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故梦》;宏观历史;微观人性

 

　　台湾籍满族作家林佩芬女士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小说家。1978年,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她的首部中篇小说《一九七八年春》,之后陆续出版《声声慢》《洞仙歌》《大江东去》《月明千里》《燕双飞》《第四乐章》《雁字回时》《都市丛林股票族》《台北风情》《城市英雄》《唱一首无言的歌》《台北·京都·哈尔滨》等作品。20世纪90年代,林佩芬开始致力于历史小说的创作,先后推出《席女幽魂》《西迁之歌》辽宫春秋》《努尔哈赤》《天问》《两朝天子》等作品,在海峡两岸引起较大反响。2003年,林佩芬离开台北,定居北京,2009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故梦》,并将之前的长篇历史小说进行改写,形成“大清开国”三部曲。"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出版的林佩芬作品已达五十多部。

 

　　《故梦》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男主人公陆天恩以林佩芬的父亲为原型,书中女儿海棠则是林佩芬本人的化身。《故梦》的时间跨度从1921年至1989年,是以八旗贵族遗民陆氏家族近一个世纪的悲欢离合为主线而写作的。全书共计80万字,分为上、下两部,分别于2009年11月、2010年10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由林佩芬亲自担任编剧,陈坤、李小冉、罗海琼等主演的40集同名电视剧于2009年11月18日在北京卫视首播,获得良好口碑。完成以自己家世为蓝本的小说《故梦》是林佩芬长久以来的心愿。回到祖国,定居在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北京城,她潜心写作,交出了这份厚重且满意的“答卷”以告慰祖先。

 

　　一

 

　　林佩芬一直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小说的写作。她在创作《努尔哈赤》时前后历经18年,阅读查证相关书籍、资料,并亲自到东北踏察诸多历史遗迹。诚如关纪新所言，“她差不多是在用一种历史学家的标准,鞭策着自我的知识积累和理性修养。”但在《故梦》的创作过程中,林佩芬并非抱着复原史实的态度进行书写,而是将历史与人物融合,试图在“宏观历史”背景之下探究“微观人性”。如她所言:历史以“人”为中心,组成历史的是人,对人性的探讨、研究、剖析,是历史学的重要课题,也是历史写作的重点。阅读历史著作,读者在严谨的考核作品的水平之外,更得以恣意驰骋思维,或分析,或详细，或揣摩,或猜测,或推究,或抽丝剥茧般的寻绎,进而以史实印证史学理论,以人性印证史实,或是排比出历史的人与事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乃至于期间的转折与变迁;写作历史著作,则因作者彼读者多了主动权,更能充分的操纵这一切纵横驰骋的空间更大,更确实,更能建立一个“宏观历史,微观人性”的文字世界。

 

　　《故梦》开篇用陆老太太的回忆串连起戊戌变法、清帝逊位、辛亥鼎革、民国肇建等历史事件。这位出身显赫的老夫人,父亲是世袭的亲王,母亲是蒙古科尔沁亲王之女,作为长女的她16岁时被慈安皇太后特别加封为“和硕格格”,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指婚给慈安皇太后的侄子。书中有一段关于陆老太太的描写，“美中带刚,除了两鬓飞上了几丝银光,一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中多了几许威严之外,年轻时候容华绝代的风采与贵气完全未改,与前朝公主’的身份组成她独特的气质。端坐车中,她的腰、背和颈部挺得笔直”。这样威严的气度,也与其前朝和硕格格的身分相称。虽已改朝换代,但陆老太太行事起居并无多少改变,仍与前朝太妃们保持密切联系,平日里往来的亲友也多半是前朝的皇亲国戚、八旗贵族。鼎革之后带来的变化主要是心理上的,曾经依托的朝廷不复存在,仿佛天崩地裂一般。“一向坚毅刚强的她,心里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不安,变得胆小怕事”,只有在熟悉的家中才能放心、踏实。陆老太太停留在过去的回忆中,与新时代完全脱节,对于孙子天恩过度呵护,将其养在家中,不让上新式学堂,不让出洋留学,早早地为他选定自己的外孙女金灵芝为妻。这一切使得18岁的陆天恩完全没有了青春朝气,只能乖乖听祖母和母亲的话,人生的脚步必须按照设定好的轨道去走。沉溺于旧梦中的陆老太太没想到的是,她亲自为儿孙们规划的幸福美景转眼间成为泡影,自己也因急火攻心中风瘫痪。因着对前朝太妃们的牵挂、对清室的情义、对家庭的责任感,陆老太太凭借顽强的生命力、意志力重新站了起来,甚至恢复行走能力,就盼着能进宫去参加溥仪的婚礼。可惜没过多久,溥仪被赶出皇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这成为压垮陆老太太的最后一根稻草。

