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钦道尔吉史诗研究”笔谈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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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钦道尔吉史诗研究”笔谈发布日期：2016-12-07 作者：朝戈金斯钦巴图呼日勒沙点击数：2536

仁钦道尔吉是中国著名的蒙古族史诗学研究专家，在中国史诗研究的资料体系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蒙古史诗研究和中国各民族史诗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蒙古学协会书记处书记；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主任等职务；还曾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学术背景及学术训练

在仁钦道尔吉八十华诞和从事学术研究55周年之际，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组织召开了“《江格尔》学术交流暨仁钦道尔吉史诗研究讨论会”，目的是通过研讨仁钦道尔吉有关中国史诗研究和《江格尔》研究的理论、方法、成就及学术思想，回顾和总结蒙古史诗研究、《江格尔》研究的历史，在以仁钦道尔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使中国蒙古史诗研究和《江格尔》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为中国史诗研究理论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仁钦道尔吉的学术成就，与他的学术背景和训练有着直接关系。他上个世纪50年代留学蒙古国，在国立乔巴山大学蒙古语文历史系学习，在此期间师从策·达木丁苏荣、沙·罗布桑旺丹、巴·索德纳木等国际著名蒙古学和民间文学大家研习相关课程，并研修了西里尔文字和俄文。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深入研习了俄苏民间文艺学理论、蒙古口头文学研究及其他诸多经典成果。在他后来的蒙古史诗研究中，可以看到俄苏日尔蒙斯基、弗拉基米尔佐夫等理论大家的影响，以及蒙古国著名学者策·达木丁苏伦和宾·仁钦等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训练，让他在理论素养上、知识背景上、方法论和研究模式上，在当时中国学界居于史诗学术的前沿地位。除了吸纳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学术素养外，在田野作业方面，他也得到启示和培训。众所周知，当时苏联和蒙古国掀起了大范围的民间文学调查，且成果颇丰。苏联学者对资料采集的重视，是有极其深厚传统的，这个传统是欧洲学术界人文学术传统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拉德洛夫（德国裔，后终老俄罗斯）作为突厥学的开创者，对田野调查和资料采集的范例式的工作，对苏联时期的田野调查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旧俄时代，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资助和推动了不少类似调查，如芬兰学者兰司铁的蒙古语言和文学调查工作影响深远。对著名江格尔演述大师鄂利扬·奥夫拉的《江格尔》采录，是另一宗迄今仍令人称道的遗产。仁钦道尔吉无疑受到这方面的熏陶和训练，所以，查看他的学术经历，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何他甫一回国，就立即投身田野调查采集工作中去。另外，从他的多种著作都用相当篇幅介绍采录史和研究史，也不难看出他对采录工作的重视。

总之，他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训练，为他后来从事史诗学学术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技术路线、思辨走向、治学精神的深厚基础。

学术创见与治学特点

在迄今五十余年的探索和研究实践中，仁钦道尔吉先后出版《蒙古民间文学论文选》（蒙古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英雄史诗〈江格尔〉》（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江格尔〉论》（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蒙古英雄史诗论》（台北：台湾唐山出版社，2007年）、《萨满诗歌与艺人传》（蒙古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蒙古口头文学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文学研究论文选》（蒙古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蒙古英雄史诗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十余部蒙汉文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发表《评〈江格尔〉里的洪古尔形象》（《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论巴尔虎英雄史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江格尔〉与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5期）、《关于中国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英雄故事的一些共性》（《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6期）、《关于〈江格尔〉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等百余篇论文。

蒙古史诗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史诗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能看到经验主义的和带有实证色彩的研究。简单说，就是描述性的信息和资料梳理性的表述大量出现在各类学术著述中，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还看到，有另外一类史诗研究，立意从大量现象中总结规律。例如丹麦学者奥日力克关于“史诗叙事法则”的总结，就是这种研究——找出史诗的对抗律、平行律、结尾律等等。美国学者洛德的史诗研究，则是从大量叙事材料中，总结出构造史诗的结构性单元。此外，某些图解政治理念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曾经大行其道，当然今天已经遭到摒弃。

