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玛拉沁夫小说的意识形态与生活逻辑

张丽青

摘要：无论是作为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论，还是作为普遍性的文化意识形态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都蕴含着深刻的现实生活逻辑。玛拉沁夫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系列“草原文学”，从生活出发，“自在清丽”地歌颂祖国和民族团结，以众多文本的共同指向，阐释了“意识形态”作为生活过程的反射、回声和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具有使生活世界产生更加丰富意义的肯定性价值。在其高扬的、革命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述背后处处闪现着生活的逻辑。

关键词：玛拉沁夫；文学意识形态；生活逻辑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审视，玛拉沁夫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时代书写。其36部中篇、1部长篇、5部电影、61篇散文和60篇文学评论，尽管内容跨越二十世纪数十年，历史面相也驳杂纷呈，却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党、党的事业的热爱，赞美着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堪称意识形态的“赞歌”。尽管可能是盛于斯亦囿于斯，但玛拉沁夫的作品却绝不可以用“政治的附庸”来简单地评判其价值。他在内蒙古草原的日常琐事叙写中表达的那种久远的乌托邦冲动，深含着历史必然性，即使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更有意味的是，玛拉沁夫的这种意识形态书写，在当时却并非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动迎合的自觉，“纵观玛拉沁夫六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歌颂祖国和民族团结是一以贯之和有意为之的主题……但是，这一主题形态在五六十年代，是游离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的。即便是在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成为新的时代‘共名’的语境中，抑或在‘伤痕’、‘反思’、‘寻根’等不断更迭的主流文学潮流下，这一主题形态也非‘主潮’。”用茅盾的话来说，“他的作品未能同各个时期的举国关心的问题紧密结合”。玛拉沁夫的这种看似互相抵牾的创作境遇，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生活属性使然。

一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人类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中。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然如此，先秦的百家争鸣、西汉的“独尊儒术”、魏晋隋唐的三教合一、宋明的理学、清代的“以经代道”等思潮无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西方最早的意识形态理论滥觞于弗朗西斯·培根的“四假象”论，他在《新工具》中指出，“自然的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远远高出若干倍”，所以把自然界的法则作为已被搜寻出来和已被了解明白的东西来加以规定，实在是一种矫饰。这些被错误固定起来的不健全的学说在日常生活的交接和行事中劫持着人类的理解力，使得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都并非是单纯的现实世界。这个真实又虚幻的存在经由文字和思想表达，所建构起来的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界。

“意识形态”一词最初是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于1795年提出来的，他用“意识形态”来表征一门新兴学科——“观念科学”。他认为，人的观念来源于感觉，那么，思考就是感知事物，当人们以自身的感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观念世界体系，就是意识形态的科学体系，是一个真实生活世界的反映，而非虚假幻象。特拉西认为这种“观念体系”——“意识形态”还具有社会实践的意义——通过发掘人类自身的感觉、人性等自然潜能，“意识形态”可以通达人性，进而能够根据人类自身的需要与愿望，来合理安排世界、改良政治与社会秩序，甚至拯救人类。可见，“意识形态”在特拉西那里不仅是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负有社会使命。

当这样的意识形态理论被作为社会改造方案推行到社会实践领域中时，必然会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反对。19世纪初叶，当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恢复帝制并日益暴露其专制倾向时，特拉西和许多法国意识形态学者都对其君主专制政体进行了批评，且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追随。为此，拿破仑向“意识形态”发难，将其诬为秩序、宗教和国家的破坏，视为国家灾难之源，政治资本决定了学术思想的动向。此后，作为理性的观念学科的“意识形态”消隐了，逐渐变成包涵盲目自信、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贬义性甚至污蔑性含义在内的否定性概念，并在19世纪上半叶流行开来，对后来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是受培根、特拉西和黑格尔的多重影响而关注意识形态理论的。针对黑格尔的“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色彩和思辨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才是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创造者，而非思辨意识是世界的主体，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的论述表达了培根的假象论与特拉西的意识形态论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倒影”，意识形态的确具有虚幻的性质；但从精神层面上看，意识形态的融入，使人的生命活动从动物的直接同一中区别开来，变成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从而建构起人的生活世界。所以，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幻象世界和真实生活世界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把“生活世界”视为“意识形态”的本原：“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生活世界”也经由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并成为西方现代哲学主题词，遂而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二

