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闫倩:关于国家理想的大说——由纪录片《一带一路》说开去 |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2-28   作者:徐兆寿、闫倩   点击数:1217   文章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

  摘要:从艺术发展的道路来看,关于国家理想的大说始终是艺术表达的宏大主题。在纸媒时代,文学承载着这一功能,但在影视新媒体时代,文学被边缘化,纪录片便自然地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纪录片《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人在全球化下的一次国家理想大说,其意愿非常明显,是一部值得评说的力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纪录片;一带一路;国家理想;大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普遍走向先锋道路,之后便进入私人化表达之境。这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艺术被政治束缚过紧而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的一种反拨。老子曰,反者,道之动。《易经》上讲“否极泰来”,否卦的意思是天地不合,互相越来越远,也指国家意志与人们的内心追求相去甚远,民心渐远,所以,就要反拨,自然会迎来泰卦。泰卦是天地交合,风调雨顺。故而最早的先锋艺术和私人化表达很受人们的喜欢,这是国家意志与民众的愿望达成一致的一种表现。但是,当私人表达直至身体欲望的极端、个人主义直至疏离国家集体意志之时,艺术便走向它的反面,又需要反拨。这时,人们便呼唤能振奋人心之作、弘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说之作。如果说在自有文字之时到20世纪的纸媒时代,这些社会功能更多地赋予文学的话,那么,当影视等新媒体开始逐渐代替纸媒的教化、传播功能时,这一功能便逐渐地被影视等新媒体承担。纪录片是能直接承载这一功能的艺术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的大说到《舌尖上的中国》的娱乐化小说,再到前不久的《一带一路》,纪录片也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似乎又回归到对整个国家理想的大说,重新汇聚人心,重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精神之路。
  一、天下观:大说国家理想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的公民,所以有“天下观”。《山海经》是站在天地之中央来想象世界的,在这部最早突显中国人天下观的著作里,只有中国人是真正的文明人,四夷之地则都是未化之民。孔子周游列国,修《周易》,定礼仪,编《诗经》,著《春秋》,为天下人立道德典范。在他的眼里,他是站在天地之间来认识世界与人生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天下人。老子、墨子、庄子等诸子没有一个不觉得自己是面对整个人类和宇宙思考与行动的。那是中国人的第一次大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上半叶研究那一时期时抽象出两个概念,一个是“轴心时期”,是对那个时代的定位;一个是“世界公民”,是对那个时期整个人类忽然间涌现的那些伟大先驱的精神定位。
  汉唐时代是中国人向西开拓的时期,始知西方还有西域、天竺国等,但天下老大的地位稳坐,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仍然属于中央之国,中国的读书人著书立说也是大说之作。即使委身于中国一隅的南宋和被北方外族侵略的元、清两代,中国读书人的天下观也始终未有改变。《西游记》中的唐僧到西域各国去时,那一声“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就已经自信满满了。
  直到19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被武力强迫接受新的天下观,而此时的天下观,再也不是亚洲陆地中国意义上的天下观,而是以欧洲为主导的海洋涌动的天下观。中国在这时候忽然间成了“东亚病夫”,衰老的中国也终于看见还有好几个比自己强大、古老的帝国。老大的自信终于崩溃,天下观终于被撕裂成碎片。从那个时候起,天下观开始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中彻底变样了。中央之国忽然间被边缘化了。知识分子开始漂洋过海,远赴欧洲和东洋学习科学知识,并接受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同时,一个新的大说的时代也由此到来。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然而这场大说是以“拿来”西方文化价值观(包括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为基础,逐渐地建构起中国人新的天下观。这场革命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艺术被政治彻底绑架,做了政治的传声筒。然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先锋艺术到来,私人化表达开始,作为现代主义艺术方式的大说时代基本上告一段落。
  这个时候,网络写作大行其道,于是我们看到,不仅过去作为铸造民族灵魂、反映时代精神全貌的现实主义小说开始式微,就连先锋小说也统统进入边缘化存在状态。作为强势存在的影视艺术,此时应当接过大说者的接力棒,承担铸造国家精神、民族灵魂的使命,针砭时代病痛,激浊扬清,弘扬人类正面价值,但是,遗憾的是,此时中国的影视艺术因为各种原因还停留在“娱乐至死”、追求票房价值和产业利益的层面,对于精神的追求,尤其是国家精神的召唤则置之脑后。与此同时,作为主旋律的影视又过分拔高意识形态的海拔,不接地气。久而久之,使国家精神与百姓精神需求方面形成《易经》否卦所讲的天地不合之象。
