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小说诗意美学生成论

崔荣、张婧慜

摘要：在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玛拉沁夫始终以清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时代精神、革命记忆与唯美向善人性，同时以饱满的诗意赋予小说强烈的民族性、鲜明的个性与总体性的诗意美学。玛拉沁夫小说诗意美学的生成路径，首先在于聚焦情感世界以奠定诗意美学的基础，强调从“小我”走向“大我”，赋予个体情感和经验以历史的纵深；其次在于创造性运用跨文类抒情系统与意象，在实现形式结构的诗化时赋予叙事以浪漫主义张力，形成富于诗意的文本质感；第三是构建含情有意的草原文学空间，实现草原地理景观文化符号的审美重构，赋予诗意空间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当代中国文学增添新景。在如何与时俱进又不失民族性与个性，及如何激活民族性、转码地域性等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上，玛拉沁夫小说的诗意美学实践都提供了有益而深长的启示。

关键词：玛拉沁夫小说；诗意美学；情感世界；形式结构；草原文学空间

纵观玛拉沁夫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充满热情地“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到《活佛的故事》展开冷峻的文化沉思，时代精神、民族记忆与唯美向善人性在他的小说中均以盎然诗意进行了审美表达。茅盾评价玛拉沁夫的小说“自在而清丽”，老舍给他题词“文坛千里马，慷慨创奇文，农牧同欣赏，山河丽彩云”，他们都关注到了玛拉沁夫小说中流动的诗意。从“小我”到“大我”的情感深化，从语言到意象的结构诗化，从地理景观到文化符号的草原文学空间构建，玛拉沁夫持续在情感结构、叙事形式与空间想象的多维交融中构筑诗意美学。作为“文坛千里马”，玛拉沁夫始终与时俱进书写时代，又从未失却民族性与个性。玛拉沁夫小说的诗意美学与中华民族的审美共性形成深沉有力的共鸣共振，深刻回应了小说创作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命题。

一、情感世界的聚焦：从“小我”到“大我”

情感是实现审美共鸣的核心介质，是诗意美学形成的基石。苏珊·朗格认为“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这也是玛拉沁夫的创作观：“文艺作品是以情写人，同时又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引人。”情感可谓是玛拉沁夫小说的生命线，在其笔下，无形而有质的情感汇聚为生命的激流，形成磅礴的诗意。聚焦情感世界，通过细腻大胆写情与刻画爱乡爱国之情，玛拉沁夫将个体经验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进路，形塑出根植现实沃土却超越具象时空的情感世界，成功构建出融合时代精神与蒙古民族文化的情感诗学。

“写情要写得细致、细腻、细微”，借助蒙古族文化中以自然喻人事的诗学理路，玛拉沁夫形成了细致、细腻和细微的写情笔法。《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表现萨仁高娃在暴雨中追击敌特宝鲁时，以“骤雨在草地上发出狼嚎般的声响，雷鸣和电闪给人一种翻天覆地的感觉”这一暴烈场景，戏剧化也诗意化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困境，泥泞草原上“稀粥似的泥水”不仅是自然环境的细描，更精准隐喻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态势和僵持之中的双方心态。随着宝鲁落网，“弥天的乌云一团一团地向南飞去，草原的东边天际显出了黎明的光；遍地的花朵微笑着抬起头来，鸿雁在高空歌唱”，由混沌到清明的景观嬗变加之“遍地的花朵微笑”和“鸿雁歌唱”等含情的自然物象，由宏大向精微渐进勾勒出拨云见日的欣喜与小胜的志得意满等情感变化，这种诗意书写既延续了赋比兴传统，又赋予革命叙事以浪漫主义的美学张力和鲜明的地域民族性，草原儿女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转化为饱含深情也内蕴骄傲的赞歌。小说《诗的波浪》通过写巴达玛被囚禁于破败的蒙古包的现在，忍受“鬼胎”污名的过去及“在阴间跟魔鬼成亲”的无望未来，展示了她三十年来行为、情感和精神所受的多重枷锁；又以裹挟着寂寥与怅惘的“黄风”席卷草原，将巴达玛代表的草原牧民们的悲苦惆怅予以视觉化的具象呈现。当勘探队带来的现代医疗如同“春风”抚平她沧桑的皱纹，意喻她从被压迫的奴隶蜕变为“新生活的产儿”，这里“黄风”与“春风”的季候轮转极具象征性地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学符号。依托草原上最常见的自然现象，玛拉沁夫实现了将蒙古民族翻身解放叙事与社会主义建设叙事相结合的诗意表达。小说题目《诗的波浪》晕染出草原儿女情感变化、精神成长和人生蜕变的深刻喜悦。

