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文学问题与”莫莱蒂道路”

尽管使用计算工具进行“远读”（distant reading）式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存在，但现在看来，意大利裔比较文学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远读”观念构成了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大宗，似乎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认识了。一般认为，时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的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和“再猜想”（More Conjectures，2003）等系列文章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相继发表，不仅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让计算机辅助下的文本分析亦即“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进入了“远读”时代。作者认为，在全球化已经推进了两个多世纪的今天，西方学院里的比较文学专家仍然满足于反复“细读”被塑造为“经典”的一小撮英语文本，是无  法描绘出文学和文化史的全部地形图的。在个人阅读的基础上，还须借助大量“二手阅读”的比较分析，对多语种的庞大档案库中的文本类别和形式元素作“远距离”的阅读，才能得出世界文学发展和交流的宏观规律。”‘远读’的概念成为激进的时代口号，重新唤起人文学界思考大问题的雄心，预示着以计算机和‘大数据’来考察文化体系之时代的来临。”由此，计算技术经由“远读”这一观念中介对世界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数字人文也因此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2012年，莫莱蒂将自己自1990年代起陆续发表的一批文章汇编成一部崭新的批评文集，取名《远读》（Distant Reading），交由老搭档、英国著名  左翼学术出版商沃索（Verso）出版。作为对自己20年来学术道路的一次回顾性梳理，这种有意为之的“旧作重整”让“远读”伴随势头正盛的数字人文再次进入西方公众视野。2014年3月，该书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批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Winner）。而早在2010年，“世界文学猜想”就首次译为中文，发表在当年的《中国比较文学》期刊上。此后，此文及其续篇又先后有2个中译本，分别发表于张永清、马元龙编译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以及大卫·达姆罗什和刘洪涛、尹星共同主编的《世界文学理论读本》中。这些编译标志着莫莱蒂开始作为”世界文学问题”的学者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此外，在赵文对《后马克思主义读本》的导读和介绍里，”世界文学猜想”作为”世界文学争论  第一阵营”之代表，同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和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的观点形成对照，从这一格局分疏中不难见出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理论和“后马”流派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

事实上，无论在世界文学问题的理论链条中，还是数字人文的发展史上，莫莱蒂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国内学界一直着重谈论其“承上”的部分，但就其对文学研究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开拓而言，却无疑更具有“启下”的价值。莫莱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其理论也不适合以单一的学科视角和标准加以衡量，他早年深受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影响，他提出的包括“对世界文学的猜想”在内的很多理论“模型”还带有假说和尚待检验的性质，这些都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实证化的试验和实验的道路。也许这样的探索本身就为古老的人文学注入了新质，而无论莫莱蒂个人的命运终将如何，都无碍于他成为世界文学和数字人文历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

莫莱蒂的身份是多重的，也被称为当代西方最具争议的理论家之一。他首先在“世界文学”的问题史上，和卡萨诺瓦一道，上接埃里希·奥尔巴赫（ Eric Auerbach）、勒内·艾田伯（ René Etiemble），下启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等。其次，作为“1968一代”的莫莱蒂，其理论建构包括世界文学理论都带有一定的左翼色彩。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访谈中，他再次追溯大学时期积极投身托派政治、为意大利《宣言报》工作的经历。他坦诚青年时代阅读卢卡契，深受其历史哲学和微观形式主义的影响，终其一生的努力不过是要以自己的实践将这两个面向捏合到一起（Hackler、Kirsten）。他信奉多年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和自然科学的物种演化理论天然结合后，自然促使他借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量化史观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社会经济体来解释世界文学和文类的发展，从而将目光投向了形式社会史可测量和可操作的一方面，这是他反对战后转向形而上学启灵的德法哲学的重要步骤；第三，他自述当年为了世界文学研究，纯属“意外”提出了“远读”概念，但 概念本身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颠覆性和革命性已遍布人文社科各领域，成 为“数字人文”最响亮的代名词。紧随其后的，是他会同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Literary Lab） 的同人，征用计算文体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手段，从文学研究内部开辟出量化研究途径。然而，这个时候的世界文学问题，已经真如他当年所预言的，被悬置为一个永远的“问题”，只能留待后来者了。

那么文学研究中，“远读”为什么和世界文学问题最相关？其大致样态和主旨为何会从比较研究中较早浮现出来？莫莱蒂是如何以它来规划世界文学研究的“原初场景”的？这一系列极具实验性和先锋性的探索最终导向了何处？尽管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关注，但就整体角度而言，还是过多地注意了演化论、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这些表面上的理论资源，而未能将莫莱蒂的意义切实地放到一个学科融合的背景中加以考量。实际上在《远读》中，莫莱蒂已从数字人文的角度回顾、评价了自己2006年之前的道路，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演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于他的影响。而如果仔细考察莫莱蒂的言论会发现，他本人也认为不仅远读，就连数字人文，“本质上也是数字时代研究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种方法，集科学方法、解读方法、实证方法、理性主义方法各种研究方法为一身的一种形式”。换言之，与时俱进的莫莱蒂对早期概念模型历史性的扬弃，顺理成章走上一条社会科学探索之路，实际上正构成了数字人文背景中的计量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化分析的起点。这提醒我们，也只有通过回溯数字人文发展，才更有可能将他受到的来自于统计学、语言学，和一套为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所共享的假设—验证的操作范式的绝对影响揭示出来，而这些才是贯穿其历程始终、牵引其不断向前的动力，也属于被他策略性地隐去，却渗透在远读批评中、运用得极其自然而化为无形的部分。因此，本文并不想再就世界文学问题本身诉说莫莱蒂的价值，而是尝试以一种“后见之明”来反观他的世界文学研究，以世界文学问题来检验所谓“莫莱蒂道路”的得失。这不仅是因为他和世界文学问题的重大关系，也不仅因为他的实践几乎囊括了“大规模”、计量化和可视化在内的数字人文最重要的几个面向，更是想把他的足迹理一条线索出来，发掘其背后的蜕变逻辑，让人们看到这一追求必然会面临的难度和悖论，还有它在数字时代终将为一种更具批判性和生产性的人文研究框架所取代的必然。