  在这个时候,纪录片便在这个空档中登上历史舞台。纪录片本是要真实地纪录当下发生的真实事件的电视片,但随着人们对影像表达的要求,以及对“真实”理解的不同,纪录片分为历史纪录片、政论纪录片、时事纪录片、专题片等。其实,还有一种科幻纪录片,即科学家们根据科学研究,对未来人类的存在状况进行了合理的想象,然后用模拟的形式制作成影像。这种纪录片承担了科学时代对宇宙观、世界观、未来观的建构,在巨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真正的大说之作。
  1983年在央视播出的25集纪录片《话说长江》是1980年代影响最大的记录片之一。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面临精神重建,而这部纪录片在那个时候播出,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当人们看见长江两岸的大好河山,听着电视解说词热情洋溢的精神号召,重建家园的信心终于再一次汇聚在一起。很多人认为,它的影响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目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次国家意义上的大说。它不但是整个国家的意志表达,同时,也顺应了人民的迫切愿望。这就是否极泰来,就是水火既济,上下一心,同心同德。
  从那以后,很少再出现影响巨大的纪录片。虽然后期有《望长城》、《故宫》等很多纪录片在央视播出,但再难以有1980年代那些纪录片所产生的影响了。时代发生了巨变,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后现代思想先后引领时代风潮。再加上到了21世纪之后,网络开始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一场解构意识形态和正面精神价值的运动在悄无声息中展开。在这个时候,纪录片《大国崛起》值得关注。它透露出中国经济在迅速提升时中国人的一种崛起的意识。大国,这一意识开始浸淫中国人的头脑。虽然它也引发了很多争议,但对国家富强的愿望是一致的。
  此后,有一部纪录片引发人们广泛的关注,这就是《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再现历史上河西走廊对于中国的作用、意义、价值,重新阐释丝绸之路这条伟大的文明大道,意义重大。
  纪录片《一带一路》的诞生,似乎是踩在所有这些纪录片肩膀上创作的一部力作。其立意之高远、目光之广阔是之前所有那些纪录片所没有达到的。它第一次以纪录片的影像形式,以全球化的视野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发展理念“一带一路”,这不仅是中国的愿景,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思维的一次展示。它是中国人在21世纪构建新的天下观的开始,是一次国家意义上的大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步步打开国门,向世界逐渐开放,国人的目光越向大洋彼岸,与“五四”之时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欧风美雨,能看到世界的高地,即欧美世界(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韩国),并热切地向他们学习科技、知识、民主、自由、制度等,但同时,我们也已经认可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向那些很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学习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慢慢地,我们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天下观、一种新的全球观:以欧美发达国家为高原为中心,以第三世界国家、伊斯兰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为平原和谷底、为边缘的全球化。
  很多年以来,人们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全球化,是财富意义上和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全球,但慢慢地人们也发现这同样也是一个地理大拼盘的全球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的几个世纪内整个欧洲、北非、西亚经历了一场希腊化运动一样,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在进行着一场浩浩荡荡的欧美化运动,中国也未能例外,且已历百年有余。及至2006年开始的博客等媒体始,这种运动又借助网络等新媒体的运动狂风暴雨般影响着中国的每一个人。正是在这样的暴风雨中,人们开始忧虑,为行将彻底消失的传统文化而痛苦地思考。大部分人陷入一种巨大的被影响的焦虑中。体制被怀疑被批判;道德崩溃,无从建设;人性危机,越陷越深;怨怒结成雾霾,经久不散;善不被信任和赞赏,恶大行其道;传统消散,家园荒芜……中国人正在脱去古老的亚洲外衣,也正在放弃古老的东方哲学的灵魂,然而又像等待戈多的一群流浪者一样,每天都准时到荒原上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而最终,戈多并未出现。
