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民俗信仰、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我国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翻译与研究。一方面动员政府与民间各界力量搜集、整理各民族典籍及影像记录传唱人的口头表演形式，并通过对少数民族民间典籍的民汉翻译，使这些典籍以汉语为载体，成为各民族共享中华典籍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对《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民族史诗的多角度、跨学科综合研究，并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平台鼓励学者对少数民族典籍外译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的深入，各国文化交流与碰撞越发激烈，融合更加广泛。加强少数民族典籍外译与传播是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互相交融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王宏印教授曾提出，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除了对于重新书写大中华各民族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以外，还对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的解决、促进民族交流同样意义重大[1]。近年来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成绩凸显，但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学者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典籍外译研究文本关注不均衡，多集中在藏族、蒙古族、苗族、纳西族、彝族、壮族典籍等，其他民族典籍的海外译介与翻译实践亟待拓展；其次，重视英译研究，日译、德译等略有所涉，但是不多，其他外语种的译介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如，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代表作《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他们从遥远的歌谣中走来》等考察、梳理了民族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但大多以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为主，虽对其中在日本的译介略有涉及，仅限于个案列举，缺乏宏观呈现与内容分析，尚未勾勒我国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译介传播的图景全貌。基于此，本文立足地域文化传播，站在“他者视角”和“世界眼光”审视自身的文化内涵，通过系统梳理日本学者对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为推动中国民族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提供学术参考，为提高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提供有益借鉴
一、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活动
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活动，可以分为文本翻译、田野调查、学术研究等三个方面。文本翻译有具体的参考底本，且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典籍的主要内容，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无具体的参考底本，译介行为更多体现在调查或研究过程中对口头文学、现场表演的影像记录、文字描画、日语翻译、研究报告或论文著作等。如果说前者是翻译活动的直接体现，那么后两者可以说是间接的译介行为。
（一）基于文本翻译的译介活动
据笔者在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科研数据库KAKEN查阅的资料显示，日本学者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的文本翻译主要有彝族《阿诗玛》、壮族《百鸟衣》、藏族《萨迦格言集》与《格萨尔王传》等4部作品（详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彝族《阿诗玛》的文本翻译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下半叶，共有6个日译本，译者群体有日本学者独译、中日学者合译两种类型。中国近代诗研究者、诗人宇田礼翻译的《阿诗玛》是在日本出版的第一部日译本。199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阿诗玛：彝、汉、英、日对照》版本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西胁隆夫担任了《阿诗玛》日译工作。该译本以诗歌形式呈现，一出版即引起了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兴趣。中日学者的合作翻译更好地诠释《阿诗玛》所蕴含的彝族文化特色，弥补了日本学者在翻译时不甚了解彝族文化深层含义的缺憾，两国学者取长补短，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木刻史专家小野田耕次郎翻译的壮族民间传说故事《百鸟衣》与宇田礼的《阿诗玛》日译本共成一册，收录在《阿诗玛：民话叙事诗》中[4]。虽然藏族《萨迦格言》《格萨尔王传》很早就被翻译为英语、法语、捷克语等多种外文译本，但日语译介到了21世纪才开始。《萨迦格言》的日语译者是今枝由郎，他曾留学法国，并在巴黎第七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藏族历史文献学。《格萨尔王传》日译本由富樫璎子翻译，底本为法译本《LaviesurhumainedeGésardeLing》，其相关解说及译注部分由今枝由郎完成。
从文本翻译的译者职业特点来看，既有日本汉学家，如宇田礼、西胁隆夫，也有藏学研究专家，如今枝由郎、富樫璎子等。从译介方式来看，既有文本翻译，也有基于翻译文本的广播剧再创作。如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译创的《阿诗玛》并非学术著作，而是以宇田礼日译本为创作蓝本、对其中的角色情节和叙事结构进行改编而成的广播剧。该剧于20世纪60年代在东京文化广播电台播送[5]，取得了较好的反响，是《阿诗玛》从日本学术界走向艺术舞台的首秀。以此为艺术创作为契机，西南地区民族典籍开始以歌舞剧、儿童剧、绘本创作、动画、音乐纪录片、口头文学传唱艺人的海外演出、YAHOO智慧袋平台读者互动等形式进入日本民众视野。这种多维度的传播渠道，促进了少数民族典籍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学界也会参考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的研究与译介。如藏族典籍的翻译过程中，其参考的底本并非汉语本或藏语本，而是源自法译本，这一点与译者的教育背景、学术经历密不可分。
