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汤变灵药：一种谣言的跨媒介传播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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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汤变灵药：一种谣言的跨媒介传播发布日期：2017-02-24 作者：祝鹏程点击数：1495

摘要：鸡汤谣言是心灵鸡汤与谣言结合产生的体裁，以臆造的故事来传递某种情怀与教益。如今，鸡汤谣言在不同的媒体中传播。在通俗读物中，鸡汤文主题先行、重感性、轻理性的特点纵容了写手的胡编乱造；在应试作文系统中，过度文艺化的评价体系造成了鸡汤谣言的盛行；在微信朋友圈中，熟人社区的交际规则促成了谣言与心灵鸡汤的结合。在不同的媒介中，心灵鸡汤与谣言的结合动因不同，鸡汤谣言的传播动力、受众类型、传谣侧重、传播互动方式也不同。鸡汤谣言在三种不同的媒介间转化，形成了循环而又稳定的生产体系。

关键词：谣言；心灵鸡汤；谣言传播；跨媒介

作者：祝鹏程，男，汉族，1985年生于浙江绍兴。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口头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变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著作《中国声音》、译作《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等。

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当代的谣言获得了更加多元的传播途径，谣言与不同体裁（genre）发生融合，产生各类亚体裁（sub-genre）。这些谣言在不同的传媒中有不同的受众，也有不同的传播方式，因而，在探究这些谣言时，我们需要以跨媒介的视角来考察谣言整体的生命历程，关注其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动力与呈现方式。

“鸡汤谣言”是近年来常见的一种谣言，指的是那些披着“心灵鸡汤”外衣的谣言。这里，我们先要对“心灵鸡汤”做一些介绍，心灵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最早风靡于1993年的美国，是由作家杰克·坎菲尔德和马克·维克多·汉森为压力繁重的现代人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通过一个个小故事达到励志与怡情的作用。心灵鸡汤是现代社会的安慰剂，看似饱含人文精神，可以调节心灵的焦虑，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保持一种积极的姿态。“鸡汤谣言”则是心灵鸡汤与谣言结合产生的体裁，其主体是一个或若干个臆造的小故事，故事中包含大量的人生感悟，或励志，或劝喻，或感恩，给人以启迪。但炮制者并不在意作品的真实性，故事中的名人名言、生活轶事多是虚构的，内容往往违背常识和事实，经不起推敲。这种故事目前广泛流传于平面读物、新媒体，以及其他社会公共领域，对于一些读者来说，它不啻于一剂万能的灵药。近年来颇有影响的“青岛德式下水道里的油纸包”“温水煮青蛙”“伦敦街头的硬币”“牛津大学礼堂的橡树”等都是心灵鸡汤化的谣言。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笔者先在这里引用一则影响甚广的《野田圣子喝马桶水的故事》：

野田圣子1983年进入东京帝国饭店工作。但没想到上司竟安排她做洗厕工，每天都必须将马桶擦洗得光洁如新。心理作用使她几欲作呕。本想立即辞去这份工作，但她又不甘心自己刚刚走上社会就败下阵来。因为她初来时曾经发誓：一定要走好人生的第一步！　　

就在圣子的思想十分矛盾的时候，酒店里一位老员工出现在她面前，二话不说，拿起工具亲手演示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擦洗马桶，直到光洁如新，然后将擦洗干净的马桶装满水，再从马桶中盛出一杯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一饮而尽，整个过程没有半丝做作。野田圣子从此暗下决心，即使一辈子洗厕所，也要洗出成绩来。　　

此后，野田圣子为了检验自己的自信，为了证实自己的工作质量，也为了强化自己的敬业心，她曾多次喝过自己擦洗过后的马桶里装的水。1987年，野田圣子当选为歧阜县议会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县议员。1998年7月担任第一次小渊惠三内阁的邮政大臣，是日本最年轻的阁员。

鸡汤谣言是媒介时代的常见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将以此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特点，探讨谣言如何与其他文体（“心灵鸡汤”）结合，考察谣言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动力与呈现方式。

一、 “鸡汤谣言”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鸡汤谣言”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其形态多样，传递的谣言也各异。但也有着一些共性：