  这就是当下很多国人的精神处境。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放弃中,大概更多的是人的尊严的被伤害而使一部分中国人觉醒。直到21世纪10年代,随着国力的增强,人们终于有力量去说出中国人自己的全球化愿景。就像基辛格在片中所讲的那样,不光是欧美国家在主导世界,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开始主导世界,从边缘成为中心。事实上,当毛泽东在1949年说“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时,我们还是一个穷人,但不是弱者。现在,当我们说我们也有梦时,我们才真正想做一个自由人、平等的人、一个有尊严有梦想的人。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强者。
  “一带一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有力地将国家从被影响的焦虑中拨回。它道出了中国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天下观。纪录片《一带一路》正是站在国家的视角来阐释这一伟大观念。它旨在汇聚人心,重建中国的主体意识,并向世界敞开胸怀,去影响世界。
  这是中国人自建设新中国之后走出的重要的一步。
  二、重述历史: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
  纪录片的核心要素在于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纪录时代,真实是其生命根本。当然,对纪录片的真实的探讨,也经过一番周折,至今纪录片界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把纪录片的真实放在手法了,认为既然名为纪录片,就应当分毫不差地用镜头真实地反映现实,来不得分毫的虚构。但另外一些导演则认为,这样一种“呆板”的手法只是一种浅层次表达,它不能深刻地反映导演内在的思想。所以,有一些导演(如周兵等)便用了虚构的方式(情景再现)来再现已经过去的事情(甚至历史),以此来达到思想的真实。中央电视台导演金铁木对纪录片真实的认识很有意味,他认为,一个导演最终要达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真实。所谓形而上其实就是达到一种哲学上的真实,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最高的真实。
  周兵在拍出纪录片《敦煌》等作品时,曾经引发过人们的争议,以为他违反了真实的戒律,但另一部分人们却恰恰以为,这是认识意义上的真实,超越了那种常识意义上的浅层次的真实。在大型纪录片《河西走廊》播出后,一些学者对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大的质疑。这部纪录片几乎都是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来拍摄,较少涉及当下的存在现状。其实,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纪录片。它一下就吸引了人,使人欲罢不能。问题在于,人们觉得它拍得太容易了,很多地方若是把当下的生存状态能够拍进去岂不是更能体现出纪录片的内质。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纪录片《一带一路》播出时,人们惊异地发现,这部纪录片不但有情景再现的地方,用以回顾历史,而且还有大量对当下存在的纪录,用以说明今天建设“一带一路”的意义。据称,这部纪录片,历时一年,累计行程20万公里,跨越亚、非、欧、美四大洲,涉及沿线30多个国家及20多个国内省市自治区。采访50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各界人士以及国内外60多个普通人物。显然,在这部纪录片中,有三类人物与故事:第一类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说明中国曾经在“一带一路”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情景再现,其实也就是虚构;第二类是50余位当今世界的“大人物”,他们用高瞻远瞩的眼光来审视“一带一路”的战略在全球化的今天,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借以说明中国提出的这一全球化思维的伟大意义,这是真实的纪录;第三类是60多个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口来说明“一带一路”将惠及沿线国家及全球人民,将会对每一个人带来深刻的影响,是对普通人的纪录。
  全部纪录片分为《共同命运》《互通之路》《光明纽带》《财富通途》《金融互联》和《筑梦丝路》,几乎每一部中都有对历史的情景再现,这使人容易置身于历史中间,体会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又以写实的方式呈现当今世界的种种变化,尤其是展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的实力,可以说是一种集中展现“一带一路”纲领性思想的大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笼统地说,中国过去三千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时期:第一个千年是统一中国,向西开始开拓时期。这是西周和东周列国时期、秦时期、西汉初期。西周时期,周穆王降西戎、驾八骏、入西域,第一次会见西王母,打通玉石之路。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然后在东周列国时期又被西戎阻断,玉石之路淹没。在《一带一路》中,第一个千年并没有被涉及,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仍然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它仍然应当大书特书,这是一部纪录片的一个不足。因为这是中国最早与西域世界交往并参与全球化的一段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它说明中国与全球化运动始终息息相关,而非独立自足。如果有这样的叙事,一个开放、自信的古中国就立了起来。