 

　　陆家老爷陆正波更是亲身经历了一连串的历史变革。“从戊戌政变之后他开始省思新政失败的前因后果,最后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治国平天下之志将成圆不了的梦想,辛亥后,心志更是从兼济天下退换为独善其身。”鼎革之后,他便隐居家中不再出门,把书房改名为“无为斋”,以明心志。家中母亲、夫人与前朝太妃们走动频繁,不便阻拦,但陆正波一再叮嘱儿子天恩一定要有自己的立身处世之道。岳父和小舅子倾向“复辟”,而陆正波早就认识到复辟一事绝不可行,只会让国内南北对立,内战加重,民生凋敝。所以,他让天恩坚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只要与自己的处世原则相违背,虽骨肉至亲也敬而远之。

 

　　《故梦》第三卷标题为“伯夷叔齐”,表现的正是陆正波的高风亮节。陆正波以伯夷叔齐为榜样,闭门不出,独善其身,认为这样能保持自己的志节和原则,也能维持家族的安金。“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陆正波对于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的评价是“千古罪人”。“我曾亲历他的即位大典,亲见他的退位诏,以至现今,他为日本所挟——日本侵华的恶行,天理不容,青史问罪,而皇上的历史评价将受日本连累。”他还准备将自己所经历的人事、世事撰写成书,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是到后来,他连独善其身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汉奸程士行奉日本人之命,以溥仪手谕和聘书逼他就任“日华亲善协会”会长,别无选择的陆正波唯有以死来保持自己的清白。

 

　　陆老太太和陆正波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遗民”形象。遗民一词,原指“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于仕新朝者。”陆老太太所奉行的是“愚忠”,一厢情愿地以前朝皇室的旨意为准则,但她并非贪恋旧日权势,而是因为精神上的支撑与联结。陆正波则是心理上的遗民,或者说是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遗民。他虽然不愿出仕新朝,但也不愿出仕旧朝,对于溥仪复辟乃至依靠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正因为如此,新时代女性学者秦燕笙在接触和了解陆府之后,对于这两位“前朝遗民”有了体谅和理解,对陆正波的高风亮节尤为感佩,由此反思自身,从而更全面地认识所处的大时代并深人探讨时代问题。她理解了“人与时代的关系密不可分,而时代是一个大且复杂的整体,思考时代的问题,绝不能只从单一的角度。”她能体认到“历史上每一个新旧朝代的交替期都长达几十年,生在这个时期的人忍受的痛苦远较其他时期的人多。”作为时代的畸零人,旧的秩序被推翻,新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大家都在新旧的夹缝中摸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决绝地斩断与过去的所有关联,有的人会留恋过往,有的人会封闭自身……这是时代变迁造成的必然。要透过政权更替、历史变迁的纷繁世象,看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和人性,这实际上间接表达了作者林佩芬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

 

　　之前关于《故梦》的评论大多聚焦于前三卷,其实卷四更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卷四“沧海茫茫”主要描写陆天恩一家1948年迁居台湾后的经历。此时的陆家不再是皇亲贵胄的身份,和无数仓惶来台的大陆移民一样,经过一番奋斗才在台湾安定下来。但他们始终心系故土,两岸关系改善之前,唯有感慨“沧海茫茫天际远,北去中原,万里云遮断。”