表1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典籍日译本
（二）基于田野调查的译介活动
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过程中，除了文本翻译以外，亦有一些日本学者进行了内容介绍、文本收集、国际音标记号等译介活动。如，曾在云南大学留学、现任教于东海大学的立石谦次尤为重视对白族民间特有说唱艺术白族大本曲的影视化记录和日语翻译。他对白族文献大本曲《铡美案》进行综合性分析，用白语记录《铡美案》曲本内容，并使国际音标注音，然后把白语翻译成日语和汉语，制作了附有日汉词汇对照的词汇表。不仅如此，他一直致力于云南省大理白族文字的解读法及相关文献的翻译与保存，在“中国云南大理白文的分析与解读方法”“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的白文资料的保存与解读方法研究”“大理白族白文分析的基础研究——词汇表记的比较与分析”等课题的研究中数次前往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进行田野调查和收集民间文献。另外，西南少数民族对歌研究者工藤隆在“四川省大凉山彝族创世神话调查记录”课题研究中与张正军、张子贤、施珍华等中国学者合作，相继踏访剑川县、洱源县、凉山美姑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与当地毕摩研究专家、少数民族研究学者交流。后来他基于田野调查录制了流传于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创世神话史诗《勒俄特依》共5680句，其内容包括天地初分、洪水泛滥、先祖的谱系等，还附有日语翻译、国际音标和具体的视频光碟，立体展示了《勒俄特依》的原声风貌。这些日本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对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尤其是基于原生态记录的调查活动，不受文本的约束，对文字表述的精准性也无过多要求，旨在“外语记录”，并非“外语翻译”。
日本学者不仅重视对西南少数民族典籍的田野调查，也十分关注该地区少数民族典籍在毗邻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传播与影响，以及对东南亚地区苗族、瑶族的典籍收集、整理与研究。如，口头文学研究专家冈田千岁在研究《格萨尔王传》时曾多次前往巴基斯坦北部的巴尔蒂斯坦地区考察格萨尔王传说在不同国度间的展演形式，并实地调查、收集当地数十名说唱艺人口中的格萨尔，记录和整理大量相关资料之后，从当地的社会条件、民族意识以及各种宗教问题等视角解释了格萨尔王传说的海外传播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6]。著名民族史、华南史学家白鸟芳郎在1969年11月至1974年2月期间到泰国的清迈、清莱、楠府等地对瑶族古籍《过山榜》在东南亚地区的译介与传播，以及瑶族文书与祭祀仪式、瑶族的形成要因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出版了《瑶人文书》等著作。除瑶族外，白鸟芳郎还对南诏、大理主体民族、苗族的族源问题，以及苗、瑶系和傣系民族集团的互动交流等均有研究，其所著的《华南文化史研究》里收录了他数十年来撰写的25篇论文。2020年，贵州大学王晓梅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白鸟芳郎《华南文化史研究》的汉译与研究”获批立项，正是反映出借鉴“他者视角”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之观照自身的文化内涵、促进少数民族活态文化研究等具有诸多意义。
（三）基于学术研究的译介活动
如前所述，日本学者虽然仅对《阿诗玛》《百鸟衣》《格萨尔王传》《萨迦格言》4部少数民族典籍进行了文本翻译，但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还有《指路经》《召树屯》《朗鲸布》《东巴经》《白古通记》等十余部少数民族典籍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从民族比例来看，基于学术研究的译介活动不仅涉及彝族、藏族、壮族，还扩及傣族、纳西族、白族、苗族、瑶族等。
如，西胁隆夫不仅参与《阿诗玛》的翻译，向日本学术界介绍傅光宇教授关于《阿诗玛》的研究成果，还翻译与研究了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维吾尔族民族艺术作品、傈僳族的起源神话、蒙古族历代文化名人名录等。他基于数年的学术积累与文献查阅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日本学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作为当时日本唯一一本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专著，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具有特殊意义。该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评述了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第二部分讨论了北方、西南以及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及民间传说。
藏学研究专家别所裕介曾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事例为中心，围绕《格萨尔王传》的跨地域传播与文化要素的改写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还对该地区“格萨尔文化运动”的相关动向做了详细的报告，这些研究均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客观上促进了格萨尔王传说在日本学界的传播。另外，纳西东巴文专家黑泽直道在课题“中国纳西族的语言传承及其文字研究”的研究中查阅大量的东巴经典资料后，出版了著作《纳西族宗教经典音声语言研究——口头传承的“东巴经典”》。该书附有纳西语表记法、纳西语语法概要、纳西语表记法转换对照表等珍贵内容，详细介绍了纳西族的文化、语言、宗教以及纳西族宗教经典的研究史及问题与声音语言、纳西族民歌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并分析了纳西族宗教经典与口头传承之间的重要关系，向世界阐明了纳西族的语言，对纳西族语言的探索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神话传说专家谷野典之对云南省、贵州省等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进行相关研究，以此探求中华各民族口头文学传承中的共同的文化符号与共同的历史记忆。
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学术研究数量上的增多，映照了少数民族典籍蕴含的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这说明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将西南少数民族典籍介绍到日本的译介方式，客观上拓宽了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传播途径。
二、西南少数民族典籍的日本译介存在的问题
