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女人的社会及家庭角色

和钟华

女人，包括男人，其社会及家庭角色，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化规定了男女两性的角色，两性都遵循着这些性别规定而要求自己，以规范的价值尺度而行事，而评判他人。社会伦理规范着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的循规蹈矩，又巩固和强化了这种规范。

一社会文化对女人的角色规定

纳西社会性别角色的规定性，是由纯生理基础上的劳动性别分工，逐步融进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内容而形成的。纳西妇女的劳动参与度、家庭参与度相对较高，还有一定的社会参与。纳西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是两性互补、相依相存，所以较之有的民族，纳西男女的性别角色在某些方面相对平等，但因地区而异，其程度也有所差异。在一些中心地区，由于受主流文化中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影响，在男尊女卑观念支配下，两性角色抹上了一层尊卑色彩，特别是在中上层社会更为突出。而在一些边缘地区，性别角色较为平等，尊卑观念相对较弱，较大程度地保持了纳西传统文化的本质。

总的来看，纳西社会文化对女人的角色规定大致如下。

第一，作为女人首先要勤劳能干。勤劳能干是纳西社会衡量一个妇女的重要价值标准，妇女也以此要求自己。无论是在民间传说故事中，或是在现实生活中，勤劳都被视为美德，能干的人受人崇敬和钦羡。所谓勤劳，就是手脚不停地做事，从早忙到晚，从春干到冬，田里家里，从农从商，不停地运转。所谓能干，就是长于所干之事，精于所从之业。于是，如牛负重，没完没了地劳动成为妇女的天职，否则就被认为不能干而被人看不起。

第二，作为女人要会持家理家。长期形成的"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规定了女人持家理家的角色定位，所以能否将此担子担好，成了衡量一个妇女是否符合社会规范的重要标尺，而这，是与第一个标准紧密相连的。它要求妇女能挑起理家重担，善于安排，精打细算，使家庭运作有条不紊。所以家庭兴旺发达，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能力和才干的标志。

第三，作为女人，要会生孩子，特别是要会生男孩。把生育责任推给妇女单方，故妇女担负着"种的繁衍"的任务。父权、父系制的家庭制度决定了生男孩意味着"香火不断"，所以女人的价值也往往体现在能否生育及会否生男孩上。在一个家庭中，达到此标准的妇女与未达到或只达到其中之一的妇女，其地位是不同的。

第四，作为女人，要会奉老抚幼、侍候丈夫。妇女除了忙于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及田间、手工、商业活动外，还得侍奉老人，照料小孩，城里人家还得服侍丈夫，不然会被认为不贤惠。

第五，作为女人，要温顺、贤淑甚至要逆来顺受。在这方面一些上层及书香家庭，要求更严，更要"遵礼制"，社会评价是有教养。那些大胆泼辣、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子，是被作为反面教材而受人歧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西部纳西族许多地方，把女子称为"咪夸","咪"是女，"夸"是贱，女人被视为低贱、不洁。这是主流文化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对西部纳西族的影响的反映。由此生发出了诸多施于妇女的禁忌，譬如媳妇不能与公公及其他长辈男人同桌吃饭；家里来客，妇女不能上桌，只能在灶房吃饭。男人在楼下时，已婚妇女不能上楼。成年女子的衣裤、围腰等，不能晒在院子里，只能晒在猪圈、菜园篱笆等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女人在外面坐着干活或聊天，遇见男性长辈或平辈，要站起来；路遇长辈男性，要回避，若来不及，则要低头让在一旁。神圣的祭天，成年女子不能参加，也不能吃男人带回的祭天肉……如此等等，成为套在女人身上的精神枷锁。

总之，在对妇女的角色规范上，显示出了本民族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影响的叠加。传统上，由于妇女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她们有着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的角色形象；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又把她们定位为贤妻良母。二者相叠加，塑造了纳西妇女刚柔相济、精明与贤淑共存乃至逆来顺受的形象。它所施与妇女的，是无休止的劳动、忘我的奉献、无尽的付出，得到的回报是社会的赞誉、外界的赞叹，外加几多褒褒贬贬。

对妇女的这种性别角色的规定及其评价，在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集中反映在旧时的史志及她们逝后"盖棺定论"的墓志铭中。史志中对女性的评价，几乎都是以节义来彰显于后世。至于墓志铭，虽多系褒词，但其中处处显示出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评价。以居住在"吴洛科"（纳西地名）的和氏家族为例，其家族墓地墓志铭中对女性的评价有："秉性柔顺，持身端正，不甘露其才能，唯谨持夫规矩，家中一切事务，不敢自专，必禀命于公而后行。教子相夫……""和于妯娌，睦于宗族，娴于中馈，习于女工，不亢不卑，不疾不徐，言语柔顺，上事翁姑，致躬致敬，下育儿女，克宽克仁，能遵妇道，不忒母仪……""系出名门，从四德凤所探晓，尤善持务，井井有条….."显然，这是以主流文化中的伦理观念来评价女人的一生。