如果说学术研究有如搭建大厦，那么，在它的底层，我们能看到许多基础性的东西。例如资料学建设，田野调查报告，关于歌手的描述，关于特定地区民间演述传统的描述，乃至对史诗内容中涉及特定知识点的讨论等，可以统称田野民族志，大体可以归入这类基础性研究范畴中。在基础性研究之上，就是学理性探索，也就是找寻规律的研究。这类研究，往往不是从阐释内容入手，而是偏重于形式和结构的研究。上面提到的史诗法则的总结，口头程式理论的范式等，都是偏重理论建构的。

仁钦道尔吉的研究是穿越几个层面的研究。他直接从事了基础性工作，资料学建设，田野考察，文本的誊录和梳理，学术史的观照，也进入了对规律的总结。具体而言，其学术创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一）搜集与记录蒙古口头文学资料

留学归国后，仁钦道尔吉立即开始了蒙古史诗的田野调查与搜集整理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他多次深入呼伦贝尔巴尔虎蒙古地区，以当时苏联的口头文学搜集整理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搜集记录巴尔虎英雄史诗，成为国内较早实践科学记录口头文学资料的学者。当时他共记录了巴尔虎英雄史诗23部（含异文），其中1部散佚，余22部：

1.《阿拉坦嘎鲁诺彦》，陈巴尔虎旗乌尔耿毕力格演述，韵文体开始，以散文体结尾；

2.《阿贵乌兰汗》，陈巴尔虎旗达木丁苏伦演述，韵文体，结尾不完整；

3.《阿贵乌兰汗的儿子阿拉坦嘎鲁诺彦》，陈巴尔虎旗库库拉演述，韵文体，不完整；

4.《阿拉坦嘎鲁汗》，陈巴尔虎旗巴尔吉雅宝演述，韵文夹散文体；

5.《阿贵乌兰汗》，新巴尔虎右旗女艺人罕达演述，韵文体；

6.《十三岁的阿布拉图博格达汗》，陈巴尔虎旗女艺人彭浦伦演述，韵文体；

7.《乌孙扎力布汗》，新巴尔虎右旗图布台演述，韵文体；

8.《十三岁的阿布拉图德都博格达汗》，新巴尔虎右旗宝吉格演述，韵文体；

9.《宝音图汗的臣民巴彦宝力德》，陈巴尔虎旗宝尼演述，韵文体；

10.《宝音斯尔古冷》，新巴尔虎右旗图布台演述，韵文体；

11.《巴彦宝力德老汉》，新巴尔虎右旗浩日劳演述，韵文体；

12.《巴彦宝力德老汉》，陈巴尔虎旗达木丁苏伦演述，韵文体；

13.《锡林嘎拉珠巴托尔》，陈巴尔虎旗女艺人彭浦伦演述，散文夹韵文体；

14.《陶干希尔门汗》，新巴尔虎右旗女艺人罕达演述，韵文体；

15.《巴彦宝力德老人的三个儿子》，陈巴尔虎旗扎格达演述，韵文体；

16.《巴彦宝力德老人之子锡林嘎拉珠巴托尔》，陈巴尔虎旗道尔吉照德巴演述，韵文体；

17.《巴彦宝力德老人》，陈巴尔虎旗布恩哈演述，韵文体，不完整；

18.《十户人》，新巴尔虎右旗岑德玛演述，韵文体；

19.《珠莫尔根汗的儿子朱凯米吉德》，陈巴尔虎旗拉玛台演述，韵文夹散文体；

20.《阿拉坦森布莫尔根夫》，新巴尔虎右旗丹丁加甫演述，韵文夹散文体；

21.《三岁的古纳罕乌兰巴托尔》，新巴尔虎右旗米德格演述，韵文体；

22.《阿贵乌兰汗的儿子阿拉坦嘎鲁汗》，陈巴尔虎旗宝尼演述，韵文夹散文体等。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仁钦道尔吉的蒙古史诗田野记录工作，具有如下几个特质：第一，没有对所记录的文本进行改编，完全忠实于原始文本。这主要表现在韵文演述的，按韵文体记录，散文演述的，按散文体记录，韵文夹散文演唱的，就以韵文夹散文体形式记录，没有试图把散文体改编成韵文体，从而“拔高”或“升华”民间叙事。在当时，“提升”民间文学品质的做法，并不少见，坚持忠实记录原则的，反而是少数。第二，对田野记录文本未加以增减。这集中表现在不完整演述的，内容明显残缺的文本，也都按原样记录，没有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补全。对于那些演述篇幅较短的，记录者也没有避讳，或用其他演述材料补充其内容。在半个世纪之前的田野调查实践中，某些文人学者为了让材料完整和好看，大肆进行过这种后来被称作“格式化”的加工工作。第三，充分认识口头文学异文的独特价值，认真记录同一部史诗的不同演述文本，没有试图把它们整编到一起，通过互为补充，改编出所谓的“理想文本”。