首先，鸡汤谣言的篇幅不大，多为几百字的小品文，常以“故事＋感悟”的形式出现，故事题材分布极为广泛：大到某位名人的成长历练、某次改编历史进程的事件，比如很多文章都写到，除了政客野田圣子外，康诺德·希尔顿、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也喝过擦洗过后的马桶里装的水。小到一个普通人的奋斗与拼搏、日常生活中的某个令人触动的情境，比如《伦敦街头的硬币》是一篇影响甚广的鸡汤文，称伦敦街头散落着很多硬币，这是有善心的人有意无意丢失在路上的，以此接济穷人。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在。谣言的结尾常有语句进行升华提炼，揭示文章的主旨。

其次，不管题材的大小，故事往往发生在国外。写手们倾向于制造贴近原版鸡汤的效果，编造具有异域色彩的故事。相当一部分故事发生在英美等先进国，主人公不是叫“珍妮”就是叫“安德森”，故事或传奇，或浪漫，或平凡，都充满了正能量。正如某位读者调侃：“里面展现的就是悠闲、优雅、有闲，有素质，淡淡的带点不食人间烟火气的欧洲人，总之，高大上几乎全都有了。……欧洲人几乎个个都是雷锋和欧洲贵族的混合体，既热心助人，又优雅得体。”有的故事甚至直接发生在某个外国名人身上，比如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用功读书，天长日久把地上磨出了一个坑；爱因斯坦天资愚钝，自小学习成绩不好，数学只考1分，这些都是高频率出现的谣言。

最后，鸡汤谣言往往有着华丽的修辞，意味深长的语句，充满知识、智慧和感情的话语，但并不注重逻辑，故事中包含了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和逻辑漏洞。比如一度非常流行的《铅笔与太空笔》，大意是说为了在失重状态下写字，美国航天部门用了10年时间，花费120亿美元，终于发明了一种新型太空笔；而俄罗斯宇航员却用了一种更简单的解决方法：使用铅笔。这个故事就有大量失实之处。美、俄宇航员都在初期用过铅笔，但铅笔在太空中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石墨易燃，书写产生的残渣容易进入宇航员体内，更容易造成电子设备短路。实际上，太空笔是一家美国私人企业在1967年斥资200万美元发明的，此后得到美、俄宇航局的普遍运用。如果写手具备一定的基础物理知识，就不会写出这样的故事。

鸡汤谣言是人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情感快餐。在文本中，感性的渲染强过理性的分析，艺术的描绘重于科学的论证，“小确幸”式的欣喜替代了对社会整体环境的观察。那么，这种温情脉脉又漏洞百出的故事是如何产生的？心灵鸡汤与谣言又是如何结合的？首先要从心灵鸡汤类小品文的本土化说起。

二、从译到编：通俗读物中的心理疗愈

尽管“心灵鸡汤”的称谓是1993年才正式出现的，但这类文章在改革开放后就进入中国了。它最初的载体是那些发行量极广的通俗读物。1981年创刊的《读者文摘》（后改名为《读者》）是较早集中刊登海外情感小品文的杂志，它效仿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通过翻译、摘录海外的随笔散文，向国内介绍当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其中也有不少篇目类似心灵鸡汤，《鲶鱼效应》《天堂客满》《让自己感动自己》《希尔顿的谋略》……从篇名就能品出些许鸡汤味。这类文章常以家庭、婚姻、情感、人生为叙事主题，以充满异域风情的故事、生动的文笔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生活，如何塑造现代人的品质。在满怀现代化焦虑的青年读者的眼里，这不亚于现代文明的教科书，甚至成为他们想象西方先进的重要途径。这类文章承担起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在“文革”后的那段时间里，为“普遍教育水平和收入均不高”的人群提供了“单纯美好的观念”，满足了“淳朴的老百姓的心灵需求”。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心灵鸡汤》系列作品的正式引进，《卡耐基成功之道》《谁动了我的奶酪》等励志文学的流行，以及刘墉、罗兰、林清玄等港台情感作家的走红，心灵鸡汤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文体。鸡汤文也迅速本土化，如今，我们可以在报刊亭、书店随手买到《读者》《意林》《青年文摘》《格言》等刊载鸡汤文的通俗读物，翻开杂志，就能看到“幸福讲义”“心灵花园”“人生感悟”等情感类专栏。不少文化商人敏锐看到这一商机，不再满足于翻译，转而开始积极炮制这类作品。心灵鸡汤的生产方式从翻译引介转变为本土编写，固然产生了一些感情真挚、见解独到的优秀作品，但也造成了鸡汤谣言的大规模产生。

