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亮、毕瑞:转场中的“在场”:李娟“非虚构”写作中民俗文化的呈现——以《羊道》系列散文为例 |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2-28   作者:郑亮、毕瑞   点击数:2835   文章来源:《石河子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摘要:新疆散文作家李娟以“非虚构”的姿态呈现出哈萨克族牧民的转场活动,不仅完成了对该地区民俗文化的呈现,也在直面社会民生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反思和追问,表达了自身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的焦虑和责任感。可以说,这种“非虚构”视角下的基于“田野调查”的在场性写作,在作品《羊道》系列散文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关键词:转场;在场;非虚构;民俗文化
  转场是哈萨克族路上生活的代表性民俗活动,在随季节变化,逐水草而居的迁移、游牧过程中,牧民们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现代技术的依赖和对利益的追逐。具体而言,“转场是一种每年按季节进行3~4次迁移、在不同牧场循环放牧的过程。哈萨克转场是根据季节、气候变化,按春牧场、夏牧场、秋牧场、冬牧场等四季牧场顺序进行的轮牧生产活动。转场不仅是畜群的转移,还包括牧民的举家搬迁”它不仅是游牧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哈萨克牧民传统的基本生活方式。如今,转场已成为了哈萨克族游牧生活标志性的文化事项,并于2009年以民俗的形式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笔者看来,转场在作为一种民俗活动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该民族草原游牧文化的一种折射。从文化学的视角解读李娟《羊道》系列散文中转场这一民俗,我们可以看出,她在书写哈萨克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同时,既有对他们民俗生活的真实反映,又有对蕴藏其中的文化理念的深入思考。在深入生活、如实记录的“非虚构”写作中,作者直面内心的困惑,在作品中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追问,展示了知识分子直面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的勇气和能力,也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的焦虑感和责任感。
  一、“非虚构”姿态下的散文写作
  纵观“非虚构”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坛,以卡波特的纪实小说《冷血》为代表的非虚构小说在全美掀起了“非虚构”的写作波澜。此后,“非虚构”写作广泛应用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个领域。2015年,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其“非虚构”纪实作品《二手时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再度掀起新一轮的“非虚构”写作热潮。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不仅代表了世界文坛的最高水准,也代表了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需求。而在中国,“非虚构”这一命名则源自于《人民文学》的倡导。从2010年2月开始,《人民文学》启动了“非虚构”文学栏目,陆续刊登了一批“非虚构”文学作品。此后,包括《梁庄》《羊道》在内的一系列作品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这些“非虚构”作品致力于探索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和关注,焕然一新的创作风气也由此开启。“非虚构”文学作品大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势,李娟的散文便是其中的代表。
  2009年,李娟的长篇散文《羊道》系列获首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2011年又荣获了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非虚构奖”。作品以她2007年春跟随哈萨克族牧民一起生活,体验远离城市文明的哈萨克族游牧生活为基础而创作。“在该作品中,作者走向偏僻荒蛮的牧场,用‘行动’去挖掘真实,用‘在场’代替缺席,用细节对抗空泛;真实地再现了哈萨克牧民的喜怒哀乐,”作品中李娟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进行深层而细致的解说。相对于远观哈萨克族游牧生活,作者深入牧民的生活,寸步不离地如实记录,在跟随哈萨克族牧民进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处,随季节交替在草原与森林之间迁徙数月后,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春天,牧人们追逐着融化的雪线北上,秋天又被大雪驱逐着逐渐南下。不停地出发,不停地告别。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配种,冬天孕育。羊的一生是牧人的一年,牧人的一生呢?这绵延千里的家园,这些大地最隐秘微小的褶皱,这每一处最狭小脆弱的栖身之地……青春啊,财富啊,爱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这是李娟亲身经历的转场生活。此外,在转场过程中所遇到的善良大叔,舞会上的哈萨克族男孩,以及牧民举行的“托依”等各种人物及活动皆是她本人的所见所闻,也是她“在场”生活的写照。