值得提出的是，由于生活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及文化氛围中，女人也在无形中形成了自卑、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心理和性格，认命，以寄希望于来世。因此她们大都自然地去接受乃至完善这种社会规范。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她们又担负起了持家理家的重任，表现得自信自强、精明干练，恰与自卑、懦弱形成明显反差。这种矛盾状况，正反映了两种文化﹣﹣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和整合。纳西女人，就这样生活于这块抚育她们的土地上。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据民族学研究，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妇女担任了主要角色。妇女除了作为母亲、祖母，是孩子的第一位或经常性的家庭教师之外，她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而对异文化而言，也就表现为一种保守性和排他性。对本民族文化而言，则是自信、认同感和保留、保持能力较强。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童年，不会忘记童年时代依偎在母亲或老祖母的怀里，听着她们那动听的催眠曲和讲不完的故事，幼小的心灵沉醉在那奇妙的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每到民族地区，你就会被妇女们那嘹亮清脆的山歌所陶醉，那是她们在表达自己的心声，表达她们对生活、对爱情、对劳动的感受。也会为那些艳丽而又各不相同的民族服饰所吸引，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妇女服饰。不少民族的妇女服饰，本身就是一部民族的历史。可以说，妇女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保存者和传播者。纳西妇女亦如此。

以服饰为例，清代乾隆时期，湖北安陆人余庆远在《维西见闻纪》中有这样的描述："自建设以来，男皆剃头辫发，不冠，多以青布缠头，衣盘领白罽。不袭不裹，棉布裤不掩膝。妇髻向前，顶束布勒若菱角，耳环粗如藤，缀如龙眼果，铜银为之，视家贫富。衣白褐青绿，及脐为度，以裙为裳，盖膝为度，不著裤，裹廉胁以花布带束之。……近年间有著履者，头目效华人衣冠，而妇装不改，裙长及胫，亦其旧制，以别齐民也。"这是改土归流以来至嘉庆年间维西纳西族男女衣饰的变化情况。此地虽属边缘，然改土归流以后，受中央王朝的影响，男人服饰已逐渐从"华人衣冠"而遵"礼制"了。当然这"华人衣冠"是"剃头辫发"、长衫马褂的清制，先从头目改起，百姓则仅是"剃头辫发"，这是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妇女服饰"不改"，仍从自己的传统。至于处于中心地区的纳西族，流官以行政的权力，强制"化导"，改变男女服饰："从前城乡妇女服饰殊异，奢而非制。嘉庆二十四年署知府王厚庆曲为化导，簪环服饰悉遵礼制。"此一改，从清代历民国至今，一直沿袭下来，除头饰随时代变化外，几近不改，而男装则已汉化。至于一些边远地区，女装基本保留本民族原貌至今。它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纳西妇女在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强固性。

从保存纳西族民间文学的角度讲，妇女也起着重要作用。纳西族拥有丰富多彩、流行于民间的口传文学，包括故事（含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等）、歌谣（含大调、短歌、儿歌等）、杂类（如谜语、谚语、笑话等），其中，传统大调是在长期流传中不断丰富发展、已定型化的、较长的调子，据统计，约有25首，熟悉者相对较少，一般为著名歌手所掌握。歌手有男有女，女性不少，20世纪40年代以后较出名的有和顺莲、和耀淑及稍后的李秀香、杨秀英、李艳菊等。短歌则多即兴创作、即兴发挥，许多农村女孩通过奶奶、妈妈耳濡目染而初习，再大点就在参加群体性的活动（如栽插收割、祭祀祈祷、赶会对歌、群体社交等）中习得。这些短歌内容丰富多彩，有生产、习俗、爱情、谣谚，等等，或直抒胸臆，或叙述事物，或嬉戏逗闹，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但除了祭祀歌、婚歌、丧歌外，一般忌在家里唱。而大量的儿歌民谣，则是老年妇女及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吟唱的启蒙教育，也是孩子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启蒙"教材"。这些"教材"的传承，妇女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民间传说故事，遍及纳西族城乡，内容涉及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开天辟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动物植物、远祖人物到伦理道德、民族交往、爱情传说、斗智斗勇，包罗万象，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妇女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搜集民间歌谣、传说故事时，记得最完整、最清晰，说或唱得最投入的，多是妇女（著名男歌手除外）。这是我们感触最深的。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重"雅"轻"俗"的儒学影响有关。承担着生育、抚育之责的妇女，从孩子在襁褓之中到牙牙学语，与其形影不离，催眠曲、儿歌、童谣就是她们抚育孩子的最有效方式；孩子稍大点，教他们数数、识物，也多以吟唱来启迪、引导；再大点，讲故事又是孩子们喜爱的认知方法……民间文学成了妇女教育孩子不可或缺的部分。妇女从小在母亲及祖母温馨的儿歌与故事中长大，又在劳动中、社交活动中学会对歌、讲故事、说谚语，直到情窦初开时，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时用一种特有的吟唱"时受"（与农村流行的"谷气""喂麦达"等调子不同，借用一种轻快的曲调填以纳西话演唱），来表达感情或相互逗趣。当母亲后她们又以此种方式抚育孩子，如此循环传递，本民族民间文学就自然而然地得以保存和弘扬。然而，在受主流文化影响较深的城区和家庭，唱民歌被视为"不雅"、低贱，所以禁止孩子学，结果城里，尤其是上层家庭的孩子（包括大人）不会唱，也听不懂。大男子是不屑的，而低贱的小女人无此顾忌，私下与伙伴们偷偷相互学习和传递。20世纪40年代末，党的地下组织运用传统民歌宣传革命，并吸收外来的一