当玛拉沁夫一以贯之地“细致、细腻、细微”写情以凸显人物的精神性格时，小说情感灌注和诗境营造的成效也是极为显著的。《春的喜歌》里，“我”与巴德玛老太太初见，这位曾生过四男三女却无一存活的长者叫“我”“年轻的孩子”，“年轻”说的是“我”，更是事业，而“孩子”是额吉们表达善意柔情的常用语，由此，牧民的淳朴温善尽显，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过程中团结奋进的状态有情展现。更具意义的是，玛拉沁夫写出了这位儿女尽失、独居二十载的牧民从个人走向集体后激发出的宽广胸怀：当接生过无数新生命的助产士巴德玛说自己“再也享受不到养儿育女的幸福了！可是我也不过分的难过，只要我们整个草原活了，有生命了，我还能枯死吗”时，展现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淳厚善良、坚韧达观的草原儿女将个人的生活际遇与草原的整体命运自觉关联，超越一己悲欢走向集体大爱，迎来了草原的蒸蒸日上。个体命运走向与集体奋斗方向的辩证统一令人信服地跃然纸上，这春的喜歌自然是健朗明快的。

玛拉沁夫认为要“大胆地写情”。以“越轨的笔致”逸出日常伦理和情感常态写情，在玛拉沁夫的小说中尤为多见。《爱，在夏夜里燃烧》写玉兰因误信丈夫郭宝林死于劳工强征而坠入生命至暗时刻，十二年后丈夫“重生”却撞上她与巴拉丹共同筑就的温情世界，正是直面“越轨”的隐痛和错位，而后又对其有合情继之合理的解决，人性善美的光芒在玛拉沁夫笔下才如此夺目。彩霞为保全家庭所做的隐瞒又何尝不是“高尚的牺牲”，旺楚克救助并接纳逃荒的彩霞母女，巴拉丹十二年的无声守候，艰难坎坷中的伦常得以重构皆因有情，尊严能够维系亦因有情。玉兰与彩霞两代女性交错的生命轨迹，郭宝林与巴拉丹的默契成全，小说中“大胆的写情”无疑成为观照人性善美的利器。同样，《杨芝堂》中老游击队员杨芝堂为年轻母亲接生，战火中的“越轨”情节激扬的是守护生命与希望的真情。艺术创作“绝不只是过去时态的，它总是一种在特定的现时在场(显现)中进行的构形过程”，因为个人生活际遇、创作道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相伴随，玛拉沁夫始终能做到以“现时在场”写情，所有“越轨”和“大胆”也就有其必然如是的缘由，在烛照个体情感走向集体的心路历程时，情感的歧路与复归最终服从于善美人性和集体利益的规约，个人与集体的情感同构达成。战火和饥荒等宏大历史能被玛拉沁夫碾磨成细密、难言的情感并满蕴诗意，皆因从“小我”经验的开掘起始，最终抵达“大我”的开阔雄浑之境。

玛拉沁夫认为：“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有一个传统主题，就是歌颂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借助个人与集体情感的同构模式，“歌颂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这一主题在玛拉沁夫的多部小说中得到精彩阐发。《命名》中，面对极端旱灾，化德县的汉族农民邀请蒙古族牧民将牲口赶到化德县“坐场”，这已然写出了超越救济层面的同胞相助之情。当南斯日玛将新生儿托付给春珍时，春珍捧着襁褓感慨：“人家是把还没满月的亲生小孩交给了你呀！还有比这样信任更宝贵的东西吗？”正是这骨肉相托的信任，标识出民族团结的情感浓度。当南斯日玛、春珍的孩子分别被起名为“布洛汗默德”和“团结”时，前者表达蒙古族同胞的心声，后者写照汉族同胞的心曲，那饱含情感与热望的命名仪式成为跨越族际的亲情盟约，互信的情义被这互文性命名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深厚绵长。同样，《歌声——过去的故事》《琴声》联结音乐与回忆，以草原长调缝合记忆裂隙，让琴弦震颤成为民族团结互助情感的共振腔，当民族团结的故事被转化为情感记忆讲述，小说自然也就意味深长、诗味氤氲。