二、生物演化论和比较语文学的遇合

今天，当人们谈论“远读”问题时，已经习惯了从“世界文学猜想”这篇文章说起。在这篇文章中，“远读”之所以可以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助于比较文学和各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文类”形式的现代起源问题，几十年来莫莱蒂所着迷的演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两大资源终于被较理想地融入了一 个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中。在莫莱蒂，这是自歌德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以来，人们第一次依靠模型，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看”清了“世界文学”问题的面目。

这个“世界文学”的模型，具体说来，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从恩斯特·迈恩（ Ernst Mary）的异域物种生成理论（ allopatric speciation）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假说中汲取灵感，认为文学形式不断旅行、演变的历史成功地解释了地方文化的分歧造成的早期全球文化形式的多样性，这种多样形态正奠定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基础——就像是植物的生长繁衍，主要表  现为一种绵延后代的力量； 第二种机制则表现为“波浪”，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始自18世纪的受世界市场驱动的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这个说法，主要受惠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两个过程在时间上有先后继起的关系，在功能上有交叉，一起奠定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分化的基础。前一个历史时期中，本土文学的发展主要受第一种文化机制驱动，基本特点是分化和求异；其后，世界文学时代到来了，其主导机制则是散播（diffusion），是一种保守性的力量，它通过无限扩张主导性文化的空间来达到减少文学形式的目的。在莫莱蒂看来，歌德、马克思等所说的世界文学，更多是由后一种机制催生的。

尽管现在看来，这与其说是“模型”，不如说就是两个宏大的“认知隐喻”捏合而成的“假想”，它的形成和提出方式，都带上了较鲜明的莫莱蒂特色。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概念是获得经验知识的基本单位，也是经验科学反对直觉和唯心主义的基点。莫莱蒂对世界文学概念模型的构造方式，尽管离今日科学中的建模和推断检验还有很大距离，但此种先提出理论化的假设后走验证之路的方式，却是莫莱蒂向往已久也试图践行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因问题的固有难度而不得已为之的。总之，按莫莱蒂本人的说法，这绝非写作“世界文学猜想”一文时灵光一闪的发明，而是其多年“实证”摸索的结晶。

首先是演化理论和比较语文学的历史性遇合。这一征兆从10年前的“现代欧洲文学：一份地理草图”（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A Geo-graphical Sketch，Moretti 1994）中显露出来，人们更多感到的却是实证倾 向与古典语文学之间紧张对峙的一面。正如乔纳森·阿拉克（Johathan Arac）观察到的，莫莱蒂对韦伯实证主义的继承，与库恩图斯（ Ernst Robert Curtius）、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等人对维科的继承保持了一种内部的紧张关系。表面上看事实的确如此。在这篇长文中，莫莱蒂反驳的一个重要对象是流亡中亚和美国的犹太裔语文学家厄内斯特·库恩图斯关于“一个中心的欧洲”的论断，也即库恩图斯、诺瓦利斯等人的欧洲民族文学整体观。在莫莱蒂的解释中，“伟大流亡一代”的后继者们苦苦缅怀的罗马性，某种程度上竟也是跨国现代主义背后的帝国主义的一种征显，为此，“世界文学猜想”的开篇就宣称了所谓“比较文学的危机”:

“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当然，这是歌德1827年对艾克曼说的话；下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20年后于1848年所写的一段话：“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从众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兴起了一种世界文学。”这是歌德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不是“比较文学”，而是世界文学：歌德在那次谈话时正在阅读的中国小说，或《共产党宣言》中（“给每个国家的生产消费赋予世界主义特征”）的资产阶级。简单地说，比较文学并没有按照早期的这些期望发展。它始终是个比较谨慎的知识行业，基本上仅限于西欧，主要在莱茵河一带发展（研究法国文学的德国语文学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莫莱蒂 2013：124）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思考“比较文学”的出路，必然走向真正超越了民族文学疆界的世界文学研究，而不是围着以法国文学为中心的德语文学家们转。对德语文学正统的不以为然，是因为在莫莱蒂看来，战后短暂复兴的这一学统依然像是本着一种民族文学的思维在发展，也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无法用其来研究真正的“世界文学”，所谓比较文学的危机也是民族文学的危机。