些曲调加以提炼，改造成新的纳西歌谣（如"阿丽哩""喇喂调"等）,这才让民歌登上了大雅之堂，并成为城乡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而在农村，民歌和与之相伴的群体性舞蹈，是人们在生产劳动、婚丧习俗中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受主流文化影响较小的边缘区域，歌舞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男女皆然。只是妇女因性格更热情和细腻，更喜群体活动，因而学得更多，记得更牢。

再从传统医药保健知识看，与有些男人一样，纳西妇女普遍掌握一些草药的相关知识，并能熟练运用。据和鸿昌等人的调查，纳西成年妇女许多人都掌握几十种草药的用法，少数人能掌握上百种。特别是清热解毒、消炎退热的草药，她们都能自己找来配制。妇女们大都具有用"海海脑脑、斯肯鲁肯"来防病治病的本领。"海海脑脑"意为绿色植物，泛指房前屋后、田边地角、沟旁路边随手可采的草药。"斯肯鲁肯"意为木根石根，泛指植物根部的药用部分。每年端午节和中秋节之后，妇女们都喜欢上山或去田野采药，晒干备用，或送给求药的乡亲。妇女们用传统医药治疗疾病的范围也较广，包括感冒咳嗽、肺炎、消化不良、急慢性肠胃炎、外伤出血、跌打损伤、疝气，等等。不少妇女还会按摩、灸、拔等医术，有的还是方圆几里乃至几十里有名的民间医生。妇女也掌握传统的自我保健知识，在经期、妊娠期、产期、哺乳期这四期中发生病痛时，能用传统医药来自己治疗，同时懂得自我保健。比如在经期和妊娠期均注意保暖不受寒，不做剧烈劳动（但农忙时则往往忌不了），饮食上注意补充鸡蛋、红糖等富有营养的食物，忌过性生活，忌吃刺激性食物等。分娩以后按照充分休息、睡眠充足、加强营养、心情愉快等方面进行保健，并得到家人的积极支持和护理。对婴儿的传统医药保健知识，妇女们也都有所掌握，所以一般都能对小儿常见病如疳积、惊风、麻疹、遗尿等进行判断并用传统医药处理和治疗，她们对婴儿的传统保健意识也较强，重视母乳喂养，注意婴儿的皮肤卫生及生活环境的卫生等。这些民族传统的医药保健知识，是妇女们一代代传承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起来的。

此外，民族传统手工业如绩麻、纺线、织布、刺绣等，传统的食品加工如磨小粉及凉粉、做豆腐、腌制腊肉（在农村也有男性参与）、酿酒、熬糖等，也大都由妇女所掌握并传承下来。一些家庭宗教祭祀及驱鬼喊魂等仪式，也由一些老年妇女掌握并进行。

综上所述，纳西族妇女在弘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她们为纳西文化的弘扬、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春播夏锄秋收冬忙的重要力量

按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对外出面及家内大事的定夺，由男人起决定作用，"主内"实际上已演变为干内务。就劳动分工来讲，昔日是男耕女织，男人主要进行田间劳动，女人主要担负家庭内务劳动，包括做饭、洗衣、饲养牲畜、纺线织布等，女人要仰仗于男人而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变。然而纳西族"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与此有所不同，它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往由男子出面，对内事务主要由女子负责。在劳动分工方面，以自然体力进行分工，消耗体力较大或较危险的活计如犁田粑田、上粮架、夜间放水等由男子或主要由男子担负，较繁杂、消耗体力相对小一些的活计，则由女子承担，历来如此。这就是说，除了家务活计外，纳西妇女还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田间劳动，古今如此。纳西族生活于高海拔地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较恶劣，这样的生存条件，磨炼了纳西人耐寒耐苦的体力，妇女从来没缠足之俗，因此她们特别能吃苦耐劳，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干活，一生都与劳动相伴，就是老了，也都在干着力所能及的活。纳西族作家夫巴在他《砍樵的母亲》这篇散文中，对此做了这样深情的描绘。