  所以,纪录片《一带一路》仓促地或者说很慎重地从第二个千年开始,也就是由汉武帝西击匈奴的“凿空”开始。这条大道在唐朝时达到辉煌,并延续到北宋时期。这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时期。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说,那时半个世界由中国在主导,另半个世界由罗马等帝国主导。这个千年,我们简单地称其为汉唐盛世,其实中间和其前后隔着一些衰世,但我们视而不见。我们看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自信。同时,这也是第一个明确向西方学习的时期,从汉明帝引请摄摩腾、竺法兰建白马寺开始到鸠摩罗什,是一个西方向东方传入文明的路径,而从法显到玄奘是一个向西求学的路径。我们发现,不论是向西学习,还是东进传入,中国人的自信并未丢失。纪录片《一带一路》更多地回顾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它展现了中国最为强盛的时期。
  第三个千年是从南宋开始。陆路丝绸之路被阻断,风沙开始将其淹埋。汉帝国蜷缩在南方一隅,梦断小桥流水之畔,看见的是枯藤老树昏鸦。北方的成吉思汗遂将其轻视,挥鞭南下,踏平江南,然后,一抬头,他又一次看见了通向世界的大道,那就是汉唐时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于是,他跃马天山,登上帕米尔高原,整个世界便在他眼皮之下。但也仅仅是百年一瞬,丝绸之路又一次被阻隔。这是中国参与世界的又一次全球化运动,中国仍然是一个文明输出国家,四大发明惠及了全球。这次运动之后,整个世界开始从陆地转向海洋。郑和率先探看世界,但后继无人,蓝色的海洋向中国关闭了大门。
  然而,此时的全球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海洋大发现,之后便是地理大发现。新的帝国崛起,这就是笼统的欧美世界。整个世界后五百年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在这个五百年的全球化运动中,古老的中国成为弱者,并学习欧美世界,逐渐放弃传统的信仰。我们成为欧美运动化下的流浪者。纪录片《一带一路》也重述了这段屈辱的历史,当然,在重述中又向我们展现了另一条伟大的道路,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但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不再是主导性的文明国家,而是先闭关锁国、后被凌辱欺负、最后被迫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一条漫长之路。
  新的千年已经到来。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五百年出一个圣人。也就说是五百年是一个世道的周期。虽然到目前为止,圣人还未出现,但已然到了变革的时代了。应当到了重塑愿景、重新革新社会的时代了。在这个时候,有志向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中国面向全球化的路径、理想乃至行动。“一带一路”便是其中的一个愿景,我个人认为,它是目前最实际最有可能实现的国家意义上的伟大抱负。其实,狭义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文化圈,是过去中国在兴盛时代影响过的国家和地区。广义的“一带一路”则是中国的全球化思维与梦想。它不仅把过去三千年历史勾勒了出来,同时,也开启了新的航程。《一带一路》便是用影像的语言简单地描述了这样的历史、现在,并表达了未来愿景。
  《一带一路》就像切开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一样,在纪录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时,它又带领人们走进历史,回顾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使历史与现实水乳交融,历史因为现实而得以延续、真实,而现实又因为历史而更加丰富、真实,总之,它以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而展开其宏大叙事,第一次初步从宏观的角度试图完成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的铸造。
  三、反思:时代主题、细节表达和理性思辨
  虽然纪录片《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艺术家用影像的方式大说新形势下国家理想的历程,但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对于这样一个宏大主题的表达与传播,应当有更多的纪录片人参与,从更多的角度和方法来表达,最后形成一种交响乐般的多声部轰响,方能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蓬勃、伟大的时代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来总结反思这部纪录片和当下业界存在的问题,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首先是主题的选择与表达。近年来影响最大的纪录片之一是柴静团队拍摄的《穹顶之下》,它抓住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雾霾及中国的空气污染。这个问题在当时不仅是中国人开始真正关注生态问题以来的最显眼的问题,而且有国际环境,可以说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在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回答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它引起全民关注。