正因为这些资料真实可靠，在这些第一手田野资料基础上，仁钦道尔吉于上世纪80年代撰写了系列有关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学术论文，引起国际蒙古学界的重视，各国学者纷纷引用他的资料和观点。目前，这些资料已刊发于仁钦道尔吉主编的《蒙古英雄史诗大系》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其原始手稿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中。

五十多年来，仁钦道尔吉深入内蒙古、新疆、甘肃、黑龙江、辽宁等地蒙古族聚居区，抢救记录大量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民间故事、本子故事、民歌等民间口头文类资料，在国内外出版《英雄希林嘎拉珠》（蒙古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蒙古族民间故事》（蒙古文，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蒙古民歌一千首》（与道尼日扎木苏、丁守璞合编，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至1984年）、《那仁汗传》（与道尼日扎木苏合作搜集整理，蒙古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吉如嘎岱莫尔根》（与旦布尔加甫合作搜集整理，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年）、蒙古族说书故事《西凉》（与瓦·海西希合作，德文和蒙古文，威斯巴登：德国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96年）、《蒙古英雄史诗大系》（蒙古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至2009年）、《金马传》（西里尔蒙古文，乌兰巴托，2013）、《蒙古语说书故事选·巴林卷》（蒙古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为中国史诗学和蒙古族口头文学研究的资料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其资料学成果中，他主编的四卷本《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堪称翘楚。这是第一次集中整理出版国内外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整理本，汇集了近200年来国内外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文本，每卷有蒙、汉、英文说明和目录，配有丰富的图片，这些图片包括世界各国蒙古英雄史诗的著名学者、史诗研讨会、史诗记录文稿、整理者和演唱艺人等。该著作的文本处理体现了史诗文本科学资料本的搜集整理原则和精神，因此在蒙古英雄史诗的学术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电子书完成后，也深得好评，就方便检索、方便查找、方便利用而言，是更上层楼。

（二）史诗理论体系的构建

仁钦道尔吉提出了若干对我国蒙古史诗研究至关重要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自己对蒙古史诗的整体性见解，这些对于提升和推动中国蒙古史诗研究，作用巨大，同时，对国际蒙古史诗研究也做出了显著贡献。

