期的史料文献中,《世宗嘉靖实录》《倭变事略》《江南经略》《吴淞甲乙倭变志》关于瓦氏夫人的叙述较为丰富,因此本节重点分析这四部文献中呈现的瓦氏夫人形象。

1.《倭变事略》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关于瓦氏夫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二月成书的《倭变事略》。该书共四卷,主要记叙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1553-1558)海宁一带的倭患及平寇之事。著者采九德在史学界寂寂无闻,从《倭变事略》自序中可知其曾任嘉靖朝“盐官”,“世居海滨,目击时变”,言其所记多出自目击耳闻,因此《倭变事略》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与故事性。同时,方志《海盐县图经》有记载:“当嘉靖倭变时,九德尝取幕府日报,为东夷事略二卷,谈俶扰时事及诸帅功罪颇为晰,足备海一时故实。”说明采九德曾参阅当时的幕府日志才著成此书,可以保证其记述的史料具备客观性与真实性,因而后世该地志书多将《倭变事略》作为史料加以援引使用。

《倭变事略》以日志的方式记述史实,关于瓦氏夫人的叙述主要集中出现在卷三“三十四年(1555)三月十二日至七月初三”时段。虽然书中对瓦氏夫人抗倭事迹的叙述不过千字,但已较后世其他文献详细,呈现的瓦氏夫人形象有如下特点:

军事才能卓越。书中称瓦氏夫人“以妇人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说明她带兵有道;狼兵到达江浙前线以后,瓦氏兵与其他守军“屯金山捣贼巢”,使得“贼闻之惧,退保柘林,坚壁不敢出。”数日之后,“金山瓦氏兵剿残贼一百五十有奇,则知归巢者无几矣”,这几场战绩充分表现出瓦氏夫人在战场上高敌一筹的指挥才能。

骁勇善战《倭变事略》中记载,“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二十一日,贼分一支约二三千南来金山,白都司率兵迎击。白被围数重,瓦氏奋身独援,纵马冲击,破重围,白乃得脱。”寥寥数笔,尽将一位勇猛无畏、身先士卒的巾帼英雄形象跃然纸上。金山卫之战后,“柘林贼空垒而出,南围金山城,大索瓦氏,缘前战解白都司围,知其骁勇,故欲劫其众也。”此处以“柘林贼”的疯狂反扑,反衬出瓦氏夫人在当时之威名。

尤为难得的是,《倭变事略》对于瓦氏夫人的个性与内心世界亦有体现。例如,文中记述“瓦氏来海上,锐欲建功,数请出战”,“锐欲建功”刻画出一位积极主动、锐意进取的军事将领形象,与“以固守为上策、多观望不进”的官府诸将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由于诸将按兵不动,瓦氏兵孤立无援,其侄战死,“瓦氏遂郁郁不得志,而思归焉。”作者从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分析了瓦氏夫人作战心态的转变及中途班师回田州的原因,行文中传达出对这位女英雄的褒扬、肯定之态度。

