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叙述历史,是马步升小说叙述非常看重的问题。“陇东三部曲”中,民间语言叙述让陇东历史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进入读者视野,重叠的时空与断代的历史在模糊小说时空感中解构了正统叙述语义的权威性,历史叙述的复杂性开始呈现,对历史叙述的谨慎与反思显示出作者强大的叙述主体性。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好的小说家,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一定是独特的、个性化的。马步升是当代文坛比较活跃、勤奋的作家之一,20多年来,马步升在小说语言艺术方面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借助语言文字,马步升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用小说的形式展示给读者,在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陇东”系列长篇小说《青白盐》、《一九五○年的婚事》和《陇东断代史》中,马步升将民间理念、革命反思、地域风俗、历史追问、世事无常、生活的认知、人性的探析以及精神的触觉等,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展示给读者的。他的小说创作是有智慧的创作和有个性的创作,他一直埋头于写作时间中,营造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无论从题材、主题和语言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其小说语言显得卓尔不群:将粗粝、狂欢、机智、幽默、俚俗和雅致融为一体,将大俗和大雅和谐统一,其语言艺术的魅力得到了尽情的展示。
从 1978 年到 2018 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明显分成两个阶段。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五四”时期学术目标的延续,也是“证明”自身的学术逻辑的延展。在“证明”诉求统领学术界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学术史。其实,“证明”最有效的范式是学术史,钟敬文先生率先开启了学术史的书写实践。进入 21 世纪,学者们可以从容地回过头去整理 20世纪所有的学术成果。在新世纪学术大反思的浪潮中,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也步入了新的征程。
作为学术史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历来有很多名称和不同的内涵,其中以“民间文学”和“俗文学”使用比较广泛,但是这两个概念却历时性地附着了很多学术内与学术外的理论缺陷,应该重新对“民间文学”概念进行共时性探讨。本文建议以“非作家文学”和“现场表演”作为对传统“集体性”和“口头性”的深度阐发,这或许对进一步建设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有所助益,同时也可以对学术史上长期纠缠的一些问题提供新的理解途径。
美国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领域长期以来未得到重视。美国学者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在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面取得杰出成绩,到1980年代以后更是佳作迭出。早期传教士和学人搜求中国歌谣、谚语、故事的历程多有开创意义,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1980年代以来,安东尼·沃克、马克·本德尔、苏独玉等美国民俗学、人类学者构成了美国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学术图景,他们的工作在“语言转换”“合作研究”“文本化”等方面体现了方法论的示范意义。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着铜鼓的传说。在一些铜鼓传说中,铜鼓能够威伏毒蛇勐兽并战败作为旱涝之灾等自然力化身的各种妖魔。据此,本人认为,在古代社会,铜鼓除具有以往学者们所认为的各种功用外,还可能曾被作为镇物运用于厌胜仪式,以禳除各种自然灾害。
若将《一幅壮锦》故事与古代成年礼仪式对比,可对该故事的深层意蕴有新的认识,壮族群众是在古代成年礼仪式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演绎出了这则奇丽篇章。
龙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步。龙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层面,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龙最初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伴生物,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中原向四周的辐射,龙遂成为中华大地人们共同信仰的水神。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龙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并被说成是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化身,以三皇五帝为人文始祖的中华儿女,遂共同以龙的传人自居。节日文化中的龙仪式,最能展现龙的精神与活力,在各民族普遍流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鲜活的见证。龙作为一种由鱼、蛇、鳄、牛、马、猪、羊、鸟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的局部特征模煳集合为一体而产生的神物,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会发生变形、置换,然万变不离其宗,龙的基本含义与原型特征却始终以文化基因的形式不断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构成特征。龙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包含了正义、济困、开拓、进取、腾飞、团结、兼容等民族精神的寓意。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十分丰富的符号!