首先，是他对于蒙古史诗母题与类型的总结与论述。我们这里主要以他的论著《蒙古英雄史诗发展史》作为主要依据来概括。他根据地理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部落的迁徙史和史诗分布状况，将国际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三大体系和七大流传中心。过去，国外学者依据其有局限的了解，认为蒙古史诗有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史诗、布里亚特史诗、蒙古国的西蒙古史诗、喀尔喀史诗四大中心。仁钦道尔吉教授通过自己几十年来地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阐述了在中国还有蒙古史诗流传的三大中心，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巴尔虎史诗、哲里木盟的扎鲁特—科尔沁史诗和新疆、青海等地的卫拉特蒙古史诗三大中心。于是，在已经认定的四大中心之外，又加上中国三大中心，成为七大流布中心。他进而根据七大中心史诗的异同和联系，认为七大中心的史诗同出一源，它们在主题、故事情节、类型、形象、程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共性，表明它们形成于蒙古各部落生活于贝加尔湖一带时期，随后随着蒙古各部的迁徙和历史变迁，发展成为卫拉特体系的史诗（包括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史诗，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史诗，中国新疆、青海的卫拉特史诗）、布里亚特体系的史诗（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史诗，蒙古国的布里亚特史诗以及中国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史诗）和巴尔虎-喀尔喀体系的史诗（包括喀尔喀史诗、巴尔虎史诗和扎鲁特-科尔沁史诗）。仁钦道尔吉对蒙古史诗七大分布中心的三百余部史诗和长篇史诗《江格尔》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存在各类史诗共同的核心，即构成史诗情节框架的特殊母题系列有两种，一是征战母题系列，二是婚姻母题系列。在蒙古史诗研究史上，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在仁钦道尔吉教的理论体系中，它们不仅是一种史诗类型学概念，同时也是与蒙古史诗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相联系的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仁钦道尔吉进而根据蒙古史诗中史诗母题系列的数量和排列方式，创造性地利用语言学句法理论及其概念，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类为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单篇型史诗由单一母题系列构成，如抢婚型、考验婚型、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型、勇士与独眼巨人或地下恶魔斗争型。串连复合型史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母题系列所构成，如婚事加征战型英雄史诗、两次征战型英雄史诗、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以及阿尔泰乌梁海英雄史诗与埃和里特-布拉嘎特英雄史诗、女佣替嫁型英雄史诗、战马英雄史诗等。并列复合型史诗，具体指《江格尔》等，由上百个长篇诗章组成，每个诗章像完整的单篇型史诗或串联复合型史诗，各部之间在情节上基本互不勾连，也没有统一的情节发展线索，各自都同等地并列为长篇史诗总体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结合海西希的母题系列（14个蒙古史诗母题），发展出蒙古史诗故事范型（或类型）：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历史发展演变，进而与其他史诗传统进行横向比较。这种分类创造性地吸收、利用和发展了国际蒙古史诗研究成果，成为适用于各国各类蒙古史诗情节结构的分类体系。

这一研究，解决的不只是蒙古史诗的情节结构问题，它辐射出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蒙古史诗的世界（epic world）被压缩、抽象和平面化了。进入史诗叙事的并不是全部的生活世界或重大事件，而是少量经过遴选的主题。这种遴选机制，体现了蒙古人的英雄主义观念和审美趣味，并且直接体现在形式和结构上。

第二，蒙古史诗在性质上和叙事策略上，刻意躲开和回避“人物和历史事件”。

第三，维科《新科学》提供了诗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如诗性地理，诗性政治等，在仁钦道尔吉的史诗研究中都有相应阐释与回应。

第四，他将史诗的理解，与其他民间叙事文类相结合。这样就能够高屋建瓴，无论大话题还是小问题的阐释，都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

第五，他的研究在形成蒙古史诗研究风格和范式方面，成为一个主要流派的代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史诗研究，就是沿着仁钦道尔吉做主将的史诗“类型学”方向，和巴·布林贝赫做主将的“本土诗学”两个主轴发展，形成蒙古史诗研究的独特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