那么，与捍卫“岌岌可危”的古典精神针锋相对，各民族文学和欧洲文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对莫莱蒂来说，迈恩理论中异域物种形成概念的关键，也就是随着地理的迁移，新的物种诞生了——正可以很好地类比文类（genre）的跨地域发生。这一概念刺激莫莱蒂采用同样的理论构架，来构造近代欧洲文学的演化模型：他将文学形式视为各个物种，它们在多中心的欧洲（poly centric Europe）范围内的“旅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学样式的生成，如此，欧洲文学变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这既不同于之前诺瓦利斯、库恩图斯等人得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统一的欧洲”，亦不同于后来那个冲突、分裂、现代的欧洲模型（基左、卢卡奇等人的论述）。莫莱蒂此篇长文要从根源上来论证这“第三种模型”的合理性，一种世界文学理论的“欧洲雏形”。

然而，从莫莱蒂此时的论证方式来看，其实也并没有走一条和欧洲语文学家们截然不同的路，而是仅仅以巴洛克悲悼剧（Baroque Tragedy）在17世纪的多民族起源、长篇小说在18世纪欧洲的兴起，以及欧洲文学场在19和20世纪的中心化和碎片化为例证和征象，来强调“空间上的分离”在这一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中已初步显示出方法论的矛盾，用莫莱蒂自己的话说，就是摇摆于“抽象建模”和“生动阐释”之间。也即在理论建构上，固然受遗传学和语言学的激发，但是一旦进入具体的细读环节，便依然要延续传统修辞学的批评路数，这一点从莫莱蒂对巴洛克悲剧形式元素的变迁所做的历史分析中不难辨出。莫莱蒂认为，无论在德国悲剧、英国悲剧还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中，都曾具有相同的形式元素，即作为君主的“悲剧英雄”和他的“葬身之地”，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整一的欧洲”的最初迹象。但是，当欧洲戏剧第一次被现代性触动，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种稳定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欧洲戏剧被一种形式突变迅速取代。到17世纪中叶，西欧悲剧分化出3到4种版本，一切都变了，词与行动的关系，人物的数目，风格语域，时间尺度，情节传统，空间移动种种形式，甚至连“悲剧”这个名字也不再被分享了……从这种阐释中，不难看到生物种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同某一时期比较语文学的契合，但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却又是建立在对经典场景所喻示的象征体系“超越字面意思”的“重挖”之上。也就是说，占据主导的仍然是一种彰显微言大义的隐喻性思路，这使其在处理具体的欧洲悲剧的现代性问题时，并未完全出离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只不过与经验科学发生奇妙的结合后，产生了以先验细节做支撑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当然没有什么实证基础可言。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莫莱蒂的早期思想中，演化说和世界—体系两种宏大理论之所以可以成功绾合起来，被用于描述文类跨语言发展的规律，是因为两者看似不搭界，实则离不了担当中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也即历史上的比较语文学）。据当今学者考察，语文学在 19 世纪的德国达到巅峰，在Franz Bopp、August Schleicher等人的经典理论中，根据词源学系统比较同一语系（family）中相互对应的字词，发现共同的字根，不仅可以利用字型、音韵上的转变差异，推衍出这些同系语言间的演变关系，确定它们的远近亲疏，追溯其“远祖的语言”，建立起谱系亲缘的树图（genealogical  tree），还可以发现此一语系中语言的共同规律，以及各语言自身的特点。这一思路也曾广泛地用于语文学家的比较校勘和文本批评工作。由于其时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已经风行，语文学家开始认为语言的演变很可能像生物进化一样，遵循“科学法则”，比较语文学应该能够找出这背后的语言基因学。这种由比较语文学分蘖出的观念，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也成为“远读”思想的一大来源，为弗朗科·莫莱蒂所直接援引——他认为类似于世界语系的演化，世界文学也可能有相类似的体系结构。这一思路后来发展成为他早期最喜欢运用的“演化树”（tree）方法，用于研究各种文学形式，特别是各类文体、文类的生存策略，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基于特征性选择的形态学。

莫莱蒂对演化树的运用和语言学家还是有极大差别的。据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介绍，时至19世纪，英语语文学家们已经形成了若干跨地区、跨国别的工作组，开始充满信心地加大对方言数据收集的力度，制作词汇表，以显示各语言族群间的关系，再以此来反向揭示每一种语族的起源和它们形成的谱系，以及各种语言的变迁过程，初步形成了“文字共和国”的雏形。可以说真正的比较语文学是建立在扎实的语料采样和调查分析基础上的。“遗传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历史人口活动的可比的潜在过程。因为语言承载着文化信息，语言的进化提供了对史前人类文化的洞察”，遗传学和语言跨地域衍生规律之间的可类比 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共同遵循的数理统计规律，或者至少是一种可计算和可证实（伪）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印欧语系假说到汉藏语系起源研究的最新进展，今天如果没有统计学和计算机的帮助，人们已无法将这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推向深入了。相比之下，文学形式的谱系树在当 时的莫莱蒂手里，却很难，也未必需要获得更确凿的统计证据，而最多只是 被用于解释诸如“自由间接引语”在各民族叙事中的形态变异；柯南·道尔如何以“线索”技巧，从通俗小说市场中最终胜出；好莱坞电影在向全球传播中所遭遇的本土化改装等等世界文学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 重视的是历史事实和模型建构的一方面，不如说是在为形式旅行造成的功能变异做生动注脚，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作“验证”。放在传统理论背景下，这固然可以为人们带来启发，不失为一种描述问题的好方式，但若止步于此，便难免流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比附。此外不应忽略的是，无论是演化论，还是比较语言学，莫莱蒂最看重的还是二者对“功能”的强调。这很可能也与语言学中同样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的功能主义流派在1970年代的兴盛有关。另一个更有可能存在的背景，则是基于量化实证的文学文体学自身在1980～90年代发生的“功能转向”。这些在后来文学实验室小册子报告中以“语料库文体学”（corpus stylistics）的形态真正显形，如“文体—风格研究”中对语义韵的引入等，其中的关联都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三、远读、统计推断与文学世界体系