2.《江南经略》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稍晚成书的史学著作《江南经略》则从另一侧面丰富了瓦氏夫人的形象。《江南经略》成书于1568年,著者郑若曾是明代著名军事理论家。与采九德相似,他也生活于倭患频繁的江浙地区,曾入军中为剿倭总指挥胡宗宪的幕僚,参阅大量幕府军事日志,撰写系列军事著作如《筹海图编》《黄河图议》等。其中,《江南经略》成书于1568年,主要内容为总结抗倭经验,通过对江南形势与战略地位等方面的实地考察,提出海上防务及御倭的方略。因该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地理学价值,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江南经略》对瓦氏夫人的叙述主要出现在对田州由瓦氏夫人领兵出征的原因分析部分。郑若曾认为,瓦氏夫人“子死孙幼,素耻其夫受僇职又卑,邻封族人侮之”,因此“闻调踊跃,冀立功自振。”此段叙述,从两方面分析了瓦氏夫人领兵出征的原因:其一,“子死孙幼”。此说不够准确,根据后世学者的研究,瓦氏夫人先后抚养了岺猛妻妾林氏的孩子岑邦彦、邦彦之子岑芝以及岑芝之子岑大寿和岑大禄。而朝廷征调之时,子邦彦、孙岑芝均已过世,袭职为田州知州的是曾孙岑大寿,时年仅6岁,显然无力带兵出征。其二,“素耻其夫受僇职又卑”。史书有载,瓦氏夫人的丈夫岑猛曾谋反而遇害,“受僇职又卑”或指岑猛事件后,朝廷再次将田州降府为州,仅授岑氏土官以吏目,从九品,“俟有功”才能“擢知州”。至此,田州岑氏的势力大大削弱,邻州势力则虎视眈眈,伺机生乱。在此内外交困的情境下,应朝廷征诏出兵便是“立功自振”、重新获取朝廷认可与肯定,进而重振家族地位与声望的绝好机会。为表决心,瓦氏夫人“对张司马委官云: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郑若曾认为这句誓言“盖由衷之言也”。由此段叙述,可看出作者对瓦氏夫人持肯定的态度,以“素耻其夫受僇职又卑”与“闻调踊跃”前后两种情态的对比,刻画出一位忍辱负重又有破釜沉舟之勇的女将领形象。

3.《世宗嘉靖实录》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1577年,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世宗嘉靖实录》成书。作为官修史书,《世宗嘉靖实录》选用史料较为严谨,其中涉及瓦氏夫人的内容较少,简要记述了瓦氏夫人带兵抗倭的作战路线以及朝廷对瓦氏的诏赏。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实录》载:“昨狼兵初至,气锐,经禁久不进,瓦氏愤曰,‘我自备军粮,不效尺寸,何以归见乡党?’”此段叙述,实为当时的大奸臣严嵩借瓦氏之口,诋诬统领张经禁久不进之辞,但被后世很多论者引为瓦氏夫人激励狼兵抗倭立功的慷慨之言,反而又凸显出瓦氏夫人英锐忠勇的形象。

4.《吴淞甲乙倭变志》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成书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吴淞甲乙倭变志》对瓦氏夫人形象有较为细致入微的刻画。作者张鼐为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晚明著名小品文作家。张鼐在自序中称“松之难,松之遗老能道之。然案之《筹海图编》及《海防考》诸书,其日月颇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人不能传耶。吾宁信其目击者焉。”说明其选择史料并不拘于正史,更重视亲历者的叙述,这也使得书中的一些史事记载并不准确,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富有文学色彩。如该书在记述漕泾一战时写道:“群倭围瓦氏数重,杀其家丁及头目钟富。瓦氏披发舞刀,往来突阵中。所乘马尾鬃,为倭拔几尽,浴血夺关而出。马上大呼曰:‘大将官!好将官!’盖愤当日诸将拥军不前救也”。此段叙述通过动作描写与语言描写,不仅充分表现出瓦氏夫人临危不惧、武艺超群的大将风范,更以一句悲愤之言“大将官、好将官”,将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明朝官兵讽刺得淋漓尽致,反映出瓦氏夫人疾恶如仇的性格。

(二)明代文学作品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明朝中后期,由于瓦氏夫人的抗倭事迹在江浙地区被广泛传扬,因此瓦氏夫人的形象也不乏见于当地文人的诗作与民间歌谣中。例如,由清人朱彝尊选编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中记录有江浙地区流传的民谣“花瓦家,能杀倭,腊而啖之有如蛇”,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瓦氏夫人及狼兵杀敌之神勇。明代女诗人杨文俪创作的七言绝句《闻征瓦氏兵至》称颂瓦氏夫人“勇超群”,是“策勋翻仗”的女将军。而明代著名文史学家谢肇淛在其随笔札记《五杂俎》中亦称瓦氏夫人“勇鸷善战”“戎装跨介驷,舞戟如飞,倭奴畏之”。这些文学作品都将瓦氏夫人塑造为一个英勇善战、武艺高强的女将军形象。另有明代文人董斯张在其随笔札记《吹景集》中写道,瓦氏夫人“驭众有法度,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军门下檄,辄亲视居亭民诉。部属夺酒脯者,立捕杀之,食尚在咽下。”此段叙述后被清代汪森撰写的杂史《粤西丛载》、张元赓的笔记小说集《张氏卮言》所转引,凸显了瓦氏夫人治军严明的形象。

