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的书写提供了全面的反思、清理和重构的契机，已有的研究和学术史书写充斥着西方话语霸权，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成为名正言顺的学术立场，“民间”被学者所代言，寻求共性和同一性主宰了学术局面，完全遮蔽了民间文学体裁的民族性、地域性、个别性和差异性。“还原”与“阐释”是重构体裁学学术史的基本范式。“还原”就是把被精英主义操控的民间体裁解放出来，给予民间体裁鲜活生动的生活身份；“阐释”就是站在当下的学术至高点，赋予体裁研究史料全新的学术意义。基于我国民间体裁的多元事实，持批判主义的态度和民间主义立场，才能绘制出与精英主义不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间文学体裁专门史的图式。

　　关键词：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反思

　　以体裁即文类、文体、文学样式为考察对象而编撰的研究专门史，可以称之为体裁学术史。一般而言，学术史都以断代史的面目出现，即把通史横切为若干个阶段，而体裁学术史则是抽取总体史的一部分梳理而成。观照与描述民间文学研究总体发展态势及状况的通史包括断代史必须含括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因为任何时代的民间文学不可能只有一种或为数不多的几种文体，所以通史和断代史尽管刻意打破平衡，突出主要文体，但它们终究必须是综合的，照顾全面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偏偏排斥这种综合性，而追求一种单纯的体裁向度。

　　民间文学是由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民间小戏等体裁形式构成的，当然，这些称谓都是经由学者的判定和给出，但也都与民间自古就有的恒常的“说”和“唱”的表演形式相契合。民间文学各种体裁之所以界定比较明确，区别相对分明，在于民间“说”和“唱”各种不同表演的现实生活状况是模式化的。相应地，民间文学学科的学者们亦是按民间文学的体裁来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除了理论和方法研究之外，有的偏重神话，有的偏重史诗，有的偏重歌谣，不一而足。因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便构成了体裁系列，对这些体裁系列进行学术史检讨和梳理，便成为神话研究史、史诗研究史、歌谣研究史等。而这些专门研究史又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学研究学术史。

　　在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各种体裁都展示出丰厚的研究实绩，然而，除了运用表演理论，大肆抨击以书写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之外，其他的反思与批判几乎销声匿迹。按道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地域性特征以及表演的具体场域，正好迎合了现代与后现代所倡导的回归民间、回归身体和回归生活。遗憾的是，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置身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外，执著于自言自语式的田野书写，甚至固执地认为，“语境”、“上下文”乃至“身体”等是民间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法宝。故而对民间文学研究现状和理论依据，少有人深切意识到需要展开整体反思，文化政治和批判精神始终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内部。20世纪民间文学体裁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深厚，这大大影响到21世纪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民间体裁研究史除了笔者推出的《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外，其他阙如。那么，在反思与批判的维度中，应该书写出怎样的中国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如何书写体裁学术史，这都是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其认真思考的成果将有助于专门史书写的实践。

　　一、“民间”在史论话语中的缺席

　　一般而言，民间文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思想的、思潮的、政治的、权力的、民族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二是民间文学志的、田野的、语境的、事件的、生活的、审美的；三是文本的、结构的、程式的、情节单元的、素材的、类型的、母题的、原型的、意象的。在具体研究中，这三个层面有所交叉，但都有所侧重。相对而言，第三层面的成果最为丰富，第二层面次之，第一层面最少。体裁学术史的书写在正视这一局面的同时，又不能囿于此，深刻反省和向第一层面靠近是努力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民间文学学术史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高有鹏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董晓萍的《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毛巧晖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刘波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增订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论著各有建树，但都没有脱离精英主义和汉族主义的学术偏向。应该“重读”这些民间文学史论并将被遮蔽的“民间”和“民族”还原出来，开创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凝聚中国特色的文学民间、文学民族的体裁学史。

