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福：民间叙事文类的界定与转换—以查树源的“罕王叙事”为例|论文
民间叙事的文类界定是文本分析的前提，无论是客位的理想类型，还是主位的族群类型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以查树源讲述的努尔哈赤传说为例，在“罕王叙事”的框架下，寻求民间叙事文类的界定法则。地方叙事传统中积淀的讲述者，在各种需求影响下，编织着自己的文类体系。原有的文类划分法则很难对这样特殊的文本做出清晰界定。与其说这是一部“乌勒本”式的长篇叙事，不如说它是由短篇传说联缀的“进行中”的长篇讲述。由此可知，民间叙事的文类之间存在转换的可能性，只有将其放置在具体语境中审视，才能准确把握讲述者与研究者视野中的文类界限。
杨利慧：神话主义研究的追求及意义|论文
尽管对神话的改造和挪用自古有之，但“神话主义”概念主要针对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与神话的适当区分，有助于为长期被学界排斥在外的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确立学术合法性。神话与神话主义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不可截然分割。神话的神圣性并非绝对的和静止不变的，而是受到语境和主体的制约，会随着具体语境以及主体的变化而变化
杨利慧：官民协作：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实践之路|论文
现有的非遗话语常常将ＵＮＥＳＣＯ框架下的非遗保护工程作为新生事物，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对照，以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则以河北涉县娲皇宫及其女娲信仰为个案，梳理其自明、清、民国直至当代的近４００年本土非遗保护实践的历程，凸显历史上不同行动主体在相关方面的长期工作，认为中国本土的非遗保护实践有着漫长的历程，它为２１世纪初ＵＮＥＳＣＯ发动的非遗保护工程在中国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内因，对后者的评价，应当放置于本土非遗保护的整体历史中加以关照；不同历史阶段的本土非遗保护实践之间及其与ＵＮＥＳＣＯ框架下的非遗保护工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中国本土淬炼出的非遗保护经验，比如注重“内价值”以及官民协作模式，为今天的非遗保护工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杨利慧：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论文
对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等现象，学界和社会长期持批评的态度，将之与造假、腐蚀、抑制、疏离、僵化等特质相关联；也有开放而宽容的学者尝试将民俗的不同形态理解为民俗生命进化的不同阶段。这种本质主义和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有待修正和补充。立足于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田野研究，细致考察了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所谓神话的“第一次生命”）与旅游产业生产的神话主义（“第二次生命”）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与密切互动，进而提出了“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观念主张：民俗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神话与神话主义，无法截然区分和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俗的生命发展阶段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
孙正国：湖北民间叙事长诗极富文化价值|论文
民间叙事长诗是我国口头传统中极富活力的一种艺术形态，它不仅有古老的传承史，而且有效融合了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官方叙事多元体裁的叙事传统，还是中华文化一统性实现的重要路径。这些已在民间吟唱数百上千年的叙事长诗，仍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现实影响的民间文学经典之作，其传承格局与文化功能，构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版图上，如何理解它们所隐含的真实意义与文化价值？这一命题，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叙事长诗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切近当代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与基本方法，也是当代社会生活充满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一：历史叙事下的哲学思辨与民族意识———侗族作家袁仁琮的“破荒”之旅|论文