《腾戈里的日出》让家族抗日记忆、护林的集体建设实践推动烈士遗孤高云志在情感和人生道路选择上从个人走向集体，形成个人集体同构的内在情感结构，民族团结主题摆脱概念化窠臼，转化为具象可感的历史动力学。与这一有效的情感结构相似，《女篮6号》写的是在北京成长、接受教育的青年毕业生群体的人生道路抉择。女篮健将们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担当，毅然选择远赴北疆，把满腔热血与青春力量奉献给那片亟待发展的土地。女篮健将们由北京到北疆的集体迁徙与高云志的边疆守护形成文本互文，共用个人集体同构的情感结构。可以说，从信任托付到命名仪式，从边疆坚守到青春抉择，情感聚焦让不同民族间的互助互爱、不同代际间的接力奋斗与跨越地域的支援建设等民族团结主题超越个体情感之限，升华为家国壮志，借由民族团结则草原兴旺，祖国需要即个人使命的共同情感结构，个体情感和经验被赋予历史纵深，革命记忆与火热生产建设现场真正得到了历史的、审美的书写，这是玛拉沁夫小说至今仍有激荡人心的豪情与厚重磅礴的诗意之内在密码。

二、形式结构的诗化：从语言到意象

“‘诗意’产生于构思，‘诗意’产生于想象，‘诗意’带给人以完全新的感觉。”所有构思、想象和完全新的感觉，最终又需通过形式结构层面的诗化织就小说文本的诗意肌理。在文本语言层面建立跨文类互渗的抒情系统，将象征意象的载意象征功能发挥到极致，让玛拉沁夫实现了诗歌美学的小说叙事转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激活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对革命历史叙事、社会主义生产叙事和改革叙事进行审美维度的重构，这让玛拉沁夫的小说在蕴含历史、政治和文化多重意涵的同时，又总能以始终浓烈的深情、浓郁的诗意和鲜明的民族性超越同类叙事，彰显出其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参与主流文学叙事的创造性和独特性。

玛拉沁夫在文本语言层面嵌入祝赞词、民歌、诗歌、信函等抒情文类，构建跨文类互释的抒情系统，这是他小说诗意美学生成落实到文本层面的首要一步。《茫茫的草原》写贡郭尔的父亲普日布向工作队的六名成员献马，在每一段赞马的祝赞词后，祝词家都会按照工作队里的官职高低将马献给特定对象，第一匹马“全身聚集了八宝的形状”献给苏荣队长，第二匹马“是马群里的魁元”献给李路等，这些祝赞词用语华丽、铺排繁复，赞马更在赞人，普日布试图以此与工作队建立封建性的、剥削的、依然保留着等级的盟约关系，这是阿谀示好，也是试探斗争，但苏荣队长却将马返还给本来出身贫寒的祝词家，这既是举重若轻的回绝，也是决心粉碎剥削压迫的宣誓，革命理念和正义观念在文本中精巧建立。同时，献马风俗和蒙古族祝赞词反讽的创造性运用，既指出革命斗争不仅有刀锋相见，也有迂回暗战，有极大的复杂性；而献马、赞马的情节只能发生在草原的革命斗争中，民族性由此得以彰显。苏荣巧妙拒马彰显的是革命队伍朴实刚正的本色，一阿一拒一华丽一素朴所达成的幽默讽刺效果，为革命历史的叙事美学增添了诗的维度。此外，《茫茫的草原》集结多种抒情文类构建文本的情感交响，斯琴加入明安旗武装工作队后吟唱的思念情人的民歌：“珠瑟菜山哟，/多么遥远！/它那银峰上，/云儿弥漫！//做梦的时候哟，/你在我身边；/醒来的时候啊，/一人孤单单！”既符合斯琴含蓄深婉的性格特质，又在战争语境中赋予爱情以超越性诗意；铁木尔狱中听闻周师傅背诵《囚歌》：“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他对共产党“是好人”的朴素认知得以深化，诗歌中的炽烈情感推动他思想境界发生质的跃迁；而军营里巴布弹唱《格斯尔》史诗与洛卜桑讲述巴拉根仓故事的场景，更将革命叙事与蒙古族口头文学传统有机融合，彰显出革命实践的地方性诗意。这种诗性语言的自觉建构，使《茫茫的草原》既具备革命史诗的宏大叙事，又呈现出蒙古族文化特有的浑厚质地。《茫茫的草原》如此震撼人心，除了因其所述之事重大、体式庞大之外，具有如史诗般集成、多元的抒情文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道曙光》是玛拉沁夫在小说中建立跨文类互释抒情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小说开篇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行“我打破大地，坚硬的煤层，岩石和海底，/我深入到里面去，研究了很久，/于是我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实质的……”这为全文奠定了不断追寻与确证的浪漫抒情基调。当乌尔莎娜带领群众高唱民歌《嘎达梅林》时，悲怆深远旋律的在场与回荡，传达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蕴藏在民众心中不会泯灭的希望、不可战胜的意志和不能忽视的伟大力量，正是歌声久久回荡的场景，让人民对未来永不放弃希望的坚执显得如此动人。阿尔斯郎遗书、林塞梅致周总理信件的嵌入，则以更具私密性情感的信函解构宏大叙事，抒情化的血泪控诉与碎片化独白形成对照，将个体悲鸣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铭刻。多重文类编织在小说中，不仅让情节推进跌宕起伏，更实现了情感增量和诗境营造，在强化小说感染力和艺术效果的同时，以遒劲、深沉和持久的诗意，久久激荡读者的心灵。