  考察李娟目前发表的大部分作品,可以发现,她的作品以“在场”的方式和纪实手法,直面社会、民生等诸多问题,文中作者不但是一个讲述者,更是牧民主要生活和书中事件的参与者。双重身份的书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天然的现场感,无论是她的身体还是心灵,都做到了完全的“在场”。而作家“在场”则是当下“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家在场’使作家由幕后转到台前,而重要的是,它倡导的理念使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生活疆界,以不同的身份介入不同的生活,并使他们主动参与和介入的这种生活成为他们文学生涯及个人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创作的《羊道》系列散文始终在写游牧民族的转场生活。在写作中,作者以“在场”的姿态切入,进而对身边的事物以及自己的生活情况展开描写。生病的黑牛、有趣的骆驼、摇篮里的婴儿、剽悍的扎克拜妈妈、粗犷豪放的哈萨克男人,还有努力融入牧民生活的自己。在那里,她以亲身经历为线索来收集原生态素材,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与他们一道,做家务、背雪、赶羊,加入牧民的日常劳动。在参与转场时,文中写道,“启程前的那些时刻,午夜黑暗的驻地上,大家沉默着打包、装骆驼。寒色和夜气一样浓重,草地冻得硬邦邦。我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跺脚,下巴紧缩在竖起的外套领子里……盼望到天亮启程后,又盼望到达。到达之后,又盼望天黑,赶紧休息。总算躺进被窝后,盼望赶紧睡着”。这是作者对于转场最真实的感受,她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观察并还原,没有浓墨重彩,也没有矫揉造作,而是以平实的话语,直接切入生活的肌理,诉说着游牧民族原生态的生活。
  李娟以“非虚构”姿态所进行的一系列散文创作,其本质就是深入生活。从她的初作《九篇雪》到《羊道》系列散文,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在场”写作始终贯穿其中。亲自参与转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介入,亦使得“非虚构”写作获得了一种直接向读者传达体验的可能性。虽然作为一个外界“闯入者”,但作者依然每天要做大量的体力劳动,文中有这样的描写:“白天我的主要任务是摇分离器给牛奶脱脂,这个得花两个多小时。另外我还得负责准备每天的五到十次的茶水,并一定得保证暖瓶随时是满的。当然了,晚饭也归我管,面归我揉,面条归我拉,天大的一锅面片子也归我揪。做完晚饭则帮着赶小牛。到了傍晚归羊入栏的时分,我也是必不可少的劳力,负责站在羊群最后,防止它们从南面突围”。作者以在场者的姿态状写着生活的琐事,无论是就李娟个人本身来说还是就她的创作内容而言,都有着共同的价值期待和追求。这种追求,不掺杂利益成分,也不借助外在技术手段,而是根据牛羊的习性和草原的四季变化,顺应自然规律,因时而动,因地制宜,让生活回归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可以说,对于李娟而言,“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索一种新的写作路径,更展示了她介入生活、反映现实的勇气。
  二、转场中的民俗呈现
  在“非虚构”的姿态下,李娟的写作不仅仅局限于对人、事、物简单的描摹与呈现,更是透过表层的现象,洞悉深层的文化因素,其中蕴含的地域文化才是她想要反映的。阅读李娟的作品,我们便可以感受到这种充满异质性和多元化的文化气息。在她已发表的篇目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词汇,诸如“冬窝子”“雪兔”“马桩子”等,还有一些特色的地名,诸如“喀吾图”“巴拉尔茨”“沙依横布拉克”“可可托海”之类,其间还穿插有不少对当地哈萨克民族生活习俗的描写,所有的这些连缀成篇,就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关于阿勒泰的地方性知识宝库。它们不仅见证着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变迁,还反映出了在一定时空背景下,不同民族人们特有的情感倾向。作为一个汉族移民,李娟完成了由“他者”到“自我”的转变。来自四川的外婆给了她汉文化的影响,在长期同哈萨克族牧民的相处中,她又受到了游牧文化的熏陶。阿勒泰的土地给了她无限的包容,她渐渐地融入到这种生活中去,虽然骨子里依然是汉族的血脉,但她已经可以在哈汉两种文化间行走。因此,虽然有着“他者”的文化身份,但因长期与哈萨克族人相处,李娟逐渐形成了对生命特有的感悟,并以散文的形式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