总体来看,明代各类文本均侧重于书写瓦氏夫人抗倭功绩,且多是在记述江浙抗倭史事时顺带提及瓦氏夫人,没有引入道德或其他维度对她进行评说,由此塑造出的英雄形象较为单一,其形象特点均为英勇善战,治军严明。

二、清朝时期的瓦氏夫人形象

进入清代以后,瓦氏夫人在文本中的形象开始发生分化,在杂史、通志及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形象各有特点。

(一)清代史料文献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1.《明史纪事本末》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在清代史料文献中,官修正史《明史》对于瓦氏夫人的抗倭事迹记载不多,仅简要记述其带兵抗倭的作战路线以及朝廷对瓦氏的诏赏,还记录了瓦氏夫人在田州扶助孙儿岑芝袭职的政治斗争。《明史纪事本末》则是较《明史》更早记述瓦氏夫人抗倭事迹的杂史类著作,由清代历史学家谷应泰参考张岱《石匮藏书》、蒋棻《明史纪事》等书编撰而成。因其成书较早,未受文字狱的影响,所以史学价值较高。但该书史料多采野史,因此疏漏讹误之处较多,对瓦氏夫人抗倭事件的描述亦有失偏颇,表现为:

其一,将瓦氏夫人描述为急功近利、害怕困难、临阵退缩的负面形象。如文中将瓦氏夫人锐意请战的原因归结为“知倭厚畜”,及战败,“始知贼未易图”,便“有归志”。

其二,将瓦氏兵描述为不堪一击的队伍。《明史纪事本末》称地方“闻狼兵至,人心稍安”,“因谓狼兵可用”,钦差赵文华便“厚犒之”,结果狼兵却在漕泾一役中损兵折将,“于是贼知狼兵不足畏,复纵掠如故”。行文间透露出对瓦氏夫人及狼兵的否定贬损之意。

2.《嘉庆广西通志》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嘉庆广西通志》是第一部为瓦氏夫人立传的官修广西地方志,此传出自《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七三《列女传五》。与以往的史料文献多以瓦氏夫人的赫赫战功为叙述重心不同,《通志》着力刻画其贤妻良母的形象。

瓦氏夫人的“贤妻”形象,通过其对丈夫的劝谏来表现。文中称“猛多行不义”,意指瓦氏夫人的丈夫岑猛曾屡侵邻部,不听征调。瓦氏夫人对其“委曲陈谏”.,但岑猛不听,令瓦氏“至于流涕”。这里以岑猛“多行不义”的反面形象,衬托出瓦氏夫人通晓事理、深明大义的贤妻形象。

瓦氏夫人的“良母”形象,则是通过其对孙儿及曾孙儿的教育来体现。文中描述,在岑猛及儿子过世后,瓦氏夫人“刻苦励节,孙芝方乳,善护之”“朝夕语以朝廷恩德,宜抚循遗民,勤修厥职。”她不但在生活上细心照料孙儿,而且循循善诱,教导孙儿应恪尽职守,为朝廷尽忠。在描述瓦氏夫人的政绩与战绩时,则强调其动机为辅助曾孙儿。如文中述其孙儿“没于王事”后,瓦氏夫人辅助曾孙儿治理田州,“凡州之利害,躬为规画,内外凛然。”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当朝廷征调狼兵时,“瓦以太禄幼,不能任兵事,请于督府,愿身往”。这些叙述,一方面展现了瓦氏夫人卓越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其政绩和战功与其“母职”联系起来,刻意凸显了瓦氏夫人作为曾孙儿辅助者的慈母形象。