意象的周期性复现，同样是玛拉沁夫小说诗化形式结构形成的叙事策略。通过核心意象的语义增殖与变形，玛拉沁夫的小说形构出具有想象空间和生长可能的象征意蕴空间。《路》是玛拉沁夫中短篇小说里意象周期性复现次数最多的一部，作为贯穿文本始终的时空载体，凝定塔尔娃生命记忆的“路”作为现实场景的公路共出现17次，作为历史与回忆中的道路出现了9次，“路”不仅与塔尔娃的命运轨迹形成多维互释，更描摹出跌宕起伏的时代进程。这条“草原上平平常常的道路”以地质层般的记忆沉积，交织着日军侵华史、包钢建设史与塔尔娃丧夫失子的个人情感史，凝成史诗；而命名的“塔尔娃大道”使得过去的种种记忆与对未来的期望在此交汇，塔尔娃成为具身纪念碑，道路意象完成了个体记忆向集体叙事的诗性转化。类似地，《大地》以核心意象“金银珠宝”的发现—占有—异化—归还的循环搭建小说诗化的形式结构，《荒漠》以“埋在沙漠底下的庙堂”作为核心意象，通过考古发现—历史重审—现实启示的递进，意象的复现不仅推动情节发展，更成为批判迷信、礼赞劳动的价值载体，使小说超越生态叙事，对人类文明存续方式展开哲学思辨，赋予文本以深沉诗意。

《第一道曙光》以“光”意象的四次变化实现小说形式结构的诗化。乌尔莎娜命运的起伏和北京知青林塞梅的精神成长，都伴随着“光”意象的不断出现和变化：首次光意象为车灯反射的微光，诉说乌尔莎娜的创伤与林塞梅的觉醒，象征历史与个人的双重希望；第二次监狱内的夜灯之光，见证乌尔莎娜如何坚持真理，林塞梅主体意识如何彻底觉醒并蜕变为主动守护者；第三次出现的光是“夜晚首都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象征着个人良知与国家理性的双重觉醒，代表着历史正义的真正回归；最后，光是朝阳喷薄而出的“第一道曙光”，与周恩来感叹“内蒙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形成互释，写照忠诚的爱国之心。从个体微光到集体曙光，光的强度变化轨迹不仅构成小说情节的转折点，更决定着小说由弱渐强的抒情节奏，使小说始终葆有强烈的诗意。

