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来使用“语言”这个概念,即不仅指文字本身,而且还包括文字按一定的构造法则组合而成的艺术符号———句子、句子群落乃至文本。重庆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语言背景中,一方面他们与自己的母语保持着一种潜在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却始终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中,并且其创作还深受西方文学文本的影响,他们语言符号的呈现方式,直接体现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走向成熟的一种文本叙述模式以及对诗性的重新发现与追寻。
20世纪50年代以来,“遗产”或“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拓展。这一进程反映了国际社会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角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努力,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在文化领域制定多边准则有着直接关联。而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随之越来越具有超乎文化领域的意义。通过梳理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的出台及其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进而对非遗名录项目进行大致的分析,就会发现以文化多样性推广人类共同遗产这一理念,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事情,而是越来越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涵发生深度关联,也在“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实践之间成为可资深入观察和总结的研究场域。
哈斯宝是红学旧评点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哈斯宝节译的四十回《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问题,自哈斯宝节译的四十回《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问题,自哈斯宝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本文认为只有通过《新译红楼梦》和《红楼梦》原著不同版本之间的跨语言的文字比较,才能彻底解决哈斯宝翻译底本的问题。通过《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本之间逐字逐句地文字比较的结论认为,哈斯宝翻译的底本是程甲本的翻译刻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或本衙藏板本,而不是王希廉评本。这个结论对确定哈斯宝何时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的时间问题具有关键的参考价值。
布洛陀神话是壮族神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布洛陀为主角的壮族神话内容丰富,至今在民间仍有流传。布洛陀这一神话叙事角色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又与神话中的其他人物角色形成了完整的叙事角色关系,对叙事的推进和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壮族麽经运用神话思维来记录本族群文化的起源,其中主要包含四种起源神话:火种起源神话、稻种起源神话、家畜起源神话和文字历书起源神话。这四种起源神话记录了早期壮族先民对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的改良过程,蕴涵了丰富的远古社会文化信息,体现了壮族先民由渔猎经济发展为农耕稻作经济的历史发展足迹,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类自身力量的一种肯定与赞颂。
壮族《麽经》的神灵体系研究对研究壮族的神话体系具有关键性的认识意义。壮族神灵体系的复杂性,既体现出民间信仰的多重性,也反映了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艰巨性。母题研究法在本研究中起着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文章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创立的“四重国际合作机制”为背景,探讨遗产化进程中的史诗传统及其在不同遗产领域中的表述问题。一方面,基于“遗产项目”这一专用术语的指代功能,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确认和确定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公约》名录中涉及的史诗传统或与史诗传统互为关联的遗产项目作出大致清理和归类分析,围绕史诗传统进入遗产领域的基本路径和重点案例,讨论地方知识与学科知识之间存在的话语张力。
在未到一个世纪的过程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至今,各民族的史诗基本被整理出版了,史诗的名录是明确的。但随着影像设备的普及,人们试图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以前纸质版史诗的时候,一些问题就出现了,很难以影像的方式去完成前人整理出来的史诗拍摄。这不仅与以前史诗的“整合”有关,同时也与史诗演唱的仪式语境有关。
以苗族史诗《亚鲁王》作为研究的对象来探讨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的嬗变及史学价值,并探索口传史诗叙事的范式和体例,从口传历史来考辨民族史诗的历史叙事方式及其史学研究价值,思考口传史诗 的历史叙事价值及其研究意义,提供口传史诗的历史视野和思考维度。
2013年1月24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调查与研究项目论证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旨在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调查与研究,促进国内各高校互相联合与交流,为民族文学生活的理论提升与规划提出设想。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主编汤晓青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俐俐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徐新建教授、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邓佑玲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张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生导师汪立珍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林继富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钟进文主持。本文是会议记录的整理稿。
“花儿”起源于明清年间,在乡土社会条件下数百年来循序渐进地自然传延发展。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乡土社会原有的基础和秩序被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所瓦解,花儿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改变,花儿传唱群体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发生解体,花儿自此失去了固有的传承载体,在枯萎和变异中呈现出传承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对,首先要做好现存原始音像资料的保护,以防止文化“记忆”出现中断。最好的保护一定不是原汁原味的保存,最终要从培养花儿传承人入手,重构花儿传唱群体,才有可能复活花儿的活态传承,继承和弘扬花儿文化。
多民族文学史的建立既是中华民族多元共生文化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既可以从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得到启示, 又能够从中国文学历史上的繁荣阶———南北民族文化的交融中汲取智慧 。同时 ,中国文学史上三大少数民族史诗也为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史料依据。汉文学的多民族文学因子及其各民族交往中的多层面的变异事实引导我们在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路径上, 主要通过交流和融通 ,达到重新建立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目标 。
目前,国内开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高等院校甚少。 如何在综合性高校展开包括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教育,始渐为国内学界所重视。 在国内高校不被普遍重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却在美国大学课堂里作为中国整体文学的重要部分出现。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为例,其“东亚民俗”、“中国的生态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与文化”、“中国的表演传统”等课程及教学都秉持“多民族”理念,努力呈现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 其教学内容与课堂设计的展开或可为国内高等院校多民族文学教育提供一借鉴。
尼玛潘多童年时期跟随父母生活在日喀则郊区的农场,从小对农村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藏东农村生活在她的文本中娓娓道来,毫无违和之感。因为是报社记者,她又天然地对一些重大的题材保持着敏感。工作的繁重使得尼玛潘多的创作并不是很多,除过日常大量的新闻报道和几篇文学性散文外,目前只有长篇小说《紫青稞》和五个短篇小说,然而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窥到尼玛潘多独特的写作质地。
以身份认同的实践性和生成性为理论依据,展现《西藏文学》立足青藏高原的现实发展情状建构其高原文化身份的阶段性探索与实践,具体表现为创刊之初徘徊于政治语境与文化表达的夹缝中自我文学选择,1980年代伴随文化自觉而生成的高蹈扬厉的文学景观,世纪末游离于市场化与文学化之间的艰难抉择,以及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以文化回顾与文学开拓交错的方式所体现出的再造辉煌的强烈诉求。
藏族当代文学研究大致划分为1980年代初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第二个时期开始从文学主体论、审美论角度评论藏族当代文学。第三个时期引入原型批评、生态批评、文化批评、比较研究等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从藏族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藏族双语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等角度关注藏族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宗教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关系。
少数民族民歌曾经是民众生活中最活跃和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其传承和发展问题日益突显云南大理的白族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白族调不论从生存环境、演唱场域、传承方式还是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效用价值都已经出现了诸多改变。像白族调这样的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发展现状到底如何,其今后的发展和保护应该何去何从,就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杨黼的“白文”《山花碑》是早已闻名于中外了,但是产生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一块足以和它媲美而且极有研究价值的“白文”《赵坚碑》却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裕固族曾经拥有重要的碑铭文献和佛经文学。数百年来口头文学在传承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裕固族作家文学虽然用汉语书写,但仍有口头传统印记,有“转译”和“改写”口头文本的特点。
文学史是现代以来的产物,是应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建立的意识形态需要,对于已有文学成果及其发展脉络与过程的一种梳理、叙述和知识化,从而构成一套有头有尾的完整叙事,并成为教育国民、凝聚共同体情感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学史最初是由近代以来“新史学”的转型以及日本文学史叙事的影响而产生,经历了一个认识观念不断深化和转变的过程。从早期黄人、林传甲的较为模糊的学术与文学未分的文学史,到后来日益具有鲜明史观(阶级斗争论、人性论、文体变迁论)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出现,显示了不同话语在关于文学的观念和文学史的功能等问题上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