如前所述，心灵鸡汤给人以启迪，使人积极向上，本土编写的文本也不例外，写手需要通过故事传达给读者某种明确的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换言之，心灵鸡汤是一种主题先行的文字。对写手而言，故事的真假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把故事讲得生动而有戏剧性，进而把主旨凸显出来。然而，当前国内心灵鸡汤的出版产业并未发展成熟，写手的文化水平也难以保证。为了更多谋利，书商和写手必须加快生产流程，闭门造车、抄袭复制，甚至胡编乱造是常有的现象。网络红人“留几手”对鸡汤文写手的描绘虽然刻薄，但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实：

昏暗的小出租屋里，满地的饭盒烟头子。一个微微谢顶，四肢纤细，腹部突出的大蚂蚱子一样的中年男人叼着烟头子蹲坐在电脑前面。早年摆地摊被城管掀了摊子的经历是他一辈子“创业失败”总结灵感的源泉。在烟雾缭绕下开始了对上层社会的剖析，凭空意淫有钱人的日常生活，“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养成这些习惯你就离成功不远了”“高僧和老尼姑的故事，看懂你就成功了”……

在这种环境下，谣言自然趁虚而入。为了迎合先行的主题，捏造例证、生造事例成为常用的方法。如何宣讲要从小事做起的道理呢？那就编造个企业家敢于喝马桶水的故事吧；如何激励人的斗志呢？那就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墙上虚构一些箴言吧。写手们往往先有了主题，再去编写故事。在虚构中，事件发生的社会与历史语境被抽离，某种细节与态度则被无限放大以凸显主题。比如《捡废纸的故事》称汽车大王福特年轻时，在一次在面试时“不经意”地捡起了地上的废纸而被公司录取，让他从此走上了辉煌之路。在现实中，我们很难相信面试官会重视一个简单的动作甚于工作能力，但这里却发生了，只是为了凸显细节决定一切的主题。

尤其是在成功学泛滥以后，鸡汤文的功利性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编造名人的成长经历成为激励读者的法宝。有一类高度类型化的故事频频出现：从前有个男孩/女孩，这个孩子出身卑微、家境贫寒，他一度怀疑人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忽然顿悟，于是他通过努力获得成功。文章的最后一句必然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某某某（可以代入任何名人）！”有一篇名为《高贵的生命不卑微》的鸡汤便是如此。说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有个13岁的黑人男孩，在父亲鼓励下把价值几美元的旧衣服卖上了高价。其父引导他：“一件只值一美元的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何况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生活丧失信心呢？我们只不过黑一点穷一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男孩深受感动，此后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终成大器。而他就是迈克尔·乔丹。

其实，对鸡汤谣言抱以反感者不在少数。2013年的天涯论坛上有一个热帖《难道没人八一八<读者>里面的逆天文章?》，对各类鸡汤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至今已有47.7万点击量，六千余条回复，多数人批评鸡汤文存在“兑水”“加味精”的不良倾向，认为编写者没有用立体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但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谣言在通俗读物中畅行无阻呢？

正如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ean-Noël Kapferer）所说：谣言的可信度与受众的参照系有着紧密关系。前面说过，鸡汤谣言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这种异域色彩既表现在审美上，也表现在认知距离上。大多数不曾出过国的中国人缺乏亲身经历来断定这些故事的真伪。他们不知道在德国的成绩系统里1分是最高的，考1分的爱因斯坦自小就是个数学天才；也不知道乔丹在五岁时就举家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根本不可能在纽约贫民区卖衣服，这些都在他们的经验之外。