  哈萨克族牧民不断迁徙,面对的是人烟稀少的荒漠,生活环境原始单调,寂寞荒凉。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他们,面对人生和苦难,有着独特的态度和精神向度。作品《羊道》系列“就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哈萨克牧民‘在路上’的生命方式与在旷野的生活。其中艰辛的转场和贫穷的生活就是哈萨克人‘悄寂深暗’的生活本身,牧民‘与世隔绝的陌生的生活’是猎奇的旅客难以理解的,但却是必须尊重的”。生活充满艰辛,但在哈萨克族牧民眼中,担当和忍受苦难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态度。李娟所住的冬窝子里没有电话和网络,通信不畅,几乎与外界失联;天寒地冻,取暖主要依靠燃烧干牛粪和干羊粪,饮用水来自背来的积雪,简朴的游牧生活使得牧民们对于生命呈现出一种顺乎天地自然的态度。李娟在《羊道·春牧场》中也道出了此间缘由:“只有卡西帕和斯马胡力他们是强大又宽容的,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悲伤徒劳无用,悲伤的人从来都不是积极主动的人。他们知道叹息无济于事,知道‘怜悯’更是可笑的事情———‘怜悯’是居高临下的懦弱行为。他们可能还知道,对于所有将死的事物不能过于惋惜和悲伤。否则这片大地将无法沉静,不得安宁”。在广袤寂寞的牧场中,放羊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与羊群一道置身于大自然中,哪怕是旷野中响起的歌声也是无边寂静的草原中灵性的呼唤。放牧期间看见的一丁点新鲜事物,牧人们都会欣喜不已。在这里,作者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想到的进行单纯的呈现,并未夹杂太多的评述,即便是有,也是尽量抛却主观的意念,尽量以一个客观的视角,淡然而节制,哀而不伤。可以说,她基于“田野调查”的在场性写作,让自己的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在现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很多作家的创作总是与所处的民族、所生活的地域有着隐秘而深远的联系。可以说,“作品的一些主要特色都反映着时代与民族的主要特色”,李娟的散文亦是如此。文章不仅呈现了哈萨克族人的生活状况,还有地方风俗、语言文化等。转场准备出发时,道路两旁会各点燃一堆柴火,由部落中的长者念词祈祷,转场队伍从火中穿过,意寓保佑转场中人畜平安;参加转场的男女老少都会把它看作是一个盛大的节日,穿上自己最华美的服饰盛装出行;在转场中,若是路过熟识的人家,总会有手捧酸奶的主妇早早等在门口,“给路过自家门口的驼队准备酸奶,是哈萨克牧民的传统礼性。黏乎乎的酸奶是牛奶的华美蜕变,又解渴又能充饥。对于辛苦行进在转场途中的人们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享受”。此外,接风这种哈萨克族纯朴的民风也在转场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先来的牧民搭好了毡房,就会出门欢迎后到的人家,帮助后来者搭建毡房,并送去奶茶、肉等食品。作者在《羊道·春牧场》中是这样描写的,“先到的那几家人里走出了两三个衣着整齐干净的女人,远远迎上来,和扎克拜妈妈握手,没完没了地问候。然后一起动手,七手八脚帮我们卸起骆驼来……看我们一家人浑身寒气地走进来,女人们立刻从外面抬进来一架银亮簇新的铁皮炉,又有人抱进来一堆劈柴”,可以看出,转场的生活虽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但在这样的礼俗中蕴含的互助意识却让人感到温暖,也向现代人传递着传统游牧文化中善良和真纯的气息。
  李娟在感受牧民真实转场生活脉搏的同时,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文字的方式,让传统的文化习俗得以完整的呈现,同时也对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进行着文化意义上的描绘。在住处的选择上,具有民族特色的毡房成了他们的起居地;在饮食上,由于长期游牧,体力消耗大,日常饮食以肉、乳为主,当然,他们也会做易于保存和携带的馕。在《羊道·春牧场》中,作者就有关于制馕的描写,尽管有泥土、牛粪落入面团,可她依然认为:“这样的世界里会有什么样的脏东西呢?至少没有黑暗诡异的添加剂,没有塑料包装纸,没有漫长周折的运输保存过程。面粉、水和盐均匀地——如相拥熟睡一般——糅合在一起,然后一起与火相遇,在高温中芳香地绽放、成熟……”尽管这种游牧民族的原始生活方式与现代文化似乎是格格不入,但她所要表达的,却正是这些将要被人们淡化或遗忘的古老的民间传统。这是原本的生活模样,作者在如实记录的同时也透露出自己由衷的赞美,生活虽然贫瘠,却也至真至纯,独特的游牧文化给人们带来了别样的感受,这正是原生态文明给予我们的精神馈赠。
  三、渐行渐远的民族文化