其次，他论述了史诗母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江格尔论》《蒙古英雄史诗源流》《蒙古英雄史诗发展史》等论著中，仁钦道尔吉根据史诗母题系列的内容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历史语境的相关关系，认为不同类型的史诗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类型标志着整个蒙古英雄史诗产生和发展的三大阶段。最初的史诗产生于野蛮时期中级阶段，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斗争和到外族的抢婚风俗；到了野蛮时期高级阶段，在原始史诗的框架上出现了财产争夺型史诗，并且，史诗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在封建割据时期，在原有的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基础上产生了《江格尔》这样的并列复合型史诗。

最后，关于活态史诗的研究也是仁钦道尔吉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他认为蒙古英雄史诗与希腊、印度等史诗不同，它是活态史诗，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形态中。在蒙古中小型史诗和长篇史诗《江格尔》中存在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地域和不同艺人演唱的史诗，它们具有多元多层次内容、结构和人物形象。对这种史诗的研究方法与作家作品的静态分析不同，也与以往对史诗的评价有区别，必须在动态中分析文本的发展与变异。这种做法更符合民间口头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规律。

总之，仁钦道尔吉对于蒙古史诗的创作、传播及发展规律的研究，具体而言包括史诗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内涵研究、艺人研究、史诗结构类型研究、形象类型及其发展规律研究、蒙古史诗传统与其他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等，做出了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

学术成就和广泛影响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仁钦道尔吉就开始了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的研究工作，这些学术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他引领下开始的中国蒙古史诗学术的重建工作。以他为首的若干同侪，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蒙古史诗研究传统。其中，仁钦道尔吉的学术活动，体现出扎实的民间文艺学训练和长期积累形成的深湛思考，这就是，始终围绕活形态的史诗传统，利用扎实可靠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对蒙古史诗的多个层面，进行多向度的探赜。这些成果陆续发表后，引起像德国著名蒙古学家和史诗研究家W·海希西和俄罗斯著名学者谢·尤·涅克留多夫等的关注。在不间断地从事史诗研究超过半个世纪后，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亲手打造的史诗学术的丰碑：十余部学术论著，百余篇论文，大量的资料辑录，等等。其中《江格尔论》（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从《江格尔》史诗在国际国内搜集、出版、学术史、活态传统及其传承者—艺人和听众人手，重点论述了《江格尔》口头传统赖以产生发展的更为宏大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社会原型、形成时代、发展与变异、情节结构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发展和语言艺术等关涉《江格尔》研究的诸多重要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与观点。总之，从他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到他对史诗学问题一以贯之的沉潜思考、系列性探索、连续性追问以及辐射性的学术影响。

其次，他在中国史诗学研究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介绍西方史诗的文字，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就有了。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谈论，则晚得多。像样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是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的。由于发掘的资料有限，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贫乏，再加上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等原因，史诗研究长期裹足不前。这种状态的真正改变，始于上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史诗，广泛搜集少数民族史诗资料，同时引进西方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这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史诗研究。在这期间，仁钦道尔吉主持编印《民族文学译丛·史诗专辑》两卷（内部刊印），并撰文介绍国外史诗研究理论。他还与王平凡、郎樱、降边嘉措等共同主持完成了国家“六·五”规划项目“《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出版”和“七·五”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等课题。

尤其是国家“七·五”规划项目的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以及稍后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的出版，在中国史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在该丛书的“前言”中说：

中国史诗大量被记录出版，史诗研究事业开始呈现繁荣之时，为了提高我国史诗研究水准，建立中国史诗研究体系，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史诗课题组承担了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按计划撰写了一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1994年）……史诗研究著作的成批问世，显示了中国史诗研究的重要成就，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1998年出版的张炯等同志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收入了不少史诗章节，为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提供了中国史诗教材。