《通志》中的瓦氏夫人形象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主要是由其体例决定的。地方志中的《列女传》属于女性类传,多选取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标准的女性,记录颂扬其仁爱持家的生平事迹,从而达到维护纲常伦理秩序、改良社会风气的目的。因此《通志》极力渲染瓦氏夫人“贤妻良母”的形象,对于瓦氏夫人在抗倭中的英勇表现仅以“多著劳绩”概括,描述得较为平淡。

(二)清代文学作品中的瓦氏夫人形象

谈及瓦氏夫人的清代文学作品不多。其一为清代张元赓笔记小说集《张氏卮言》中的《杀倭》。《张氏卮言》主要讲述时人轶闻及鬼怪异事,想象虚构的成分居多,在描述瓦氏夫人形象时,与史实有较大的偏差。其刻画的形象有如下特点:

1.突显瓦氏夫人“骁勇善战,军令严明”的形象。小说援引董斯张《吹景集》中瓦氏夫人怒斩夺食部属的例子,称“一卒夺民食,即斩之,食尚在吭间”。刻画出瓦氏夫人言出如箭,执法如山的形象。

2.将瓦氏夫人描述为好男色的女将领形象,称“女将瓦氏,云南洞蛮土官也。近幸男子八人,号男妾”。此段叙述很可能是受明代另一位女将军秦良玉的传奇故事影响而杜撰出来的情节。女将军秦良玉是明代唯一封侯且列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女土官,其传奇人生被后人不断颂扬甚或扭曲,如《明史稿》《蛮司通志》等书载其出征时,有男妾数十人随军。张元赓在此处“张冠李戴”,或是出于对“洞蛮”婚恋风俗的错误想象所致,也有可能是为了迎合市井文化趣味、猎奇心理而虚构的情节。

3.将瓦氏夫人的身份设定为“云南洞蛮土官也”。洞蛮,又作“蛮峒、峒蛮”,是唐宋以降对南方苗族、壮族、侗族、畲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称呼。现代学者多认定瓦氏夫人族属广西壮族,因此将其称为“洞蛮土官”也未尝不可。但张元赓将其属地误为“云南”,且援引董斯张《吹景集》的说法,称瓦氏夫人及其部将为“孟获之后”,服饰特点是皆以白布裹头,因其“感孔明不杀之恩,故服其丧耳。”已有学者指出,“狼兵头戴白巾,与小说家罗贯中《三国演义》描绘塑型的诸葛武侯‘七擒七纵孟获’无关。头扎白巾,是越人乃至‘俚僚’、僮人的传统习俗,自古已然。”显然,张元赓在创作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考证,只是依据董斯张的说法,认为瓦氏夫人既为孟获之后,而孟获来自云南,因此瓦氏夫人便应是“云南洞蛮土官也”。

谈及瓦氏夫人的清代文学作品,其二为吴殳的诗作《双刀歌》。瓦氏夫人武艺超群,尤以“瓦氏双刀功”著称,当时有“天都侠少”之称的安徽歙县人项元池曾慕名拜瓦氏为师。学成后,项元池将此刀法传给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诗人兼武术家吴殳。吴殳在明朝灭亡后仍坚守遗民志节,崇尚兵学与武艺,因此瓦氏夫人作为军事才能卓越、武艺超群的明代女将,深得吴殳的推崇。吴殳在其武学著作《手臂录》中收录有《双刀歌》,盛赞瓦氏夫人的抗倭英雄事迹与双刀功的威力。作品节选如下:

岛夷缘海作三窟,十万官军皆暴骨。石砫瓦氏女将军,数千战士援吴越。纪律可比戚重熙,勇气虚江同奋发。女将亲战挥双刀,成团雪片初圆月。麾下健儿二十四,雁翎五十齐翕忽。岛夷杀尽江海清,南纪至今推战伐。天都侠少项元池,刀法女将手授之。乙亥春杪遇湖上,霜髯伟干殊恢奇。谓余长矛疏远利,彼已填密须短器。绕翠堂中说秘传,朔风六月生双臂。