文化想象进而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心灵鸡汤的受众对欧、美、日等先进国家的想象一贯是美好的，对于他们而言，这些远离现实经验的故事相当于一些积极的精神资源和一连串美好象征的组合，故事中宣扬的美德与精神恰恰是当下社会所不具备的。阅读这些作品具有“见贤思齐”的功效，起到了心理疗愈的作用。就像一位女读者说的：

对于《读者》我还是有感情的，毕竟陪伴我度过了全部的读书时光和工作的最初两年。那是一个姑娘从小到大最宝贵但也是最孤单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幸好有《读者》里面的文章让我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和周遭的一切感到绝望。

尽管不少鸡汤文是胡编乱造的，但其中的主题却在相当程度上迎合了当下民众的精神需求：热爱生活、从细节做起、辛苦努力必会有结果、默默付出终会得到回报……还有什么比这些清教徒的信条更能描绘出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呢？尤其是那些小人物发迹变泰的传奇故事，更是瞄准了普通人的白日梦，一击得中。谁不会羡慕捡起一张纸就能飞黄腾达的经历呢？

故事中的异域色彩偏离了人们认知的参照，让人无从判断其真假；故事中的情怀与思想迎合了当下人的需求，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鸡汤谣言风行于通俗读物。有人写就有人看，鸡汤谣言的影响不仅遍及大众阅读，甚至侵入到了象牙塔内。

三、制度性生产：语文教育中的应试法宝

通俗读物中的鸡汤谣言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在当下的中学作文教育中，它因成为师生应试的法宝，走上了制度化生产的道路。

早在心灵鸡汤流行前，励志故事就被看成是提升青少年写作能力，形塑价值观的正能量，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有深厚的基础。回顾起来，每个人都能想起语文课本中的虚构故事，比如爱迪生用反光镜照亮母亲的手术台、斑羚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协助同类飞渡、贝多芬被盲女感动创作了《月光奏鸣曲》……这些故事文字优美，有着明确的教化主旨，近似鸡汤文，也符合文以载道的传统。

心灵鸡汤大规模进入语文教育，是本世纪初应试作文评价体系文艺化的结果。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高考作文命题相对平实，考生发挥余地较少。世纪之交，随着素质教育呼声高涨，高考作文命题悄然转变。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和2000年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被赞誉为命题革新。此后，作文命题日益开放，“话题作文”的流行催生了一种新的作文生产体系：命题者提供一段蕴含哲理的小品文，学生在哲理的启示下写作。比如2002年的高考作文题就写的是某登山者遇上一个冻僵的人，经过“心灵深处翻江倒海”之后，他毅然决定给对方按摩冻僵的四肢，最后两人互助走出困境，要求考生以“心灵的选择”为题写作。“话题作文”的出现是为了兼顾引导性与开放性，小品文中的哲理引导着学生的价值观，而文章的内涵则可供多方面理解与引申，足见命题者的苦心。但也引发了命题过分文艺化的问题，尤其是在2004年各省市自主命题后，文艺化的命题更是遍布全国。以2007年为例，全国高考卷的题目是“人生，诗意还是失意”，江苏卷是“怀想天空”，湖南卷是“诗意的生活”，山东卷是“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浙江卷更是玄之又玄的“行走在消逝中”。

鸡汤谣言主题先行，充满情怀，于是悄然渗入到高考命题中。违背科学常识是这些谣言的主要特点。比如2015年安徽卷的命题是《蝴蝶的颜色》，题目是一篇小品文，称在扫描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蝴蝶的翅膀，人们惊奇地发现：

原本色彩斑斓的蝴蝶翅膀竟然失去了色彩，显现出奇妙的凹凸不平的结构。原来，蝴蝶的翅膀本是无色的，只是因为具有特殊的微观结构，才会在光线的照射下呈现出缤纷的色彩……

稍有光学知识者就能察觉其中的悖谬。电子显微镜使用电子而不是可见光成像，电镜照片成像效果本身都是灰色的。不仅蝴蝶翅膀，任何物体在电子显微镜下都看不到颜色。说这是科学谣言并不为过。冷静分析起来，甚至2002年的《心灵的选择》也违背冻伤护理的原则：冻伤使肌肉僵直，严重者深及骨骼，按摩不但不能起死回生，甚至只会加重损伤。根本不可能出现文中的奇迹。再美的文辞也难逃编造之嫌。