　　体裁学的研究对象是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学术表现，即体裁的话语演绎，而非体裁本身。20世纪过去了，一个世纪的民间文学研究成为历史，这一历史属于学者的表达，但却是个别的、零散的、不系统的，还需要再表达、再重构，并使之真正成为历史——学术史。因为体裁研究成果本身不会说话，不会自我表达和诠释。已有的民间文学体裁研究的学术意义只有通过对研究成果的解读和整合才能释放出来。换言之，体裁研究成果的学术意义蕴含于成果之间的关系当中。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了“意义之网”的概念，同理，学术成果只有在关联性中才能确立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另外，学者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研究便有主、客之分，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总是把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但在学术史的观照之下，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一并纳入到学术视阈当中，包括他们的相关言论、研究经验和过程及其学术生平。这个时候，学者由研究主体变成了研究客体，主、客体的界限并非需要那么清晰。简言之，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并非只是学术成果的呈现和脉络的梳理，而是学术意义的发现以及在反思、分析和检视的基础上重构“学术之网”，从而在纵向上揭示学术演进的意蕴，在横向上显露阐释和比较的旨趣。

　　基于这一认识，学术史经营的不只是体裁、文学，更是民间、民族和学者。就学者而言，民间、民族都是地道的“他者”。让“他者”实现身份的转换，这是学术史书写应该努力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提出来话语伦理学，即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力，每个人的表达都有被尊重的权力。在民间文学领域，针对不同民族、地域以及文学形式，存在相互依存、关联的问题，这就是文学间性。民间体裁即为各民族各地区民间文学的表演样式，其学术史的话语政治不是要确立某一民族、地区的地位，也不是某一表演形式的地位，而是把不同民族、地区连接为文学共同体的相互对话关系的地位。文学间性要求无差别地尊重每一个民族，构建民族之间的文学交往图式，意味着在认同其他民间文学体裁合法地位的同时，将汉民族的民间文学存在方式相对化，努力地“包容他者”。在文学共同体中，包容他者不是把他者融入自身，更不是加以排斥。落实到体裁上，不是要建立共同的体裁标准和分析路径，而是着重于体裁的微观和个别，还原体裁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差异性。

　　“学术史”是对已发生的民间文学事件和已有的民间文学论述展开研究，即研究过往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历程。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学术重估，即对20世纪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检视。毋庸置疑，民间文学学术直接对应的是精英文学理论，或者说从事民间文学学术的无一例外拥有精英文学的素养。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研究者都不同程度接受了精英文学和民间文学为两种不同性质文学的观念，这成为理解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起点，即以寻求两者的差异性为思维定势。因此，回答什么是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等的问题，表面上似乎切中了本质，却是根据精英文学来界定的，往往忽视了民间文学各类体裁的自主性和生活特质，导致民间文学文类的本质化和定型化。

　　民间各种体裁形式是一个由精英和民间对立的并以精英为中心观照出来的“非正统”。基于这种状况，专门史就不仅仅是呈现、梳理，还要展现与精英文学思想相对立的“民间主义”意识，将精英文学对民间文学的支配在一种话语霸权的意义上表现出来，从而再现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所存在的精英与民众、上层与下层、主流与边缘、都市与乡村、读写与听说等非均衡的结构性特征。

　　民间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史论都表现为精英主义倾向和“民间”在史论话语中的缺席。借助萨义德《东方学》“东方主义”的理论，正如“东方”是被西方构建的一样，“民间”背后隐含了贬低、歪曲、建构和想象的精英主义因素，在学术话语体系当中，真正的民间并不存在，各种学术形塑的民间不过是精英话语建构出来的而已。表面上精英分子在为民间说话，实际上剥夺了民间文学拥有者的话语权力，并且迫使他们沉默了［1］。体裁学的好处就在于可以触及民间文学的个体和底层，以具体的说唱行为和过程绘制出民间文学体裁形象。话语由具体的说唱者发出，凸显话语的语境性（context）、地方性（local）特征。不过，基于解构主义学术立场，可以发出“民间”能否说话的疑问。体裁学术史书写的学术转向就是：不再追问“谁是民间”，“民间文学的现实表现如何”，而是从话语权力理论出发，解答“民间为什么被代言”以及“民间如何被代言”等问题。