阅读玛拉沁夫的作品，会为他严肃的自我意识的高度凸显所打动。有孕在身的江燕，为了建设第一流钢铁基地的理想，从四川故乡来到一片荒漠的昆仑河岸(《迷路》)；孤寡老人塔尔娃老太太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养护着白云鄂博建设的必经公路(《路》)；一大把年纪的巴达玛为了报答党的活命之恩学开拖拉机(《诗的波浪》)；为了建设边疆而放弃留在大城市上海工作的恋人高云志、杜丽娟(《腾戈里的日出》)，等等，无不以超强的干劲和自觉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超越着自我，在无尽的热情中展现着对人类劳动的敬意和对国家的热爱，仿佛无私的胸怀中只有一个目的——改造世界。在崇尚文学的娱乐功能和消费性质的今天，这样的个体雄心和抱负，很容易被看作是压抑了“人性”光芒的戏剧化描述，甚或认为就是一种自我标榜的虚假想象。因为在批评者看来，即使在那个“禁欲时代”里，顽强的人性也是不可磨灭的，否则就不是正常的人性与人生，而是被劫持了的记忆。

这种在意识形态表述中找寻裂痕的行为，不是虚无了历史，就是在建构历史。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作为一种终结资本主义的梦想和努力，其恢弘的历史和高扬的人性是真实存在的。20世纪之交的前后数十年间，中国人先后经历了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日本的入侵、1911年推翻帝制唤醒的强国热望的被浇灭、1919年《凡尔赛条约》蒙受的国际性耻辱、1927年蒋介石的恐怖政变绞杀了建立统一国家秩序的希望等一连串的变革失望，直至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建立的统一、安定的社会受到了人民由衷的欢迎和拥护，那种于水深火热中翻身做主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一时期文学的意识形态兴盛与20世纪初期的意识形态文学不同，不是由于革命的挫败，恰恰是革命高扬的结果。革命带来的“新生活”的感召让作家们唱出了由衷的赞歌，“我从十几岁就生活在党的温暖的怀抱里，是党把我——一个无知的蒙古族孩子，引导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我一直生活在内蒙古，我了解我们内蒙古的苦难过去，所以每当我写到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的自治区，写到我们新的内蒙古草原，心里就充满了说不出的激动，笔端就有写不尽的激情。”由此看来，玛拉沁夫小说中的宏大意识形态书写并非是单纯的道德、政治口号，更主要的是一个“历史结构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草原不仅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族人民还当家做了主人，民族自豪感自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此种情况下表达歌颂主题是真诚的。正如扎拉嘎胡所说的，“是啊，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终于赢得了幸福，得到了自由，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为可贵的呢？作为蒙古族的成员和代言人，不向世人告知这些又去告知什么呢？”黄薇也在《当代蒙古族小说概论》中以《春的喜歌》为例，认为“这时期小说中的种种歌颂、乐观和喜悦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一些人以为的所谓‘早春情调’……在解放初的内蒙古，敌人的负隅顽抗也不只是小说里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生活里发生的真人真事的艺术再现。是当时内蒙古草原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促使作家为时代、为民族而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结构境遇中，玛拉沁夫从其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开始，就以充满热情的笔触来描写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日新月异的变化，歌颂蓬勃建设的大时代的美好生活，表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与赞颂之情。