  李娟的散文在叙事写景的同时,既有对转场中所出现的与人文、自然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的详细刻画与解说,也表现出对自我、人生以及现代化文明与哈萨克族传统文化这二者间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共存的思考。在《冬牧场》中,她这样表达道:“今年是羊群进入冬窝子的最后一年。这些最后的情景正好让我遇见……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幸运”。政府在出台退牧还草规定后,哈萨克族牧民逐渐开始走向定居,他们将不再是草原的主人,“荒野终将被放弃。牧人不再是这片大地的主人。牛羊不再踩踏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秋天的草籽轻飘飘地浮在土壤上,使之深入泥土的力量再也没有了,作为它们生长养料的大量牲畜粪便再也没有了,荒野彻底停留在广阔无助的岑寂之中……荒野终将被遗弃”。荒野被遗弃了,随之被抛弃的是哈萨克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场域。此外,为了谋求商业利益,牧民在制作奶酪时甚至开始使用化工产品干酪素,现代化的商业文明已冲击了哈萨克族牧民骨子里的善良和真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生态理念也即将经受新生活的考验,这让作者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和心痛。总之,游牧文化将四散飘零,甚至面临着消失的局面,这让她既惋惜,又焦虑。在这样的忧虑下,李娟所创作的《羊道》系列散文,可以说是献给哈萨克族牧民游牧生活的挽歌。
  游牧生活是贯穿哈萨克族多年的生存方式,“我国早期典籍,比如《西域图志》《清实录》《西陲要略》《西域闻见录》等等,但凡提到‘哈萨克’的,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与‘游牧’二字相联系。甚至到了民国晚期,在一些边政学者或民族学家的文字中‘哈萨克’与‘游牧’仍然是相提并论的字眼。张焕仪在《天山南北风土漫谈》中说:‘哈萨克族的一般生活需用完全仰给游牧。他们的财产则以牲畜的数目计算……’”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哈萨克人的游牧不仅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长期存在的文化形式。哈萨克人自从降生那天起,就注定了永远的迁徙。以转场为主体的游牧生活使牧场得到了最大化的合理利用。因此,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政府主导规划的牧民大规模定居计划开始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定居是解决新疆草原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资源等方面的矛盾,特别是游牧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出现的危机而选择的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否认,方案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草原的生态平衡,李娟在作品中也写到,“一定要定居,羊群一定要停下来。不只是牧人,连大地也受不了了,羊多草少、超载过牧令脆弱的环境正在迅速恶化”。但与此同时,她又是矛盾的,因为这样一来,历史悠久的哈萨克族游牧文化势必会受到冲击,代代传承下来的游牧传统极有可能面临日渐式微的局面或被现代生产方式所取代。
  如今,随着牧民大量的定居及畜牧业的工业化,转场这种持续了千年的传统正面临着被消解的境况。对于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来说,定居点的兴建将会改变他们四季转场的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当他们不再经历转场时,与之相关的习俗、节日、宗教仪式等也将失去其依附的基础。从哈萨克民族本身来看,老一辈的牧民对传统哈萨克族的生活是留恋与不舍的,但年轻一代牧民却对稳定、舒适的现代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他们渴望走出草原,看看外面的世界。“扎达是牧人的孩子,他当然是热爱牧场的,却更向往牧场之外的闪亮生活啊”。先进生产工具的运用代替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技艺,城市生活的繁荣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抛弃游牧生活进军都市,这也就使得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出现了空缺和断层。对于这样的危机,作者在《冬牧场》后记中充满担忧地写道,“随着牧民定居工程的推进,曾经顺天应地、自律而慎微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慢慢消失,不久的将来,这块古老、贫瘠又广阔的牧场也将被放弃”。作为哈萨克族牧民基本的生活资料,草场一旦锐减或消失,与之相关的转场民俗将会濒临危机,并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可以看出,在这些叙述中,作者的笔触看似温和,却娓娓道出了自己对于草场即将逝去这一趋势的焦虑与不安。走出毡房,站在坡顶上的李娟不禁感叹,“这是世上最古老的一处牧场,在这里,活着与死亡的事情都会被打磨去尖锐突兀的棱角。在这里,无论一个生命是最终获救还是终于死亡,痛苦与寒冷最后一定会远远离去”。面对牧场的变迁,传统生活的消解,作者亲身感受着高速发展的社会给这种原始、古老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并从文化的层面进行自我审视,对现代性进行着反思,也在作品中进行着不断地追问,“草畜平衡,这是牧业生产的一个基本道理,也是牧人们自觉恪守的古老准则啊。