　　二、精英主义对西方理论的套用

　　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各门类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和学术理解，目的在于为中国现代神话学、史诗学、歌谣学、传说学、故事学和民间小戏研究，民间说唱研究的发展寻求可能的路径。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史，如何解读中国民间文学体裁独特的学术话语，这是需要众多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回答的问题。这里所叙述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体裁学，与其说是为了实践某种书写路径，不如说是为了寻求改写原有套路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检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各门类的知识谱系及思索一些关键性问题提供参照或奠定思考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派、表演理论抑或是母题、类型研究，20世纪民间文学体裁的研究范式皆建立于文本的基础之上。在强调口头，立足田野的当下，不少学者对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范式加以抨击，认为这些研究范式不仅忽视了民间文学口头性的基本特征，无视生活层面的民间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更导致了当下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丧失。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只不过尽管这一评价出于历史主义的视角，但没有切中要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本和口头的对象选择，而在于应该认识到上述范式都是“舶来品”，而不是由本土民间文学生发出来的。以西方理论套用本土文学是精英主义文论的一贯做法，但一直以来学者对此熟视无睹，反而对记录文本的研究群起而攻之。

　　其实，面向田野，关注民间文学的生活状态并不能让民间文学研究彻底改观。因为学者们依旧在构建民间文学的同一性，依旧陷入类型、母题、结构、内涵、脉络、规律等的要素当中而不能自拔。如此，民间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史依旧是精英主义的，而不是立足于民间文学生活世界的学术书写。需要改变的是，放弃对这些要素的追问，转而倾心于这些要素是如何形成的，当地人是如何解释这些要素的。即学者们从那种既定的一元阅读结构中解放出来，融入到生气勃勃的差异的、丰富的、多元阐释的民间文学生活世界。

　　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书写的出发点是针对我国民间文学界普遍存在的精英主义。从已出产的研究谱系和史论而言，一直被精英主义主宰着，而且愈演愈烈。民间文学界一致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繁荣期，人们为不断涌入的西方理论而欣喜若狂。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西方话语的移植，借鉴、消化、吸纳和运用西方话语成为学术重中之重，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就是西方理论的进入史。倘若缺少或没有了西方辞藻，便陷入失语症的泥潭。有学者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对于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逐渐全方位地与西方人类学与民俗学田野作业接轨，而忽略了自身在资料与整理中思想的自主推进；同时，对于民间文艺学的特殊性理解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的不可剥离性，而忽略了其文学性阐释，致使民间文艺学基本消失在民俗学之中，附着于民俗学思想［2］。西方话语霸权成为精英主义学术的一种炫耀，民间文学界将言说权力完全拱手让给了西方。这种繁荣只是学者直接移植西方话语的学术伎俩的结果，而非本土化的本质实现。

　　相反，民间文学生存境遇和生活样态反而无足轻重，少有人专心于民间文学生活志的编写。同时，有意和无意间抹杀了广大民众在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本地区民间文学方面所作的不依赖于精英分子的贡献，使得民众在民间文学史论中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学术史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张扬民间主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其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把被精英主义史学遗漏和抹杀的‘人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揭示和呈现出来”［3］。最根本的举措就是把被学术遮蔽了的民间文学演述者、民间文学体裁的拥有者推向学术的前台，使之构筑起体裁学学术史的基本面貌。福柯把这些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称为“无名者”［4］。真正的民间文学学术史应该搜集和张扬他们的文学业绩，创造出与精英主义完全不同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民间文学图式。

　　三、“还原”与“阐释”：基础性的操作方式

　　构建20世纪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也是重读“经典”的过程，表现为掌握资料对于学术史书写的重要性。任何论述都是某一意义和观点的表达，总是包含了对民间文学现象和文本的理解的价值判断，而任何判断都有明确的学术指向。对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把握，就在于理解民间文学学术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简言之，作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第一步是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和掌控资料，然后才是“论从史出”，在“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中，来建构基本的理论范畴。