上述著作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撰写的，主要论述的是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存在着不够全面系统的现象。迄今时隔10年，这期间又发现了新材料，出版了许多新的史诗文本，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也在不断的更新。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过去的著作，另一方面撰写了一批新的研究著作。新的史诗研究著作不仅包括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还有其他蒙古英雄史诗和突厥英雄史诗研究专著，此外，还有对某一民族史诗，某一地区史诗以及史诗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著作。这套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的最主要方面问题，并力图对一些史诗理论问题提出来新的见解。可以说，《中国史诗研究》是在我国三大史诗和其他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极其丰富资料基础上，系统深入地总结了许多重要的史诗理论问题，反映了我国史诗研究的新水平、新成就……《中国史诗研究》的问世，不仅开创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为中国史诗理论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为当前国际史诗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活态的史诗依据，对于世界史诗界也有一定的贡献。[1]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研究奠定了基于中国各民族活形态史诗传统资料基础上的新时期中国特色史诗理论研究的基石。同时也呈现了仁钦道尔吉与郎樱等老一辈学者一起，长期组织领导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使中国史诗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总体过程。

学术的活力在于交流。仁钦道尔吉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向国外推介中国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学者；同时也是向国内介绍和引进西方史诗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学人。

1980年，当时的西德伯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著名蒙古学家海希西，看到仁钦道尔吉所搜集的资料和撰写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并邀请他到西德波恩大学参加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国际系列会议。此后，仁钦道尔吉应邀多次参加相关主题的会议。

1980年至2015年的35年间，仁钦道尔吉先后到德国、苏联、蒙古、俄罗斯、比利时、日本等国家以及台湾等地区进行学术访问、讲学和开展学术合作。其中1986年10月应蒙古国科学院的邀请，率中国学者代表团访问蒙古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访问，恢复和发展了中蒙两国学术交流关系。1987年，又应蒙古国科学院的邀请，以中国蒙古学家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了国际蒙古学协会成立暨第五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会上，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蒙古学协会书记处书记。后来，与蔡美彪、清格尔泰一起荣获国际蒙古学协会荣誉会员称号（该协会最高荣誉）。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他结识了欧美、苏联、蒙古和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的蒙古学家和史诗学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对于中国蒙古史诗研究，甚至对中国史诗研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他藉此熟悉了国际史诗学理论和方法、蒙古史诗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和众多重要成果。

他根据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史诗学主要理论收获，撰写完成了《蒙古史诗类型研究现状》的论文，发表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1期上，进而加以修改，以《关于蒙古英雄史诗的类型研究》为题，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上。这篇论文以理论评介的方式，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蒙古史诗类型学研究的来龙去脉，把N.N.波佩、A.科契克夫、G.I.米哈伊洛夫、W.海希西等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尤其是W.海希西的《关于蒙古史诗中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一文推介给国内学界，对国内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向国内介绍国际史诗学研究动态，引进国际流行的史诗研究理论和方法，推动国内各民族史诗研究，1983年至1984年间，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名义，组织一批学者翻译了西方诸国和苏联、蒙古等国学者有关中国各民族史诗研究的前沿性成果，以内部资料形式编印了两本《民族文学译丛·史诗专辑》。其中选译了W.海希西、石泰安、N.波佩、包顿、亚瑟·哈托、劳仁兹、策·达木丁苏荣、谢·尤·涅克留多夫等国际史诗学著名学者的重要论著，他们的研究对象均为蒙古-突厥英雄史诗传统、南方少数民族史诗、藏族史诗等。《民族文学译丛·史诗专辑》向刚刚从“文革”十年中走出的中国学者介绍各民族史诗传统在国外的研究概况、研究理论和方法、代表性成果及代表性观点，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史诗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

总之，仁钦道尔吉在蒙古史诗资料学建设、史诗的理论研究、组织领导中国史诗研究、史诗学人才培养、史诗学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成绩突出，为中国史诗学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1980年出席蒙古英雄史诗会议的蒙古族学者）

（仁钦道尔吉在陈巴尔虎旗调研）

作者简介：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斯钦巴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呼日勒沙，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

注释：

[1]仁钦道尔吉、郎櫻：《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的“前言”，载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