从《一带一路》所宣示的主题来看,它肯定是切中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主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是否能真正崛起、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真正复兴的大业,但它是不是普通老百姓所关心的时代命题呢?或者说,怎么样表达“一带一路”才能与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密切结合呢?这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细节表达。《舌尖上的中国》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但它选择的是与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是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或家庭出发,来描绘一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美食。它以舌尖这样一个微小的细部出发,一个细部连接一个细部,最后构建成了一个宏大的活色生香的美好的人间中国。它以细腻的、娱乐化的、电影式的手法赢得了亿万观众的赞赏。说到底,它是以充满细节的身边故事吸引人们来观看这部纪录片,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带一路》的拍摄手法也是非常新颖的,涉及的人物也非常多,但是,因为它只有短短的六集,却涉及到了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显得非常仓促而急迫,所以那些人物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只能远观,而不能像大地上的万物与普通百姓让人亲近,老百姓会觉得与自身的关系不大,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采写也过多地运用了新闻的方式,并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生活中去,缺乏与人心灵间的沟通与共鸣。同时,相对相讲,也缺乏活生生的细节,使得纪录片在国家意志的体现中过于直白、机械,带有浓厚的说教色彩,容易使人拒绝。
  最后是理性精神。任何一个大时代都必然是文化转型、思想转变的伟大时刻,而这一时刻最能激发人思想与情感的不外乎理性的精神。纪录片也能反映出这一特征来。比如,20世纪80年代影响巨大的一部纪录片是《话说长江》,此前已经述及,它是在刚刚结束十年动乱之后,国家急需一次时代精神的总动员而拍摄的,其充沛的激情与思辨的力量感召了一代人为国家理想而奋斗。当前,正是中国人重新选择文化道路、信仰精神的又一重要时期,纪录片人应当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大说国家理想,大写民族精神,汇聚人心,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大业。相比来说,《一带一路》虽然也有很强的理性色彩,但其思辨的力量不足。比如,在这一时刻,就要充分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一带一路”?各界人士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有哪些正面的声音?又有哪些不同观点?如何辨析这些观点?“一带一路”对于普通大众来讲意味着什么?有哪些精神上与生活中的关联?等等。这些声音不是要高高在上地飘荡在空中,不能太形而上,而是要从大地上兴作,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留下印迹,让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作为国家建设主体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青年大学生产生共鸣,形成一种理性的激情和时代精神,来影响这个时代。另外,纪录片播出后,应当组织各界人士就纪录片中表达的一些思想观点进行充分讨论,组织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辩论,以廓清这个时代一些影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雾霾,真正形成一种引领全国人民积极向上的国家理想。
  总之,《一带一路》纪录片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始,纪录片人应当顺着这个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视角,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共同谱写一曲宏大的时代主旋律,只有这样,纪录片才能为国家的建设和民族的复兴真正起到“号角”的作用。
  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第一作者简介:徐兆寿,1968年生,甘肃凉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5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非常日记》《荒原问道》《鸠摩罗什》等8部,诗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3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超越》等20部,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