　　“史”、“论”操作的具体方式便是“还原”与“阐释”，这是基础性的书写路数。所谓“还原”，就是重塑民间文学体裁形象。本来民间文学的体裁一律表现为具体的演说活动和行为，却被学者们抽象、概念化为一种纯粹的学科知识和关键词。就民间文学体裁学而言，其学术史正是这个被抽象、概念化的过程，鲜活的生活当中的体裁被固定和忽略。因此，真正的“体裁”也就死了。故而，“史”的环节集中表现在客观地呈现、陈述各种体裁基本的表达方式的基础上，恢复体裁的本来面目。这是体裁还原。还有事实还原，即再现民间文学的学术实践。为了尽可能书写出学术真相，有必要将钟敬文先生的重视引证和考据的手段引入到“史”中来。当然，没有人能够真正回到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场景，而只能尽量接近本原。这不仅不会使两种还原失去可能性与学术动力，而且会使还原的空间更为广阔并向着多个方向展开。所谓“阐释”，就是专注于史料的分析又不再沉溺于史料，在超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特的阅读意识和观点，站在当下的学术制高点，强调一种创造性的意义再生产和能动性的学术建构。

　　“还原”与“阐释”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验之得，通过刘锡诚、董晓萍、陈泳超、吕微、高有鹏、施爱东、毛巧晖、刘波等学者以及笔者的学术实践就可以领略到这种“还原”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成效，事件与意义、史料与史识的密合无隙，才是民间文学史学研究的高超境界。在这里，一方面遵循思想史的理路，即立足于一种还原性的原则，发掘学术论著真正的意图和思路方法，另一方面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致力于话语的实践与表达。“考古学不是向起源的回归，不是通过话语发现历史，话语就是历史，话语不是媒介，而是事件。”［5］着重于话语的特殊性、边缘性、差异性、偶然性和非连续性，以及话语如何被编制并赋予意义。

　　“还原”和“阐释”意味着批判。民间文学史学的建构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精神，它应该对已有的民间文学史和各类体裁研究、民间文学史著作和各类体裁研究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和标准依据进行清算。因为它们共同的学术目标就是在寻求民间文学文本、体裁、方法、观点的同一性，一元、同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学的学术当中，类型、母题、结构、原型、象征、起源、流传、功能乃至语境等等都是绝对化和本质主义的学术表征，极大地泯灭了民间文学学术应有的多元与差异，故而有必要对以同一性为宗旨的民间文学现代学术历程展开富有针对性的批判和质疑。在现代民间文学史研究领域，民间文学专门史研究需要以反权威的精神还原现代民间文学史书写和体裁学的学科范畴、民间文学史观、体裁形象、民间与学者对体裁认知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以民间文学存在论为依据，凸显个体的真实性，再现民间文学体裁的多元形象和学者的学术个性。

　　“还原”和“阐释”的核心是对既定的“体裁”概念的颠覆和重新建立，即将“体裁”拽回到生活的本原，以说和唱的形式重新认识体裁。当然，这不是要给予每种体裁一个新的定义，而是让体裁回归民间生活世界，以一种完全开放的学术姿态接受并承认民间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不主张给概念下定义，认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描述和举例加以说明。对民间文学体裁也应该是“不想，只看”（no thinking，only looking）的。故此，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的书写不是要网罗所有体裁，而是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每一种体裁不同的实践过程加以描述，努力呈现每一种体裁丰富多彩的生活表现和实践样态。

　　四、书写的可能意识与路径

　　对20世纪民间文学专门学术史的书写需要在三个层面着手：

　　一是专门学术史如何书写，思考总体布局和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问题意识。涉及发展分期、演进脉络、学术思潮、理论方法、重要学术会议和事件等。除此之外，尤其需要对体裁概念展开辨析，将神话、史诗、传说、歌谣等等的学术界定还回到民间日常生活当中，给予它们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认识并呈现复杂的表征和含义。民间文学知识包括体裁概念的异化与民间的存在有密切关系。其后果表现在民间与精英的对立结构上，就是把持学科知识、主导话语的学者们对身处民间的广大民间文学的表演者形成的一种支配性、居高临下的关系，造成民间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史的书写与民间文学生活、这一生活当中的民众严重脱节。掌握话语权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在知识上贬低民间文学经验和常识。民间文学知识向民间、民族的回归是体裁学术史如何书写最深层次的问题。