从文化传承上来看，意识形态的高扬在中国文学的书写历史中算不得什么难合“眼缘”的事。中国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诗言志”“文以载道”“合为时、合为事”“小说界革命”“双为”“双百”方针，哪一次不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在政治革命受挫后，改造文学；在政治革命成功后，依然改造文学。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文学具有深层次的文化感召力，通过文学可以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变革铺平道路。在玛拉沁夫看来，“积累生活、积累斗争经验、培养革命的思想感情才是头等重要的。对一个作家[而言]，政治锻炼和生活积累是有联系的；在革命中，经受政治锻炼，在政治锻炼的过程中，积累生活经验。”既然中国的政治革命在历史中呈现的是一种必然的趋向，那么书写这样的生活就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本就不是“受某种明确的意图指导或操纵”——“党的方针政策可以帮助作家认识生活，成为打开纷杂社会生活现象大门的钥匙”、“其实在文学文本中没有离开艺术性的政治性，也没有离开政治性的艺术性，好的作品总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依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生活逻辑，由于意识形态源于个人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因而除却群体的普遍的文化意识形态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结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统治目的，而将符合自己利益的思想赋予普遍的形式，以唯一的合理性来要求全体民众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尽管被政治劫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阶级性，但依然是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束缚和界限范围内的运动，同样根源于生活世界，并且，以国家共同体的形式为当前生活世界的发展寻求一种稳固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链条和黏合剂。以这样的意识形态观来审视玛拉沁夫的创作时，其作品无疑是把历史凝结为浪漫神奇、充满魔幻、无所不能的雕像，但那激情昂扬的光辉人性，也满足了人类对一个美好时代的想象。对小说创作而言，是需要“整体性”的世界观的，如果没有价值上的“总体性”，文学就很容易变成一堆经验的碎片。只关注故事的可读性和文字漂亮的文学，抵达的只能是作为一种文字消费品的功能，读者不知道从阅读中能接受什么，作品成为了现实的残渣。在这一意义上，玛拉沁夫的文学作品用对盛世的渴望，温暖了物质贫乏时代人们的阅读岁月。

人们对玛拉沁夫作品所表现的“革命的爱”的困惑，在于他们不能公正地理解“意识形态的爱”与“个人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致性。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一个有效地将社会整体政治化的过程，它真正启动了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位置，使其相信自身对社会的发展能产生推动作用，形成了强烈的自我责任感，并坚信自我可能发生作用的过程。六十二岁的巴德玛老太太不辞劳苦、乐此不疲地在草原上接生是为了“给草原带来生命，长成了人给草原上的百姓们领头、带路，把蒙古人的生活变得越过越好”；《诗的波浪》中的老站长学开拖拉机是因为“只凭两只手，不分日夜地埋头劳动，也干不了多少活，所以要找个贡献更大、能使出全身劲儿的工作去做。”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历史的真实存在。这样的真实是和革命密不可分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用权利平等的利器，打破了传统时代自我价值感只能在天命给予的“位置”内部打转的身分等级区隔，使得曾经被锁定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得以翻身，有机会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并分享国家建设成果，而所有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日常生活层面实现的。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玛拉沁夫的作品在意识形态中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或者说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高扬着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就再自然不过了。

审视历史，才能认识现实。在物质极大丰裕的今天，有的人不仅丧失了曾经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干劲与热情，甚或在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面前滋生了对社会的怨恨情绪。如果说怨恨情绪蕴含着破坏社会和谐的负能量的话，玛拉沁夫的作品倒为降低或消融这一负能量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启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勇敢、喜好征服、追求卓越生命价值的行为取向，并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也不在于解决人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而是用道德上的平等和制度上的公平公正，把民众消融在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行动场域中。由此看来，比起在财富上的失落，道德上的挫败感更容易滋生底层民众的怨恨情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国家的治理，并不在于一味地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的期望值，而应该着力于构建一种公正公平的制度安排。

三

意识形态的生活逻辑在玛拉沁夫小说中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两种民族身分认同的同一民族观。世界本来是一个异质的存在。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就倡导建设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玛拉沁夫的小说世界中，联合和并置的多元异质文化，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合，共同统一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中，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召唤，使得每一个人都是国家民族主义者，每个人都自觉地承担起国家民族所施加于自身的角色。拉不丹老人以与八路军汉族人民为保卫草原并肩作战为荣(《满眼春色的草原》)、扎木苏的爷爷为了“不辜负毛主席领导蒙古族人民翻身的心意”去“当会计，好腾出一个青年干更要紧的活儿”(《“奴隶村”见闻》)，牧民老人道尔吉为了白云鄂博的建设不被耽误，天寒地冻的深夜忍饥挨饿为勘探队寻找水源(《矿山老人》)，高云志的爸爸、诺尔布和高云志三人因为党、党的事业和党的思想促就的血统相连(《腾戈里的日出》)，等等。这种蒙汉一体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不是出于无奈，也不是迫于生计，而是将蒙古民族的发展自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来的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自我选择中，一种各民族平等、没有贫富差距、没有政见不同、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的民族同一性蕴含其中，“共同发展”超越了民族身分认同，成为有效凝聚异质文化的表达。