至于母亲们，她们是苦惯了，上山打柴、拉松毛，只是劳动的一小部分，她们一年到头，没有歇息的时候。夏天，她们冒着风雨，天不亮就去栽秧割麦，一天劳动超过十六小时；隆冬时节，水面已经结冰，正是家乡掏沟泥的时候，她们也常和男人一样，敲破冰块，下到河沟底，站在没过膝盖的泥沟堆里，一铲一盆地将沟泥甩到田里。这是一般瘦弱一点的男人都觉得吃力的活，而她们却从不退让。高原的风吹着泡过水的手脚，使皮肤皱裂，脚后跟裂开寸把长的口子，渗出鲜血，她们也不以为然。她们信奉这样的哲学：人生只有劳动才能得到幸福。今天的力气不能留到明天再用。一天不劳动，三天不得食。她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操劳，本来丰满圆润的肩臂上，因长期背负而长出老茧！说她们是世界上最能吃苦的女人，怕不为过。在她们的身上，不知背走了多少座玉龙雪山。

这绝不是文艺创作，而是实实在在的纪实。春种秋收、栽秧打谷、砍柴割草、薅锄施肥，都是妇女的农业劳动内容。可见，在纳西族聚居地区，妇女是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军之一，她们与男人一样在田间劳作，参加着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她们在此领域的活动，不亚于须眉。

背松毛的妇女们（和钟华摄）

四搏击商海的参与者

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商品交换起始较早，东巴经中就有《三女卖马》《买寿岁》等故事，虽然其主题系劝谕人们不要蹉跎青春、寿命是买不来的，但也讲述了大量的互市情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丽江及其周围地区乃至大理、昆明的贸易交往情况。唐宋时期纳西族聚居地区以牲畜尤以马对外交换，曾是南诏三大畜牧区之一。

明代，木氏土司开通了许多马道，纳西族聚居地区与藏族聚居区的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以丽江古城为中心，周围已出现一些露天集市。至清初，更有了进一步发展，乾隆《丽江府志略》所载市肆有：府城市（今四方街）、白沙市（今白沙街子）、束河市（今束河街子）、七河市（今七河）。据说，丽江坝子最早的露天集市是"以古芝"（今象山背后）、"鲁古芝"（今太和村）、"拉沙芝"（黄山脚），以后逐渐移向中心"谷本芝"（今四方街）。清末至民国时期，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其交往范围远至中国的上海、重庆、拉萨、四川，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就这样，参与活动的纳西人历代不绝。骡马交易及跨区域大宗贸易以男性为主，而就近的集市贸易，则女性居多，故也才有"四方街买卖，大半妇人多"（杨菊生《丽江杂咏十五首》)"四方街﹣﹣女人街"之说。

据乾隆《丽江府志略》记载，当时的"府城市"四方街，"日中为市","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卖的多为粮食、布匹、食物、薪柴和蔬菜，酒则更是"入市者必醉饱乃归"，可见当时已相当繁荣。至于白沙、束河等乡村集市，以盐、酒、蔬菜、米、鱼等为交易物，都是在临近黄昏时起市；七河街则系丑、未街。昔日四方街的买卖划区进行，卖布、卖杂货、卖米、卖肉、卖菜等均有定所，摆摊设点者多为妇女，她们不识汉字，但能说会算，也会辨认钱和尺、秤等，不会出大差错，大都算得非常准确。除了直接买卖外，还有摆簸箕地摊、专事为买卖粮食者用升子计量或代售的生意，从中获取报酬的妇女。

除了摆摊外，还有不少妇女在街面上开设铺子，经营布匹、百货、面馆、食店、酱菜等生意。有的则走街串巷卖面粉、凉粉，也有不少妇女从事区域外的贸易，或到城边、乡下做买卖等。

纳西妇女还把自己织的布、绣的手工艺品、酿的土酒、腌制的腊肉及咸菜等销往市场，从而使这些物品从自给自足的狭小天地走向了市场这个大天地，不自觉地由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这个意义讲，纳西妇女对推动纳西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纳西妇女以她们异乎寻常的坚韧、吃苦耐劳、精明干练的品格，诚实的态度，拼搏于商海，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中，也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从而成为搏击商海的重要力量。