形式结构的诗化，使玛拉沁夫的小说在叙事和抒情之间达到一种难度颇大的平衡。这种诗化的形式结构，既非仅在语言表层装饰点缀，亦非单纯移植诗歌技法，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蒙古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建构出极具辨识度的表意抒情系统。相较于汪曾祺《受戒》以氛围营造和情节冲突消解达成小说诗化，或孙犁《荷花淀》刻意趋避斗争场面的残酷而以月光编席的纯净意象隐喻革命理想，玛拉沁夫从来都是置身于激烈的革命斗争和火热生产建设现场的，他以紧张情节和传奇性故事表达对时代命题的理解。在文本肌理层面，他乐于将中国诗学“诗缘情”的传统与蒙古族口头传统熔铸为独特的跨文类空间，放大意象的载意抒情功能；同时也让草原上的诸般物事和意象突破静态隐喻，转化为推动情节进展的动力单元。对小说写作而言，“故事的表层结构是横向组合的（syntagmatic），即是由时序原则和因果原则所支配，而深层结构则是纵向聚合的（paradigmatic），即是以各成分之间的静态的逻辑关系为基础”，玛拉沁夫在小说叙事的表层和深层结构上都刻意锻造诗意，从语言到意象，无数人民心声所凝结的时代情绪具体而微、由表及里地反映在文本肌理的营构上，这让玛拉沁夫小说中的诗意雄壮豪迈，而不是散淡放逸，亦从未局限于一己悲欢，并且与时代、人民、草原和生活始终保持着真切扎实、富于力量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玛拉沁夫小说中诗化的形式结构，真正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三、草原空间的诗意建构：从地理景观到文化符号

玛拉沁夫深谙艺术创造应处理好共性和个性、“多”与“一”的辩证关系，也很早就倡导“我们内蒙古作家，还有点雄心壮志，还想共同努力，在祖国多民族的文学园地上，创造一个草原文学流派。让我们每个人保持自己风格的同时，在我们内蒙古作家的作品中共同散发一股浓郁的草原气息”，他倡导更力行，根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玛拉沁夫文集》所收录的小说统计，其中以草原为题材的作品共计27部，约占该文集收录作品总量的73%。玛拉沁夫着意建构含情有意的草原空间，这一整体性的草原之境是玛拉沁夫小说诗意美学形成并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的艺术津梁，最终为祖国多民族的文学园地增添新景，地方性和民族性因此具备了更广阔的“超地域性”，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与美学普遍性。

对草原空间的诗意建构筑基于玛拉沁夫对自然空间的审美重构，在他的小说中，地理景观升华为诗学载体，其隐喻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变动、生态变化和文化变迁的功能被拓展至最大。《六月的第一个早晨》中，在黎明薄雾中苏醒的草原与轰鸣的矿山机械形成工业与自然的景观对照，当穿孔机的节奏与百灵鸟的歌声合成新的草原歌声，草原展示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韵律，铺陈的正是生产生活方式现代性转变的图景，这时的草原空间既承载着传统生态智慧，又回响着朝向现代性的坚实步伐，昭示草原大地现代化的新景与玛拉沁夫文学版图现代性的新可能。《春的喜歌》写“成群的百灵鸟在你头上动着翅膀，向你唱着春的喜歌”与“大地散发着一种使人神怡的清香的气味”，构成了春之草原听觉与嗅觉维度的延展，让人身临其境也满蕴诗意的喜人风景生发出喜悦与希望的时代情绪，写照的正是革命取得胜利后草原的历史巨变，而这正源于玛拉沁夫把握时代脉动的历史敏感。《在暴风雪中》所描摹的三月的草原被刻意悬置在季节更迭的临界点，“灰白色的雾弥漫着草原”与一群群在薄雾穿梭的不歌唱的春雀凝固成冬春交替的过渡空间，与达瓦记忆中“牧场就是音乐的海呵！到处是百灵鸟的歌声”的夏秋草原形成生态循环的闭环。当牧人对着冰冻的善丁河追忆流动的河水时，实质是在进行草原生态记忆的仪式性召唤，暗含着游牧文明对自然节律的敬畏与顺应。时代的变化必然是多维多向的，《草原上的浪花》最为典型地涵纳这诸多变化。九月的金色牧场“秋风徐徐送爽，使人忘却那冬风的凛冽和春风中杂舞的沙尘”，这是以草原上的季节变迁暗示跨越险阻必将迎来收获，草原上的一切都必然经历转型与蜕变：从乌拉特草原上别开生面的大水库修建工程，到水库工地的机械轰鸣与翡翠湖的酣睡，以及拖拉机的轨迹与奶牛群的剪影在空间中交织，草原空间完成了从自然生长到现代空间的拓展，现代性工程与传统牧业文明的生态共生更共荣。“我”终于看到了五岁游泳能手在人工湖面破浪而行，作为女拖拉机手的母亲在微笑，父亲作为爆破手利用现代技术开山取石，身为老牧民的爷爷正为水库建造者在熬煮奶茶。正是草原上几代人齐心协力朝向现代化草原的生产建设，让水库蓄积的不单是伏流，更是游牧文化调适现代性的智慧，小说中所引蒙古族谚语“草原像天空一样宽阔；天空像草原一样辽远”昭示着新的时代机遇下，通过持续的自我革新和开放进取，草原获得了强劲蓬勃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在为辽阔深远的草原空间塑形时，玛拉沁夫也注重将民族基因融于流动的生活图景，实现从地理空间向文化空间的诗意升维，以极具民族性的诗意方式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琴声》里，怀抱四弦琴吟唱好力宝的老艺人宝音吐在故乡解放的第一天唱出：“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感受阳光最强烈，/从小受苦的宝音吐，/看见红旗最鲜艳。”在收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赠送的乐器时他唱道：“闪闪的光芒多耀眼呵，/是灿烂的朝霞嵌在天空，/沉默了的琴又响了。/是共产党给我的琴弓。”加入共产党时老人创作了《党的颂歌》：“白发母亲的慈爱，/比大地还要宽广，/伟大的党的恩情，/比宇宙还要辽阔。//正像抚育我的母亲，/给我吸吮洁白的奶水，党把无边的草原，/用鲜花打扮得更美。”老艺人质朴的新歌唱，不仅流淌着蒙古族七百余年说唱艺术的血脉，更真切地表达着对党和国家的深刻认同，基于歌者与乐器的共生关系，乐器从沉默到有声直至高歌写出的正是老人对党的感激之情、对新草原和新生活的向往之意，小说也成为以蒙古族艺术讲述民族新生故事的传奇史诗。