这种大一统民族观并非从来如此。传统中国的华夷关系是以地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虽然在认同中向来也都重视文化因素的认同，却从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只是到了近代，这种主要以地缘为纽带的华夷民族观因为外来战争的频发有了新的内涵发展。1840年以降，随着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多次侵略与掠夺，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亟须寻找新的群体归宿感与社会价值取向。而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至上、领土完整、权利不可分割等观念，适逢其会地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新的凝聚点。尽管中国是个多元族群的国家，但在“合群救亡”“保国保种”的迫切现实中，以一个中国为领土取向、以取得领土境内所有民族认同为目的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很快在知识阶层中达成了共识。随后新成立的政府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并宣布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一种所有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的大中华民族观就建构起来了。这种以反帝为主要目标建立起来的民族观，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而富强的民族国家。这就使得玛拉沁夫的作品虽然反映的是蒙古族的生活，却与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族群认同并无鲜明的区别或违和感，而是措辞热情地响应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召唤，鼓舞人们为自身也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因为意识形态性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固有的。

这种在内外影响下对历史记忆作一番重新组合而建构起来的民族观，还带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风格。亦即视国家民族为有机整体，个人是其有机体的细胞；民族是内在精神的大我，个人是外在形体的小我；大我是神圣的、永恒的，小我是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为了民族的大我，可以牺牲个人的小我。玛拉沁夫的作品正体现了这样的“大我”民族观。《草原晨曲》中的胡合、《祖国啊，母亲！》中的巴特尔、《第一道曙光》中的乌尔莎娜，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蒙古族身分退缩到了“小我”中，只是作为一个身分标志以叙事符号而存在，而不具有民族差异的主体性。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是玛拉沁夫“民族认同焦虑”的含蓄表达，则恐怕是站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对其作品的一种过度解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各族民众刚刚翻身解放，对于人们来说生活的安稳大于一切，能过上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生活是他们的头等大事。至于主张民族身分、民族主体性、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还有点太遥远。毕竟，欢乐、幸福、荣耀、权力、财富等积极生活景象总是更令人向往；而给底层民众许诺一个翻身的美好愿景，是可以实现群体的紧密聚合的。玛拉沁夫在谈到“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时也曾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近几年内取得巨大的成就，诚然社会生活与政治形势是根本的因素，但如从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中寻找原因，我认为在创作实践中能否解决好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这一课题，是关键所在。”更何况民族特色也不可能是停滞的或永不变化的，也不可能游离于时代与生活之外。

玛拉沁夫将民族叙事直接纳入到国家叙事框架中的叙事策略，在后殖民理论视域中是存在缺陷的。在后殖民理论看来，只有用多元文化价值差异、少数族群身分差异乃至历史差异等观点去直观地颠覆社会普遍同质的历史叙事，才符合现代性以“世界的主人”为核心理念的人文主义观念。但问题是玛拉沁夫作品中的他者并未停止过说话，只不过是经由“解放”后重新说话，以新的历史时代“蒙古族怎样说话”“内蒙古如何成为内蒙古”的叙事回应了这一问题。当然，这样的回应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却是个两难悖论：一方面，草原古朴的民风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别样的文明逻辑——草原“代代相传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德”是建立在草原“落后”生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某种功能的表现；另一方面，草原的现代化建设在提供城市的繁华与优越的同时，也使得个体的现代性欲望具有了伸张的空间。但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困惑，也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因此草原的现代性恰恰是草原文明发展的困惑，也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困境。可见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提出一种反对现代性的声音，如若他者声音的言说逻辑仍然拘泥于现代性的历史认识论，那么他者其实也只不过是在用现代性的道理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已。