平心而论，考试仍是当前中国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应试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作文教育的功利性。在这种环境下，作文命题的模糊性反而为“押题”和“套题”提供了便利，只要引申出适当的主题，结合一些现成的素材，就能得一个不低的分数。对于课外阅读有限的学生而言，刊登鸡汤文的通俗读物成为应考必读书，随便一本文摘文选就能找到符合要求的写作素材。

为了争夺学生市场，一些刊物也把押题作为鸡汤文遴选的重要标准。《意林》杂志更是自诩为“最有价值的高考作文参考书”，其2012年刊登的小品文押中了全国三分之一高考命题，而2013年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二，命中全国卷，以及辽宁、上海、山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八个省市的高考作文题。受此影响，很多学生都把《意林》《读者》等杂志作为作文参考书。正如某位批评者指出：

当今最能影响学子们文风的是什么？不是名家作品，而是《读者》《智慧背囊》《青年文摘》等通俗读物中所谓“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最与高考对路，于是不少学子热衷于背诵其中篇什，平时作文就这么套过来套过去，考试哪能不轻车熟路？

另一方面，当下的作文教育侧重的是文笔，而不是逻辑。“情感真挚”“主题突出”“语言优美”“文笔生动”是作文的要求，至于文章是否把事实描述清晰，立论是否严谨，论据是否充分，反而是次要的。这种重感性甚于理性的评价体系更是纵容了心灵鸡汤的流行。有的教师直言：心灵鸡汤“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美丽的诗歌和寓意颇深的引语正影响着孩子们，使他们发现和领悟到爱、希望、信心和鼓励”，因此极力向学生推荐，鼓励他们借用心灵鸡汤写作文。

对于考生而言，鸡汤文的真假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能够传递某种积极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是得高分的终南捷径。所以，有些学生即便知道它是假的，也不妨从功利的角度来使用这些素材。某位网友坦承：“那会儿我发现这种‘讲个故事说个理顺便抒下情’的小短文在考试的时候特别好使。风格容易上手，故事看多了就会编，作文轻松高分。”于是，熟记鸡汤故事成为了应试法宝，只要背一些现成的故事素材，在适当的主题下加以组合引申，就能写出一篇“美文”。

鸡汤文往往是泥沙俱下的，一旦把它当范文来套用，就会在无形中完成对谣言的再生产。大概很多学生都使用过虚构的名人故事：华盛顿砍樱花树、爱因斯坦的板凳、列宁打碎花瓶作为作文素材。为了写出“美文”，一些学生甚至捏造事实，胡编一些名人名言和故事。莎士比亚、歌德、培根等文豪是常常被“名言”附会的箭垛人物，甚至还有学生编造出“沃·兹基硕德”（我自己说的）之类的名字。名人们时而关心人类的灵魂，时而对国际风云指点江山，时而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有的作文甚至通篇都是编造的素材。2013年，广东高考中出现的一篇优秀作文便是如此。作文题目仍是一个小故事：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资助三户人家，一户高兴接受，一户接受但声明一定会还，另一户感激拒绝，要求考生以此为素材作文。一篇名为《慈善需行之有道》的优秀论文让人大跌眼镜，短短800多字作文，除虚构了培根曾说“善性是人性与神性最相近的地方”这一名言外，还有三处故事是子虚乌有的：

其一：慈善，不仅仅是助人，更重要的是“省人”。倘若今日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得到一碗免费的食物，而非劳动得来，那么他大概也会像众多饥民一样濒于困顿。

其二：生前曾被媒体批评“一毛不拔”的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被发现账上曾有一笔对斯坦福大学的高达25亿美元的巨额捐款，而且是匿名的。

其三：我们都是苍穹下奔碌于浮世的小人物，我们的小慈善无法像盖茨夫妇消灭天花病毒那样一挥而就。

这三个故事都经不起推敲。关于乔布斯的匿名慈善捐款网上不乏传言，但没有一个经过官方确认，数额都未超过25亿美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于1979年10月宣布彻底消灭天花病毒，那时盖茨才24岁，其夫人才15岁，不可能参与其中。洛克菲勒故事则是对经典的鸡汤文《尊严》的张冠李戴，《尊严》讲述的是石油大王哈默逃难时，拒绝不劳而获的故事。而据笔者的多方查考，这故事本身就是一则查无实据的鸡汤传奇。