在这一对照下再看莫莱蒂的文学形式演变构想，不得不承认，“远读”时期的莫莱蒂无疑还需要更丰富的经验数据，来对假设作科学的检验。如果说莫莱蒂所勾画的近代欧洲文学演变的草图，多少还都来自经典文本的 第一手阅读经验，欧洲文学（“文学的欧洲”）在此的确充当了一个前提性的概念模型，或者说仅仅是一个“西欧样本”。但是当问题从“欧洲”推向“世界”，把更大范围内的亚洲、美洲、南美洲、非洲都包括进来的时候，则很难再延用此法了。否则，任何一个世界文学学者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难 度——这也是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猜想”中煞有介事地抛出的方法论难题：

文学如今已经明白无误地成为了一个行星体系[……]当然，很多人比我阅读得多而且好，然而我们谈论的是百来种语言和文学。“更多的”阅读似乎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因为我们刚开始重新发现玛格丽特·科恩称之为“伟大的不读的部分”（我可以声称：）”我是从事西方欧洲叙事学研究的，等等[……]”（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从事的只是它经典化了的一小部分作品，它们甚至占不到（这个历史时期和欧洲此地）已出版文学的百分之一。而且，有些人读得比我更多，但关键在于有三万种英国19世纪小说还并不在这个范围内，或者是四万、五万、六万，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真正阅读过它们，也不会有人去读遍它们。而除此之外，我们尚有法国小说、中国小说、阿根廷小说，美国小说[……]。读得“更多”总是一桩好事，但，却并非解决之道。（2013：124）

世界文学时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对任何一名凡人，吾生也有涯，以有限的精力只能蜻蜓点水地读完民族文学的极小一部分，更不要说世界文学了，这首先是“数量”上的不可穷尽。其次，如果我们像往常一样，只以占据实际出版百分之一的“经典”来代替全部出版物，是无法达成对全球资本主义文学市场的全面了解的。那么，要怎样研究今天的世界文学（市场）？莫莱蒂以夸张而略带玩笑的语调抛出了“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这里，他直接搬出华勒斯坦和布罗代尔的社会史方法：”沃勒斯坦用一页的篇幅把多年的分析，他人的分析综合成了一个体系”，——这种对“二手”的强调毋庸说带有故作惊奇的玩笑意思，其实是想引起人们对将社会史方法应用于文学史的充分注意，也成了后来屡遭诟病的地方。2016年在接受访谈时，莫莱蒂再次强调这只是“最后一秒钟加上去的”，可以说只在一念之间。他原本想使用的是“系列阅读”（serial reading）的概念，出自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计量系列史”观念，在针对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书籍史研究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这是一种从书籍的生产、发行和社会传播的真实经验状况入手调研、力图揭示思想在公众群体意见中的总体演变轨迹的方法。莫莱蒂的本意是将法国书籍和社会文化心态史的研究范例引入文学史研究，但他灵机一动选择了“远读”的说法。至于这一概念如何将主攻生产和传播的书籍史研究无力触及的“文学形式”部分包括进来，莫莱蒂不忘回到“文学屠宰场”（The Slaughter House of Literature，Moretti 2000）提出的观点上来：“远距离阅读：我再重复一遍，在此，距离是一种知识条件：它让我们着眼于比文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策略、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而且，如果在非常小的单位和非常大的单位之间，文本消失了，人们可以正当地说，少即是多”。也就是说，远读不仅仅是指拉远了距离观察，一切便可尽收眼底，而是要完全跳出原来的“维度”，使知识的“条件”（condi- tion） 得以彻底改变。这样，我们关注的对象就变成了一系列的策略、主题、修辞、语言陈规等“变量”与文类、文学体系——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文本统计学单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另一种角度展现被我们“略过”的一个个单一文本组成的整体状况，是一种统计表征的“视觉”效果。在此，“远读”虽说是作为世界文学的方法论而提出，其内涵却指向一种基于测量统计和视觉呈现的“计量形式主义”方法，在其后的《图表，地图，树图》（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History）和斯坦福文学实验室的数字人文实践中有了更广泛的应用。值得一提的是，莫莱蒂在此文注释中再次引用了韦伯对“概念”的理解：”‘概念主要是智性掌握经验数据的分析工具’。显然想要研究的领域越大，就越需要能够掌握经验现实的抽象‘工具’。”在此，借助于概念模型来建构“世界文学”，就像建构了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概念，它虽并不一定是“实在”的，但是能够帮我们“抽象”地掌握关于世界文学的经验现实。构造模型即是“远读”的手段之一。

