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成于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在民族内部，人们往往自认为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的特质大体包括地域、语言、宗教、共同先祖和外貌特征等，也包括对本民族的情感和认同等心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口传文学还是书面文学都以语言作为其载体。

　　语言往往是民族性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标志，虽然有不同民族共用一种语言的情况，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民族语言与文学民族性的关联最为紧密。

　　鉴于前述要点，按照笔者对文学民族性的理解，从不同维度出发应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这也就是本文设定几个维度来勾勒文学民族性的缘由。

　　历史的维度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文学的民族属性总体上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出现与下述现象有紧密关联：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群活动半径大幅度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引发的接触和交流更加频繁，移民浪潮前所未有地高涨，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的整合效应（包括语言同化）增强，出版和传媒越来越以跨国方式运作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大都朝向削弱个体认同或群体属性的方向发展（至少是以多元化方式使得某些身份认同被遮蔽或消解），其结果，就是民族身份和特性越来越难以从众多其他身份认同的多维尺度中凸显出来。今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对古希腊经典的阅读，与对“哈利波特”系列的阅读一样，都是世界性的现象。不过话又说回来，主要以民族语言为标志的文学的民族属性，今天仍然是文学创造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在今天仍然需要认真讨论的缘故。

　　文学的民族属性，并不是从文学一诞生就天然具有的属性。民族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们共同体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文学作为人类的“语词艺术”，其历史比起民族存在的历史来，要长得多。在民族出现以前，文学是没有民族属性的；随着民族的消失，文学的民族属性也必定会失去依傍的主体而不再存续。从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集团之后，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文学作品——作家的个人创作或民众的集体创作，都无一例外地首先是属于特定民族的：荷马史诗属于希腊，莎士比亚剧作属于英格兰，李白诗作属于中国的汉族诗歌传统，等等。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最为常见的文类（尤其在各民族的早期文学历史上）见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极为相同的文学形式（尤其在晚近的世界文学版图上）不过在各个民族文学传统的总体面貌和特征上，仍然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各自的民族属性来。

　　总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民族中，对文学民族性的理解和解读有很大不同，民族性或被放大和高扬以彰显民族文化艺术的一脉相承，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如芬兰之高举植根民间叙事传统的《卡勒瓦拉》以提振民族精神；或认为文学传统中那些地道的“民族性”要素是腐朽落后的代表于是以“别求新声于友邦”的姿态横向移植新形式和新观念，以革故鼎新，推动文学的革命。

　　形式/内容的维度

文学的民族属性大体而言，总是显现在这些方面：

文学形式方面：有些文学形式是特定民族所独有的，这种现象被学界大略地称作“民族的/地方的文类”，例如巴勒斯坦的“西卡耶说书”（内容有特定规范，听众仅限女性），日本的“俳句”，印度的“吠陀圣歌传统”在宋代很发达的“词”等等，都是这些民族在长久的文学发展中，顺应特定的语言特性和文化传承，创造出来的形式。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能看到大量的“自有文类”，它们与其他民族文学传统中相近似的文类，有些可能有亲缘关系，也有些可能是自行发明和传承的。譬如蒙古族的“好来宝”（民间韵文体说唱）、彝族的克智论辩（双人盘歌式诘答）、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景颇族的“目瑙斋娃”等等，这些文艺样式，总是很充分地体现出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和艺术表达与特定民族的文化特性、文学传统、审美心理等之间的关联。印度宝莱坞电影里大段的歌舞表演，在众多印度观众看来，是电影艺术中必不可少的要件，舍此电影魅力将大打折扣，而在若干其他文化传统中的观众看来，则会有不同的观感。总之，文学“表达什么”是有民族烙印的，文学“怎么表达”则尤其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杨义曾说过，以史诗而论，可以分为“海洋史诗”、“高原史诗”、“森林史诗”和“草原史诗”等等[1]，他们各自的题材内容和文学形式彼此各不相同，成为讨论文学民族性的绝佳材料。