在应试作文的教育中，鸡汤谣言走上了制度化生产的道路。文艺化的命题方式与评价体系在无形中形塑了学生的文风，学生投其所好的写作继续生产着披着鸡汤外衣的谣言。两者形成了互相巩固的生产结构，就像某位网友说的：“不得不承认这种文风有很强的群众基础。不重视逻辑论证，喜欢排比煽情。我觉得这和这么多年应试作文的导向，以及中学写作教育很有关系。”

四、晒出来的谣言：微信朋友圈的推波助澜

无疑，近年兴起的微信朋友圈是鸡汤类谣言的重灾区，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有营销号专门负责编写和情感、养生、人生规划、成功学等相关的心灵鸡汤。这一现象目前已经有不少相关探讨，但有两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其一，需求决定生产，在分析微信鸡汤谣言的传播时，只讨论营销号而忽视朋友圈用户是不对的。人们并不全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有明确的传播想法与动机。其二是认定鸡汤谣言的传播者是中老年，将谣言的传播归因于他们文化水平低。撇开偏见，我们会发现鸡汤谣言的传播者遍布各个年龄段和学历层，包含大量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人士。相比这些因素，微信独特的传播空间与人际关系才是鸡汤谣言传播的根本原因。在本部分，我们要讨论朋友圈中的普通用户为什么需要心灵鸡汤，并孜孜不倦地传播着谣言？这些和微信的人际互动模式有何关系？

微信和微博是当今新媒体中影响最大的两个社交平台，比较起来，两者的差异很大。微博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在当下中国，它成为大众探讨社会热点的场所和公共舆论的重要阵地；微信朋友圈则是相对封闭的，只面对有限数量的熟人，这是一个更加私人化与生活化的社区。用户们的关系相对亲密，以实名的形式展开互动，内容只有好友可见。因此，容易引起争端的社会事件不是用户探讨的核心，他们倾向于发表反映个人生活状态与心灵状态的内容作为共同话语。心灵鸡汤正好迎合这样的需要：它蕴含的情怀符合私人化社区的表达需求，在谈论它的时候，人们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这种互动无害于人际关系；而饶有趣味的内容也让人有获得知识与教益的充足感。正因如此，根据凯度集团近日发布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心灵鸡汤至今仍是微信上最受欢迎的文章。

在私人化的氛围中，朋友圈形成了一种“晒自我”的文化，将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晒”到圈子里：晒娃、晒厨艺、晒花草、晒游踪……我晒故我在。我们不妨把“晒自我”看成是微信用户展现“镜中我”的策略，通过“晒”展现个人最希望别人看到的角色和形象。在这种语境中，发送、转发心灵鸡汤也是“晒自我”的一部分。普罗大众以“晒”的方式呈现自己奋斗的过程，中产阶级以“晒”的方式完成对自身的阶级想象，向大众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当一个新入职的员工在朋友圈里宣布自己刚刚加完班后，他可能会转发一篇《野田圣子喝马桶水的故事》，这是为了向大众宣誓：我也像她那样从最卑微的做起，终有一天会像她那样成功；当一个人到英国出差，工作之余把行程拍照上传到朋友圈，他想展示的是自己悠闲优裕的生活，接下来他可能随手分享充满臆造的《高贵的生活不卑微》，用美好的谣言来强调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在这里，鸡汤故事呈现出的崇尚细节、努力奋斗必有回报等积极的主题，有助于他们所要展示的个人形象——正因为我期待过高品质的生活，所以我把“从卑微小事做起”奉为信条；正因为我遵循了《高贵的生活不卑微》的主旨努力奋斗，所以我如今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在这里，鸡汤文的真与假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转发的鸡汤和所“晒”的生活间产生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