侗族作家袁仁琮荣获骏马奖的《破荒》三部曲，讲述了1946-1976年间贵州少数民族群众和南下干部们所经历的时代变换与人世沧桑。文章通过考查该小说的运作模式和言说立场，探究《破荒》如何回归五四写实传统，扮演历史批评与民族志书写之角色，并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中，基于文化认同感发出独特的声音。
张羽华：新世纪王华小说的底层叙述|论文
王华的底层叙述，并不是把所有的人都置于底层的苦难生活中，而是在叙述底层人卑微的生活时，注重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挖掘和反思。《在天上种玉米》写贵州一个偏僻山村的村民们到北京打工。虽然他们的身体移居到了城市，但是心却停滞在乡村，于是他们在城市一切按照乡村的规矩办事，把北京的善各庄改为家乡的三桥庄，修建村牌坊，无地就在房子顶楼上铺上泥土，种下玉米，企图拯救乡村传统民族文化的记忆，但这样朴素的理想却遭遇城镇人的反对。《女人花》中的王冰作为贤妻良母，同样忍受着孤独和寂寞，承担了两地分居的精神压力。当她来到高原铁路工地后，丈夫天航并没有给她带来一丝温情和爱意，反而疏远和冷淡她，使她选择了以自我精神压抑的方式离开。王冰的性格无疑有着作者善意的人格价值取向，当面对具体的生活处境后，一切都似乎可以理解和冰释。最后，我们反过来从总体上反思王华的小说创作，不难看出，王华并不是一味地写底层人的苦难生活，而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深切思考，把她笔下的那一群人放在适当的位置来描述，在透视他们物质生活贫乏的同时，更注重挖掘他们精神生活世界的内在空间和心理动向，这也许就是王华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
俞世芬：乡土人生的现代性叙事-论肖勤的小说创作|论文
七十年代出生的仡佬族青年女作家肖勤以“踏实于泥土的写作”劲头，流畅而生动的笔触，倾心抒写着她所熟悉与热爱的那片乡土以及乡土之上的父老乡亲。与传统的乡土书写不同的是，她的笔端更多地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生活的复杂面貌。在对乡土人们生存状态的细致描摹中，她把对人性的永恒思考，置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关于自身的生存环境、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现代人文关怀中。
梁海:抵达经典的一种可能——阿来创作论|论文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阿来的叙事始终充盈着不可解释的宿命感和神秘感，人性与神性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默契。神性中所有的崇高都已然化作人性永恒的追求，并通过灵性得以生动地呈现。他在神性和人性的中间地带，建构起一个灵性主体，并由此获得了一种他人无法习得的审美原创性，给人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这种原创性源自藏民族的文化、经验、记忆、历史、风俗和梦想，以及跟汉族、“汉性”、“汉学”之间的剥离与融合，它们共同构筑起灵性的内部结构，并成为支撑阿来创作的精神前提，以此去追求一种普世性的价值和人文关怀。显然，这种极具原创性的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抵达经典的可能。
王妍：卑微灵魂的精神向往——论阿来的《行刑人尔依》|论文
《行刑人尔依》与《尘埃落定》创作于同一时期，此时阿来已经摆脱了前期作品那种生硬、“枯瘦”力度的追求，开始有足够耐心和自信表达他对于生命的超常感受力。命运，是这部小说重要的结构元素，对于命运出路的探询构成了整部小说的精神支点。阿来用自己诗性的叙述演绎着一个对于命运真诚谦恭而又挣扎的灵魂。
晓林：族群的记忆与信仰的颂祷——撒玛尔罕诗歌散论|论文
撒马尔罕由此从撒拉尔家园走出迈向了更宽阔的世界，他面前的世界呼唤着他，迫使他不停地行走、探寻。这个撒拉尔的传人，曾经因为寻根的愿望，成为一名诗人，如今，他又与世界有了一个约定，他必须依旧“披着长发夜夜为诗劳累”，用自己兼具火的炽烈与水的沉静的词语，向自己所心仪的，一切神圣、永恒、纯洁的事物致意，并且寻找通向彼岸的渡口。或许这是一个需要一生的时光去完成的约定。
卓玛：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秋夫诗歌简论|论文
对于撒拉族诗人韩秋夫的评价常常从这几个层面展开：少年成名的撒拉族诗人，《青海湖》的创办者之一，身陷囹圄长达二十载的“归来”诗人，“西部文学”中的重要诗人①。文学史家的界定使诗人处在了青海诗歌界的重要位置。对于这位老诗人，2013年出版的个人诗集《向东的长歌》更是对其诗歌创作生涯一次可贵的回顾。
李亦园：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