　　二是对民间文学本体的理解。民间文学绝对不仅仅是“文学”，还是表演行为和演唱活动，与舞蹈、音乐融为一体，融入当地人的身体里面。“文学即人学”，是就作家文学而言，指文学反映了人性；对民间文学则是另一种表达，即民间文学是人的表演、人的行为、人的言语、人的交流和人的生活本身。作家文学作品可以脱离作者独立存在，而民间文学离开了表演者即当地人，就无以生存，也无以领略。当然，也可以通过采风编制民间文学作品，但这是过滤了和处理过的民间文学。因此，对民间文学的理解不应只停留于“文学”层面，还有对“人”即表演者的关注。民间文学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民间文学表演与其说是审美的，不如说是生活的。因此，关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就与研究者对民间文学的感悟、体验经历休戚相关，或者说，民间文学研究往往不属于纯粹的学术，而是研究者出于对民间文学表演者（并非民间文学本身）的挚爱和共鸣，学术有感而发。学术史书写有必要回归民间文学的现场，也就是从“人学”维度审视已有的研究，并从此出发，建立反思和批判的基本立场。

　　三是专注于民间文学批评的解读和阐释。1.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需要条分缕析，提炼理论观点，把握成果之间的关联性，找出能够进入著述整体框架中的学术主题。另外，发现共性与差异，尤其是要强调研究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在时代背景和地域历史文化环境中评述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一个最基本的切入点，就是寻求学术的差异和学者的个体化阐释，从民间文学研究的局部、地方、微观、个别和陌生中，聚集历史的碎片。多样性不过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基本状态而已，对其学术史的呈现也应当是多元主义的。2.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表演主义理论的感召之下，中国民间文学许多传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模式，诸如母题、情节单元、类型、原型、意象、结构等都被学界予以了重新思考和重新语境化。人们发现，民间文学在民众生活中，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存在，它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存在并发生影响，是以文艺的形式展现民间社会的各种思想沉淀和生活审美。正因为如此，中国民间文学的知识体系在具有自足性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对其研究要求具有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人文科学的知识与训练。鉴于此，学术史视阈不能只局限于民间文学圈，需要注意吸纳其他学科参与民间文学学术实践的成果。不同学科彼此之间在民间文学领域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构成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基本景观。3.民间文学是口头传统，对其研究必然注入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情愫。学术史的书写的理性分析需要把握两个维度，即“西方话语”和“本土经验”。学术状况是，谁拥有西方话语，谁就掌握了言说权力，西方话语一直主导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走向。在西方话语与本土经验之间，西方话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精英主义者甚至可以越过本土经验一味地张扬西方话语的霸权，而本土经验缺少了西方话语的包裹便失去了学术品位。民间体裁的解读及其历史经营并非要还原民族民间文学体裁的本来面目，而是发出与精英主义对立的本土经验的微弱的声音，使那些执著于本土经验的学术行为获得应有的价值和评价。

　　民间文学研究除了纯理论外，基本上都可以落实到具体体裁，尽管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口头程式理论乃至表演理论的感召之下，学术诉求趋于同一性和规律性，但毕竟需要面对民间文学文本地域性这一生存事实，体裁研究或多或少显示出个性和差异性。然而，学术史书写一旦缺乏后现代意识，便陷入中心、主流、主线、思潮、主体民族以及权威等一元的阐释窠臼之中，而全然忽视民间文学体裁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关注民间文学研究的个别、差异、边缘、弱势和底层，展开精英与民间、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等多声部对话，构建多点、分散、灵活、自由、非一而统之的史论体系，这是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书写的基本方略。这种可能性的学术追求所获得的可能不是回归“本土经验”理想的实现，而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挫败感。

　　参考文献：

　　［1］陈永国.编者序［C］//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2］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174－188.

　　［3］姚国宏.话语、权力与实践: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07.

　　［4］［法］福柯.无名者的生活［J］.李猛，译.王倪，校.社会理论论坛，1999，（6）.

　　［5］［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18.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