草原空间的诗意建构不仅在艺术场域展开，更以蒙古族的民俗生活展演而得以实现。作为草原上珍贵的食材，鲜牛奶在蒙古族生活中不可或缺，常用来表示敬意与感谢。《路》中塔尔娃老人晨起将桶内的鲜牛奶用食指和中指向四方撒点并祷念：“祝包钢的人们健康幸福！”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的包钢已被蒙古族人民视为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为之祈福的情节是将工业符号“包钢”纳入古老的祭祀祈福仪式体系，传统文化空间实现了当代扩容。当《花的草原》中热烈赞美的声浪“乌哈依！乌哈依！”掀翻那达慕会场，诗性建构达到高点，玛拉沁夫以“每一棵青草，每一粒沙石都在发出节日的笑声”的拟人手法，以蒙古族万物有灵的生态观表达欢乐的时代氛围。《茫茫的草原》中那达慕上赛马、摔跤的场面，让传统的“男儿三艺”超越了竞技的范畴，展现了蒙古族人民对团结、勇敢、智慧等美德的崇尚，成为民族精神图腾的立体展演。经由蒙古族文化风俗，玛拉沁夫精妙处理了文化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辩证诗学关系，叙事在实现文化增殖的同时深蕴诗意。

玛拉沁夫小说中的草原空间建构亦具备鲜明的动态性与叙事功能，这令其成为推动叙事进程的有机载体。在《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中，通过不断切换叙事镜头，草原空间的流动性特征得以展现：萨仁高娃策马追捕逃犯的线性移动轨迹，桑布在苇塘火场与公告会场的空间跨越，以及科尔沁草原人民齐心救火的群像式铺展，共同构成多维度空间叙事网络。草原既是承载人物行动的物理场域，也成为展现集体主义精神的隐喻空间。《腾戈里的日出》开篇以空镜语言建构起极具视觉张力的草原空间：雨雾中巍峨的腾戈里孤峰与飘扬的红旗形成垂直空间叙事轴线，瞭望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空间符号被置于视觉焦点。镜头缓缓推进，聚焦于瞭望所内唯一的青年身影。随后，随着一曲悠扬动听的蒙古族歌谣轻轻回荡天地，蒙古族小姑娘莎耶罕娜带着青春的活力与纯真，轻盈地走进故事。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瞭望所的负责人诺尔布随之步入小说，他的出现如同一股稳重而可靠的力量，将所有人的目光牵系于此。至此，小说的主要人物以电影般的流畅感自然登场，空间挪移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性格特征，更预示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故事即将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悄然上演。