五屠宰业的执业者

丽江古城有条杀猪巷，巷子之所以闻名，在于这条巷子里的女人。屠宰业，在中国古已有之，然而从事这一职业的，清一色为女人者，恐怕只有这条杀猪巷了。

纳西族先民系游牧民族，定居在金沙江上游地区以后，虽然从事农业，但畜牧业在社会生的比重仍很大，一是传统的继承，二是所生活地区海拔偏高，气候偏冷，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然而却水草丰美，适于畜牧业的发展，所以畜牧一直是纳西族聚居地区重要的生产门类。古籍不乏这样的记载："磨蛮，亦乌蛮种类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蛮书》卷四）。"牧业种类及数目：牛马羊猪约八万余头"（民国《丽江县志》)。"丽江食羊者多，每日市中宰羊数十头"(《滇南闻见录》)。"琵琶猪，取猪重百条斤者，去足，夸肠胃，剔诸骨，大石压之薄，腻若明珀，形类琵琶，因名琵琶猪。丽江女子挟以贸，远望若浔阳商妇也"(《滇南新语》)。

随着牲畜的商品化，与畜牧业相应而产生了屠宰业。纳西人喜吃猪肉、牛肉、羊肉，上市者不少，丽江街市专辟有卖肉的区域及摊点，此为杀猪巷的杀猪女所占有。过去人们对杀猪女是异样相看的，常把她们与心狠、喜怒无常、尖刻等相联系，每年二月八日的祭祀，要全村凑钱买猪做生祭与熟祭；三月十三的震青山庙会，杀猪女要背着米酒拌凉水（纳西语："紫日及期时"）在半山请赶会者喝，但有的人说："不要喝，她们在消罪！"过年杀年猪，要点上香、烧金银纸火，以示"赎罪"等，备受歧视。她们有儿娶不到外村的媳妇，有女嫁不到外村，世代基本都在村内联姻。正因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杀猪女有着一种比一般纳西妇女更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精神，一种更加泼辣和勇敢的性格特征。我曾亲睹了她们在屠宰场杀猪的场面，真为她们那大胆、利索的举动而瞠目结舌。

阿崇合、阿润姑两位妇女从猪圈拉出一头百多公斤重的大肥猪，一人使劲往前拉，一人抓起猪尾巴往上提，三下两下就把猪按到了杀猪桌上。接着一人用身体紧按住拼命挣扎的肥猪，一人利索而准确地用刀刺进猪的喉咙。刹那间，这头大肥猪已瘫软下来，两人各提一条猪腿趁势往开水锅里一丢，三翻两翻烫好了，就拿起刮刀刮毛，转眼工夫，毛刮光了，又把白净的猪提到案桌上剖肚，取油，冲净，理肠，最后一砍两半，准备上市，前后仅仅二十来分钟！据说在那些年代，她们有的进入了国营食品公司当职工，有的到罐头厂当小工，干记件活，她们一个人一天宰五十只羊，宰牛剔骨五头，为了"抓任务"，她们往往抓来一只羊骑在胯下，又抓来一只用左手提住头，右手握刀，两下捅死两只羊……

杀猪女的这套过硬本领，是从小练就的。她们一般十一二岁就跟着母亲理油、卖油、煮猪血、下乡买猪、喂猪食等，到了十七八岁就独立掌桌，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买猪、赶猪、杀猪、卖肉的本领。其中充满了艰辛，据当年的杀猪女和月新、和秀珍、和润姑等老人讲，她们一般四点左右就起床，要干到晚上十点钟左右才睡觉，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左右。到乡下买猪，风里雨里吃尽苦头，有时猪掉到深沟里，自己也得跳下去，天气热，猪不肯走，还得半夜扎起火把赶猪。有的人怀了小孩，在赶猪的半路上突然发作，孩子生在路上，取下围腰把孩子包起往回走，这样的事例很多。

据说过去杀猪，捅喉那一刀由专职的男人来捅，他们很傲慢，动不动就骂人，妇女们受不了这窝囊气，干脆就自己动手，这样她们就掌握了杀猪的全过程。和月新老人讲，杀猪、杀羊、杀牛都是她第一个开始动手。她四十六岁丧夫，六个孩子由她抚养长大。那时她一天宰卖四头猪，干得两头黑，打起火把饭是常事，不知疲倦，也不知苦和累。据了解，男人参与买猪，但不参与杀猪和卖肉。据六十四岁的和秀珍讲，在她阿公（外祖父）那代，男的还参与屠宰和卖肉，但到了她父亲这一代，男的就去读书做事，只有女的才干屠宰这一行。看来汉文化的行业尊卑观念及性别尊卑之分就这样开始并发展起来了。在杀猪女的家庭中，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及挣钱养家者，除有工作者之外，男人只干些做饭、带小孩等辅助性劳动。由于生活的磨炼，杀猪女除了特别能吃苦之外，也特别胆大、特别具有反抗精神，谁人不尊重或侮辱了她们，她们是毫不客气的，因此才会有把她们说得很恶的现象，其实她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据说，民国时期大兵会来抢肉，若不交，连秤杆也会被折断，竟然有杀猪女敢举起刀来与他们对干，不能不令人佩服她们的勇气。