（一）译介文本过于集中，研究点面亟待拓展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典籍。通过前文梳理可知，虽然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仍存在译介文本过于集中、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具体而言，日本学者从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典籍与地域文化、口头传唱人等角度展开了多维度的译介活动，但关注点集中在少数的典籍作品，造成了“纵向有余，横向不足”的现象。另外，研究点面拓展性不足的问题也较为凸显。微观层面上缺乏对少数民族典籍所蕴含的人物形象、文化符号、社会风景等方面的关注，而且甚少涉及对文本翻译层面的探讨。这些直接关系到译介过程中“他者”对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的“重构”。宏观层面上对译本的传播与影响、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读者接受等方面的关注度还不够高[14]。这些学术空白也影响着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融入世界文学、世界民族文学的进程。
（二）学术译介者较多，翻译实践者较少
日本对中国大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的学术型译介者较多、翻译实践者较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学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始于“文化寻根”，即通过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复原日本古代文化[15]，因此与其说日本学者重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不如说重视对民族典籍所承载的历史内涵、民俗信仰、传统要素、文化记忆等的分析，而译介行为源于研究需要，从而造成很多文本翻译散落在论文或是著述之中，未能作为完整的译本出版发行。1997年的“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的“口头文学与民间信仰——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的“东亚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的传承及当下走向”等国际研讨会中，关注少数民族典籍、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研究的伊藤清司、冈部隆志、远藤耕太郎、西胁隆夫等日本学者积极参与，并做了学术发言。从这些会议的主题来看，不难看出其主要围绕民族典籍、口头文学、民间信仰三者的互动关联展开，缺乏译介、传播、接受等方面的学术观照。另外，多样化的译介群体为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传播拓宽了方向，但群体内专门为典籍进行文本翻译的译者队伍较弱[16]。与学术论文的发表相比，文本翻译存在耗时长、成本高、译者需具备坚强的毅力去面对各种棘手问题，所以并非朝夕即可完成。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更是需要对其创作背景、传达的思想主旨、受众群体、阅读群体等各种要素进行考量，以保证其文学性、艺术性与完整性能如实地传达给读者，进而帮助读者群体形成对作品的整体感知。或许，这也是不少日本学者更愿意选择以学术调查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呈现成果的原因。
（三）中日学者合作翻译不足，目标语读者观照欠佳
中外学者合作翻译是保证译文质量、符合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最佳选择。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显示，目前仅有1999年和2002年的《阿诗玛》日译本是由中日学者合作翻译。其中，2002年由梅谷纪子与邓庆真合作翻译的《阿诗玛》尚未正式出版，手稿现存于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图书馆。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过程中，日本学者与中国国际学者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深入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由于日本学者对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活动更多关注的是学术研究，这种“间接”的翻译行为造成了中国国际学者的隐身或缺位，导致中日学者民族典籍日译研究合作不足。在译介活动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接受文本内容的读者皆是翻译活动中的参与者。目前日本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译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论文中简明扼要地概括典籍的主要内容与文化内涵，二是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观察和记录少数民族典籍的口头表演内容。前者缺乏完整性，后者虽具有客观性，但趣味性欠佳。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典籍译介的过程中，重“学术性”轻“可读性”，忽略了对日本普通读者阅读体验的观照。
三、解决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方位的中国”。少数民族典籍承载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积极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必要将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典籍介绍到海外，促进中华文化多元传播，呈现多维立体形象。做好当前的外译工作必须加强中外学者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同时要具备正确的翻译观念、清晰的读者定位、灵活的翻译策略、多模态的传播方式等。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说明还有很多学术空白需要我们去弥补。为改善目前的问题，笔者试提出以下对策。
（一）以译传与研究为纽带，促进中日学者间跨学科的交流互动，实现“以研促译、以译助研、研译相辅”
（二）促进复合型翻译人才培养，加强国内外合作翻译