诗歌在起首两句说明瓦氏夫人是在岛夷危难之时,带兵“千里援吴越”;第三句称颂狼兵是军令严明的威武之师,第四句则描写瓦氏夫人在战场上挥舞双刀的英姿。第五句为狼兵战场搏杀的情景,第六句高度评价瓦氏夫人的战绩。整首诗慷慨激昂,刻画出一位英勇杀敌,战功卓著的女将领形象。

综上,清代的瓦氏夫人形象较为多样,由于个人选择的史料不同,立场不同,因此构建出的“瓦氏夫人”突破了原有的单一的英雄形象。

 

 

三、民国时期的瓦氏夫人形象

民国前期,关于瓦氏夫人形象的书写较少。抗战爆发后,国家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寇侵略行径的痛恨之情。面对家国危难,社会舆论借助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岳飞、郑成功、秦良玉,以及一些原本在正史中声名不显的历史人物如瓦氏夫人,因其符合抗战宣传的需要而被赋予了新的形象。从此,瓦氏夫人抗倭事迹成为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书写和宣传的热点。

在这一阶段,创作者大多淡化了对瓦氏夫人“忠君”的书写,着力凸显其“爱国”的民族女英雄形象。最早在报纸上宣扬瓦氏夫人抗倭事迹的文章是君美于19361212日发表在《申报》的《记民族女英雄瓦氏》《申报》是当时闻名全国的民营大报,抗战期间一直积极宣传抗战,激励军民士气。《记民族女英雄瓦氏》发表在《申报》的妇女专刊上,其创作目的不言而喻,即动员广大女性以瓦氏夫人为楷模,打破传统对女性身份的限制,参与抗战、保家卫国。文章标题即开宗明义,将瓦氏夫人定位为“民族女英雄”;文章起首以在民间家喻户晓的女将梁红玉与秦良玉,引出“少有闻见”的瓦氏夫人。文中描述瓦氏夫人抗倭的历史背景为“当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东南沿海,倭寇大举来侵,那时国内承平已久,武备不修,守兵节节退让,竟给打进内地,如今之苏嘉路沿线,更是给蹂躏得人民离散,庐舍为墟几为之盘踞为大本营”,在此危亡之际,瓦氏夫人带军抗倭,参与王江泾大捷,横扫倭寇千兵,江浙民间从此传唱谣谚“花瓦家,能杀倭,腊而啖之有如蛇”。文章正是通过对嘉靖十四年(1535年)时局的分析,突显出瓦氏夫人带兵驰援江浙地区的意义,从而将其形象提升为“为国家与民族争生存的”、抵御外来入侵的民族英雄。

著名壮学专家黄现璠于1941年在《国防周报》上发表了《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亦重点关注瓦氏夫人的女性身份。文章开篇先谈时局,“今日抗战,广西出兵最多,李司令长官功劳最大……每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救国救民,广西人可谓‘竭尽其职’”,再引出“明代率广西军区长官不是男将而是女将”,认为瓦氏夫人以女子身份驰骋沙场,“尤值得称道,忠义勇当褒奖历史,犹贵扬善,女将事功,其克己乎!”文中指出其抗倭的主要动机为“爱国情切”,进而发出时代的召唤:“精忠报国,誓杀倭寇,今日犹需此女英雄。”这一倡导,目的不仅在于动员广大女性学习瓦氏夫人的“爱国精神”,更是为了激励全民抗战,鼓舞人人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职责。文章末尾采用以古讽今的手法,讽喻“明人惊倭寇,兵刃之力,作战之勇,一如今日庸俗,畏敌人飞机众多,大炮厉害”,最后笔锋一转,以瓦氏夫人抗倭之赫赫战绩,激励今人“无论彼之杀戮,无论如何惨毒,彼之武器,无论如何锋利,彼之作战,无论如何勇猛。结果必为我所歼灭,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世苟不信,将来事实可以证明”。这一时期,类似的文章还有1943年发表在《广西妇女》上的《中国妇女英哲传》、1944 年发表在《成都日报》上的《瓦氏歼倭纪》等,这类文章都是通过彰显瓦氏夫人作为爱国“女中豪杰”“巾帼英雄”的形象,借此激励女性乃至全民抗战。