在杀猪女身上，体现了纳西妇女的壮美和力的美。

杀猪女阿崇合（和钟华摄）

六家庭中不可缺少的顶梁柱

前已述及，以丽江为中心的西部纳西族行父系制家庭，从夫居，血统以父系计，财产由儿子继承，家长由男性担任，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对外出面的是男子，主持内务的是女人。由于妇女参与家庭管理的程度深，在经济及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她们在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家庭是否兴旺发达和富裕，反映着这家主妇的能耐。唯其如此，也才有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规定中把会持家理家作为重要一条，而纳西妇女也把它作为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方面。

以前纳西人常把母亲比喻为火塘，因为她把一家人团在自己周围，给了他们温暖。那时有句俗谚："岁本阿爸尸他啦，哈妹美以尸某他。"意为"可以死了当官的父亲，不能死了当叫花子的母亲。"说明了"主内"的母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家庭没有了父亲，母亲照样可以把生活安排料理得井然有序，一切事务正常运转。但若失去了母亲，运转就不灵了，往往家就不成家了，所以又有俗谚形容说："阿干赤土培跨格，你奴赤土蜡菊资。"意为"鳏夫穿的是麻布裤，寡妇戴的是手镯"。它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纳西妇女支撑一个家庭的能力和才干。一家人的衣食、生产、经济开支，多由母亲这位内当家安排料理，父亲是不用操多少心的。即使是婚丧大事，操心最多的也是母亲，父亲则主要负责出主意和出面待人。在传统角色规范的熏陶下，纳西母亲有一种特别深厚的家庭责任感，对老人，对丈夫，对子女，她们都自觉地去承担赡养、侍奉、抚育之责，默默地做出奉献，不图任何回报。她们用自己无休止的劳动和无私的爱，赢得了家庭和社会的尊重。她们围腰带上的那一串钥匙，就是她们的权力和责任的象征。

在家庭中，纳西女人的担子是最杂、最重的，尤其是在城里，妇女几乎承担了一切活计。旧时，城里的纳西家庭，无论贫富，一般都要养猪、磨小粉或点豆腐、酿酒等，这些工作全都由妇女承担，她们得起五更、睡半夜地干，对此，女作家赵银棠曾有过细致的描绘。

许多拉磨、酿酒一起做的人家，妇女们必须摸黑起床，首先看看天象，启明星刚从东方出现的时候最为合适。……要是阴雨天气，睡不着觉，不仅误事，而且悔恨交加，内心将会无比沉重。熬酒灶或煮大麦的锅下燃起了火，然后，再忙于点起一根灯芯的菜油灯，张罗拉磨所需的种种物事：捞泡豆，换清水，安置大小缸桶等等。拉磨至少需要两小时，还要用粗细不同的布袋一道又一道地沉淀。

灶头上的熬酒甑将上汽时，又要忙于装置溜酒的天盘，一次一次地换放溜锅里的适度用水。直到陶瓶酒满，余沥淡味之时，已经天明日出，妇女们又要忙于做全家人的早餐了……

至于每天两次的喂猪食，养猪越多，所需的饲料和时间越多，妇女们一直忙到中午以后，才能收拾收拾，再去搞别的事情。

有的上街做买卖，有的做各种各样的针线活……

此外，织布也是城里妇女的活计之一。据赵银棠同一文章的介绍，20世纪20年代以后，丽江的私人织布厂（工坊）越来越多，纳西姑娘学织布的也越来越多，每织一件布，由早期的几十文（通洞小钱）到后来的毫银两三角，一个月可以有十四五元，曾经是城区妇女一笔可观的收入。随着外地洋布的不断进入，本地土布慢慢被挤，丽江的织布行业也渐渐冷落下去了。不过手工刺绣、打辫子等，却一直是妇女的收入来源之一。