草原的宽阔有时也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显影。草原的辽远开阔以及直面风霜的游牧生活培育了草原人民宽广坚韧的胸襟，自由驰骋的锐气和豁达包容的气质。《六月的第一个早晨》中铁矿如岛屿般崛起于草原所昭示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游牧文化的交融，《活佛的故事》中玛拉哈活佛将蒙藏医学精粹熔铸成典，都彰显着传统智慧如何以开放和韧性在时代浪潮中完成创造性转化。七岁即为奴隶的巴达玛老太太年过六旬仍学习驾驶拖拉机，最终成为草原上的首位女站长，她从未放弃自由驰骋的渴望拓展了其人生的宽度；《花的草原》中的杜古尔从终身奴隶蜕变为长跑健将的传奇，印证着蒙古族坚韧向前的性格；团结互助也脱胎于这种豁达包容的民族性格底色，《命名》昭示着蒙汉交融的情义无价甚至成为血脉印记；《满眼春色的草原》中拉卜丹老汉挂在嘴边的“我们在那时候”，将八路军与草原儿女并肩作战的记忆升华为共同体意识；《爱，在夏夜里燃烧》中旺楚克的箴言“不管是关里人、塞外人、蒙古人、汉人、种田的打猎的，遇上沟沟坎坎，互相扶一把就迈过去了……一句话，谁也离不开谁”道出草原儿女对团结互助最朴素也最真挚的理解。同时，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文学群像中熠熠生辉，《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中的草原新人萨仁高娃、桑布立志建设祖国美丽的边疆内蒙古，更决意以生命保卫它；《暴风在草原上呼啸》里巴拉珠尔守护电缆的壮举，《山大王》中扎拉巴从牧场场长转型为工业指挥者的蜕变，无不印证着草原儿女坚信“一个真正的人，不会把眼光停留在伤痕上，他的眼光要永远直射前方”的精神特质。正如护士索丽娅在暴风雨中迎接新生(《在暴风雨中》)，笃日玛守护善丁河畔的坚持(《善丁河畔》)，这些个体叙事共同织就蒙古族面对困境时永不屈服的集体肖像。当洪戈尔穿越积雪走进牧民心中(《踏过深深的积雪》)，当刚苏和在21世纪九死未悔探索新路(《从头再来》)，草原空间已然成为流动的精神场域，既保存着拉卜丹老汉“那时候”的红色记忆，也孕育着新一代建设者“决战前夜”的奋斗激情。草原带着永恒的诗意，证明真正的辽阔是指面向伟大的时代，这激活也新拓了世代传承的民族精神，令其不断焕发活力与伟力，实现持续生长与新塑。

不难发现，玛拉沁夫建构的草原文学空间，既有变幻的四季草原、无垠的苍穹、连绵的山峰等永恒性自然空间意象，又包含红旗、瞭望所、工厂等象征时代变革的动态符号；既通过多镜头推进展现空间的延展性，又借助视角转换实现历史与当下的映照，正是通过诗意的草原空间形态的流动与转换，玛拉沁夫完成了对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彩书写。

结语

作为玛拉沁夫小说创作的统领性审美理念，诗意美学以情感共鸣、诗化结构及意境营造为要件，其艺术力量在于不仅赋予小说以诗意的现实根脉，亦使叙事生发出诗性意味。对于当代中国“共同理想的建构”这一核心命题，玛拉沁夫的小说实践以诗意美学提供了实现路径——既需要情感共鸣的深层激活，更离不开价值共识的凝聚。玛拉沁夫小说的诗意美学首先体现为民族美学的艺术转化，在情感维度，通过对个体经验的淬炼与集体记忆的熔铸，将“小我”的悲欢升华为“大我”的精神史诗，使民族情感认同突破单向度认知，转化为具有审美感染力的共同体美学。形式结构的诗化则将地域性自然景观转化为承载文化基因的美学符码，在拓展叙事张力的同时，使文本肌理本身成为民族审美共性的诗意载体，民族美学通过诗意表达升华为共同体美学的具象呈现。草原空间的动态建构则超越了地理景观的在地性局限，通过生态隐喻与民俗展演的双重编码，将其重塑为兼具历史纵深与时代精神的流动文化场域，最终实现空间的创造性转化。玛拉沁夫秉持“少数民族文学更应富于色彩性”的创作理念，以诗意为媒介，使民族美学突破“地方性”边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纽带，在与时代重大命题的对话中铸就出自身的经典性。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崔荣，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诗歌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先后主持国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论著6部，发表理论论文及评论文章50余篇。

张婧慜，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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