在此，“世界文学”是作为“远读”方法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例证”进入人们视野的。只不过，无论是这个“例子”本身，还是莫莱蒂的论证都有很大问题，随后引发的争论也将焦点带离了“远读”。其内在逻辑是：由于华勒斯坦使用经济史的方法，发现了世界体系具有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区域，莫莱蒂认为他也以近似的方法“发现”了“文学世界体系”中的这三个结构。只是，这近似的办法并非是亲自挑选数据进行测算得出的，而是建立在大量他所信服的民族文学专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 “证据”上，再加上他自己研究欧洲文学的心得，将这些现成的结论合起来作为样本，便“推断”出了文学世界体系的“总体参数”。和后来的研究比起来，这只能算是相当牵强的“远读 ”，而远非理想模式，其唯一共通点可能在于他所采用的“实证”路径：为了说明文学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已深深嵌入了“作为社会关系之抽象”的世界文学形式中，他首先与詹姆逊关于柄谷行人的研究取得共鸣，认为来自核心地区（通常是法、英代表的西欧地区）的文化影响，在到达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区时发生了一种“折衷”（ inter- fere，或译“折射”），表现为外来因素对自律性的干涉。这一源于艺术社会学的术语，在莫莱蒂这里被用于描述受到了全球化影响的民族叙事艺术，变成了地方传统中的“本地原材料”和西方“外来形式”的“妥协”，也就是后发的本土文学已经无法坚持自己的形式传统，而必须将外来内容灌注其中，才能获得现代性的新生，这在莫莱蒂看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接着，为了“验证”这种非自主性是否普遍成立，也即是否来自一个更大的“总体”，他开始做“实验”，作“大规模”的检验。然而所谓检验，也不过是翻查了：”加斯佩雷蒂和戈希洛夫关于18世纪晚期东欧的研究；托斯基和马蒂·洛佩兹的19世纪早期南部欧洲研究；弗兰科和索莫的中世纪拉美研究；弗里登论1860年代的意第绪语小说；默萨、萨义德和艾伦的1870年代阿拉伯小说研究[……] ” 莫莱蒂认为，来自于“四个大陆、两百年、二十多个独立批评研究”都支撑了詹姆逊的“规律”。而且完全可以进一步表示为“外国情节”+“本土人物”+“本土的叙事声音”的简单三角关系；但同时，这结构又非常不稳定，尤其体现在19世纪下半叶不稳定的亚洲叙述声音中（如赵毅衡所说的晚清小说“苦恼的叙述者”）。这种不稳定其实正显示了难以弥合的“裂缝”的存在，证明了世界文学其实并非一体，英法核心的压力试图令其“一体化”，但是“差异”其实是难以消除的，所以“世界文学研究必然是对世界争夺象征性霸权的斗争的研究”，由于各地现实的不同，西方的影响在各地也是不均的，导致了所谓“不平衡”的出现。最后，莫莱蒂以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抛出了一个并未能引起人们重视的结论，却是这个“实验”的重心和意义所在:

詹姆逊的“规律”通过了检验——虽说是第一个检验。而事实上还不止如此，它完全颠倒了业已接受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历史解释：因为如果外国和本土的妥协如此普遍，通常被视作小说兴起之惯例的独立发展轨迹（ 西班 牙、法 国、尤其是英国的情况）就不是惯例而是特例。它们首先兴起，但并不是典型。典型的小说兴起于克拉西茨、凯末尔、黎刹、马兰——而不是笛福。

事实上即便在今天，如果不以一种“远距离”，或者说最基本的统计学眼光来观照，仍然难以察觉出这一字一句试图传达的颠覆“常识”的努力。在研究西欧现代小说多年的莫莱蒂看来，“远读”思想指导下的大面积“验证”，“翻转”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也就是说，以前被欧美学者树立为“典型”、被强势文化构建出的范例，如《小说的兴起》中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西欧小说自主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只是由某种特定范围内抽取出的“特例”，而非来自总体样本的“惯例”，以它们来指代世界文学实则是一个小概率区间中的“零假设”，必须被拒绝。反过来，真正的“典型”，属于那些默默兴起于少数族裔和殖民地区的、所谓体系“边缘地带”的“民族文学”作家，属于第一个波兰语小说家克拉西茨基（ Krasicki）、属于菲律宾民族英雄梨刹用西班牙语创作的反殖民小说《社会毒瘤》（ Moli Me Tangere），属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属于法属圭那亚作家马兰（ Maran）在1921年创作的《霸都亚纳》（Batouala）……等等”沉默的大多数”。换句话说，两种“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并不属于一个同质性的空间，而是有根本区别的， 这种区别，正是由来自英美的核心压力造成的。 这一发现，当然得益于拉开距离的“阅读”，只有“拉开距离”，转换观察的“条件”，才能增大取样和检验的范围，才有可能放弃原先的欧洲中心视角，转而才有可能将视线重新聚焦至被忽略的半边缘和边缘区域。

