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地栖居与恒久的向往

——评龙仁青散文集《青藏的细节》

邓琪

2024年9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龙仁青的散文集《青藏的细节》。全书收录文章16篇，凡12.7万字，算是一本偏薄的“小书”。然而，通读下来就会发现，它绝不比那些动辄数十万字的大部头作品逊色——其行游的足记、博物的气质和民俗展览式的表达，实难让人“一言以蔽之”。《青藏的细节》虽是散文，却不乏各色为时代画像的人物、故事化的情节推进和大体量的环境描画。长年累月守护森林的警察、大学毕业在家乡行医的才洛、西藏玛卡种植基地的广东汉子张少锋、祖籍山东菏泽的老园艺师夏乾文，以及扮演“向导”角色的各地党委、县委、作协的领导干部，都是写作者深入了解一方新地的社会与文化之窗。作家仿佛一位行走在青藏天地间的诗人，用他的脚步代读者丈量、以他的眼睛替读者观察，并用最形象灵动、细致诗性的语言把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传达给心存远方的读者。因为他的读者正在为繁重的工作忙碌，也在为高压的日常奔波，无法停下来、等一等、看一看。可以说，龙仁青以其在大自然中的短暂栖居，书写下的却是人类对自由、个性、清新、美好、松弛和归属的恒久向往。

《青藏的细节》一书的得名，与写作者再探三江源时心理预设的目标有关。归根结底是八个字，即“目光向内，关注细节”。毕竟，“大自然赐予的每一个美好瞬间都没有重复性”（作者语）。也就是说，再探三江源便不能像初去时那样，只是被山川江河、蓝天白云等大美攫取注意，而是要留心容易被忽视的细部，从而更加细腻、沉浸、鲜活地把握那些最动人心魄的简微之处。诚如每个热爱摄影的人时常提及的那句老话：“上帝存在于细节中”。从书中的细节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品以诗情孕育沉思，是能给读者带去舒适感和怆然之情的。笔者将围绕以下四个话题，展开对这部散文集的讨论：

一是，自然文学传达生态理念。欧仁·朗贝尔、约翰·巴勒斯、亨利·戴维·梭罗等自然文学作家是《青藏的细节》中频频被提及的名字。写作者或因其文字而恍然大悟，或与之哲思产生共鸣，这既是对自然文学传统的承续，也是一种精神的致敬和对话。关于自然文学的内涵界定，“从形式上看，自然文学属于非虚构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自传及书信形式出现。从内容上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程虹语）由此观之，《青藏的细节》无疑是一部典型的自然文学文本。它同样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采用写实的方式记录写作者从现代文明进入自然世界的体验和思考、抒情和审美，亦具有鲜明的生态文学色彩和偏个人化的经验。那么，《青藏的细节》以自然文学的样式传达给了人们哪些生态理念呢？其一，人类应当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散文不止一次地谈到“鸟鼠同穴”现象，即雪雀一边入住在鼠兔的洞穴里御寒取暖，一边在鼠兔的天敌鹰隼来临时为其发出警报，以此达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作家借动物之间的共生共助，以及藏区人民和大自然的休戚与共，指出人与自然唯有和谐共生方能长久共存。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绿绒蒿对传粉昆虫的庇护、麻雀对人类的跟随和厮守等。其二，天地有道，自然而然。龙仁青善于从自然规律中体悟人生的真谛，使其散文时常流露出感物而动的特征。当笼子里的百灵鸟学出十三种动物的鸣叫声时，应该喝彩，还是应该伤怀？远离了草原和自由，面对人类的驯化，它或许只有屈服和妥协这一条路能走。有感于此，作家想到青海故乡的“花儿”唱家，在被送去音乐学院深造后，歌声里便失去了青稞野性的馨香和酥油奶茶的膳腥味。这就是失去本色和违背自然的可悲结果。那么，三江源的最佳状态，是与人类相安无事地和睦相处，还是各安其命地互不往来，其中就存在着现实和反思的多层深刻。其三，单一模式限制发展，多元路径才是正途。无论是自然界的动植物，还是城市里的园林绿化，作家提倡的都是走多元化道路和拓多样性空间。这显然受到游牧文明的影响，在牧区，牧民区分牛羊如同区别人类一样，各有各的面孔。游牧文化主张随性自然，走向异质性；而农耕文化则注重规范整一，趋于同质化；城市文化更是共性训练的孵化场，逐渐数字化、概念化的同时，本质上是对个性和差异的磨灭。这是龙仁青的忧患，也是作为写作者对危机的自觉和敏感。于是，作家呼吁着“万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理念，希望人们可以多几分同情和敬畏给自然、给那些看似光鲜实则难堪的众生和精灵。当人类放低身姿，就不难发现：自然博大，万物智慧。