“晒自我”变成“晒谣言”，离不开朋友圈作为熟人社区的特殊性——它没有像微博那样形成辟谣机制。朋友圈是由多组不同的关系组成的，有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有着互动的熟人，所牵涉的人际关系更加现实和微妙。在展开互动的时候有着更多的顾忌。即便意识到对方发送的鸡汤文是谣言，用户也不方便直接指出，只能视而不见。最典型的表现是人们对亲密群体中谣言传播的无奈。有不少用户抱怨，自从他们被亲戚拉进家族群后，就不得不长期忍受亲戚们轮番的谣言轰炸。当看到养生、金融类的谣言时，他们或许会主动辟谣；但当面对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鸡汤谣言时，出于尊重亲戚长辈的考虑，他们往往不忍心做那个揭露皇帝新衣的小孩。设计师马力的这段话道出了苦衷：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很多朋友和亲戚，分享自己照片和经历的、分享IT圈新闻的、发笑话的、还有心灵鸡汤的……我并不觉得应该去改变他们任何一个人。甚至，对于亲戚和老朋友发的鸡汤，我还会给个赞，高兴就好。鸡汤有鸡汤的滋味，他/她觉得重要的，我们未必这么觉得，两者都没有错。

在一个熟人社区里，人们必须考虑自己的意见对其他朋友的影响。面对打扮成心灵鸡汤的谣言，不信的人会视而不见，甘当“沉默的大多数”。而参与到互动中，并表达意见的人总是倾向于做出正面的评价。朋友圈有三种互动模式：点赞、回复和转发。点赞是一种轻度的互动，就像日常的打招呼一样。当某人转发某则鸡汤谣言时，朋友们出于礼节常规性地点赞。这既是为了告诉对方“你发送的内容我已阅”，也是在暗示对方“我一直在关注你”。回复和转发是相对深度的互动，人们时常以此表达对某则来自朋友的心灵鸡汤的意见。显然碍于面子，他们倾向于正面的评价，在这个时候，无言的转发就相当于肯定，而回复一句“说得好”则直接表达了对朋友的认同。因此，在熟人社区互动中，肯定与赞扬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辟谣则是一件不识时务的事情。就像某位网友说的：“人家只是无聊，刷刷存在，想在评论区跟朋友互动一下。你较真去辟什么谣？人家估计连那段谣言是什么都没看吧？认真你就输！”也正是如此，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谣言的交流网络越紧密，谣言也就越容易流传。总之，当鸡汤谣言在朋友圈里传播时，辟谣是缺失的一环。

笔者的朋友圈里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前段时间，本人被拉入到一个微信装修群里，群里有若干装修公司和诸多的装修用户，群主是一家小有名气的装修公司的老总。这位老总和群里若干用户有业务关系，他还时常在群里发送各种装修信息和防骗攻略，为他人答疑。几天后，他在群里转发了一则影响甚广的鸡汤谣言《牛津大学礼堂的橡树》：

1985年，牛津大学有350年历史的大礼堂出现严重安全问题，20根横梁已风化腐朽，需立刻更换。而每根横梁都由巨大的橡木制成。要找到这样的20棵巨大的橡树很难，而且耗资巨大。这时，校园园艺所报告：在350年前，建造大礼堂建筑师们早已考虑到后人的困境，在建造大礼堂时就请园艺工人在学校种植了一大批橡树。如今，每棵尺寸都远超替换横梁的需要。那些建造大礼堂的建筑师们的墓园都早已荒芜，但建筑师的职责依然存在，高耸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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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是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age）的礼堂柱子确实曾经坏了，当时有学生想到校内有大橡树可以替换，于是建议校方砍伐相应大小的橡树做成柱子。这则谣言颠倒因果，虚构了前人未雨绸缪的远见。群里知道其伪的大概不在少数，但出于交情，他们选择沉默，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积极回应。群里的224名用户有17名做出回应，其中6条回应为拇指图形的“赞”，剩下的11条回应则是“深刻！”“像x总一样负责！”“有道理！”等正面的评价，无一质疑与否定。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位老总转发谣言的动机，笔者打破沉默，私下通过微信联系了他，告诉他这是谣言。他沉默片刻后，发过来一段自我辩解：“哈哈，谢指出！我转它有我的想法，当你把它看成谣言，它就没有价值，但故事本身是很有道理的，我能学到牛津大学的设计者应当承担的责任。”联系谣言后面的那段公司广告，他的转发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并不在意消息的真假，而是以牛津大学礼堂的设计者自比，把鸡汤文作为打造自身注重品质的形象，建构商界精英身份的手段。