在今天，重提大样本的政治代表性已成为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批评理 路，单纯从大样本的角度去重视玛格丽特·科恩所说“伟大的未读”（great unread），也不复具有当年的激进意味。正如安德伍德指出，无论是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标榜大样本，还是从接受的角度挑选有影响力的经典，都有其合理性。对于“远读”的争论必将围绕世纪末的“经典重估”运动和被后殖民批评裹挟的“第三世界批评”潮流而起，只不过，在这一潮流中被加以重审的性别、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现象，都从莫莱蒂的“世纪猜想”中获得了某种“体系性的解释”（Underwood 2017）。然而有意思的是，也正是由此种“远读”式的检验方式中暴露出的问题，引发了左、右两个阵营对莫莱蒂 的激烈批评。

首先是暗含在“核心—边缘”模型中的“欧洲中心”和“经济决定论”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很大程度上仍然否定了边缘、半边缘甚至是核心区的自主性。3年后的“再猜想”中，针对各民族文学学者就各自民族文学发展史的经验提出的反例，莫莱蒂总体上承认了文学的发展与经济不平衡并非平行关系，而是有多种可能，具有与“经济不平等不相符合的不平等”，如18、19世纪英法两国长时间的争霸结果以英国胜利告终，在叙事世界结果相反，法国小说比英国小说更成功，其形式也更重要——但同时他仍然坚持形式的影响不会朝各个方向随意发展，而是形成一定的方向和趋势，“中心到边缘的移动是迄今最频繁的”，很少相反。这一次，他再次强调了“半边缘”的能动性，如彼得拉克诗体在本国衰落后，彼得拉克风却登上了国际顶峰。唯一让他让步的，是关于西欧小说本身的绝对“自治发展”问题。 他注意到早期英国小说也存在“模仿塞万提斯”现象，即也存在”地方与外  来形式的折衷”，但这反而让他更加强了”形式总是相对力量的折衷”这一认识，亦即所有体系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干涉”作用的“普遍性”：“没有不经过本地与外来因素折衷的文学”，但是，这不是说所有类型的干涉和折衷都是相同的：“流浪汉小说、囚禁叙事，甚至成长小说对法国和英国小说家的影响不可能与历史小说或神秘小说对欧洲和拉美作家的影响相同”。所以经过3年深思熟虑的莫莱蒂再次重申，”更重要的不是争论这些，而是我们应该找到某种方式来表现这种不同”。

仔细阅读这些答辩，顺着其内在理路，也许会感到，如果莫莱蒂还有下一步的打算，则可能是从关于世界文学的推断结果和“误差”出发，以民族小说兴起的可能性空间为“样本”（以有多少种“折衷”的方式作为变量），对“文学世界体系”的总体趋势进行进一步的推断。 他期望从中发现某些规律、模式和参数（比如说，至少都是从文化中心向文化边缘地区流动，但是具体的样态差别需要被重新表征），以此确认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于一个体系化的时空中……这才是建构一个模型的应有步骤。毋庸说，和世界文学猜想一样，这也将是一个更具野心，也极富空想气质的计划。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旦真的想要“操作”起来，便会发现将此种方法实施于极其复杂的文学范畴时有可能面临的手段—目的、方法—价值间难以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世界文学存在种种不平衡发展的宏观模式，另一方又暂时只能从极其具体的经验性证据下手，去发现各种现代文类的兴起样态，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获得方法论上的提升。然而，这在为他带来洞见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中的麻烦：例如，当从“差异”出发时，莫莱蒂已经意识到衡量“折衷”方式之不同的关键变量还在于不同地域现代小说的“叙述声音”，但他却认为这是民族文学研究的任务，因为只有民族文学专家才具备深入分析本民族语言形式的能力，所以他事实上无法从差异出发去做民族文学的微观研究；至于他自己的着眼点，仍然是“观其大较”的“社会形式主义”是“差异”能够形成何种“模式”的问题，这才是他赋予世界文学研究的本职要务。因而，他所倡导的比较形态学不应该拘泥于单一个例的形式分析，也不仅仅是文化群体间的比较分析，而更像是一种文化分析（ cultural analytics），即关于“差异”的差异分析。但是如何去进行？莫莱蒂给出的方案是世界文学研究仍然要服从于民族文学专家，在具体操作中，还须仰仗各民族文学专家的“合作”来完成；具体到这个实验中，便是只能借助国别文学评家的“二手”阅读来实现。由此，乔纳森·阿拉克才不无夸张地指出，在为比较文学学科做新规划时，莫莱蒂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点，他要求比较文学学科放弃自己的“语言状态”，而把它留给各民族文学去解决（Arac 35）。实际上，莫莱蒂在此遇上了世界文学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翻译。反对者继而认为，莫莱蒂快刀斩乱麻地略过了全球语言的政治问题，这种忽视是以忽视英语在全球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为表现的。就像他之所以能够在各大陆学者的二手研究资料上直接得出结论，靠的无非是英语这种关键媒介。如此，英语作为一种有隐蔽性的帝国主义特征的世界语言，它传播的只是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全球性。也就是说，尽管他和卡萨诺瓦采取了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的是文学在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中得以生产和流通的状况，甚至是要通过“远读”的方法来揭示“文学世界体系”中的权力机制，但是他自己如果跨过民族语言来搞世界文学，就无异于默认了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实际霸权，这就在无意中再生产、“再铭刻”了霸权文化中心的效果。