同一时期,有学者注意到了瓦氏夫人的少数民族身份,代表作为君美撰写的小说《花瓦家》。这篇小说发表在193812月的《大美晚报》上,分三期连载,后又被收录于1939 年出版的故事集《浙江抗倭故事》。由于关于瓦氏夫人的史料文献较少,小说便大胆地以民间谣谚“花瓦家,能杀倭,腊而啖之有如蛇”为基础,对瓦氏夫人抗倭事迹进行了演绎与改编。例如小说写瓦氏夫人出征前,以两蛇相斗的情景训诫狼兵道:“我们田州本来局处南荒,是被中原人认为化外蛮夷的,其实中原人视我们为蛮子,也未始无因。我们不是往往为了某一点小事而引发战斗吗?这就是所谓的‘自相残杀’。”这段虚构的出征演讲,强调了瓦氏夫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实际上是作者借瓦氏夫人之口,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总之,在抗战救亡的形势下,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南蛮土司等多重身份使瓦氏夫人开始受到国内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从此以号召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少数民族女英雄形象进入了大众视野。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瓦氏夫人形象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与瓦氏夫人相关的著述和宣传较少,目前仅见黄现璠先生于19633月发表的论文《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文中将瓦氏夫人定位为“卫国心切”的爱国将领,强调瓦氏夫人抗倭是壮汉民族团结的象征,为瓦氏夫人形象的再次演进定下了基调。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瓦氏夫人作为民族英雄形象的构建,开始成为广西地方书写与文化表达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广西学者与壮族学者纷纷投入瓦氏夫人研究中,相关的文艺创作亦日渐繁荣,各类文本交相辉映,使得瓦氏夫人的形象更为丰富、立体。这一时期,瓦氏夫人的形象构建出现以下新的变化:

(一)将其尊称为“夫人”

在明清至“文革”结束期间的各类文献中,均未出现“瓦氏夫人”的称谓。1981年,万流、赖兴撰写的《抗倭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是较早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并称之为“瓦氏夫人”的文章。对于“瓦氏夫人”的名字及称谓来由,文中解释为“她原名花,因受‘同姓不婚,周礼则然’习俗的影响,改名易姓。壮语‘花’与‘瓦’同音,故改姓瓦,里人都称她为瓦氏夫人。”大多学者认同此种说法。事实上,在壮族地区并无以“夫人”为尊称的习惯,如广西巴马定金山瓦氏夫人庙前的碑文有记载“该庙原名女下达庙,是为纪念瓦氏夫人功德之庙宇。女下达,是本地壮语译音,是对瓦氏夫人的尊称,也有‘后母’的意思”。另有学者将“夫人”称谓与“具奏瓦氏所向胜敌功绩,诏封二品夫人”的文献记载关联起来,认为后人因其被封为二品夫人,因此尊称她为“瓦氏夫人”。然而,此受封记载仅见于清代编撰的岑氏族谱《田州岑氏源流谱》及民国的《奉议县志》(手抄草稿本),明清时期的正史史料并没有相关记载。李家发先生曾撰文辨析,“按明清制度,一品、二品官的妻子才有资格封为夫人,三品及宗室奉国将军的妻子封为淑人。而据《明史·职官志》:‘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品至从七品,皆无岁禄。’即土司的最高品级为从三品。按照规定,瓦氏不要说封为夫人,连淑人也没有可能”。可见,瓦氏夫人是否因战功被封为“二品夫人”或“淑人”,其真实性尚待考证。由是观之,“文革”之后,“瓦氏夫人”称谓之所以发生转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受前述“二品夫人”记载之影响,深层原因则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显著提升,“瓦氏”作为封建社会对已婚女性的称谓,显然与其历史功绩及其承载的时代意义不相匹配。因此,不知从何时起,这位女英雄便被尊称为“夫人”。