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浇铸着、镌刻着那个时代的风尚与智慧、文明与文化的精髓。在近现代开启的一个世纪中，悲情的中国民众正是在民族主义精神的武装下，筚路蓝缕地走向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我们虽然处在所谓的“后”时代，但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上的“地球村”时代仍难以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畛域，民族竞争仍然是国际主趋。因此，玛拉沁夫作品凸显的“一体化大民族观”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与正能量价值。

四

现实是个多层次的面相存在，人们谈论的所谓现实很多时候是个语言的陷阱；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现实，往往并不一致。进一步讲，言说的现实，总是得有具体的所指，否则难以把握如何界说世界。但每一个人面临的一切都不会是全体的现实，任何时代的生活都大于想象。面对纷沓杂陈的现实，作家该何为？这样的问题，每个时代或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流行的观点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有的认为文学与生活平起平坐甚至低于生活；有人认为文学虚构的‘仿真’生活远不及现实生活‘真实’；也有人认为文学的‘精神真实’‘超越现实’一地鸡毛般的‘庸常与虚假’。”但不管是哪一种现实，对于作家来说都不只是记录和参照，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看机制，即作家采取何种方式来观看和认知世界。这就涉及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也就是作家以何种立场与身分去理解、选择和规整现实，而非简单反映现实。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现实话题之一。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普遍有种根深蒂固的革命思维和革命价值观。他们对党无比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无比热爱，从内心深处真正尊重劳动和劳动者。这样的热爱与尊重除了价值立场外，更多的还是一个身体性的经验。人们大多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又都参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这样的经历铸就了他们高尚的革命情怀。玛拉沁夫参加过革命，去过工厂和农村，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设。因此，作为体制行动的参与者，他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为蒙古族人民代言，由衷地为带给草原人民新生活和建设草原的新政府唱着赞歌。这样的赞颂是有着深刻的生活实践意义的，美国地理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认为，“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哈佛大学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谈到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时也说：“……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在20世纪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中，许多知识分子是激进的、是朝向社会主义的，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热心于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去建设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由此构造了那个时代民族国家的情感结构和乌托邦冲动以及变革世界的梦想，并为之前仆后继。其主要责任是他们大多把自己定位为启蒙者、解放者、建设者，所有有悖于这一荣誉的言行都被个体自觉地过滤掉了；那些在今天看来不可能没有的欲望在那样的年代被净化了，或是自动隐匿了。所以，在玛拉沁夫频繁的文学活动场域里，表达的从来都是革命的坚定、建设的无私和时代的主题。尽管他也有过伤痛的经历，却从未丧失过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其忠诚与热爱。正是革命的经历使得他眼界开阔，能辩证地、宽容地审视对与错、过去与现在以及经验与道路。

结语

现代性的危机是生活意义的危机，其表征就是现代人意识形态的实证化和虚无化，“……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玛拉沁夫“从生活出发”，“自在清丽”地、“一以贯之和有意为之”地“歌颂祖国和民族团结”，以其几乎所有的文本书写，共同指向同一社会现实的事实，阐释了“意识形态”作为生活过程的反射、回声和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及其理论意义，伸张了可以推动人类进步、可以映照生活世界，从而包纳更加丰富意义的肯定性价值，进而彰显了“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和人文关怀。虽然我们不能忽略语言的建构和符号学身分，但意识形态与周遭事物的复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文学的想象，就如地图非疆域、但地图浓缩了疆域一般。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压抑“意识形态”这一阐释向度，而更应该正视且认真地探究它与周遭事物的复杂关联。当然，人的思维一旦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考的边界就会受限，知识生产就丧失了想象力。一部作品如果一再扩张其意识形态性，当这样的意图过于明确，就会造成很重的痕迹。所以，如果说我们对玛拉沁夫的小说评价有所保留的话，那就是某些历史语境中的习惯性冗余表达，让其创作未臻化境。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张丽青，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文学博士。现为集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基本理论、文艺美学、审美文化研究。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省厅级科研项目，在《民族文学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湖北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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