事实上，如果真如阿拉克的理解，2000年的莫莱蒂让比较文学“放弃自己的‘语言状态’”而走向“远读”，与此同时被赋权的便并非只有作为学术媒介的英语，还可能包括了完全遵循另一套编码规则和逻辑的数理语言。我们看到无论是后来莫莱蒂自己的“远读”研究，还是文学实验室的合作研究，基本上无一例真正触及他国文学，而都是以英语文学发展为主要样板的，从而真的形成了某种英语语系优先的趋势，这颇能说明问题。可以说莫莱蒂的方法论在某种后殖民立场前遭遇了无情挑战：一套基于统计分析的符号语言便一定具有某种普适性（digital universality），可以将地方知识转译为“世界语言”，将文化差别“无差别”地“远读”出来，让“差异”在更高的层面获得各种通行的表达式了吗？此种方案在当时的确更像是一种权宜性的“后撤”。我们后来意识到，对数字人文至关重要的标准通用标记语言（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SGML）和以文本编码计划（Text Encoding Initiative，TEL）为代表的普及性协议（common  protocols）依然附着在主导语言载体上，这种全球通用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段内对其他非字母语言处理也未必友好。可见想要借助技术手段为世界文学实践划出一片“飞地”仍然困难重重，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时刻保持对其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的数字人文更不例外。

四、方法论的难题

此外更重要的，是由上述矛盾牵扯出的关于“证据”本质的思考。如果说凭借其出色的外语能力，2000年之前的莫莱蒂还有可能凭借一己的阅读经验去“证实”某种西欧范围内的假说，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可以被用于推断其更宏大的世界文学猜想？从莫莱蒂所追慕的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以“二手”批评来做进一步推断，这终究不合乎规范，连课堂上的学生也难以说服，即便放在文学经验科学的历史上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这里涉及的关键恐怕还在于，如果将“变量”让位给不同民族文学专家的研究结论，则不同的主体经验有可能造成样本间无法忽略的误差，那么，要如何将这些更复杂的因素控制住，或是考虑进来？这实在是当时的莫莱蒂无从顾及的，而从根本上讲，也与戈德斯通所说的对“事实”（fact）和“阅读”（reading）的混淆有关。就像《文学屠宰场》中，莫莱蒂并没有像詹尼斯·雷德威（ Janice Radway）在那本开拓性的《阅读罗曼斯：女性，父权制与通俗文学》（Reading the Romance：Woman，Patriarchy，and Popular Lit- erature）中一样，将结论建立在对真实读者的阅读进行问卷调查和抽样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线索”的胜利在于读者偏爱有线索的侦探小说，然而对这一假设的支持竟然来源于一篇分析电影大片的经济学论文以及本雅明的理论。在戈德斯通看来，这远非纯粹的经验研究。这种半截子实证主义使得莫莱蒂的“远读”不过是一种远读式的文学批评罢了。

戈德斯通的判断是正确的，却也让人不禁担忧，一旦文学史研究全部跨入了实证领域，那它和以阅读史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还有什么区别呢？审美感兴、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的位置又何在呢？实际上，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社会学家们已经讨论了流行于数字人文圈子里的“莫莱蒂的远读”，还有基于小范围内容的社会学的“内容分析”。戈德斯通（Goldstone）的文章令人警觉的地方在于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阅读，无异于提倡“不读”，因为凡是来源于阅读文本的数据（他称之为“文本化”），都不是一种“事实”，应该摒弃。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可称为“远读”的研究方法呢？这一类问题，也许只能靠此后的数字人文实践来解决了，但在此时，关于什么类型的证据可以作为变量来构成样本的疑问，至少质询了哪怕是模仿和类比意义上的“统计推断”的正当性。

