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诗学与抵抗的根系
马兵
倘若存在一杆秤,去称量干涸的河床、呼啸的沙尘,亦或是沉默的山羊,诗歌是极具效用的。但秤砣的选用需要十分精确。这意味着在诗人笔下,所见的实物、概念甚至是情感的流转,都需要在词语本身的枝蔓中去联结。这种“以轻驭重”的辨证术,是马占祥有意识的背反。“山羊只修正急于表达自己的/蒿草的,命运”(《山羊经》),马占祥以“蒿草”的瘦弱茎秆撬动生存的巨石,正如《种一枝桃花》中“为奔波的人开出红色的花”,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美学策略,令人想起卡尔维诺笔下的“轻逸”——但马占祥的“轻”不是形式感官上的减少沉重感,而是依靠汉语的韧性在粗粝的地表扎根:苔藓潜入石缝(《绿萝谣》),闪烁河畔神性(《红柳歌》),就连沙尘暴的暴虐里也有“春天奔波的小角色”(《沙尘暴》)这样的表述。这种诗学更暗合加斯东·巴什拉的“物质想象”——微观物质里栖居着宇宙魂魄。在《心脏》中,一声“寺庙钟声”般的悸动,将肉身的疼痛升华为关乎存在的顿悟,是切实的身体写作;《冬夜独坐》末句“一朵灿烂的星华”拉长了时间的维度。正是因为想象,我们在马占祥笔下看到了同心城的另一种模样,一种被宏大和戈壁滩的刻板印象所遮蔽的微小的美。
与其说马占祥的诗学是以轻驭重,不如说是一种节制的创作观念。这种节制,表现在语言和存在表达的节制上面。《山羊经》全诗十二章,每章不过三至五行:“山羊不说话,不忧伤/不笑/谨守山坡的/纪律”。这种高度提纯的语言,将山羊的沉默凝塑成西北生存的集体话语。字里行间,渗透着观念的意涵:在工业化的进程里,唯有节制能抵御意义的流失。《河西集市》的清单体实验则更具先锋性,全诗以近乎人类学田野笔记的冷静,罗列河西集市的店铺名录:“牧甫通讯/烧饼店、兽药经销部、学文综合商店/农药店、经纬药店、养生馆、牛肉拉面”清单式写作几乎去除了所有的连缀和矫饰,仅仅用名词撑起叙事。我们几近可以得出判断,马占祥试图在用名词的滥用抵制对消费社会符号的滥用,这何尝不是一种节制呢?所以我们能在他的诗歌里看到大量的白描,马占祥的白描并非是词语本身的意义呈现,而是通过组接刷新了词语的内在意义。在《冬夜独坐》的结尾,“一朵灿烂的星华”如彗星划过,突然截断的句式制造出巨大的沉默场域。仅仅是量词的变动,星华就被嫁接为了“花”,用以对抗孤单与虚无。这种思辨难能可贵,它不是在讲一个干巴巴的道理,而是服从于诗歌的具体语境,用节制的用词,节制的空间甚至是节制的情感去面向那一刹的火光。这是另一层面的“以轻驭重”,表面是节制与克制,实则汹涌澎湃,引人深思。
马占祥的节制美学绝非单纯的修辞自律,而是一场从语言到存在的系统性抵抗。马占祥的诗集里出现了大量的地名。我们在猜想,“半个城”是怎样的一个城市,除却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之外,鲜有外地人能够知晓这一地理空间的其他元素。在他的诗里,可以读到“半个城”“银平路”“海原”“同心路”等自然地名,它们被诗人征用,不再只是作为可被测绘的地理实体,更多了一层意味,成为被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所侵浸的“地方”。《河水向北流》中,“河岸,一株苦籽蔓拉开了北风的一角”消解了“清水河”作为水文标志的客观性,以“苦籽蔓”的野生植物覆盖河流的官方命名,以私有场域侵浸公共场域,如同用蔓草根系缠绕水文碑石一般,完成地名的符号重写。不仅仅是祛除公共性,马占祥还为地名赋予神性:《绿萝谣》里的“绿萝坐禅”所呈现的室内盆栽被升格为禅宗意象,“绿萝”不再是园艺标签,而是语言修行的蒲团,枝叶伸向《六祖坛经》的缝隙,重构了“书房”作为精神道场的空间属性;《明月章》里,公共物质又成为了感官经验的延伸,“水里的春天有一节月光的尾巴”,月光被动词化,成为切割水流的刀刃,“春夜”被肢解成了液态的光谱,这是视觉的赋魅与延伸。