二是，游记散文描绘时代变迁。从写作过程去看，《青藏的细节》通过写作者对实体景观的游览，以巡山、采风、出游、采访、追秋的活动成员身份，以对外部世界的发现、理解和表达，再现了客观地理的自然、风物和民俗。它上承古典文学“移步换景”的书写范式，又融合现代非虚构写作的纪实精神，在行走中捕捉细节，于游历中记录了一时一地的生活变迁。可谓：行走的写作，奔跑的文学。写作者在为壮观的“开湖”景色发出感叹时，亦注意到野牦牛的残骸和巡山队员的警惕，发现着野狼的机敏和可爱。数年来，人们守林护林，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守候并非徒劳，如同可可西里高原上的麻雀，再低的飞翔都是最高的飞翔。青藏地区的细节里，不仅有由金露梅和银露梅构成的金银滩，还有因回到家乡开发藏药而青春快乐的才洛。他告诉我们，人只有回归到适合自己的地方，才能收获舒心；恰如植物回归到适合自己的土壤，才能寻到相宜的阳光。“风景就是历史，历史就是风景。关注地域和风景实际上就是关注社会历史。”（王晓华语）从前的牧民以家庭为单位，面对旱灾、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除了身单力薄地单打独斗，只剩下束手无策的一筹莫展。如今，当地有效地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地科学规划，以集体的团结协作，共同抵御着来自天灾的磨难。此外，从垃圾填埋场变身丁香休闲游园的火烧沟，因玛卡种植提高当地农民收入的林芝，为保护澜沧江的植被住进小区里的牧人，“十三五”期间脱贫摘帽的住户，新建起来的产业园、电子商务平台和基地，还有四十多岁的康巴汉子普昂，凭借藏族服饰的裁缝手艺成为致富带头人……这些鲜活深刻的生活实例，既是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时代答卷，更是迈向共同富裕和美好未来的坚实足迹。写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拥抱热烈的时代，在倾听时代脉搏、呈现时代图景、关怀现实生活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反思意识和求真精神。如此，《青藏的细节》不仅是龙仁青的个人行游图，也是青藏地区的社会变迁史。

三是，民俗展览凸显博物气质。散文是一种包容且自由的文体，梁实秋的吃食、汪曾祺的草木，或者周作人的野菜，几乎无物不可散文。然而，如何谈出饮食背后的文化，或从虫鱼中领悟到奥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散文，惟智者、明者、达者所能为。从散文自由的节奏和包容的气象中，悟其妙、得其真、通其变，方发挥了它的长处。阅读《青藏的细节》发现，它融合了地理学、植物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在生态散文、游记散文之上，还属于文化散文和科普散文。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共同熔铸的中国文化，以“一种柔韧的宽容度”成为支撑写作者“想厘清这种花卉来龙去脉”的欲望和“一种求真解惑的执着”（作者语）。如，在青海的河湟文化里，“石榴”不单单是对姑娘的比拟，也包含绵绵的情思。在藏族古老的民间传说中，全缘叶绿绒蒿的金色花瓣是因阿尼玛卿山深处，蕴藏着黄金的矿藏。这金黄色的花冠如一面小小的旗帜，仿佛标示着传说的真实。散文中流淌着诸多的传说、习俗、节日、歌谣和民谚，如同一幅幅青藏地区的民俗展览，凸显出作品浓郁的博物气质。望果节、割草节、沐浴节、赛马会、梨花节……每一个节日皆有其来历、讲究和传统。为粮食过节源于一次护秋行动，而保卫粮食实际就是捍卫生命。阿里草原上热闹的割草气氛中，风中的欢歌仍难掩悲凉的气息。对于节日和目光所及的植物、动物，写作者常以百科全书式的谨严，依据古今中外大量的文献和资料，科学地考据。哪怕是民间制作酥油花的过程，他都从制作环境和艺僧的专注之心入手，细致入微地一一道来。于是，为说明“鸟鼠同穴”现象，写作者便引用了《尚书》《山海经》《洛阳伽蓝记》《禹贡锥指》《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说略》《从军杂记》《尔雅·释鸟》等丰富的文献。经作家追根溯源地挖掘，方知晓青海人口中的水晶晶花，学名原是粉报春。仅在青藏高原上，它就有西藏粉报春、雅江粉报春、束花粉报春、苞芽粉报春、薄叶粉报春等多种。以作家在散文中的表述，他经常会按图索骥，或查阅相关文字记载，或求教于专业人士，行走亦是寻访，更是探究和求知。龙仁青将科学性与趣味性深度结合，以“杂家”般的知识结构，饱含具有新鲜感的童心和好奇之心，从一个城市牧童的本能出发，带领读者回了一次“家”。