渣、酒糟以及与之连带的渣水为主，酿酒、磨豆腐、磨小粉及凉粉等，自然就可解决猪食问题，而清酒、豆腐、小粉、凉粉等产品则直接进入市场成为商品，猪杀了卖，或做成腊肉、火腿自食，有的也出售，又是一笔收入。做手工、开铺子或摆摊经商等，更是一种支撑家庭的谋生手段。所以城里的纳西妇女一般都是家庭的主要挣钱者，只有少数男人开了大商号及当官、教书的家庭，收入的大头才来自男人。但即使这类家庭，女人也不是坐享清福，而是手脚不停地参与喂猪、酿酒、磨小粉、做手工艺品等劳动，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里，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在丽江，没有一个女子或姑娘是懒惰的，她们从早到晚都在做事。……纳西县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富商和地主的妻子和女儿，像贫贱的农村妇女一样努力干活。她们或者专门在本地市场上销售藏人的货物，或者用篮子背着货物，去赶鹤庆每星期一次的集市，或者她们可能获悉某些村里有便宜的洋芋和猪，于是她们奔去那里，满载而归，赚一小笔钱。我多次碰见县长的妻子习大妈，背上背着沉重的一篮子洋芋或一袋粮食。在西方的"社会"领袖之中，这种劳动观念将引起一场轰动，也许比假想的火星人入侵引起的轰动还要大......因为在丽江，第二天你可能在某位将军家的婚礼上见到习大妈。满身绫罗绸缎和珍贵珠宝。

这样，在小小的纳西社会里，妇女在理论上受鄙视，可是实际上她们得力，受人尊敬。男子享有特权，但是他们软弱，在经济生活中无足轻重。

在纳西人的观念中，一个妇女要靠男人养活是极不光彩的。相反，旧时，有的男人对女人还有一种依赖，在城里，有的家庭甚至还得靠女人来养活。由于深受主流文化中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男人不做家务活，也不背小孩，不上街摆摊做小买卖，因为这是"卑贱"的活计，做了会被人耻笑。他们当中，除了那些开商号做大生意、开作坊当老板或当皮匠、铜匠、银匠、裁缝、织布等人，或在学校教书，在政府当官员，在政府部门或商业机构当职员，在马帮赶马等人，奔忙于他们的事业外，相当一部分男人过的是被认为高雅的吟诗作画、弹奏古乐、放鹰打猎、垂竿钓鱼的悠闲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在农村，男人参与农业劳动，重体力活基本由他们承担，有时也参与一些家务劳动，他们较之城里的男人勤快得多，但一般不兴做家务、不兴背背子（山区除外）、不兴背小孩。上山砍柴、下地送粪、进城赶街，都用马驮，他们或牵着马或跟在马后赶马。妇女除了田间劳动外，还得干家务劳动，做饭、喂猪喂鸡、洗衣、找猪草、割牛草等都是她们的活计。家庭中事无巨细，主妇都得管、得做。

总之，纳西城乡妇女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她们用自己的双肩挑起了生活重担，支撑起了一个个家园。

纳西族自接受了主流汉文化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面、消极面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舆论上颇有影响，其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民间，尤其是在上流社会中影响颇深，在婚姻、生育、宗教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妇女们却很得力、受人尊敬，起着生活支柱的作用。纳西作家夫巴曾言："她们是实际的家长，从油盐酱醋茶到种地、开店、经商、家庭理财到儿女婚嫁，都由她们做主操办，只是让男人挂个家长的虚名，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已。"

而今，社会已开始向两性平等地支撑家庭生活的方向迈进，男人也自觉地参与家务劳动，与女性共同担起家庭担子。两性平等的纳西传统文化，经历了从主流到开始失衡，再到另一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的过程，两性和谐、两性互补这一纳西传统文化的基调在发扬光大。统言之，纳西族的两性关系经历了一条平等和谐﹣﹣不平等﹣﹣平等和谐，亦即平衡﹣﹣失衡﹣﹣平衡的发展之路。

值得深入探究的是纳西族传统的男女家庭和社会性别分工之内涵，尤其是城里男人主要从事精神生产、女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这一普遍现象。男人喜爱，女人认同，久而久之，相沿成俗，唯外界人看来不可思议。昔日曾有这样的俗话："有钱买骡，不如讨个丽江婆"，足见外人心目中纳西女人就是强壮的劳力。对于纳西女，杨一星曾有这样的描述：

"纳西美"（纳西女人﹣﹣引者注）从小被培养成勤劳耐苦、敢闯敢干，具有独立生活能力、勇于奉献的人。靠她的辛勤劳动，要使全家吃饱穿暖，要供儿子上学，上中学甚至大学，要给丈夫很多的休闲时间，穿上整洁体面的衣服去参加诗社、画院、古乐队等闲情雅趣的活动。假如儿子读书有成，丈夫在高雅的活动中能露面，就是她们极大的幸福，还是对她们才能的肯定。纳西族中的很多作家、历史学家、科学家等，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对于这种文化现象，今天的纳西男人是怎样诠释的呢？赵晓鹰在《男人的世界﹣﹣摆脱女性世界的最后挣扎》一文里这样写道：