在精神世界里,地理标识往往成为诗人精神的栖息地。“一条路,有着各种未知的歧途”,《走海原》开篇的“路”既是地理路径,也是精神迷宫的入口。海原这一地名的意味在诗中不断滑动:从地理坐标(西边的路),到精神坐标(群山的沸水),再到存在坐标(梨花的寂静)。这种能指的漂移,使“海原”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吸附所有未被分类的记忆与欲望。据此,我们已然得出了作者地名私有化过程中的几条路径。
在地名的转换与确认中,马占祥颇有几分身份的焦虑。在诗集《云尽处》里,身份的焦虑并非直白的呐喊,而是隐伏于对“半个城”的反复书写中——这座干旱、贫瘠的西北小城,既是马占祥的地理坐标,也是其精神困境的隐喻场域。当现代化浪潮席卷而来,故乡经历工业化的席卷后,通过治理,山水环境似乎变得更好了,但记忆中的荒凉与亲人的离散却成为挥之不去的暗影。诗人以近乎执拗的姿态向下挖掘,试图在语言中重构一个正在崩塌的故乡,以此抵抗身份失落的虚无。在《银平路》中,“崭新的城市”与“风不再使劲吹了”形成刺眼的对照。马占祥途经“被拆迁的叫卖声”,目睹“陌生的人群”与“认不出小时候的我”,身份的归属感被连根拔起。这种割裂在《口罩时代》中进一步异化:面孔被“几何学的遮蔽”,人与人“作揖,像两只鸟/离影子那么远”。口罩成为现代生存的隐喻,个体的身份在安全距离中被稀释为模糊的剪影,每一个个体都丧失了可以被标识身份的脸庞,成为了没有个体性的符号。而《沙尘暴》中的“尘埃浮动”,则指向更深的荒诞——当“院子里的土地升上天空”,熟悉的故乡沦为“补丁般的图像”,诗人只能以“一身尘土的样子”成为他者故事中的“小角色”。面对身份的溃散,诗人将目光投向更低处的生命。《红柳歌》中,红柳“燃烧的香味”在河畔过于密集,以“茎秆之躯切开风”;《伐木》里,被切断的枝干“从切口生出细小的枝条”,如同诗人“怀揣伤口/努力开出自己的花朵”。这些卑微的生命以近乎暴烈的生存意志,为身份焦虑提供解药:在《刺玫一朵》中,唯一坚持的刺玫“摇摆”于倾斜的楼宇底层,以静默的绽放对抗“九月的暮晚”与“远过东山的渺远”。这里透露着诗人在身份焦虑下寻找到的破局道路,即卑微者的史诗。这些在裂缝中倔强存活的卑微生命,恰恰构成了对抗身份消解的微型史诗。
加斯东·巴什拉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写道,“火是矛盾的象征:它既摧毁又创造,既驯服又暴烈。”马占祥的诗歌实践,正是以这样的火焰穿过时代的荒原——不是用“干旱”或“乡愁”的标签轻巧掠过,而是以“半个城”的盐碱地、“清水河”的苦籽蔓、“海原”的歧路为火种,照亮自我确证的路途。这里面人的迷途、精神的孤寂,比那些穿戴整齐的地理坐标,显然更锋利、更灼痛。
作者简介:马兵,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研究院博士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出版有专著《秋之白华》,作品散见于《青春》《创作》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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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冶明花(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刘深(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