阿来的长篇历史巨着《瞻对》在文体上极力超越自我,以“非虚构”为艺术追求,是新世纪“非虚构文学”中的力作。“非虚构文学”并不是新生事物,此前的报告文学与新闻特写都有着“非虚构”特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也是古已有之,在中西文学史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比如中国文学叙事中影响深远的“史传”传统即包含着丰富的非虚构特质,而西方文学中作为叙事文学源头的“史诗”也具有较强的非虚构取向。近年来,随着《人民文学》《天涯》《广州文艺》《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杂志报刊陆续开办“非虚构”类作品专栏,以及《人民文学》杂志的“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项目征集活动的展开,中国文坛又涌现出“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潮流,一批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开始走入大众视野,如梁鸿的“梁庄系列”、李娟的“羊道系列”、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乔叶的《拆楼记》与《盖楼记》、阿来的《瞻对:二百年康巴传奇》(以下简称《瞻对》)等等,这些作品使得非虚构写作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一股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原型意象是诗人创作的重要载体与集体无意识的呈现,是人类深层欲望最本真的流露。我们在整体上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原型与其母题进行研究与把握,寻找一种情感历程与艺术表现,在觉醒了的现代意识的观照下,重新审视民族的精神、文化,从而寻找民族生命本体里那些神秘而博大的存在,并透视一种神奇的向往。在他们诗作中那些种种具有隐喻、具有象征意味和寓意色彩的原型构建中,探寻他们以灵魂与生命的自由舒展着的个性生命,从整体上透视民族诗人对生命、自然、神灵、情欲、宇宙等基本母题的再现。
“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族裔文学”不同,它源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理念的“文学的共和”,是从平等理念而来的文化多样性,在塑造中国形象、凝聚中国精神、传递中国价值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这种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在80年代之后逐渐被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所取代,潜在地有将文化差异本质化和静态化的倾向,反倒背离了文化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带来了分离主义与认同撕裂的风险。基于现实语境的变化,我们需要对文化多元主义进行反思,并推动一种积极的、流动的多样性,而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多样性。
童年书写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兼有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透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对童年建构的民族化书写,还原了少数民族儿童生存的鲜活现场,既拓展了儿童文学的童年叙事空间,又关注儿童心灵的内在升华,进而探询童年精神的永恒价值。
美国学者石听泉 2002 年出版了英文译著《中国奇物神话——〈山海经〉中的精怪》, 在为数不多的《山海经》英译本里有自己的特色,且比较系统、成熟,值得深入发掘。文章就石 听泉译著中体现的对《山海经》的神话学思考进行了评介。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对 《山海经》中“精怪”的理解; 二是“巫”和《山海经》关系的探寻; 三是《山海经》中展现的传统中 国宇宙观。同时对国外学者的批评作了介绍和分析,并结合发表时间相近、主旨接近的比埃尔 《山海经》译本,对石听泉的研究进行了评价。目前,国内关于石听泉的这一节译本的介绍尚未 见到,此文旨在为神话学、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
本文对五世班禅罗桑益西所著《阿尔塔希迪王子传》通过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翻译在蒙古族民间以书面和口头方式流传情况作了梳理,探讨了佛经故事以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传播和以民间故事和史诗两种体裁演述时发生的规律性变化。同时认为,《阿尔塔希迪王子传》在故事来源上与藏族《尸语故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根据其与《罗摩衍那》故事的诸多对应,进而认为《阿尔塔希迪王子传》以及作为其来源的藏族《尸语故事》相关篇章均可能受到了《罗摩衍那》的影响。
记忆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历史事件的记忆亦是历史。作为个体记忆的整合表达,东郎记忆的重叠和补益构筑了完整的苗族史诗《亚鲁王》。文章爬梳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研究脉络,以听觉记忆、形象记忆及概念记忆榫合的个体记忆,联想记忆、实践记忆和交互记忆榫合的集体记忆探寻《亚鲁王》及其象征符号,强调《亚鲁王》中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是共生关系,其承载的绝不仅是展演场域中的仪式和文本,亦是文化持有人对历史的共同建构,认为仪式内蕴的原生性和多重视域建构的历史记忆实现了自我认同的强化、族群认同的凝聚和国家认同的升华,由此实现了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的行动逻辑。
在当下生态文学创作领域中动物小说是一个当仁不让的重要主题。当代动物小说有着丰富的文学文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欲望主义的反思及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审美关系的建构是其书写的主要旨归。生态伦理学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不是冷冰冰的“我与他”的主客关系,而是交互性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人类与非人类这两个自然界的主体,只有通过理解与同情,对话与交流而非对立与对抗的方式,才能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审美理想。
新时期以来,大批具有民族风情的边地期刊纷纷创刊或复刊,由此一直被遮蔽的边缘文化获得了自我表述的空间,并重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身份。而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迅速泛滥,边地文学期刊都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探索和转型。事实上,边地文学期刊在体制化和市场化夹缝中艰难的生存困境归因于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和民族文化发展在延续性和潜力上的局限。
《长河》从初版本到现行全集版本之间的修改,仅有的研究也只集中于如何删节的部分,而对沈从文在作品的润饰、增补性重写方面投注的心力忽视不见。本文通过对初版本和全集版本的对比分析,认为沈从文正是在这些増补性重写中,更动了小说的情感与思想内核,呈现出一种类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言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思考,既多方面深化了他对中国现代性之路的反思,也开启了他其后贯穿整个四十年代的新的创作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意义。
文化身份认同,一直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回族的文化认同也不例外,它既有历时维度中被建构的过程,也有共时空间里意义明确的实体。回溯近百年的回族族群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回族的文化认同作为一个嬗变中的复合体,不仅与主流族群拥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并且这种经验能为研究者提供在真实语境背后,一个稳定不变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文学意象是文学诗论的核心概念,常指创作主体以外在实物承载创作主体内在抽象情感的艺术技巧,中国古代诗词意象中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意象折射成为文学意象创造的典范,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创设是社会文化习俗支配下的泛文学艺术手法,换言之,民族文学意象存在不单单是文学概念的解析,而是少数民族群体性社会文化习俗在文学形态中的反映。追溯民族文学“意象”的社会源头是挖掘民族文学作品文化艺术和文学价值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