在纳西族的传统社会里，"女儿国"的痕迹一直十分明显，哪怕经过了"改土归流"的大换血大手术，女性的管家意识依然得到了部分遗传。尽管母山、母海、母房与母系大家庭已经只存在于泸沽湖畔的村落之中，尽管"男尊女卑"的汉族观念已经渗透进了纳西族的血管之中，但是，女子在家庭和经济领域还是充当着家长或"看门人"的角色。纳西女子大都身体强壮、能说会道、善于理财而且天生有一种不甘示弱的气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家中的大小事务离不开妇女，铺面的管理和经营由妇女出面应付，杀猪、跑生意、酿酒、沿街叫卖、料理客栈、充当经纪人、打柴、喂猪都由能干非凡的女子唱主角。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丽江古城以及周围的乡村里，除了组织马帮跑西藏的"藏客"和下内地城市进行贸易的"水客"之外，活跃在商业领域的绝大多数是纳西女子。尽管有男子在背后策划指点，但出面的常常是那些敢作敢为的少妇。经济大权也随之落到了女子的手中。

我折服于晓鹰对纳西女人的了解和评价！这是从他的家庭、从他所生活的大研古城的濡染，从他的所见所闻及他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对于那一代的纳西男人，晓鹰是这样理解的：

就在男人的世界越来越狭小的时候，如何摆脱女性世界就成了纳西男子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心甘情愿地待在家里看孩子的男人并不多，能够走南闯北做大生意的男人也毕竟有限，希望妻子像"大姐姐"那样宠着男人、管理着男人的丈夫可能也不会是多数。

最后的挣扎必须找回男人的尊严和体面。在苦苦探索之后纳西男子在古老的传统和现实世界之间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失尊严而又充满文化色彩的道路。

鹰猎、绘画、演奏音乐、吟诗作赋、谈古论今、品兰赏菊、收藏古玩、邀友远游、听暮鼓晨钟、看落霞与孤鹜齐飞，古代文人、士大夫所喜欢的一切，几乎都被纳西男人学会了。所以纳西男子多才气，多灵感。除了勤奋和汗水之外，文人和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一切，纳西男人几乎都具备了。

看，纳西男人活得多潇洒！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在为名为利而疲于奔命的人们面前，他们活得多自在、多逍遥，难怪这里被外界视为一片净土！

对于纳西男人的状况及情操，赵晓鹰做了进一步阐述：

纳西男子都有两个情人，一个是生活，一个是艺术。纳西男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精彩的男人，难怪他们总是被女性宠着、惯着、纵容着。除了文化和艺术，纳西男人是不是什么都不做？……看看当年活跃在中国的丽江、拉萨与加尔各答之间的那些"藏客"，看看当年为古城的建设奔走劳碌的工匠，看看当年在丽江古城、石鼓、大理、昆明、康定等地开商号的纳西族坐商，再看看那些在丽江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你难道还要固执地认为纳西男子无所事事吗？

经过冷静而客观的换位思考，我认为其中不无道理：男人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追求。生活于深受主流文化中男尊女卑观念束缚的文化环境中的纳西男人，绝不可能摆脱世俗观念，如果哪个男人有违此规范，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批判、讥讽，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同一文化现象，不同性别、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验，从不同角度去体察和思考，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这里要说的是纳西女人的勤劳能干，但并不否认那部分拼搏于商界、辛勤于农业劳动的男人。昔日城里不少男人专注于文化艺术，不能否认，是被视为高雅、尊贵的"尊"之列，这是他们应追求的领域啊，不然为何不在"卑"领域如农村、商界追寻自我价值呢？当然，今天的年轻人是理解、体会不到昔日"男尊女卑"的社会实况的。丽江古城纳西族社会，昔日以尊卑划分的性别分工，而今正被和谐、共担所取代。

作者简介

和钟华，1937年生于昆明，在金沙江边的石鼓小镇度过童年，丽江古城长大的纳西女。毕业于西南师大（今西南大学），先后在西南师大、云南工大（今昆明理工大)、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编辑、教学、研究等工作。秉持纳西女正直善良、执着认真的品格，数十年来埋头耕耘于以纳西族为主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化、民族妇女研究。曾先后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泰国、菲律宾、印度、不丹、韩国等国家参加学术会议及世妇会相关会议，进行学术考察。先后撰写、编著、出版过20多部学术著作，发表过百多篇论文、调查报告、纪实性文章，多次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2006年被云南省委宣传部、省社科工作委员会、省社科联授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老专家”称号。人生准则是：正正派派地为人，踏踏实实地为学。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吉一宁（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