尽管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世界文学猜想”仍被视为一个重要开端。此文14年后收入《远读》时加入了一段按语，回顾了当年（1999）欲改革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而写作的起因（Moretti 2013：43）。在这段事 后追溯中，莫莱蒂特意强调自己之所以走向华勒斯坦这一十分强大的概念 模型，是因为世界—体系理论恰恰“印证”了他在此前多年的欧洲小说研 究中得出的结论，也和他自 1990 年代起的“实证研究”中收集起来的一系 列事实证据正相吻合，如在欧洲文学研究中多次提到的法国大陆的中心 性；在《现代史诗》（Modern Epic ，1996） 中分析过的半边缘地区文学独特 的生产性，和在《欧洲小说地形图：1800—1900》（Atlas of the European No- vel，1800－1900，1998）中出现的“不规则的叙述市场”等等。此处对“实证”路径的反复自觉颇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莫莱蒂早在1970年代就接 触到华勒斯坦的书并大为震动，所以这与其说是经验性的探索在前，理论归纳在后，不如说是带着某种理论预设去寻找证据，继而对别人的理论作 进一步演绎和发挥的结果。恰如这篇文章正文中所示：“我是想把产生于 社会历史阐释框架下的结论应用到文学史之中。”（同上）这和1990年代以来自北美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涌现的大批“世界体系分析”成果如出一辙，但平移到文学研究中来，却极易留下不够“科学”的印象。其实，莫莱蒂的意图在“文学屠宰场”中表现得更明显。他申述说当时是在用侦探小 说写作策略的个案“反过来”验证或挑战文学形式演化模型的合理性，甚至，多年后他承认这一证实或“证伪”也并不成功，失败逼迫他去调整自己的假设。这一过程实在激动人心，因为人们甚至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去重写文学史，去思考诸如“简·奥斯汀的对手”之类的题目，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文学形式策略，去辨认出它们有可能为历史发展提供的各种“功能”和方向——也就是说，从“非经典”的方向来逆向考察现有的文学史。这种假设检验的思路，最早形成于《奇迹的先兆》（Signs Taken for Wonder，1983），在后来的《风格公司：对 7000 本小说标题的反思》（Style ，Inc：Reflections on 7000 Titles ，2009）中达到了顶峰，被莫莱蒂 得意地称为“证伪批评”（falsifiable criticism），当然可以为既有的文学史研究带来启发，但是放在纯粹的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看，依然有点不伦不类，可能要同时遭遇来自两个领域的麻烦，所以又只能将其界定为“计量形式主义”的文学社会学。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文学实验室时期才暂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以今观昔，可以认为一种假设—检验—“建模”的实证化冲动主导了整个远读时期。一百多年来，作为一种概念形态的世界文学第一次在莫莱蒂手里被“实存化”，企图变成像实验科学一样可操作的问题。虽然这一操作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孕育其中的方向却很难得。莫莱蒂对研究惯习的打破的确值得称道，然而如何做客观量化的文学史研究，取得较纯粹的、较有同质性的“证据”（数据），却一直是取道自然科学者必须面对的难题，也注定会为文学研究带来风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难情境，是因为与其他精神现象相似，文学研究说到底还是一个主客互动的过程，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理解、共情、阐发各环节中的知、情、意过程何其复杂，要如何控制和测量方才算得上“科学”？同样处在狄尔泰所谓“精神科学”谱系中的莫莱蒂，更认同韦伯关于经验科学的客观化认定，也曾尝试遵循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阅读过程中的经验主体，这一相当小众的探索方向在文学研究领域内部也的确存在过，但是由于跨过了作为中介的文学语言，仍然很难对处于核心地带的文本论构成实质影响。所以，出路还要从他所迷恋的社会因素真正赋身的“形式”上找。

也许正因此，2000年后的莫莱蒂几乎放弃了此种以文学批评为根基的偶一为之的“远读”，甚至宣称自己其实从未想过要以真正的经验性数据来验证“世界文学猜想”。此后他一方面在意大利编译出版了长达5000页的百科全书式小说理论集《小说》（Romanzo），收录各国学者论本民族小 说的代表性文章，多少有辅证和总结前一段工作之意；另一方面转向了从 阅读和传播实际的角度来研究世界文学的社会学思路；等真正的实验室团 队组建起来，数字人文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潮流后，则索性回归了几乎完全实证化的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文体学。这一类以语料为数据的量化研究，无疑更符合莫莱蒂”只解释验证，不发现，更不以非单一作品介入社会批判”的研究原则，其新意更在于他所标举的“大规模”和“长时段（中时段）”这一点上，因而也终于显示出了某种保守性。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看来，莫莱蒂为世界文学研究指出了可实证化操作这一理应存在的“新”方向。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前提还在于，正是在莫莱蒂手里，借助于对一个概念模型的构想，“世界文学”完成了从确定性观念向可能性空间的初步转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和其早期道路，我们如果不从概率论、语言学和实验检验的角度加以疏解和考量，是无法获得通盘理解的。可以说无论是生物演化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如果不以统计学这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数理科学为中介，是很难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发生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为什么要关注那些“伟大的不读”——对作为一种可能性空间的“世界文类”的演化形态来说，关注“不读”的部分，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说要关注整个演化树，这意味着不是去关注某个演化分支结构，更不是最高枝上那0.5%的可能性，近乎不可能的一种可能——相反，正如“文学屠宰场”的思路所暗示的，一整棵演化树意味着历史不可避免的全部可能性，才是历史发展最终的“总体性”所在，也是站在一种“概率论的现实”的立场上对形式发展演化的全部可能作出的总体性观照。在后来的《图表，地图，树图》中，演化树正式发展成为“世界文类”衍生、传播的形态学。此后，莫莱蒂开始真正学习布罗代尔构造地中海经济模型的方式，也力图在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问题上构造量化模型。只不过计量史学以价格曲线、人口数量、工资利率变动等为对象，而计量形式主义则致力于以描述性的统计模型来“总括”形态，来解释一些文学基本问题，例如不同尺度上的文体—风格模型、世界小说兴起的模型、经典生成的大型动力场模型……。至于本文关心的实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模型的建立和检验，以及如何释放这一工作所蕴含的批评潜能等问题，也只能被暂时搁置起来，因为这种工作无疑需要对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语料进行抽样、统计和建模，需要国别文学的批评家、统计学者和计算语言学家的通力合作才利于展开，这一切，也只能留待更年轻一代数字人文学者来付诸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