哪里出了问题呢”?尽管她的追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却反映了“非虚构”写作的更深层意义,即重塑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现代化的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游牧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以游牧为核心的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已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刻,而现代化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保护,这二者看似是一个悖论。这种“二律背反”的特性不仅体现在时间中,也体现在空间中,而超越“二律背反”的关键在于时间与其作为对立面的空间要进行着不断地调和。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在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趋势下,如何在更高层次上整合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的关系,使得游牧文化在信息化、工业化的时代洪流中,在历史空间与时代空间中进行跨越,进而让民族传统文化实现顺利地“转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
  总的说来,李娟的“非虚构”写作有明显的特殊性。作为一个汉族作家,她能够深入到哈萨克民族草原生活的核心圈层,真实、具体、毫无隔阂地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她的“非虚构”写作具有了跨文化、跨民族的特点,“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却又融入到民族文化中予以真切地揭示,这种写作姿态实属难得可贵”。这也是汉文化区中的非虚构作家所不具备的。此外,她在作品中也刻画着边疆少数民族最常见、最原生态的生活图景,化陌生为熟悉,在披露游牧民族神秘感的同时,也体现着自己的思考,这就是她“非虚构”写作的标志。也正是因为李娟的这种“非虚构”写作姿态,所以她对于哈萨克族民俗才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她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将边疆人的生活状态、民风民俗呈现在内地读者面前,并在叙事写景的同时,带出对自我、对人生的真切思考。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与哈萨克族文化如何共存这一两难的局面感到困惑,这不仅关系到阿勒泰地区牧民的生存方式与前途,还涉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而这种“二律背反”的局面将如何打破,也值得读者去探索。
  但作为新生代散文作家,李娟目前还处于创作的成长期,日常化的题材、口语化的语言也使得她的散文创作陷入到一种模式化的倾向中去,而对于她的研究同样也陷入此种怪圈。纵观研究李娟的文章,不论是传记、札记抑或是评论,主要集中从她散文的地域化、诗意化及文学性的角度展开论述。而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中,这种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如何突破,无论是对李娟本人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是未来应努力思考的方向。或许,从以深入生活为本质的“非虚构”视角来研究其作品,是一种新的可能。如此一来,就打破了基于地域性研究视角的局限,将李娟的创作放置于整个现当代文艺思潮、乃至整个时代背景中去。
  原文刊载于《石河子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第一作者简介:郑亮,男,1971年3月生,汉族,安徽阜南人,文学博士,集美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海洋文化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发表论文共计40多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1部。近5年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获得省级科技(社科)成果奖1项,在生态文学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成果显著。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培计划咨询专家;教育部万名创新创业优秀人才专家库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文艺学学会、民族文学学会会员,厦门影视剧本学会副会长,厦门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