人类学一向被认为是一门过份宽广的学科，且不说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与语言人类学等分支学门，即使在文化人类学中，其所涉的范围亦甚广，而且其研究的核心，向来是以家庭、亲族、宗族、经济、政治、生态以至于医疗人类学等等为主，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民俗学、口语文学，以至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仍可以说是人类学领域中很受重视的一个分支，再加上人类学的这种较宽广的视野，使人类学者涉及口语文学或民俗文学时，也颇能发挥其特色。 就如我们在本文中所检讨的首先是人类学在早期以研究原始民族入手，因此能对无文字的口语传统特别注重，而对口语传统，特别是口语文学的深入探讨，不仅为文学的范围开拓宽广的领域，摆脱了文化偏见的有限，也为文学的形成与内容拓展了新的空间。其间更有意义的是当人类学家进入有文字民族中去研究“小传统”文化时，也能把研究口语传统的经验带入，因而发现口语与文字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现象，使民间文学或民俗文学的研究更趋活泼，进而拓展新的研究视野。 其次，因为口语传统的研究，促使人类学领域中展演理论蓬勃发展，而展演理论的兴起，不仅改变前此仅著重于作品研究的风气，转而重视对于文学过程的发掘与探讨，并进而导引人类学本身，甚至于其相关学科，包括仪式研究、戏剧学、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都能大步跨进了动态、实践研究的境界，因而使民间文学的研究在宽广的人类学领域中，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朱凌飞、胡为佳：从“文本”到“本文”的田野阐释——以普米族口传文学为例|论文
口传文学通常以一种“文本”的形式呈现，但其中所隐现的民族文化意蕴却促使人类学家去追寻其“本文”，并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阐述而探寻“本文”之所以得以展演的内在逻辑。普米族口传文学在不同的层面上为当地人阐释当前的生活伦理及社会规则提供了依据，而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又为口传文学的传承和记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田野工作使我们得以把握某一文化的基本结构，进而可以对文本与本文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的阐释。
何清：回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的个性化呈现|论文
当我们把回族作家的创作置于中国当代汉语文学的整体视域中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它的价值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个性化程度，而个性化的形成又往往与汉语载体之上的族性建构相关。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其个性化呈现经历了从“文化差异“信仰故事”到“生活常态”的过程。实践证明，回族作家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族性的存现始终是他们在写手如林的汉语文学中赖以辨识的精神胎记，只有做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写作，才能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韩春萍：马金莲小说中的女童视角及其文化意义探析|论文
马金莲小说中“女童-少女-母亲”叙事视角的迁移使她的女性书写成为了典型的关于自我性别认同的文化叙事，其中隐含着对于女性、乡土、民族文化等层面的复杂体验，折射了回族乡村女性主体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超越的可能。
江帆、陈维彪：锡伯族的活态史诗——“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论文
锡伯族自古便有说书讲古的传统，由辽沈地区锡伯族老人何钧佑家族传承数代保存至今，讲述锡伯族先民鲜卑人的部落生活及英雄业绩的多部长篇口头叙事，堪称我国北方民族口承文学中的珍品，是锡伯族的活态史诗。当代关于锡伯族文化的这一重要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
伦珠旺姆：《格萨尔》圆光艺人才智的图像文本|论文
《格萨尔》史诗艺人用创造性的口头诗学和叙事才华创造、传承和传播史诗，他们是研究史诗产生、传播及发展演变的关键所在。
戚晓萍：苏平“花儿”音像制品年谱及其“花儿”社会影响管窥|论文
苏平，作为源有出处的中国的“花儿皇后”，其在“花儿”表演、传承、发展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在当下几乎达到了一个他人难以迄及的高度。她是“花儿”当代发展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的“花儿”艺术赢得了来自“花儿”受众、“花儿”学界的普遍认可。
李晓禺、马雄：价值论视野下的中国20世纪文学——评程金城《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书评
文章对程金城教授《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的独特价值和学术贡献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论。具体分析了该书的学术史意义，对文学价值论的突破性研究，对20世纪文学史的“重写”和对21世纪文学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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