 

　　陆天恩到台湾时已是中年,经历诸多的忧患和动乱后,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从以前的懦弱没有担当,变得勇敢面对现实,不再逃避,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46岁时他获得生平第一个工作机会,在远洋轮船上负责文书工作。为了家人,他再苦再累也能忍受,支撑照顾全家,给家人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力量。因为处境的变化,陆天恩对于身边的环境仔细观察,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记录下台湾的变迁。

 

　　陆天恩将自己的住宅取名为“陆寓”,寓是寄居的意思,暂时寄居于此。他期待着有一天返回故乡北京的时候把门牌带回去,留作纪念。做客异乡,陆家仍然坚持传统的文化生活,每年春节都会贴春联。陆天恩认为春联看似简单,其实是中国文化与生活、习俗的象征,尤其在此时此地,应该大力推广，使台胞了解、热爱祖国文化。对于台湾的历史和文化,陆天恩也有所了解。他的好友荣安关注台湾地方戏曲的文化传播,认为台湾的地方戏曲比如歌仔戏、布袋戏、南管、北管、子弟戏等剧种由大陆传到台湾,无疑是文化传播,在民间盛行起来后,又兼有文化教育之功,对百姓有潜移默化的效用;在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地方戏曲在民间悄悄地保存下中国文化,即使日本不准台湾百姓习汉字、读汉书,但百姓们能从这些戏曲认识祖国文化——这个重要的价值是京剧、越剧等其他地方戏曲所没有的。陆天恩、荣安们的行为延续了中国文人所秉承的经世致用传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管自身处境如何，都依然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时政国事,正因为这样的坚持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断。

 

　　陆家的第四代海棠则是新一代女性,她聪颖好学,独立孤傲,忠于自己的理想。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新思潮澎湃,新文化冲击激烈。海棠满怀理想与热情,积极投身到这场变革中,踌躇满志地要与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和同学们一起办杂志,却不料同伴们害怕触犯禁忌,陆续退出,杂志胎死腹中。虽然海棠幸运地躲过一场文字狱,但也因此挫伤了锐气。之后海棠赴美留学,从哲学专业转入历史研究。海棠慢慢发现之前在台湾所受的历史教育是不完整的,尤其是近现代史,大多是片面之词。“我对中国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大的感情,以及极大的使命感,希望自己将来能为中国和中国历史做出贡献。”这也是林佩芬借海棠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和心愿。

 

　　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关系出现改善的契机。1987年,台湾终于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85岁的荣安幸运地成为第一批返乡探亲者,此时陆天恩而却已经瘫痪在床,归家就此成为纠结一生始终未能实现的梦……

 

　　赴台后的几十年间,陆天恩和陆海棠的个人命运与台湾的发展紧密相连。身处大时代的变化之中,普通人的生活变迁与生命体验常常投射出无奈和悲凉。这段历史是林佩芬亲历过的,其中蕴含着她对于历史悲剧之下台湾命运的深刻思考。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不应当是中国历史著作中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形象化复述,而应当是有别于历史记述的别一种表现方式;历史小说家不应再是历史家的附庸,不是历史家历史著作的‘趣味'生产者,而应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创作家,是自己小说创作的主体。他创作的是小说,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展开的艺术的想象,而不是历史,不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忆述。””林佩芬的小说写作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为台湾历史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她所葆有的历史忧患意识和现实使命感,是她文学个性的核心构成。”《故梦》还生动刻画了溥仪、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对他们并不是作简单的脸谱化呈现,而是进行细致的人性化还原。比如关于溥仪,在痛斥其昏庸卖国、软弱投敌之外,也描写了少年初登帝位时的迷惘彷徨、被大臣鼓动起“复国雄心”时的踌躇满志……善于表现历史事件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善于发掘宏观历史背后的微观人性、纵横开阔的历史写作手法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这些正是林佩芬的创作特质。

 

　　原文载于《满语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周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及大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