　　文学内容方面：有些文学内容是特定民族所钟爱的，也是其民族属性的重要标志。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大量存在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为世界史诗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以笔者有限的见识，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像中国南方诸民族那样以如此的篇幅和热情，反复讴歌世界创造和祖先伟业的并不多见。另外一端的例子则是游牧文化对艺术形式的遴选效应在游牧传统中，迁徙是过于频繁发生的事情，这或许就是很少见到关于“迁徙”叙事的缘故，同时，在其间我们往往也很难见到戏剧艺术的发展。人烟稀少，且聚落的规模过小，都限制了戏剧艺术的发展。游走自如、自弹自唱的个人说唱艺术就成了常见的艺术样式，这也应当是很容易理解。

　　歌颂爱情、友谊、勇敢、善良、正义等等在世界各地的文学传统中都能够见到，似乎可以看作是超越了民族壁垒的世界性现象不过，说到文学中英雄主义的呈现，也有各不相同的方式：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或以悲剧的方式壮烈死去如赫克托耳；或历经磨难，如“苦难深重的奥德修斯”。但在蒙古史诗传统中，英雄则是不死的，即便偶尔遇到强大对手惨遭杀害也会死而复生如通过神奇的药或甘霖等。至于某些“传统性”题材则很能够看出内容方面的民族文化差异：例如哥特小说、僵尸故事、吸血鬼故事等，是欧洲和美国文学创作中长热不衰的现象；在中国小说传统中也能见到类似现象，如公案小说便是。

　　功能的维度

　　一般文学教科书说文学主要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等。在当今西方发达社会中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在大方向上一直呈现出彼此趋近的态势。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也呈现大体相同的规律和特点。不过若是放眼全球在不同民族的不同社会形态中，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实践，彼此有时也有很明显的差别。例如在许多无文字社会中，文学的功能极为多样，如用来娱乐、禳灾、治病、祈福、与神鬼沟通、传授知识和技能、重申伦理规范、祝福新生、送走亡灵等等。大量的文学人类学调査和民俗学描写，为我们了解它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里仅举数例，聊作说明：在蒙古文学传统中，史诗吟诵特别是史诗《格斯尔》的吟诵，被当地人认为具有驱邪禳灾的作用，于是，遇到雪灾、瘟疫等，会特别聘请格斯尔歌手来吟诵史诗以消除灾祸，保佑平安。在南方诸少数民族中，吟诵史诗的某些片段是某些信仰仪式上必不可少的内容。例如在彝族和苗族中就是。彝族“毕摩”吟诵“指路经”，苗族“东郎”唱诵史诗《亚鲁王》都有指引亡灵回到先祖故地的功能。在一些喜庆的场合史诗吟诵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凉山彝族地区往往在婚礼上演述“勒俄”的某些特定内容，以怀念先祖事迹、追述迁徙足印、承续家支英名等。藏族则在庆贺孩子出生时请歌手演唱《格萨尔》中英雄从天界下凡，除暴安良、拯救民众的片段。所以，在这些文学社区中，文学的创作和接受过程，在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文学功能之外，还具有不少相当具体和实用的、极具操作性的功能。它们通过特定的方式，使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具有了该民族所特有的意味。

　　比较的维度

　　歌德在世纪年代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2]歌德的声望加上这个问题本身的尖锐和重要，随后就引来了诸多讨论。在众说纷纭中，较为流行的看法是世界文学可以从三个层次理解：世界上所有文学的总和；世界上所有文学最终整合为“世界文学”；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按照丁国旗的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实体的而是他为各民族文学悬设了一个大家必须追求的标准。各民族文学中的经典构成了世界文学的“范本”，通过这些范本才能构拟出“世界文学”的大致风貌。[3]无论从哪种理解出发，我们大约都可以断定世界文学在今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不会是民族文学的对立物，也不会是其终结。