四是，家园意识重塑城市形象。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当我们谈及文学形象时，惯常的思维将立刻把思绪引向人物形象的单一维度。如，论及《边城》的文学形象，翠翠、爷爷（老船夫）、天保、傩送的性格特征总能脱口而出，就连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也常被提及。而以茶峒为代表的边地小城形象和以湘西为代表的自然山水形象，似乎因其沉默无声而成为最隐秘深沉却最易被忽略的部分。人物形象俨然以一种直接代言的姿态，立于文学的众象之中。事实上，文学形象的意蕴是丰富的、多向度的。除了个体典型和集体群像的人物之外，事象、物象和意象在具有了个性与共性、真实性与代表性、多义性和持久性后，同样是文学世界里不可忽视的形象。而《青藏的细节》告诉读者：新时代文学在倾心塑造新人物形象的同时，还要注重对新城市形象的刻画。我们在认识“目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李震语）时，也应关注他们生活的乡村或城市正在往哪个方向走去。在散文中，坐落着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西宁，瓜果之乡——林芝，日光城——拉萨，青稞圣地——日喀则……每一座城市都在尽情地绽放自身的独特魅力，试图以其不可复制的个性和特色成为令人难忘的存在。大美青海，生态西宁。从丁香之城到国内唯一的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的建成，从石榴籽园到西北地区最大的主题公园“童梦乐园”的打造，一个绿色与多彩相结合的“西宁形象”正在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引领，在青藏高原上闪耀光芒。当外来物种在绿化区泛滥成生态灾难时，本土绿植在保持地域风貌的同时，表现出增强生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天然优势。金露梅、银露梅出现在西海镇的隔离带、绿化区，并广泛在青海一带人工驯化，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龙仁青对家乡城市化进程的关切是热忱的，尽管他自白并没有“月是故乡明”的故土情结。其实，这亦无可厚非。按照约翰·巴勒斯的说法，文化传播尚且浸染着浓浓的乡愁，更何况是血脉中流淌着故土心跳的人类。彝族学者纳张元在谈论少数民族的散文创作时就曾说道：“家园意识是艺术家们最后的精神乌托邦，也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一块净土。”其本质是写作者对故乡的精神归属、文化认同和心理联结，也是人地关系的一种确认，很是可贵。因此，《青藏的细节》中城市形象的重塑离不开写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体验和特殊感情，而这背后自然离不开家园意识的内在驱动。

每一处大美都由无数的细节构成，所有的短暂都将汇聚成浑融的恒久。高原上的夏天，不正是因为转瞬即逝，野花才挤破头地争着盛开，秋天才强势地宣告自己的到来。如果“花儿是大自然的广告”（史蒂芬·布克曼语），那么文学与文化又何尝不是地域的广告呢！《青藏的细节》便不仅是青藏地区的地理志、博物志和民俗志，还应是读者认识青藏的推广志。做到这些已然不易，而我却是个苛刻的读者，竟吹毛求疵地认为——避免个别叙述的重复（期待穿花裙子的女孩儿对迟来夏天的埋怨、分群放牧是为从牛犊口中掠夺它母亲的乳汁），将保持艺术的新鲜、消弭阅读的遗憾。

作者简介：

  邓琪，男，汉族，2000年生，陕西西安人。宁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吉一宁（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刘深（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