如前所述，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存在集中性有余、广泛性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引导、吸引日本学者对更多少数民族典籍保持关注之外，还要重视培养精通民汉日三种语言的复合型翻译人才以及发挥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以语言转化为手段、意义再生为目的的翻译活动是西南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的第一步。复合型译者的匮乏是制约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考虑到翻译民族典籍的复杂性与困难性，可争取政府在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并实施相对完善合理的翻译规划。各类高校也要着力培养新一代翻译人才，通过将民族学与日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拓宽他们的视野。即设置民族典籍翻译专业，开设典籍课程或翻译实践课程来巩固学生们对典籍的理解，并提高他们的文学作品翻译能力。民族地区的高校以及民族类高校可以发挥地域及学科优势开展典籍外译实践研究。就西南少数民族典籍的日译实践而言，在文本的选择上可以优先考虑政府陆续整理出版、但日本学界尚未涉及的作品。对于比较难翻译的民族特色文化词汇方面，要尊重目标语读者群体的阅读感受，多借鉴日本学者的“本土化”表述。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中国学者的“逆向翻译”与日本学者的“正向翻译”的固有优劣，树立中国本位的对外译介观，以中日合作翻译的方式实现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我国学者在挖掘少数民族典籍，发挥主体性进行学术外译的同时，也要重视少数民族典籍东传历程中的“传递者”“沟通者”的作用。
（三）明确目标语读者群体的需求差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丰富译传模式
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文化交流需求，我们应该鼓励有资质的个体译者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而形成一种多向互补的文化交流态势。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要在了解他们的阅读兴趣的基础上，去满足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多元深层需求。少数民族典籍蕴含跨越时空的优秀民族文化，我们要让日本读者通过阅读典籍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带动更多不同群体的读者“走进来”。目的语读者群体大致分为专业读者、普通大众与儿童群体。专业读者主要以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的日本学者为代表。他们深谙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典籍译介最终呈现的“可读性”“趣味性”相比，更重视“完整性”“精准性”与“丰富性”，一个解说也能为日本研究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信息，引发研究兴趣。因此，可以通过注释、深入描写、各类民俗事象解析、民汉日三语对照表等丰富多样的翻译策略，以中国学者主导、与日本学者合作的方式，提高少数民族典籍译介研究中的“丰富性”与“本真性”。普通群众一般指的是日本民众，大众宣传媒介等多模态传播渠道更能直接地增加普通群众对民族特色文化、口头表演的兴趣。可以通过新闻报道、短视频、名人效应等渠道，与他们分享民间口头文学中蕴含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地域特色等信息。如，贵州省旅行社与日本ＮＨＫ联合拍摄了《云游侗族村：与传统共生的少数民族对歌与民居建筑》《巨大的地下空间—勇闯龙穴》等系列贵州特辑。其中《巨大的地下空间—勇闯龙穴》获得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奖”，在日本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面对儿童群体，要结合其年龄和心理特征，向其传递的信息应充满童趣和教育意义。以“少数民族典籍”为素材，做到“译”与“绘”的结合，将翻译模式转换为图文叙述。如，一直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君岛久子与日本绘画师赤羽末吉、丸木俊等跨界合作，创作了诸多取材中国少数民族故事的绘本。其中彝族民间故事《九兄弟斗土司》日语绘本获得了日本“ＮＨＫｆｏｒＳｃｈｏｏｌ”栏目的推介。故事被改编为１０分钟的短剧，主要面向幼儿园及小学１—３年级学生播放。
四、结语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国文学的范围之广博、内容之丰富，凸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日本学者们对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情况，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策略。总而言之，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典籍的文本翻译活动较少，基于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的译介活动较多。由于日本学者的“文化寻根”意识以及将文本译介放置于内容研究之内的思维范式和基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与母语记录，导致呈现了研究对象“纵向有余，横向不足”、学术译介者多、翻译实践者少、中日学者合作及受众读者群体观照不足等问题。尽管如此，依然不能否认日本学者在推动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过程的开拓性贡献。目前，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事象研究正处于不断深化的阶段。为进一步推进与深化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我们一方面需要以“以研促译、以译助研、研译相辅”为理念，促进中日两国学者在人类学、民族学、翻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跨界交流与合作，重视典籍传播中“传递者”“中间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本土人才的培养，我们需要加强精通民汉日三种语言的复合型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树立中国本位的对外译介观，不断推进中国人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进程。另外，需要考虑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多模态的传播方式。少数民族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有助于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共存乃至融通，最终实现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在海外的经典化。
作者简介：
刘岩，男，汉族，博士，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贵州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 典籍翻译与传播、近代中日交流史。
韩婉茵，女，汉族，硕士，厦门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典籍翻译。
原文刊载于《民族翻译》2022年第４期（总第129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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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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