　　诚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学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消费，形成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例如，文学产品的生产过程、市场营销、消费引导、多介质推广和效益最大化都呈现出与传统文学消费大不相同的特点。一部在纽约出版的英文文学畅销书，其中译本和法译本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现在北京和巴黎。这部畅销的文学读物往往在主题和内容上在形式和技巧上具有能够为众多国家读者所接纳的某些品质和特点，这强化了这种印象，即这些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已经几乎是世界性的了。语言和形式的壁垒、审美传统和定势的壁垒、媒介和流通的壁垒，都被各种新手段和新办法逐一克服了。不过，这里仍要强调，民族的文学并没有因此消解——莫言的小说有再多的异国读者也仍然是中国的小说，而且莫言本人也从来没有试图遮蔽和淡化他艺术和技巧的民族属性，相反，他倒是从民间地道的叙事艺术中，从乡野的真实生活中得到地道中国的素材和灵感表达的也是中国的情怀。

　　可以预想今后，随着物质文明方面彼此越来越充分的影响和共享，精神方面个性的彰显和民族特性的高扬反倒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可以推想，立足民族语言艺术传统，发展民族文学艺术创作，仍然会是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主潮。诚然，各个艺术门类的情况会有较大的不同——音乐、绘画、建筑、影视等艺术，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彼此影响和借鉴，与文学之间的彼此影响和借鉴，呈现出相当不同的规律。好莱坞大片的到处播放、流行音乐的全球发售就是艺术生产和消费跨越民族壁垒的现象。不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民族属性的最重要标志。只要民族语言存在一天则文学的民族属性就存在一天。即便在有些情况下，一个民族的传统语言灭绝了，只要其民族成员之间共享的先祖意识、族群认同、文化传承等还在发挥作用，则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就还在，其文学中就还会反映出该民族的民族属性来。近期所见关于老舍与满族文学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4]

　　21世纪的我们会遇到许多新问题。“移民文学”或“流散”作家群的讨论，就是此类新问题。根据有关统计，国际性大都会的居民中往往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出生在国外”，如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这个比例就超过。这类城市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那么在讨论文学的民族性现象时，有时便需要在更为复杂的维度上进行。一城、一族、乃至一国，有时都不足以成为取样的合理范围新的挑战随时发生，对此我们也要有准备。

　　文化的维度

　　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形成是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尺度和重要方面。由于文学描写和表现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幅度几乎没有限制，从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到最外显的世间现象从最难解的梦幻境界到最光怪的想象空间，无所不包所以，民族文学可以说是民族文化整体图景的特殊折射。文学一方面是文化的一个部门，另一方面又是建构和发展文化的有力手段，这就导致了文学的发展一方面显示文化发展的程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和推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在许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文学，特别是口头文学，成为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包含着王族世系、神话传说、哲理和智慧、宗教信仰观念、道德伦理规范、社会重大事件、民众日常生活等，可能是那个时代规模最大的叙事。当时梵语文化的主要部分，大都包含在这部博大浩繁的史诗中，称它为当时文化的集大　　成者，并不为过。《摩诃婆罗多》又因其作为哲学思辨、精神信仰、道德情操、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其世代传承和吟诵过程中，发展了梵语文化的方方面面。屈原的《离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物质产品的生产走的是从作坊的单个生产（工匠）到集约和标准化生产（大工业）的过程；精神产品的生产则大体相反——从早期的集体生产和传播（神话歌摇等民间口头文学）到后来的单人生产（作家书面创作）为主，走的是个体的个性化生产的道路。这是到处常见的文学演进模式。你可能喜欢法国普罗旺斯情歌和英国哥特小说，喜欢巴勒斯坦的“卡西耶说书”或中国的“苏州评弹”，你其实喜欢的是他们各自的特色，而不是因为它们与你自己所植根的文学传统彼此相似。在今天的世界艺术市场上，艺术的生产消费，聚焦的主要是作品的个性和原创性。很难想象中国今天的某个小说家把故事写得与欧亨利或契诃夫一样而能得到普遍的赞誉。尊重民族文学遗产，发掘其当代意义，这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者都要思考的原则。在中国语境中用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说话这是今天中国文学创造的正途。那些动辄轻看自己的遗产，去玩人家玩剩下的所谓时兴把戏，还自以为跟上了时代潮流的想法，不仅幼稚也没有出路。肤浅的追逐利益的文学追求，即便当下有一点市场也终将被历史淘汰。看看中外文学史上无数的事例，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命运。只有那些富有各个民族文学独有的色彩和韵致的作品，才能够传承久远，才能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觅得立足之地。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