(二)完善其身世情节

瓦氏夫人虽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各类史料并没有对瓦氏夫人个人身世的明确记载,通常仅以“瓦氏,田州土官妇”简单介绍其身份,未提及其早年经历。史料的匮乏反而给后世学者及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由此产生了各种版本的“瓦氏夫人如何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故事。仍以万流、赖兴撰写的论文《抗倭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为例,文中称瓦氏夫人为“明朝归顺州知州岑璋的女儿”,幼年随父学诗练武,“每随家人入圩市,见拳师授徒,总爱站在一边观看,回到家里,便模仿练习起来”;从小就爱抱不平,“每遇众暴寡,必往劝之,不听,怒之,怒之不得,乃挥拳助寡扶弱”。这一段戏剧化的成长经历,来源于田阳地区的民间传说。这类民间传说有力地弥补了史料对瓦氏夫人家世及早年记载的不足,为其日后能够在抗倭中屡建奇功提供了合理性,使得瓦氏夫人文武双全的英雄形象更为饱满。由此,这个成长故事逐渐衍生为主流说法,被研究著述或是宣传材料引为信史。

(三)注重对其女性特质的刻画

这类书写主要体现在各类文艺作品中,黄佩华的小说《抗倭女杰瓦氏夫人》、刘康达的广播剧本《瓦氏夫人》等作品都突破了过去只表现女英雄上马杀敌的刻板叙事,对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平衡把控得较好。其中,小说《抗倭女杰瓦氏夫人》增加了瓦氏夫人的成长历程、与丈夫岑猛相处的细节,着力刻画了她柔情似水、善解人意的女性特质。这种戏说手法丰富了瓦氏夫人的英雄形象,使其由史料记载的“扁平人物”,变为有人情味亦有人情美的立体形象。

(四)深入挖掘其精神价值

这一阶段,瓦氏夫人形象的内核仍然是英勇善战的民族英雄。除此之外,各界学者赋予了她更为多元的精神价值与意义。如20世纪90年代初,梁庭望从民族精神、特殊环境等方面,论述了瓦氏之所以成为爱国名将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指出她是“民族土壤的文化精髓培育出来的英雄花”,其爱国精神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激励了数代人。黄明标的专著《瓦氏夫人研究》全面总结了瓦氏夫人的施政思想、御倭意义及其影响。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将瓦氏夫人列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典型,瓦氏夫人形象的精神内核开始升华为“维护国家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此后,广西本土对瓦氏夫人的宣传与纪念活动空前活跃。如广西百色市田阳区政府为了打造“瓦氏夫人为国抗倭”爱国主义精神新高地,多次组织召开瓦氏夫人学术研讨会,修建瓦氏夫人文化公园。

这一时期,文艺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五幕壮族山歌剧《土官妇》、舞蹈《瓦氏出征》《瓦氏剑影》、30集大型电视剧《瓦氏夫人》和微电影《瓦氏夫人》等作品陆续面世。借助多种媒介,瓦氏夫人忠义勇猛、维护国家领土与民族团结的形象在当下更为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瓦氏夫人形象的变化与演进,与社会变迁、时代需求紧密相关。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原本在大历史中声名不显的瓦氏夫人,因其抗倭事迹与当时救亡图存、驱逐外侮的抗战使命相契合,进而被推崇为爱国英雄楷模,以号召全民团结作战。这一形象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其称谓也从“瓦氏”改为尊称“瓦氏夫人”。进入21世纪之后,在官方、学者与民间的多重合力下,瓦氏夫人形象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最终成为“若有战,召必往”、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文化象征符号。

 

 

 

原文刊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24年第37期,第45-53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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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和霁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