鸡汤谣言之所以能够在微信朋友圈流行，显然和熟人社区人际互动的特点有关，而其辟谣机制的缺失则是纵容谣言横行的重要原因，把“晒自我”变成了“晒谣言”。对于朋友圈而言，鸡汤谣言似乎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交流资源，正是这种需求催生了鸡汤文背后的产业链和一批不负责任的营销号。鸡汤谣言和朋友圈其实是周瑜与黄盖的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媒体中，励志怡情的鸡汤文正大行其道，它变成了一种灵药，不同的群体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成分。在《读者》《意林》等通俗读物中，心灵鸡汤起到的是一种文化想象与心理疗愈的作用，对于读者来说，他们需要从鸡汤文中汲取的是“真”，而不是“善”和“美”和，重心灵、重感性，轻证据、轻理性的特点使鸡汤文非常便于谣言的入侵，使“伪善”和“伪美”趁虚而入。市场化的写手主动利用大众的需求，知假写假，获取利益。在应试作文系统中，过度文艺化的评价体系占据主导，学生和老师们更重视的是对鸡汤文的功利性运用，不加区分地利用鸡汤故事，乃至于编造故事成为常见的现象。而在微信朋友圈等新传媒中，鸡汤文被用作打造形象的社交话语，特殊的交际规则造成熟人社区缺乏核实谣言的能力与愿望，纵容了谣言与心灵鸡汤的结合。在鸡汤谣言多媒介、跨媒介的传播中，我们不难看出谣言生产与传播的多层次和多质性。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体裁，其状态与内容、牵涉的范围、出现的时机紧密相关。现在我们不妨在相关因素上再补充以下因素：传播动力、受众类型、传谣侧重、社区互动规则以及与其他体裁的互文性。

在通俗读物、应试作文体系、朋友圈的共同作用下，鸡汤谣言形成了一个创作、流通、筛选与巩固一体化的产业链。不同的媒介间形成了常规的互动。通俗读物制造了最初的鸡汤谣言，培养了最早的鸡汤文读者，为应试体系和朋友圈提供源源不断的信众和素材。应试作文体系则制度性地、稳定地生产着鸡汤谣言，在无形中规约着学生的阅读口味，巨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通俗读物对这类体裁的生产。微信朋友圈则为谣言提供了新的平台，它以更加私人化的形式，使谣言与个人生活形成紧密的关系，把鸡汤谣言带入到日常交往中。新媒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迅速对时事热点做出反应，从而在各类鸡汤谣言中筛选出最具当下性的素材进行传播，通过炒热点、炒话题，为应试作文提供新的素材。鸡汤谣言在三种不同的媒介间转化，形成了循环而又稳定的生产体系。

行文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正视鸡汤谣言带来的社会影响。尽管不少受众只是功利地使用鸡汤文，但即便人们不相信谣言，也会受其影响，鸡汤谣言传播的假信息早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鸡汤文的信众只看到故事中的情怀和教益，而忽略了其真实性与可行性，在这类文字的长期熏染下，很容易造成科学精神的缺失，形成虚假的社会认知，误导人们做出错误的实践。相关的案例已经数不胜数，2015年初，江苏常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在入职培训时，居然要员工喝下自己洗的厕所水，这份发出浓浓馊味的鸡汤显然是对野田圣子谣言的拙劣模仿。更让人担忧的是教育，作文教育的社会作用不容小觑，命题风格与方向深深影响着学生们的思考方式，乃至对社会的认知。我们难以相信，虚构石油大王哈默事迹的《尊严》已经入选人教版、沪教版四年级语文课本，虚构乔丹童年的《高贵的人生不卑微》则多次入选各类语文考试的阅读题，甚至成为2011年连云港中考阅读理解题。不管用多美的文字修饰，谣言永远是虚假的。用虚假的鸡汤来喂养学生，只会培养出徒有“小确幸”的价值观，而不敢正视社会现实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